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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经历让我们的语言学教授选择并持续关注恐龙语，而不是东、西吐火罗语中的一种或赫梯语，哪怕是阿卡德语也说得过去啊。可偏偏是恐龙语，真是太让人泄气了。
正是因为做出这个让人多有不解的选择（尽管当初他下决心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均未在场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做这种决定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不得不接受我们给他起的“恐龙教授”的称号，但据我观察，他对这个可笑的称呼并不反感。相反，当每周一次我在通往教室的走廊上遇见他，并用这个称呼向他问好，他便会扬起那本握在手中卷成圆纸筒的《恐龙语指南》轻轻拍打我的额头或肩膀作为回应。他还多次赞扬我是施耐庵一样的人物。
“为什么是施耐庵？”有一次，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忍不住问他。
“因为施耐庵喜欢给别人起外号啊。”说完他便自顾自地笑起来，爽朗的笑声在走廊里快节奏地打着鼓点。
“那你给我起‘施耐庵’这个外号又算什么？”我问他。他不觉已被我拉进悖论循环的怪圈，听完我的话后不禁哑然失笑，又是摇头又是点头地走进了教室。
我没有机会向他解释我叫他“恐龙教授”并非出于恶意。不知道在我们的恐龙语教授自己编撰的《恐龙语指南》里有没有收入“恐龙”和“教授”这两个词，根据推论，“恐龙”是一定要收录的，因为《恐龙语指南》这本书的书名就含有“恐龙语”，按照人类普遍的语法规则，这个词应该由“恐龙”一词加上后缀组成。问题是，我们的恐龙语教授对恐龙语的研究成果至今还未公布，就连那本《恐龙语指南》，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称，也只是装订成册的三百多张白纸而已。没有研究成果，恐龙语的语法规则和人类语言的语法规则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自然就无从谈起。另一个疑问是，如果这本《恐龙语指南》只是一个幌子，有没有可能真正的研究成果被记录在别的地方呢？回到最初的假设上来，如果恐龙语的语法规则不同于人类使用过的任何一种语言的语法规则，那么“恐龙”这个词就不一定会出现在恐龙语的日常词汇中。还有，“教授”这个职称名词是否存在，也理应取决于真正的恐龙世界中有没有教授这个职位。
但是，如果恐龙有一套和我们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信仰和规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恐龙世界，那么它们很可能不会自称为“恐龙”，它们是否把生存的环境称为“世界”也有待考据，如此种种，解答起来恐怕比施耐庵给英雄好汉起外号要麻烦得多。这就是恐龙语和我们的语言学教授选择恐龙语让我们泄气的缘由所在。我们的恐龙语教授百分百思考过这些问题，因为最近他说话常常出现指代不明的情况，我有理由怀疑他正在操练恐龙语。
就像是无花果并非没有花，而是包裹在果实里，我们的恐龙语教授的爱情也深藏在内部，可算起来还是属于语言学的范畴。那是爱情，也许只是类似爱情。他从没提及生活中的自己，更不用说在爱情生活中他是不是像麋鹿一样在林子里走来走去。我忘了是通过什么渠道得知他要结婚的消息的，但我已经提前预演了他的婚礼，假如我能够亲眼看见准新娘的话，这场排练中的婚礼就算是齐活了。我不能责备我们的恐龙语教授带来爱情灾难，然后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在某个关键时刻，比如进入了滑雪季或真正的无花果成熟的时候降临在我们萱草般的日子中。说实话，我很期待那场火山爆发引起的无名大火。然而，事实上我的所有空想都会无果而终，我们的恐龙语教授在筹备婚礼期间越发显得语无伦次，我翘首以盼的生活小逻辑被一个人新兴的语言趣味给打败了。
