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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也称“儒生”或“文人”。他们或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行走于庙堂之间;或抚琴对弈,性情洒脱高雅,行走于山水之间。他们在社会上扮演着双重角色,是为国为民献计献策的朝廷官员,也是社会文化的传承者,有着出色的诗赋文章传世。可以说,儒者、文官、诗人构成了我国古代“士”的典型形象。
勇士:名不虚立,士不虚附
在我国古代不乏以勇武著称的人,他们不仅勇猛可嘉,而且足智多谋,重情重义。
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汉代游侠郭解长得矮小精悍,相貌并不引人注意。他年轻时逞强斗勇,但随着年纪渐长,行事便有了规矩,“义”字为先,追求中正,行侠仗义,有了真正的大侠风范。
当时,洛阳有两户人家结仇,城中十几位豪杰从中调解都劝解无果。于是门客们就来拜见郭解,说明情况,请他去帮忙。郭解趁着夜色会见结仇的人家,两家久闻郭解的大名,出于对他的尊重,听从了他的劝告,准备和好。郭解不但持身公正,而且思虑周全,他说:“我听说洛阳诸公为你们调解,费了很多心思,但你们没能接受。如今你们给我郭解面子,听从了我的劝告,但我毕竟是个外县人,怎么能跑来夺此处贤达的调解权呢?请你们暂时装作没有听从我的调解,待我离开后,等洛阳诸公从中调解时,你们就听他们的。”说完,郭解又趁着夜色离去,不让旁人知道。
有武力的人往往容易仗着勇猛欺凌他人,郭解却能以理行事,武不犯义,用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的风范正是我们所追慕的大侠风度。因此,司马迁称赞他这样的游侠“名不虚立,士不虚附”。
司马迁的《史记》有《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专门记载了这些勇士的事迹。他们值得传颂的不仅仅是勇猛的武力,还有忠肝义胆、行侠仗义的精神。而他们的故事也为后世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提供了无数灵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策士:士以天下为己任
“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这句话是后人送给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谋略家范蠡的精妙评价。
范蠡是楚国人,因不满楚国“非贵族出身不可以参与政治”的限制,与好友文种一起投奔越国,成为越王勾践的左膀右臂。当时,吴越两国有世代之仇,范蠡审时度势,劝阻越王出兵吴国,勾践不听,导致会稽山战败,国家危在旦夕。范蠡又立刻劝说勾践隐忍处事,答应吴国的一切条件,只为保存力量,等待时机。这次勾践听从了,范蠡主动提出陪勾践夫妇一起前往吴国,屈身为奴,在吴王的宫廷里忍受屈辱,充当杂役。
吴王见范蠡谋略过人,有心收为己用,但被范蠡严词拒绝了。吴王对他的忠诚深感敬佩,对勾践也多了几分同情。不久,吴王释放他们回越国,范蠡又为勾践献上了一系列强国安民的计策。在他的帮助下,国力跌到谷底的越国渐渐有了起色,人民重视生产,国君亲民爱民,全国上下努力发展经济,重新积累财富,训练军事力量。同时,范蠡还不忘迷惑吴王,进献财宝和美女西施,使对方打消对越国的疑虑。终于,越国渐渐强大起来,反攻吴国,一举复仇。
大事已成,作为兴越灭吴的最大功臣,范蠡又做了一个睿智的决定。他对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勾践这个人可以和他共患难,却难以共享乐,我还是离开比较好。”于是,范蠡悄悄离开了越王,乘一叶小舟隐没在太湖深处。
后来,范蠡辗转去了齐国,在那里耕田开山,兼营捕鱼、晒盐的副业,发挥自己出色的商业运作能力,成了当地巨富。据称他仗义济困,三次散尽家财,又很快地积累了数千万资产,被后人称为“陶朱公”。
