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虎:从“万金油”起步
　　陆费伯鸿:创立中华书局
　　何厚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胡文虎:从“万金油”起步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1929年在新加坡首创《星洲日报》,1954年逝世。他先后创办了15家大型中英文报纸,包括汕头的《星华日报》、厦门的《星光日报》、福州的《星闽日报》等。由于他创办的报纸多冠以“星”字,因而人们常称之为“星系报”。直到今天,《星岛日报》仍然很有影响。
　　胡文虎1884出生于缅甸仰光,祖籍福建省永定县。他的父亲胡子钦原是中医,到仰光后开了一个中药铺,取名为“永安堂”。胡子钦生有文龙、文虎、文豹三子,不幸的是文龙夭折。胡文虎10岁时,离开父母到福建永定家乡读了四年书,回仰光后便跟在父亲身边学医。胡子钦行医时曾用一种国内带去的中成药“玉树神散”,该药清凉解暑,在气候炎热的南洋很受欢迎。胡文虎26岁时,父亲去世。之后,他用现代科学方法对“玉树神散”加以改良,使之成为既能外抹、内服,又便于携带的“万金油”。同时,他用重金聘请医药技术人才,收集中国、缅甸古方,研制成头痛粉、八卦丹等特效药。
　　胡文虎制成“万金油”时,东南亚和中国的市面上已有类似药品出售,如至宝丹、如意膏、佛标二天油等。特别是佛标二天油,已经风行各地。为了在竞争中取胜,胡文虎首先瞄准市场,将推销地主要放在人口稠密、疾病流行的东南亚、中国和印度。其次,他以质优价廉求生存,使“万金油”成为人人都买得起的常备药。有一天,他上厕时发现池旁有一小巧玲珑的玻璃瓶。他如获至宝,决定改大瓶包装为小瓶包装。以后,又改进为小铁盒包装,一角一盒。“万金油”最初是黑色的,欧美人不喜欢,他就把油提制成白色和金黄色两种。1926年2月,胡文虎把他的永安堂总部从仰光迁到新加坡。几年之间,永安堂除仰光和新加坡总部外,在香港、曼谷、巴城、棉兰、泗水等地都设立了分部,在上海、天津、汉口、重庆、广州、汕头、福州、昆明、西安等地也设立了分销机构,在欧美一些大城市还设立了特约经销部。20世纪30年代中期,虎标“万金油”的年销量达200亿盒。胡文虎办报,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他的虎标药品做宣传。办报前,胡文虎每年仅在上海一地就要花去100万元的报刊广告费。“星系报”创办后,有了自己的宣传阵地,不仅节约了广告费,产品的商标、包装纸、说明书都自己印刷,还节约了大量的印刷费。
　　胡文虎在广告宣传上有他自己的一套。在办报之前,他最得力的广告术就是慷慨好施、热心行善。有一次,他到广州考察业务,正赶上有家医院演戏筹款。吴文虎从剧场门前经过,灵机一动,马上捐出500元。第二天,广州报纸便刊出了他慷慨解囊的事,并大谈他的虎标“万金油”。1932年淞沪战役开始,胡文虎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战。蔡廷锴将军曾题词说:“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振奋。”胡文虎借助报纸大登蔡廷锴的题词,并加上“全国同胞敬仰之民族英雄蔡廷锴将军对虎标之赞美”的大字标题,为“万金油”作宣传。
　　此后,胡文虎又以他的永安堂和星系报为两大支柱,在东南亚各地兴办了各种企业,如崇侨银行、大众保险公司、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等。1954年9月,胡文虎因患心脏病在美国逝世,终年70岁。
　　
　　陆费伯鸿创立中华书局
　　
　　陆费伯鸿,复姓陆费,名逵,号少沧,生于1886年9月17日,祖籍浙江桐乡。其母是李鸿章的侄女。陆费伯鸿从小由父母执教。12岁时,他热衷绘画,想当美术家。戊戌变法后,因受新思想影响,他完全废弃旧学,改而自学地理、算术,并准备经商,继而想当报社主笔或文学家、教育家。
　　15岁时,南昌新办阅书报社。他便逢单日在家自修,逢双日去阅书报社,从上午开门至闭馆回家,中午便以大饼、馒头充饥。次年秋,他购得《学算笔谈》一书,从加减乘除直至开方立方均一一掌握,被誉为自学成才的典范。
