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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已敲响
当南极洲上空的臭氧空洞日益扩大；当喜马拉雅主峰上的景观因为冰川的消融而发生改变；当全球海平面的不断上升威胁到太平洋小岛上的原住居民的生活时，全球变暖的现实，正不断地向世界各国的人们敲响警钟。在这种趋势下，减缓全球变嗳，给人类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可供生存、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尽管目前对于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在科学上还有许多争论，其发展趋势，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大量事实已经要求我们对此提出必要、正确和及时的对策。正如当前的经济危机并非一天造成的一样，全球变暧也并非一天形成。正如沙漠中的骆驼，由于不断负重，有一天它终于倒下，压死它的却是最后一根稻草。
变球变暖的元凶
全球变暖是全球变化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它是指全球长时间内平均温度的上升。
全球变暖涉及到复杂的日地系统的能量传递过程，影响的因素很多。其产生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自然因素，即太阳辐射变化、地球磁场变化，地球空间位置变化等；二是由于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的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增多，而产生温室效应造成全球变暖(科学家把地球大气层比作“温室”，人类活动和工业发展排出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气体不断加热大气，从而增强温室效应)。
究竟哪种因素是主要的，科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温室气体增多，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
温室气体增加的主要因素包括人类燃烧矿物燃料、硫化物、气溶胶浓度变化、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的变化等。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是CO2(二氧化碳)、CH4(甲烷)、N2O(一氧化二氮)，这些气体对全球变暧的产生起到主导作用。以美国为例，温室气体中C02占83％，CH4c占9％，N20占6％，其它气体只占2％。目前人类对于自然因素的改变，的确还是无能为力，所以国际社会自然把应对全球变嗳的重点放在减排和节能方面了。
《京都议定书》
随着卫星技术的发展，用卫星来测量地球表面温度的精确程度，已超过用树木的年轮来量化年代的水平。
卫星数据表明：过去几十年中，地球平均温度的升高，与人类活动而引起的温室气体的浓度增加有着紧密的联系。
1992年，各国政府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它自缔约之日起，已经有全球185个国家参与，并成功地举行了15次由各缔约国参加的缔约方大会。然而，公约中各缔约方并没有就气候变化问题综合治理，制定具体可行的措施。
1995年，在柏林举行的第一次缔约方会议中，发达国家承诺将在200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然而经过缔约方最终评审认定，这一承诺不足以实现公约中所预期达到的目标。为了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预期水平，需要世界各国，作出更加细化并具有强制力的承诺，于是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加强发达国家义务及承诺的谈判。历经8届会议，在1997年，终于形成了关于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成文法案《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中规定工业化国家将在2008年～2012年间，使他们的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 990年减少5，2％。为达到限排目标，各参与公约的工业化国家部被分配到了一定数量的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配额。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4％，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巴厘路线图
2007年12月3日～15日，《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3次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制定了“巴厘路线图”。相比之前的《京都议定书》， “巴厘路线图”在第一项的第一款指出，依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原则，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考虑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其他相关因素，与会各方同意长期合作共同行动，行动包括一个关于减排温室气体的全球长期目标，以实现《公约》的最终目标。
“巴厘路线图”明确规定，《公约》的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都要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美国也不例外。最后，还强调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极为关心的议题，包括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以及资金问题。
发达与发展之争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部说明了发达国家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原因很简单，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是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责任者。
研究数据显示，从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到1950年，在人类燃烧化石燃料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的排放占了95％。从1950年～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总排放量的77％。即便在今天，占世界人口约22％的发达国家仍消耗着全球70％以上的能源，排放50％以上的温室气体。多数发达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多数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一些小岛国甚至可能因此遭受“没顶”之灾。
当南极洲上空的臭氧空洞日益扩大；当喜马拉雅主峰上的景观因为冰川的消融而发生改变；当全球海平面的不断上升威胁到太平洋小岛上的原住居民的生活时，全球变暖的现实，正不断地向世界各国的人们敲响警钟。在这种趋势下，减缓全球变嗳，给人类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可供生存、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尽管目前对于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在科学上还有许多争论，其发展趋势，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大量事实已经要求我们对此提出必要、正确和及时的对策。正如当前的经济危机并非一天造成的一样，全球变暧也并非一天形成。正如沙漠中的骆驼，由于不断负重，有一天它终于倒下，压死它的却是最后一根稻草。
变球变暖的元凶
全球变暖是全球变化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它是指全球长时间内平均温度的上升。
全球变暖涉及到复杂的日地系统的能量传递过程，影响的因素很多。其产生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自然因素，即太阳辐射变化、地球磁场变化，地球空间位置变化等；二是由于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的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增多，而产生温室效应造成全球变暖(科学家把地球大气层比作“温室”，人类活动和工业发展排出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气体不断加热大气，从而增强温室效应)。
究竟哪种因素是主要的，科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温室气体增多，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
温室气体增加的主要因素包括人类燃烧矿物燃料、硫化物、气溶胶浓度变化、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的变化等。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是CO2(二氧化碳)、CH4(甲烷)、N2O(一氧化二氮)，这些气体对全球变暧的产生起到主导作用。以美国为例，温室气体中C02占83％，CH4c占9％，N20占6％，其它气体只占2％。目前人类对于自然因素的改变，的确还是无能为力，所以国际社会自然把应对全球变嗳的重点放在减排和节能方面了。
《京都议定书》
随着卫星技术的发展，用卫星来测量地球表面温度的精确程度，已超过用树木的年轮来量化年代的水平。
卫星数据表明：过去几十年中，地球平均温度的升高，与人类活动而引起的温室气体的浓度增加有着紧密的联系。
1992年，各国政府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它自缔约之日起，已经有全球185个国家参与，并成功地举行了15次由各缔约国参加的缔约方大会。然而，公约中各缔约方并没有就气候变化问题综合治理，制定具体可行的措施。
1995年，在柏林举行的第一次缔约方会议中，发达国家承诺将在200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然而经过缔约方最终评审认定，这一承诺不足以实现公约中所预期达到的目标。为了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预期水平，需要世界各国，作出更加细化并具有强制力的承诺，于是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加强发达国家义务及承诺的谈判。历经8届会议，在1997年，终于形成了关于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成文法案《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中规定工业化国家将在2008年～2012年间，使他们的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 990年减少5，2％。为达到限排目标，各参与公约的工业化国家部被分配到了一定数量的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配额。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4％，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巴厘路线图
2007年12月3日～15日，《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3次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制定了“巴厘路线图”。相比之前的《京都议定书》， “巴厘路线图”在第一项的第一款指出，依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原则，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考虑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其他相关因素，与会各方同意长期合作共同行动，行动包括一个关于减排温室气体的全球长期目标，以实现《公约》的最终目标。
“巴厘路线图”明确规定，《公约》的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都要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美国也不例外。最后，还强调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极为关心的议题，包括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以及资金问题。
发达与发展之争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部说明了发达国家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原因很简单，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是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责任者。
研究数据显示，从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到1950年，在人类燃烧化石燃料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的排放占了95％。从1950年～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总排放量的77％。即便在今天，占世界人口约22％的发达国家仍消耗着全球70％以上的能源，排放50％以上的温室气体。多数发达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多数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一些小岛国甚至可能因此遭受“没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