高士:若孤松般傲然独立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大多数古代读书人的梦想。有人為名利而奋斗,有人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天生一副傲骨,不屈于俗,不慕于官,甘愿坚守自己高尚的节操。
那是一个秋日,雁阵惊寒,万物凋零,一丝凉意悄然掠过。此时,洛阳的东市迎来了一位不寻常的临刑之人。只见此人白衣飘飘,坐而抚琴。那一声声从容而幽远的曲调初起时较平淡,但渐渐转入高亢,弹指间有金石迸击之声,仿佛万川归海之磅礴。弹罢一曲《广陵散》,他钩断琴弦,神情自若地走向刑场,此般浩气凛然使周围的一切都化作苍白。
这个在临死之际还能手挥五弦,淡然抚琴的人正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他因不满时政,拒绝和司马氏合作,又得罪了钟会,遭其构陷,为司马昭所杀。
嵇康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精通并成就非凡。富有悲壮诗意地慷慨赴死更为他增添了无数身后名,被后世的人们视为反抗暴政的精神榜样。
在不慕权贵、追求真我的这条路上,嵇康选择“游心太玄”,而陶渊明则选择回归自然,一个向往天空,一个坐实大地。
陶渊明一生中曾几次出仕,做过祭酒、参军、县令一类的小官。然而,他所生活的东晋时代,统治者腐败无能,只知兼并土地,聚敛财富,鱼肉百姓。陶渊明青年时代也曾有过“大济于苍生建功立业”的壮志,但像他这样出身的贫士根本无晋升之路。加之他傲然不群、洁身自好的品质,更不肯向黑暗的现实妥协,所以几次为官都任期不长便辞官而去。到41岁那年,他终于决心弃官,从功名利禄的牢笼中挣脱出来,开始躬耕隐居。
“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尽享清雅乐事,或酣饮,或赋诗,或东篱采菊,或抚琴啸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怡然自得。
嵇康也好,陶渊明也罢,他们在进与退、生与死之间,宁做岩上之孤松,不为腐水之游鱼。他们远离尘浊世俗,有时凌风傲雪,有时望云迎日,无论何种姿态,都于挺拔中展现出坚韧精神和高洁之气,其高士德行赢得了后世的无数赞誉。
勇士:名不虚立,士不虚附
在我国古代不乏以勇武著称的人,他们不仅勇猛可嘉,而且足智多谋,重情重义。
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汉代游侠郭解长得矮小精悍,相貌并不引人注意。他年轻时逞强斗勇,但随着年纪渐长,行事便有了规矩,“义”字为先,追求中正,行侠仗义,有了真正的大侠风范。
当时,洛阳有两户人家结仇,城中十几位豪杰从中调解都劝解无果。于是门客们就来拜见郭解,说明情况,请他去帮忙。郭解趁着夜色会见结仇的人家,两家久闻郭解的大名,出于对他的尊重,听从了他的劝告,准备和好。郭解不但持身公正,而且思虑周全,他说:“我听说洛阳诸公为你们调解,费了很多心思,但你们没能接受。如今你们给我郭解面子,听从了我的劝告,但我毕竟是个外县人,怎么能跑来夺此处贤达的调解权呢?请你们暂时装作没有听从我的调解,待我离开后,等洛阳诸公从中调解时,你们就听他们的。”说完,郭解又趁着夜色离去,不让旁人知道。
有武力的人往往容易仗着勇猛欺凌他人,郭解却能以理行事,武不犯义,用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的风范正是我们所追慕的大侠风度。因此,司马迁称赞他这样的游侠“名不虚立,士不虚附”。
司马迁的《史记》有《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专门记载了这些勇士的事迹。他们值得传颂的不仅仅是勇猛的武力,还有忠肝义胆、行侠仗义的精神。而他们的故事也为后世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提供了无数灵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策士:士以天下为己任