我听课的状态变得前所未有的失神落魄，貌似一个被毒日头暴晒至头脑昏沉的阿拉伯男子，一心只想解下白色绷带一样的头巾。在这个紧要关头，一架飞机从我们教室的窗外缓缓飞过，它的飞行速度之慢，让我不禁怀疑窗框里是一幅带有飞机的风景画。尽管我们的恐龙语教授一句也没有提到关于恐龙语的事，但我发觉了他眼神中的失落和无奈。飞机是否经过侏罗纪，这大概是他此时最关心的问题，一旦答案是否定的，他上课板书的时候就会把字写得扭扭捏捏，丑极了。我宁愿相信教室的窗框里是一枚齐柏林飞艇邮票。它倒飞回去，再倒飞回去，持续好几个年头，最后就真的回到了我们的恐龙语教授做梦都想去的侏罗纪。它从恐龙的头顶上方掠过，制造一阵蕨类植物枝叶间的微风，一阵时光无序倒流的骚动。
惨淡的日子又晃过两天，这天下午没课的时候，我只身一人朝校园里的荷花池走去。池中央有一支荷花在细雨中折断了，折断的荷花刚好挨着水面，但它已经照不出自己的光彩了。对岸有一个青年工人提着涂料桶在荷花池边冲洗，混合着残余涂料的水又倒进荷花池里。奶白色的涂料漂到折断的荷花这边来，水中的云絮和天空中云朵的倒影交融在一起。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零零星星听说了我们的语言学教授的恐龙蛋新房的事情。有好事者已经把恐龙蛋新房的照片发到网上去，我忍住没有去看。“你明白其中的道理吗？”我问自己，“当你去关心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被命运裹挟到真正的恐龙蛋中，没有人尝试过那是什么滋味。眼下的状况是，幸好你还仅仅是一个局外人。你为什么要掺和这件事呢？原本就可以收复一半以上的热情，没有必要牵扯出和那些巨兽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误会。无论在哪个层面上，哪怕是承认了自己的魔怔也不要被别人的拐杖绊倒在地，否则就太丢人现眼了。”
仔细想一想，生活本来可以不用发生什么变化就可以维护现在和将来的境况。恐龙语和我们的生活既近又远，尤其是我，完全可以把它视为染色剂，只要不去碰，手就不会弄脏。诋毁一门看似子虚乌有的语言是如此易如反掌，就算向我们的恐龙语教授学习他的敬业精神，用生命去拥抱恐龙语，也不必非得要住进恐龙蛋中去。我不愿意听到更多关于恐龙蛋新房的消息，这种传闻没有一丁点传奇性，反而有许多漏洞。我们的恐龙语教授上课的时候会走神，不过没有学生会指摘他的这个或那个毛病。喜爱恐龙的人喜爱我们的恐龙语教授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我们去参观完自然博物馆之后再回来上他的课也会渐渐理解他的难处。我几乎做到了把恐龙巨大的骨架和恐龙语词汇总和的重量在左右手掂量一个来回。我担心他独自面对如此巨大的动物的时候，在每一个日夜同它们进行一次又一次虚拟的对话的时候，会情不自禁进入它们的脑子和梦境，吃一口蕨类植物新鲜嫩绿的叶子，吹一阵习习凉风，然后把头伸进我们的世界叼走一支垂死的荷花。 而教授并不知情的是，我一直暗中为他的恐龙语研究的合法性做着辩护。一般来说，在大家都没有弄清恐龙灭绝的真正原因之前就着手切入它们的语言，无异于对正统学术界的冒犯。我为他辩护的方式，是写一份对抗正统学术界的诉讼词。然而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把我们的恐龙语教授视为我的主人，用一个不同寻常的方式在侍奉他，更确切地说，我是在侍奉历史长河中一门曾经存在过的语言。
我自知能力有限，写一份有分量的诉讼词其实超出了我的掌控范围，为此我专门去请教一位学法律的朋友，他的提醒让我意识到这件事的终极本质：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法庭会受理类似的案件。啊，我竟然没有敌人：诉讼词中的诉讼对象当然是我一意捏造出来的。因此，我们的恐龙语教授终究还是孤身一人在奋战。我苦笑着面对那个法律系的高材生。仔细想来我就像一个白痴，除了对语言学知识有皮毛的了解之外，对日常生活的事情一窍不通，不懂世故，更不通人情。没多久，我的朋友离我而去。我一个人散着步，在这个和蕨类植物林有着天壤之别的、不再拥有柔情的城市中漫无目的地游走。
时至今日，当我再次想起那份未完成的诉讼词的时候，心中已淡然了许多。我们的恐龙语教授并不知道我曾经的想法，我只是一个自发的志愿者。现在那份未完成的诉讼词即将成为一篇“最高虚构”的小说，是福是祸，没人能在这个时候下结论。但是一个无花果长出来了，是我们可以眼见为实的存在。
