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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们越来越多地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而港人与内地游客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过。
香港如何成为亚洲金融中心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香港作为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
从1841年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
当时的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开始西方经济体系重建联系，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也熟悉西方，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间人地位。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
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的最大原因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香港需要的转型方向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
当然，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转向印刷出版业，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得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走向末路。
现如今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香港的土地价格非常高，这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而且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而今大举转向内地的影视娱乐业。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
但上述几个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承担相当的风险。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能找的出路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和购物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而香港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与内地产生冲突的根源
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奶粉问题。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
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稀里糊涂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
在香港回归时中国政府承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以，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而香港特区政府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却没有根据经济形势予以调整的意识。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第一案，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其实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才导致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朝令夕改的现状。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香港舆论对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排斥内地普通游客，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香港与内地，解决冲突，达到双赢，靠的是宽容与理解，以及解决问题的智慧。
香港如何成为亚洲金融中心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香港作为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
从1841年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
当时的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开始西方经济体系重建联系，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也熟悉西方，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间人地位。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
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的最大原因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香港需要的转型方向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
当然，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转向印刷出版业，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得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走向末路。
现如今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香港的土地价格非常高，这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而且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而今大举转向内地的影视娱乐业。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
但上述几个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承担相当的风险。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能找的出路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和购物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而香港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与内地产生冲突的根源
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奶粉问题。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
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稀里糊涂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
在香港回归时中国政府承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以，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而香港特区政府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却没有根据经济形势予以调整的意识。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第一案，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其实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才导致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朝令夕改的现状。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香港舆论对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排斥内地普通游客，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香港与内地，解决冲突，达到双赢，靠的是宽容与理解，以及解决问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