“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这句话是后人送给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谋略家范蠡的精妙评价。
范蠡是楚国人,因不满楚国“非贵族出身不可以参与政治”的限制,与好友文种一起投奔越国,成为越王勾践的左膀右臂。当时,吴越两国有世代之仇,范蠡审时度势,劝阻越王出兵吴国,勾践不听,导致会稽山战败,国家危在旦夕。范蠡又立刻劝说勾践隐忍处事,答应吴国的一切条件,只为保存力量,等待时机。这次勾践听从了,范蠡主动提出陪勾践夫妇一起前往吴国,屈身为奴,在吴王的宫廷里忍受屈辱,充当杂役。
吴王见范蠡谋略过人,有心收为己用,但被范蠡严词拒绝了。吴王对他的忠诚深感敬佩,对勾践也多了几分同情。不久,吴王释放他们回越国,范蠡又为勾践献上了一系列强国安民的计策。在他的帮助下,国力跌到谷底的越国渐渐有了起色,人民重视生产,国君亲民爱民,全国上下努力发展经济,重新积累财富,训练军事力量。同时,范蠡还不忘迷惑吴王,进献财宝和美女西施,使对方打消对越国的疑虑。终于,越国渐渐强大起来,反攻吴国,一举复仇。
大事已成,作为兴越灭吴的最大功臣,范蠡又做了一个睿智的决定。他对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勾践这个人可以和他共患难,却难以共享乐,我还是离开比较好。”于是,范蠡悄悄离开了越王,乘一叶小舟隐没在太湖深处。
后来,范蠡辗转去了齐国,在那里耕田开山,兼营捕鱼、晒盐的副业,发挥自己出色的商业运作能力,成了当地巨富。据称他仗义济困,三次散尽家财,又很快地积累了数千万资产,被后人称为“陶朱公”。
高士:若孤松般傲然独立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大多数古代读书人的梦想。有人為名利而奋斗,有人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天生一副傲骨,不屈于俗,不慕于官,甘愿坚守自己高尚的节操。
那是一个秋日,雁阵惊寒,万物凋零,一丝凉意悄然掠过。此时,洛阳的东市迎来了一位不寻常的临刑之人。只见此人白衣飘飘,坐而抚琴。那一声声从容而幽远的曲调初起时较平淡,但渐渐转入高亢,弹指间有金石迸击之声,仿佛万川归海之磅礴。弹罢一曲《广陵散》,他钩断琴弦,神情自若地走向刑场,此般浩气凛然使周围的一切都化作苍白。
这个在临死之际还能手挥五弦,淡然抚琴的人正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他因不满时政,拒绝和司马氏合作,又得罪了钟会,遭其构陷,为司马昭所杀。
嵇康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精通并成就非凡。富有悲壮诗意地慷慨赴死更为他增添了无数身后名,被后世的人们视为反抗暴政的精神榜样。
在不慕权贵、追求真我的这条路上,嵇康选择“游心太玄”,而陶渊明则选择回归自然,一个向往天空,一个坐实大地。
陶渊明一生中曾几次出仕,做过祭酒、参军、县令一类的小官。然而,他所生活的东晋时代,统治者腐败无能,只知兼并土地,聚敛财富,鱼肉百姓。陶渊明青年时代也曾有过“大济于苍生建功立业”的壮志,但像他这样出身的贫士根本无晋升之路。加之他傲然不群、洁身自好的品质,更不肯向黑暗的现实妥协,所以几次为官都任期不长便辞官而去。到41岁那年,他终于决心弃官,从功名利禄的牢笼中挣脱出来,开始躬耕隐居。
“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尽享清雅乐事,或酣饮,或赋诗,或东篱采菊,或抚琴啸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怡然自得。
嵇康也好,陶渊明也罢,他们在进与退、生与死之间,宁做岩上之孤松,不为腐水之游鱼。他们远离尘浊世俗,有时凌风傲雪,有时望云迎日,无论何种姿态,都于挺拔中展现出坚韧精神和高洁之气,其高士德行赢得了后世的无数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