如果我能够多长一个心眼的话，就不难发现我身边的人对于恐龙语的热情和关注度其实是很低的，他们的心不在焉证明了我在这件事上花费的心思是多么无用。对于他们来说，这件事不够现实和刺激——一门死去并消失已久的语言就像是死去多年的祖先，于眼下的生计毫无益处。最终，在两边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我们的恐龙语教授在流言中销声匿迹了——这当然是后话。在他的新娘失踪的第三个年头，他选择了像齐柏林飞艇一样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启动飞行。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我不能够靠记忆而只能靠恐龙语的思维进行假设，再经由假设来构建所谓的事实。语言学上的虚拟和小说笔法上的“最高虚构”其实是一回事，两者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这种冒险精神一次次激励着我，让我觉得自己成了恐龙的代言人。因为它们都已经死光了，它们的造物主也早已不知去向。
我在和现实的抗辩中与恐龙对话，这当然是追踪齐柏林飞艇的最好指南，我追忆我们的恐龙语教授时也同样采取了这种最原始的办法。我想方设法得到了那本传说由三百张白纸装订成的《恐龙语指南》，虽说不上是回溯事实现场的最佳方案，然而有了这个线索，我得以一路往回看，像追逐猎物一样追逐我们的恐龙语教授那一段止于温柔的时光。
他的关于恐龙语研究的学术论文一直没有消息。我们睁大眼睛等着看他是如何冲击传统学术界的，他却不温不火，在自己创造的恐龙语境中过上了风平浪静的日子。恐龙蛋新房慢慢装修起来，荷花池中的荷花也逐渐死去……终于有一天，有一些耐不住性子的人决定给我们的恐龙语教授一个严正的教训。在课堂上看到他鼻青脸肿的样子，我才确认他真的被那伙人打了一顿。他没有对这件事进行任何评价，只是由前段时间的指代不明变成了沉默寡言，越来越像一头只说恐龙语的动物了。实施袭击的人公然叫嚣，他们是为了语言学的正统和纯净才对他下手的，他们在公开场合对媒体所说的原话是“用拳头教训一下这个企图破坏我们的语言体系的伪语言学者”。我认为他们还算不上是无耻之徒，至少他们没有隐瞒自己的企图，解释起来也头头是道。他们自称是“纯粹的少数派”，但实质上他们是在正统的阵营里站了好久的一群人。只是可怜了我们的恐龙语教授，在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学术论文的情况下，就莫名其妙地成了破坏正统的代表，并为此付出鼻青脸肿半个月的代价。
我们的恐龙语教授事后也和我说过，他不是没有想过要正面回应这个问题。“也许他们是对的，”他说，“我已经三十三岁了，并且马上就要结婚。现在，好好过日子的时候到了，谁还想着要等铁树开花呢，你说是不是？”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问题，也许在他心里早已经有了答案，我再怎么说也是徒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们为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他们袭击我的时候甚至都没想过要在我头上套上麻袋。我虽然看到他们，但没有办法指认。你知道为什么吗？”看我没有吱声，他接着自说自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竟然就是恐龙的样子！也许是我研究恐龙语太久了的缘故。我相信他们就是抓住了我的这个短处，才敢如此胆大妄为。从前我背叛了我的母语，成为一个语言上的叛徒，现在就连我的眼睛也背叛了我。所有的一切都和最初的情态背道而驰了。”
我没有惊讶他得出的这个结论，而是惊讶于他选择和我说这件事的时机。我还没有亲眼见过他未来的新娘，不知道在他的心中是否只有恐龙和恐龙语，而没有女人的位置。我猜，女人这个字眼一定像是揉进他眼里的沙子，让他觉得难受却又手足无措。
“这就是我自己种下的无花果树，我现在得自己把它吃下去，整棵树都吃下去。我那篇有关恐龙语的学术文章是永远写不出来的了，就算写出来你们也看不到。那本《恐龙语指南》，你听说了吗？我没有想过要选择人类正在使用的某一种语言来写，我必须全部用恐龙语写才对得起我这么多年来付出的心血。与此有关的所有学术论文也一样，这是对恐龙的一种尊重。”
“那我们呢？”
“这关你们什么事？”他靠在椅子上，紧闭双眼，一字一顿地说：“这件事倒是和他们有关。就是那些袭击我的人，他们自己口中的‘少数派’。他们看不懂，所以认定我是在戏弄他们。我给他们看过两张写满恐龙语的稿子，他们却说那只是两张白纸，是我在戏耍他们。他们难道不明白，那不是他们想要看懂就能看得懂的语言……”
