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运用面板数据对2003—2011年间山东省十七地市财政在科、教、文、卫四个方面的支出与城镇化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医疗卫生支出对城镇化质量贡献最大，其次是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文化支出与城镇化质量负相关，而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小依次是教育、医疗、科技、文化。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我国城镇化尚出于加速阶段而未达到较高水平的城镇化，另一方面对城镇化质量的衡量侧重居民物质生活水平而轻视居民精神层次，未能全面的体现出以人为本质的城镇化，因此拓宽城镇化质量内涵纳入市民意识必要而有意义。
关键词 城镇化质量 财政支出 市民意识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截至2012年底，中国城镇人口达到7.12亿，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2.57%，然而中国的城镇化在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使得城镇化质量越来越被重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21世纪头20年的“中国梦”，促进惠及亿万农民群众的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是扩大内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公共财政是必不可少的支持后盾。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的发展问题，让农民真正变成市民，不仅是物质生活而且是精神生活。这就要求财政在支出的过程中要注重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使得这种支出更多的向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方面倾斜，而不是一味的扩大城市规模。本文将就与促进农民发展息息相关的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四个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利用面板数据作相关实证分析，并丰富了城镇化质量的内涵，针对现有的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提出改进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城镇化质量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3年3月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中指出，所谓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聚集、城镇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的过程，其实质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城镇化质量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城镇化数量相对的反映城镇化优劣程度的一个综合概念，从本质内涵上讲，城镇化质量包括城镇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的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三个方面。中国社科院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阐释已经涵盖了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下面介绍一下其他学者更为广阔的视角。
朱洪祥（2007）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包括动力表征即城市发展能力、公平表征即城乡差异程度、质量表征即物质精神方面的发展水平和集约表征即发展资源利用集约化程度。陈明（2012）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高、城镇化推进效率持续改善和城镇化推进机制不断完善，并特别指出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的财税体制、土地管理、社会管理等机制要与快速推进城镇化的现实需要相适应，以避免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环境污染、“城中村”、城市“大拆大建”等问题。张春梅（2012）等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具体包括城镇的经济发展质量、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和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并指出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城镇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体现。
笔者认为，除上述学者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解释之外，其内涵还应包括农民在变成市民后的市民意识的强弱，这里指的市民意识不仅是对城市竞争、压力、风险这种状态的适应，而且是对自己成为一个城市市民的一种自我素质的要求，这是对城镇自身发展质量的一种精神文明层面上的衡量。较高的城镇化质量要求市民有着政治上的积极参与意识和日益强化的公共意识，他们愿意并且有渠道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且对自己不直接占有的生产资料具有自觉的关心爱护行为。当今社会人们市民意识的缺失并不是个例，一部分人仍有一种“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和缺乏自律的小农意识，既然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要使精神文明的发展与物质文明的发展同步，重视市民意识的培育，但这并不是要把农民和市民割裂开来认为农民不需要提高精神文明素养，而是不同的环境对人们的要求不同，不同行为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二）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
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中采用的评价体系较全面且系统、具有代表性，从城镇发展质量指数（包括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空间发展质量）、城镇化效率指数（包括经济社会效率和生态环境效率）和城乡协调指数（包括收入协调和公共服务协调）三个方面来评价。
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陈鸿彬（2003）在评价体系中引入了人民生活（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信息化综合指数），朱洪祥（2007）在城镇化质量指标评价体系中引入人口就业（暂住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生态环境（空气质量良好率），朱洪祥等（2011）在城镇化质量指数中特别引入了开放程度（外贸依存度）、社会安全（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保障水平（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覆盖率和住房保障覆盖率），杨梅（2012）在评价体系中加入居民生活指标（人均储蓄额）、空间集约指标（人口密度），郭叶波（2013）在评价体系中加入GDP含金量（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人口城镇化适度性（城镇人口增长率与建设用地增长率的比重、非农就业比重与城镇人口比重的比值）、人口城镇化稳定性（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率）、人口城镇化完整性（举家城镇化迁移率、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人口城镇化包容性（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收入差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差异率、农民工子女与本地学生受教育权利差异），等等。以上学者对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建设都做了很大的贡献，尽量用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衡量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对城镇化内涵阐释的侧重使得评价指标均侧重对城镇化过程中居民的物质生活的衡量，而缺少反映其精神文明程度的指标，因此笔者建议，随着城镇化发展的不断深化，发展阶段的不断前进，市民意识这一反映城镇自身社会发展质量的更高层面的指标应该被纳入进来。根据指标选取的可操作性、代表性原则，联系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市民意识进行解释的三级指标，比如平均每天监测到的违反交通规则的次数（逆向型）等，虽然意识的形成和改变受经济发展程度、受教育程度、文化习俗、个人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严格的规则的设定和执行对意识的改变产生的外部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三）城镇财政与城镇化质量。