　　1902年,陆费伯鸿16岁,自信能当教育家,即与几位友人捐资创办了“正蒙学堂”。次年春,受吕星如函约赴武汉任塾师,向吕先生的三位弟弟讲授国文和算术。同时,他向吕先生学习日语,数月后已能初步会话。1904年,18岁的陆费伯鸿受朋友之邀在武昌合开书店。不久,在武昌横街另办新学界书店,被推举为经理。19岁时,他与张汉杰、冯特民共同接办了《楚报》,就任报社主笔。三个月后,该报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查封。
　　1906年6月,陆费伯鸿兼为《申报》、《南方时报》作评论,并在上海书业商会主编《图书月刊》,还业余编著《本国地理》。1908年秋,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先后担任国文部编辑、《教育杂志》主编、出版部部长。《教育杂志》是中国第一本专门性的期刊,人们似乎难以相信,其主编陆费伯鸿竟是一个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辛亥革命爆发后,陆费伯鸿与商务同人戴克敦、沈知方、陈协恭等筹集资金,组成集编辑、出版、发行、印刷各方人才为一体的班底,于1912年元月1日创立中华书局,陆费伯鸿任经理,沈知方任副经理。陆费伯鸿分析了国情和行情,提出“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大口号,与商务印书馆竞争。
　　为了提高中华书局的声望,陆费伯鸿延揽文化名人、学术界耆宿,如梁启超、张献之、王亮畴、范静生、戴憩哉、徐寒松、欧阳溥存、黎劭西等,先后创刊了《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和《大中华》。其中,世称“新学泰斗”的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是国内最有价值的杂志,影响很大。1915年，陆费伯鸿将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时,还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在棋盘街建成总店。后又归并了文明书局和民立图书公司,在全国各地合资设立了中华书局分局。在开始创办至1916年6月的四年半中,中华书局的资本增至160万元,年营业额超过100万元,一跃成为中国第二家华商书局。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初,陆费伯鸿就认为,以往的中国字典皆属陈旧之籍。中华书局建立后,他与欧阳仲涛、范静生等编辑《中华大字典》,收字四万,远超中国当时唯一的字书《康熙字典》,并校正了康熙字典的错误。后来,他又请专家撷其精华,增收新字,出版了《实用大字典》。此外,陆费伯鸿还组织力量整理了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例如,《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著名的类书,历代学者对其评价极高,但市上已难寻善本踪迹。陆费伯鸿1933年以重金购得一套铜字善本,影印出版。他还以全新的面貌发行了《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书籍。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出版的大型辞书《辞源》,至30年代初内容已明显落后。陆费伯鸿把握时机,主张编辑内容更为广泛的《辞海》。为此,他动用了一百五十余人,费资32万元。《辞海》出版后,盛誉空前。
　　1947年7月9日,陆费伯鸿因脑溢血逝于香港九龙,年仅61岁。
　　
　　何厚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何贤,1908年出生于广东番禺岳溪乡一个小商人家庭里。因家道中落,只读了三年私塾的他便到广州谋生,先在一家杂货店做伙计,之后转到顺德陈村福源油粮庄,当上了掌柜。1938年10月,广州陷入日军之手。何贤自穗抵港,从事金融买卖活动。1941年,香港沦陷。何贤转往澳门,在大丰银号出任司理,揭开了他日后叱咤风云的序幕。