“这和你的结论有什么关系吗？”我打断他。
“他们的行为促使我加快自己的脚步。”
“吃下整棵无花果树？”
“可以这么说，我吃透了恐龙语。” 这简直不可理喻，和我想象中的语言学教授的研究成果相差太远了。直到后来我把《恐龙语指南》原本弄到手才改变自己的看法，恐龙语其实就是包含在无花果中的无花果花。
我几乎是在不抱希望的情况下弄懂了那些虚无缥缈的恐龙语。让我想不到的是，那本《恐龙语指南》里并没有探讨恐龙语史和恐龙语的发展，以及恐龙语的语法规则。《恐龙语指南》！它竟然通篇写的都是我们的恐龙语教授自己，甚至连后来他在教堂和我偶遇的事情也记录下来了。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因为在我读懂《恐龙语指南》的时候，他还像齐柏林飞艇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无法着陆，更不用说停靠在教堂的塔尖上和我对望，并生发出故事的结局来了。
在《恐龙语指南》中，他承认自己是一只恐龙。哦，果真这样的话，所有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我们的恐龙语教授一直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少数派”会突然出现在婚礼现场，因此他力阻他和新娘两方的家人到场。在婚礼上有很多他的同事和学生，少数派若是到婚礼上来捣乱的话岂不是很没面子？因此当“少数派”不请自来之后，我们的恐龙教授的眉毛立刻皱了起来。
“我后悔没有私下和少数派把这件事私了，要强和拖延症害了我。在他们看来，我只是一只恐龙，不懂人情世故，不知道怎么和人类打交道。甚至只是因为我操着一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我就卑鄙地轻蔑了他们。”我们的恐龙教授在《恐龙语指南》中这样道出了整件事的内在原因。
但是，“少数派”没有像上次的袭击那样在婚礼上大打出手。他们没有吵闹捣乱，没有胡吃海喝，相反他们很优雅，很绅士。我们的恐龙教授疑惑了。要知道，在《恐龙语指南》的记载中，少数派袭击我们的恐龙教授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从酒吧走出来，门口有几个人在看着我，但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他们长得很像来自侏罗纪的人，他们背靠的路灯杆子就是蕨类植物的树干吧。我笑呵呵地和他们打招呼、套近乎，他们也笑了，牙齿很是锋利。他们问我是不是研究恐龙语的教授，我笑称是的是的就是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们就把我拖进酒吧旁的那条小巷里，那里弥漫着一股尿骚味。他们才不管这些呢。路灯昏黄的光照不进这巷子里来，在黑暗中他们照着我的肚子就是一拳，我挨不住，应声倒在地上，衣服上满是酒鬼们撒下的小便。他们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但并没有踢打我的要害处。我听得清清楚楚，他们一边踢打一边解释说，是你他妈的太狂妄了，给我们两张白纸算什么事……听他们的声音和谈话，我判断他们一共有五个人，其中一个在巷子口望风。”
在婚礼上客客气气的“少数派”，在婚礼快要结束的时候向来宾们公布了一个消息：新郎和新娘都是恐龙。
我们的恐龙教授和他的新娘被吓得一声不吭。但是让“少数派”感到遗憾的是，没有人因为这个突兀的消息而惊慌失措。他们气定神闲地坚持到婚礼结束，然后三三两两结伴，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婚礼现场，只剩下我们的恐龙教授和他的新娘，还有那五个“少数派”代表在房子中央呆若木鸡。
不过在婚礼的第二天就有人在传播，说是看到了新娘婚纱下没有藏严实的苔绿色尾巴。
我们的恐龙教授和他的新娘本来没有蜜月旅行计划，但随着流言愈演愈烈，他们迫不得已匆忙出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最终他们去了一个滑雪胜地，一座主打滑雪旅游牌的北疆小城。在《恐龙语指南》的讲述中，我们的恐龙教授说那段时间是他这辈子最好的时光，也是最坏的时光。他和他的新娘得以摆脱流言的困扰，但是，他的新娘却就此脱离了他的生活。《恐龙语指南》中写道：
