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推进民主制度会受到一定的发展条件制约。在20世纪经典《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巴林顿·摩尔通过比较民主制度的生成史，总结出民主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社会条件之一，就是从事以自给自足、维持生计为目标的小农业生产的农民人数要极大地减少，农业要从满足生计的小农生产转向以商贸为目标的商品农业生产。此外，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则在《欧洲工业化之前的农村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中提到，在西欧历史上，由于公地制度的存在，一些农民以公地上的农业生产协作与自发经济组织为基础，发展出了携带共同政治诉求的农民阶级组织形式，进而促成了由农民主导的、以选举方式产生政府地方治理官的政治制度。
　　无论是以商贸为目标的商品农业生产，还是以公地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协作，它们在社会组织形态上都具有一种共性，就是农民通过与他人的经济合作，改变了分散耕种、自给自足的小农之间缺乏群体组织纽带的社会原子化状态。也就是说，民主发展的社会条件之一，其实是社会成员能够形成以经济合作或共同经济利益为纽带的社会群体，而这也是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经济的优势。
　　回到中国的实际，在农民间的经济合作纽带普遍出现之前，一些农村即便有了基层选举，仍然停留在官僚威权或者宗族势力控制下，反映的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的现象。由于中国各地农村之间和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农村基层选举改革多年来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不能说明民主选举改革本身没有成效。
　　相反，农村基层的问题更启发我们，下一步的社会民主改革要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转为选择在城市地区和发达农村地区优先推行更高层次的民主选举改革实验。例如，在村委会选举运行得好的农村地区，推行乡长和镇长的直接选举试点改革；在沿海发达城市地区，推行城市社区居委会主任和街道办主任直接选举的试点改革，以及扩大区级人大中由选民直接推荐参选的候选人大代表比例。在直选乡长镇长和城市街道办主任的试点改革中，也可依据渐进改革、步步调适的思路，考虑先由同级或上级人大票选出多名差额候选人，再交由试点地区居民直接投票选举的“两轮授权”式办法来过渡。
　　当前如果希望中国出现能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的民主改革顶层设计方案，那么就忽视了多数的民主化成功案例都是渐进演化的结果，而且要想一个方案就能一揽子解决官民对立、族群冲突、贫富悬殊等等矛盾问题，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如果睡在1980年代就推出的农村基层选举的改革功劳簿上，忽视社会变化和几代人的民主诉求，多年后改革仍然局限在农村基层，也是不合乎历史潮流和科学发展的。主动改革好于被动改革。苏联正由于改革拖得太晚变为被动改革，错失了逐步改革、逐步适应的机会。现在也许还有意见担心民主选举改革会被大资本集团操控，之后贫富悬殊会更恶化，但事实上黑箱里的权力更容易被金钱操控。在推行选举改革时，完全可以由公共财政统一支付选举费用、立法禁止选举献金，在透明环境中削弱金钱的影响力。
　　最后从理论准备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已经给民主选举改革做足了准备，许多改革的基本问题社会也已经达成共识，改革不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继续改革所需要的，只是领导者的改革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