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辩证统一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转型时期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必然要求，城镇公共财政作为公共经济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要求财政对推进城镇化进程进行适当的干预和支持，城镇财政对城镇化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两个方面，财政支出效率是关键。
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在30%-60%之间是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在城镇化的初期和快速发展阶段，城市的设定、分区的设置、制度权限的规定、人口的管理等都需要依靠政府，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并且这种态势还将保持较长一段时间，基本设施的建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治理等都需要政府资金的投入，而且资金缺口一直存在，无论与民间资本如何分配，财政支出的规模都需要继续扩大，以保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
财政支出结构与城镇化质量的保证提高密切相关，能否改变以往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城镇化率虚高、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就业问题难以解决等问题，离不开城镇财政在社会保障及保障房建设、污染治理城镇绿化、职业教育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山东省数据显示，在科、教、文、卫四个科目中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最大，其次是医疗卫生支出，科技支出与文体支出占比重很小且每年增长速度低于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所占比重。
财政支出效率力求在相同的财政支出水平和结构下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产生最大的促进作用，影响财政支出效率的因素有很多，蔡卫红和王燕武（2009）以福建省为例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得出教育水平对财政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的结论，政府规模对财政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影响；陈仲常和张峥（2011）得出GDP增长率和市场化程度对财政支出效率有显著正影响；另外，唐齐鸣和王彪（2012）通过对我国26个省级地方政府30年的财政支出效率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口密度越大、地方财政自主性越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越高。因此，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为了使财政支持产生的效率最高，应着重增加教育支出以提高教育水平，控制政府规模在适度范围内，保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并培育开放、融合的市场环境。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文采用山东省十七个地市2003-2011年的统计数据，各地市城镇化质量的数据来源分别是：2003-2007年的数据来自山东省建设发展研究院王志燕的《山东省城镇化质量区域比较研究》，2008-2011年的数据来自各年的《山东省城镇化发展报告》，对城镇化质量的评分采用百分制的形式，样本总数为153个。
我们将山东省十七地市的科、教、文、卫支出占当年本市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作为分析城镇化质量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大小的解释变量，分别记为K，J，W，WEI，将十七地市九年间的城镇化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记为Y，并用自然对数进行转换，记为LY，LK，LJ，LW，LWEI，分别以其系数（分别是a1，a2，a3，a4）来进行相应经济含义的解释。对数函数的系数能够表示一种特殊的经济含义：当自变量变化1%时，因变量的反映程度即为经济学上的弹性，本文重点解释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
（二）实证分析结果。
由于对城镇化质量的关注以及内涵的提出在国内较晚，因此与城镇化质量有关的数据有限，九年的数据经平稳性检验具有平稳性。
首先，由于选择了山东省所有十七个地市，反映的是总体的效应，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同时通过Hausman检验也得出P值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即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然后，对四个解释变量分别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出结果如下：
a1： 0.114*；a2： 0.083***；a3： —0.191***；a4： 0.334*** （其中，* 、* * 和* *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最后，从以上统计结果中我们可以分析得出：
1、医疗卫生支出与城镇化质量成正相关关系，且在科、教、文、卫中贡献率最大，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化质量则增加0.334个百分点，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效果乐观。这个结果与实际的情况相符合，医疗卫生水平是衡量城市自身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也是居民迫切需要满足的基本因素，不仅要关注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而且要关注更加公平有效率的分配医疗资源。金荣学和宋弦（2012）通过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2009年我国省级公共医疗卫生支出技术效率水平较高，其中山东省等九个省份的支出技术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科技支出与城镇化质量成正相关关系，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化质量则增加0.114个百分点，但只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程度仅次于医疗卫生支出。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产业的支撑，新型城镇化要求产业发展是集约的低碳的绿色的智能的，科技要发挥引导作用，政府在进行科技财政支持时应加强对经费使用的监管和绩效的评价，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3、教育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为正效应，但影响程度较小，因此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程度并不与所占财政支出比重呈正相关。同时文化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为负效应，即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加，城镇化质量反而下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城镇化要立足这一实际，且尽管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0%以上，但若以是否获得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待遇为标准，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实质城镇化为35%左右，而专家的统计数据则更低，在26%左右，因此在城镇化质量的发展方面我国尚未处于较高水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人们低层次的需要未得到满足时，低层次的需要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人们此时可能同样追求高层次的需要，但在既定的经济发展、文化和教育水平下，满足低层次需要的动机性更强。另一方面，现阶段城镇化质量指标更多的还是衡量农民身份变成市民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而对精神生活水平的衡量除“市辖区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与此有关外，并没有其他指标能测度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物质和精神追求的脱节程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医疗卫生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程度大于教育和科技支出。 四、结语