我受不了北方的严寒，我甚至不能在户外待上一分钟，就算穿上保暖内衣加羊毛衫加羽绒服再加上冲锋衣也不顶事。倒是她，很喜欢冰天雪地，似乎本来就是一个北方人，可事实上她是一个来自蕨类植物林的雌恐龙啊。
我在这里对于她来说派不上一点用场，因为我只会拼命要求她和我聊天说话并录音，可她只是要求我帮她抬滑雪板。而我只能把滑雪板抬到门口，我担心自己一到室外就冻成冰雕。后续的恐龙语研究工作靠一个冰雕去完成是不可能的。
我在室内一遍又一遍听我们的聊天录音，这是我唯一掌握的第一手恐龙语资料。而她每天都要去室外滑雪。有一天，滑雪场的工作人员特意对我说，她在滑雪方面很有天赋，天生就是从事这项运动的料，而不应该仅仅作为一个旅游者偶尔来滑一次雪。
有关滑雪的技巧我一窍不通，可我有时从楼上透过窗玻璃观察滑雪场的情景，偶尔还是会在众多的滑雪者中找到她的身影。她滑得闲庭信步行云流水，轻松地绕过旗杆，在穿过旗门后又惊险地避开三五棵雪松，雪橇在她身后形成的几何线条是如此优美。
我最后一次听说有关她滑雪的事情的时候，她已经离我而去了。滑雪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有一天她找上他，说想要提高自己的滑雪技术，而他告诉她，现在她的技术已经很好了。但是她坚持自己想法，说自己的尾巴是个累赘，想要割掉。他以为她只在开玩笑，就打趣说，没有尾巴会失去平衡的。他当然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她离我而去的当天）有人向他通报说，滑雪场上发现了一条细长的苔绿色尾巴，不知道来自什么动物。他想起了她跟他说过的那些话，心里一惊。他们找遍了整个滑雪场都没有找到她，只好来向我说明情况。我们一起报了警，但警方也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事，他们集中力量找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发现她的丝毫踪迹。
我们的恐龙教授的新娘就这样离奇失踪了。我们的恐龙教授只身一人在那个北疆小城呆了整整一个冬天，开春后才回到学校。
五月份我毕业离校，在古语言及小语种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我们研究的语种非常之多，连A、B吐火罗语，赫梯语和阿卡德语都涉及了，唯独没有恐龙语。转眼过了三年，有人告诉我，我们的恐龙教授也失踪了。至于在这三年中，他住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是否还在坚持研究恐龙语，我统统一无所知。有时候，我恍恍惚惚感觉在我的生活中似乎并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个人，以前看托马斯·伯恩哈德的小说时有一段话被我滑过去了，现在再翻出来看却是感同身受。托马斯在他的小说中写道：“现在我知道了，我们许多年从一个人身边走过，却不知道这人是谁；现在我知道了，数十年我曾从一个人身边走过，而不知道他是谁。”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想在那本《恐龙语指南》中发现关于我们未来的预言。有一天，我散步至龙门桥下那座小教堂前，犹豫了几分钟后，我还是决定进去看看。这座教堂之小，让我不得不侧身才能通过它的每一条过道。我低头背对着教堂的窄门，却感觉到有人在我身后做着祈祷。小教堂摇摇欲坠，我知道那是因为教堂的塔尖上停放着迷路好多年的齐柏林飞艇，我也知道站在我身后的正是我们曾经的语言学教授。这个结局在他的《恐龙语指南》中早有提及。而现在，我们只不过是进行一次带妆彩排而已。当然，是否会有最后的正式演出还是未知之数。
只不过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在《恐龙语指南》中没有如实记下：在教堂中，当我转身面对他的时候，他的头刚好挨在我的胸脯上——他不由在心中暗暗叫苦：“原来，上帝是个女孩。”
主持人的话
郑纪鹏是一个富有才华的年轻作者，他的写作百无禁忌，而丰富的想象和俯拾即是的语言能力则几乎是出自本能。
《齐柏林飞艇》叙述了一个研究恐龙语的教授的遭际。由于被人视为正统语言学研究的破坏者，在生活中处处受到正统派的打击，而他的研究成果由于无人能懂也被视为对他人的鄙视和嘲弄。其实，他早已通晓了恐龙语并找到一只女恐龙结为夫妇。不幸的是，这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先是妻子失踪，三年后教授自己也避开人群栖身于一个破败的小教堂中。