　　40年代后期,在何贤经营下,大丰银号扩展为大丰金银号,业务向多元化发展。1970年,澳门颁布《银行法》,接受银号注册为银行。大丰于1971年10月23日注册为银行,何贤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尔后,他又先后开设了六家分行。到1982年,大丰的全部存款额合计9.28亿澳币,放款7.25亿澳币,合计盈利超过（已除资产折旧准备金）2100万澳币。何贤先后有五位太太,六儿七女,再加一个养女。何厚铧是何贤儿子中的老五,在何贤所有的子女中排行第十三。13岁时,何厚铧出国留学。1978年,何厚铧在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1981年,他经考试成为加拿大特许核数师、注册会计师。1982年,何厚铧返回香港,在毕马城会计师楼担任核数师。
　　本来,何厚铧想在全新的事业中自食其力,故没有在庞大的家族生意中任职。1983年秋天,何贤被确诊患了肺癌,要到美国治疗。他在澳门的全部生意都交给了年仅二十来岁的何厚铧负责打理。20世纪80年代,澳门面临着国际经济的剧烈动荡。父亲病危,大丰也危在旦夕——这是何厚铧做梦也想不到的！这天,他刚到大丰银行办公,忽然楼下营业部经理敲门疾入,神色慌张地说:“今天形势有点不妙啊,许多人来提款,大厅里挤得满满的！”此后,铃声便接二连三地响起。大丰的好几家分行打电话报告说,他们那里也排了很长的队,储户们都闹着等提款。何厚铧的脑子里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挤提！”
　　大丰危在旦夕,会不会一夜之间破产呢？何厚铧立即召集银行高层管理人员开会,明确做出三点指示:对取款人来者不拒;延长营业时间,待取款人全部离开后方能休息;积极筹措资金,稳住阵脚。在何厚铧的努力下,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同意拆借资金,并向新闻媒介表示,大丰经营状况良好,中银有意向大丰参股。
　　挤提风波平息后,1983年10月12日下午,身患重病的何贤回到澳门。临终前,何贤将大丰银行正式托给中国银行,要求中银参股。1983年11月30日,中国银行接受大丰银行的建议,决定参股大丰银行,并接受大丰银行董事会的委托,于翌日派负责人参与该行管理。12月6日,何贤病逝。28岁的何厚铧和哥哥何厚铿接过了管理大丰银行的重担,何厚铧为总经理,何厚铿为董事长。得益于中银的参与,大丰银行重振旗鼓,业务节节上升,被列入亚洲500家最大银行榜。1985年,澳门银行公会成立,何厚铧被推选为银行公会理事会主席。
　　在澳门,恐怕无人不知澳门福利公共汽车公司。1952年,何贤创立该公司。当时,何贤为该公司取名“福利”,压根儿就没指望赚钱。福利公司艰难地支撑了40年,尤其到后期亏损严重。至1988年公司结束营业时,“福利公汽”已亏损800万元澳币,这还不包括应付给员工的退休金。1988年7月,何厚铧与几位年轻商人合作,共同组创“新福利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决意重整江山。新公司除了留用全部旧公司人员外,还将员工薪金、福利条件、退休制度等各项事宜予以改善。新福利巴士也粉墨登场,其豪华舒适的现代都市气派令人瞩目。1994年,澳门新福利公司又把其投资的目光转向广州,与广州市电车公司合作组成广州市新福利巴士服务有限公司,首期投资8000万元人民币,投入空调巴士100辆。1986年3月,31岁的何厚铧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当时,澳门经济环境不算太好,但大量“中资”则视澳门为金矿。“中资”在澳门的大量投入令小本经营的澳门本地资本面临严重困境,也影响了澳门经济的正常发展。作为新当选的人大代表,何厚铧向中央直抒己见:资本主义社会,大鱼食小鱼天经地义;但“中资”作为国家资本,要了解港澳两地的经济体系,不能单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本地工商业者的发展机会……不久,澳门的“中资”活动果然进行了合理的调配。一言一行之累积,使何厚铧在澳门社会逐渐赢得威望。1993年,何厚铧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
　　1999年12月,澳门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何厚铧则当选为澳门特别行政区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