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解释决定了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当我们看到社会中的种种违反秩序、对自身权利和义务认识不清、不符合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现象时，不能忽视了对精神文明的考量，不足的是目前对于解释市民意识的三级指标如违反交通规则的次数等在技术上虽易于统计，但并未统一纳入规划中。
通过对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占财政支出比重的高低与对城镇化质量影响程度的大小并不一致，且文化支出为负效应，除了发展阶段的制约和评价体系的不完善外，还应结合现阶段教育、科技、文化支出存在的问题进行积极的反思和改进，为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吉林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本科生）
参考文献：
[1]朱洪祥. 山东省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7-09-26
[2]陈明. 中国城镇化发展质量研究评述.[J].规划师，2012-07-01
[3]张春梅等. 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及提升对策——以江苏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2-07-26
[4]胡玉海. 市民意识与农民意识.[J].辽宁大学学报，1998-12-15
[5]陈鸿彬. 农村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经济经纬，2003-09-25
[6]朱洪祥. 山东省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7-09-26
[7]朱洪祥等. 基于预警指标体系的城镇化质量评价——对山东省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深化.[J].城市发展研究，2011-12-26
[8]杨梅. 湖北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研究.[J].长江论坛，2012-02-15
[9]郭叶波. 城镇化质量的本质内涵与评价指标体系.[J].学习与实践，2013-03-15
[10]金花.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主要矛盾.[J].经济纵横，2011-11-10
[11]蔡卫红、王燕武.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与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为例的实证研究.[J].福建论坛，2009-12-15
[12]陈仲常、张峥.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1-09-20
[13]唐齐鸣、王彪.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2-02-25
[14]金荣学、宋弦. 新医改背景下的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绩效分析——基于DEA和Mu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实证.[J].财政研究，2012-09-05
[15]王建军、吴志强. 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J].地理学报，2009-02-15
关键词 城镇化质量 财政支出 市民意识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截至2012年底，中国城镇人口达到7.12亿，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2.57%，然而中国的城镇化在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使得城镇化质量越来越被重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21世纪头20年的“中国梦”，促进惠及亿万农民群众的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是扩大内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公共财政是必不可少的支持后盾。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的发展问题，让农民真正变成市民，不仅是物质生活而且是精神生活。这就要求财政在支出的过程中要注重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使得这种支出更多的向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方面倾斜，而不是一味的扩大城市规模。本文将就与促进农民发展息息相关的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四个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利用面板数据作相关实证分析，并丰富了城镇化质量的内涵，针对现有的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提出改进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城镇化质量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3年3月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中指出，所谓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聚集、城镇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的过程，其实质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城镇化质量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城镇化数量相对的反映城镇化优劣程度的一个综合概念，从本质内涵上讲，城镇化质量包括城镇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的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三个方面。中国社科院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阐释已经涵盖了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下面介绍一下其他学者更为广阔的视角。
朱洪祥（2007）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包括动力表征即城市发展能力、公平表征即城乡差异程度、质量表征即物质精神方面的发展水平和集约表征即发展资源利用集约化程度。陈明（2012）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高、城镇化推进效率持续改善和城镇化推进机制不断完善，并特别指出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的财税体制、土地管理、社会管理等机制要与快速推进城镇化的现实需要相适应，以避免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环境污染、“城中村”、城市“大拆大建”等问题。张春梅（2012）等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具体包括城镇的经济发展质量、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和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并指出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城镇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体现。
笔者认为，除上述学者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解释之外，其内涵还应包括农民在变成市民后的市民意识的强弱，这里指的市民意识不仅是对城市竞争、压力、风险这种状态的适应，而且是对自己成为一个城市市民的一种自我素质的要求，这是对城镇自身发展质量的一种精神文明层面上的衡量。较高的城镇化质量要求市民有着政治上的积极参与意识和日益强化的公共意识，他们愿意并且有渠道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且对自己不直接占有的生产资料具有自觉的关心爱护行为。当今社会人们市民意识的缺失并不是个例，一部分人仍有一种“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和缺乏自律的小农意识，既然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要使精神文明的发展与物质文明的发展同步，重视市民意识的培育，但这并不是要把农民和市民割裂开来认为农民不需要提高精神文明素养，而是不同的环境对人们的要求不同，不同行为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二）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
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中采用的评价体系较全面且系统、具有代表性，从城镇发展质量指数（包括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空间发展质量）、城镇化效率指数（包括经济社会效率和生态环境效率）和城乡协调指数（包括收入协调和公共服务协调）三个方面来评价。
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陈鸿彬（2003）在评价体系中引入了人民生活（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信息化综合指数），朱洪祥（2007）在城镇化质量指标评价体系中引入人口就业（暂住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生态环境（空气质量良好率），朱洪祥等（2011）在城镇化质量指数中特别引入了开放程度（外贸依存度）、社会安全（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保障水平（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覆盖率和住房保障覆盖率），杨梅（2012）在评价体系中加入居民生活指标（人均储蓄额）、空间集约指标（人口密度），郭叶波（2013）在评价体系中加入GDP含金量（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人口城镇化适度性（城镇人口增长率与建设用地增长率的比重、非农就业比重与城镇人口比重的比值）、人口城镇化稳定性（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率）、人口城镇化完整性（举家城镇化迁移率、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人口城镇化包容性（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收入差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差异率、农民工子女与本地学生受教育权利差异），等等。以上学者对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建设都做了很大的贡献，尽量用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衡量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对城镇化内涵阐释的侧重使得评价指标均侧重对城镇化过程中居民的物质生活的衡量，而缺少反映其精神文明程度的指标，因此笔者建议，随着城镇化发展的不断深化，发展阶段的不断前进，市民意识这一反映城镇自身社会发展质量的更高层面的指标应该被纳入进来。根据指标选取的可操作性、代表性原则，联系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市民意识进行解释的三级指标，比如平均每天监测到的违反交通规则的次数（逆向型）等，虽然意识的形成和改变受经济发展程度、受教育程度、文化习俗、个人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严格的规则的设定和执行对意识的改变产生的外部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三）城镇财政与城镇化质量。
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辩证统一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转型时期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必然要求，城镇公共财政作为公共经济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要求财政对推进城镇化进程进行适当的干预和支持，城镇财政对城镇化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两个方面，财政支出效率是关键。
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在30%-60%之间是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在城镇化的初期和快速发展阶段，城市的设定、分区的设置、制度权限的规定、人口的管理等都需要依靠政府，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并且这种态势还将保持较长一段时间，基本设施的建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治理等都需要政府资金的投入，而且资金缺口一直存在，无论与民间资本如何分配，财政支出的规模都需要继续扩大，以保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
财政支出结构与城镇化质量的保证提高密切相关，能否改变以往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城镇化率虚高、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就业问题难以解决等问题，离不开城镇财政在社会保障及保障房建设、污染治理城镇绿化、职业教育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山东省数据显示，在科、教、文、卫四个科目中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最大，其次是医疗卫生支出，科技支出与文体支出占比重很小且每年增长速度低于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所占比重。
财政支出效率力求在相同的财政支出水平和结构下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产生最大的促进作用，影响财政支出效率的因素有很多，蔡卫红和王燕武（2009）以福建省为例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得出教育水平对财政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的结论，政府规模对财政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影响；陈仲常和张峥（2011）得出GDP增长率和市场化程度对财政支出效率有显著正影响；另外，唐齐鸣和王彪（2012）通过对我国26个省级地方政府30年的财政支出效率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口密度越大、地方财政自主性越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越高。因此，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为了使财政支持产生的效率最高，应着重增加教育支出以提高教育水平，控制政府规模在适度范围内，保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并培育开放、融合的市场环境。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文采用山东省十七个地市2003-2011年的统计数据，各地市城镇化质量的数据来源分别是：2003-2007年的数据来自山东省建设发展研究院王志燕的《山东省城镇化质量区域比较研究》，2008-2011年的数据来自各年的《山东省城镇化发展报告》，对城镇化质量的评分采用百分制的形式，样本总数为153个。
我们将山东省十七地市的科、教、文、卫支出占当年本市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作为分析城镇化质量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大小的解释变量，分别记为K，J，W，WEI，将十七地市九年间的城镇化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记为Y，并用自然对数进行转换，记为LY，LK，LJ，LW，LWEI，分别以其系数（分别是a1，a2，a3，a4）来进行相应经济含义的解释。对数函数的系数能够表示一种特殊的经济含义：当自变量变化1%时，因变量的反映程度即为经济学上的弹性，本文重点解释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
（二）实证分析结果。
由于对城镇化质量的关注以及内涵的提出在国内较晚，因此与城镇化质量有关的数据有限，九年的数据经平稳性检验具有平稳性。
首先，由于选择了山东省所有十七个地市，反映的是总体的效应，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同时通过Hausman检验也得出P值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即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然后，对四个解释变量分别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出结果如下：
a1： 0.114*；a2： 0.083***；a3： —0.191***；a4： 0.334*** （其中，* 、* * 和* *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最后，从以上统计结果中我们可以分析得出：
1、医疗卫生支出与城镇化质量成正相关关系，且在科、教、文、卫中贡献率最大，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化质量则增加0.334个百分点，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效果乐观。这个结果与实际的情况相符合，医疗卫生水平是衡量城市自身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也是居民迫切需要满足的基本因素，不仅要关注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而且要关注更加公平有效率的分配医疗资源。金荣学和宋弦（2012）通过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2009年我国省级公共医疗卫生支出技术效率水平较高，其中山东省等九个省份的支出技术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科技支出与城镇化质量成正相关关系，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化质量则增加0.114个百分点，但只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程度仅次于医疗卫生支出。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产业的支撑，新型城镇化要求产业发展是集约的低碳的绿色的智能的，科技要发挥引导作用，政府在进行科技财政支持时应加强对经费使用的监管和绩效的评价，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3、教育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为正效应，但影响程度较小，因此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程度并不与所占财政支出比重呈正相关。同时文化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为负效应，即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加，城镇化质量反而下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城镇化要立足这一实际，且尽管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0%以上，但若以是否获得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待遇为标准，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实质城镇化为35%左右，而专家的统计数据则更低，在26%左右，因此在城镇化质量的发展方面我国尚未处于较高水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人们低层次的需要未得到满足时，低层次的需要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人们此时可能同样追求高层次的需要，但在既定的经济发展、文化和教育水平下，满足低层次需要的动机性更强。另一方面，现阶段城镇化质量指标更多的还是衡量农民身份变成市民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而对精神生活水平的衡量除“市辖区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与此有关外，并没有其他指标能测度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物质和精神追求的脱节程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医疗卫生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程度大于教育和科技支出。 四、结语
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解释决定了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当我们看到社会中的种种违反秩序、对自身权利和义务认识不清、不符合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现象时，不能忽视了对精神文明的考量，不足的是目前对于解释市民意识的三级指标如违反交通规则的次数等在技术上虽易于统计，但并未统一纳入规划中。
通过对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占财政支出比重的高低与对城镇化质量影响程度的大小并不一致，且文化支出为负效应，除了发展阶段的制约和评价体系的不完善外，还应结合现阶段教育、科技、文化支出存在的问题进行积极的反思和改进，为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吉林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本科生）
参考文献：
[1]朱洪祥. 山东省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7-09-26
[2]陈明. 中国城镇化发展质量研究评述.[J].规划师，2012-07-01
[3]张春梅等. 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及提升对策——以江苏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2-07-26
[4]胡玉海. 市民意识与农民意识.[J].辽宁大学学报，1998-12-15
[5]陈鸿彬. 农村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经济经纬，2003-09-25
[6]朱洪祥. 山东省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7-09-26
[7]朱洪祥等. 基于预警指标体系的城镇化质量评价——对山东省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深化.[J].城市发展研究，2011-12-26
[8]杨梅. 湖北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研究.[J].长江论坛，2012-02-15
[9]郭叶波. 城镇化质量的本质内涵与评价指标体系.[J].学习与实践，2013-03-15
[10]金花.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主要矛盾.[J].经济纵横，2011-11-10
[11]蔡卫红、王燕武.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与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为例的实证研究.[J].福建论坛，2009-12-15
[12]陈仲常、张峥.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1-09-20
[13]唐齐鸣、王彪.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2-02-25
[14]金荣学、宋弦. 新医改背景下的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绩效分析——基于DEA和Mu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实证.[J].财政研究，2012-09-05
[15]王建军、吴志强. 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J].地理学报，2009-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