作为一篇幻想小说，《齐柏林飞艇》在向我们展示恐龙语教授的生活和命运的同时，也悄然预示了人类生存的窘境以及并不光辉的未来。正如曾经统治世界的那个庞大的族群。这使读者在小说的阅读过程中，总是在心头闪过一丝隐隐的紧张和不安之感。
——邵风华
正是因为做出这个让人多有不解的选择（尽管当初他下决心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均未在场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做这种决定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不得不接受我们给他起的“恐龙教授”的称号，但据我观察，他对这个可笑的称呼并不反感。相反，当每周一次我在通往教室的走廊上遇见他，并用这个称呼向他问好，他便会扬起那本握在手中卷成圆纸筒的《恐龙语指南》轻轻拍打我的额头或肩膀作为回应。他还多次赞扬我是施耐庵一样的人物。
“为什么是施耐庵？”有一次，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忍不住问他。
“因为施耐庵喜欢给别人起外号啊。”说完他便自顾自地笑起来，爽朗的笑声在走廊里快节奏地打着鼓点。
“那你给我起‘施耐庵’这个外号又算什么？”我问他。他不觉已被我拉进悖论循环的怪圈，听完我的话后不禁哑然失笑，又是摇头又是点头地走进了教室。
我没有机会向他解释我叫他“恐龙教授”并非出于恶意。不知道在我们的恐龙语教授自己编撰的《恐龙语指南》里有没有收入“恐龙”和“教授”这两个词，根据推论，“恐龙”是一定要收录的，因为《恐龙语指南》这本书的书名就含有“恐龙语”，按照人类普遍的语法规则，这个词应该由“恐龙”一词加上后缀组成。问题是，我们的恐龙语教授对恐龙语的研究成果至今还未公布，就连那本《恐龙语指南》，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称，也只是装订成册的三百多张白纸而已。没有研究成果，恐龙语的语法规则和人类语言的语法规则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自然就无从谈起。另一个疑问是，如果这本《恐龙语指南》只是一个幌子，有没有可能真正的研究成果被记录在别的地方呢？回到最初的假设上来，如果恐龙语的语法规则不同于人类使用过的任何一种语言的语法规则，那么“恐龙”这个词就不一定会出现在恐龙语的日常词汇中。还有，“教授”这个职称名词是否存在，也理应取决于真正的恐龙世界中有没有教授这个职位。
但是，如果恐龙有一套和我们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信仰和规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恐龙世界，那么它们很可能不会自称为“恐龙”，它们是否把生存的环境称为“世界”也有待考据，如此种种，解答起来恐怕比施耐庵给英雄好汉起外号要麻烦得多。这就是恐龙语和我们的语言学教授选择恐龙语让我们泄气的缘由所在。我们的恐龙语教授百分百思考过这些问题，因为最近他说话常常出现指代不明的情况，我有理由怀疑他正在操练恐龙语。
就像是无花果并非没有花，而是包裹在果实里，我们的恐龙语教授的爱情也深藏在内部，可算起来还是属于语言学的范畴。那是爱情，也许只是类似爱情。他从没提及生活中的自己，更不用说在爱情生活中他是不是像麋鹿一样在林子里走来走去。我忘了是通过什么渠道得知他要结婚的消息的，但我已经提前预演了他的婚礼，假如我能够亲眼看见准新娘的话，这场排练中的婚礼就算是齐活了。我不能责备我们的恐龙语教授带来爱情灾难，然后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在某个关键时刻，比如进入了滑雪季或真正的无花果成熟的时候降临在我们萱草般的日子中。说实话，我很期待那场火山爆发引起的无名大火。然而，事实上我的所有空想都会无果而终，我们的恐龙语教授在筹备婚礼期间越发显得语无伦次，我翘首以盼的生活小逻辑被一个人新兴的语言趣味给打败了。
我听课的状态变得前所未有的失神落魄，貌似一个被毒日头暴晒至头脑昏沉的阿拉伯男子，一心只想解下白色绷带一样的头巾。在这个紧要关头，一架飞机从我们教室的窗外缓缓飞过，它的飞行速度之慢，让我不禁怀疑窗框里是一幅带有飞机的风景画。尽管我们的恐龙语教授一句也没有提到关于恐龙语的事，但我发觉了他眼神中的失落和无奈。飞机是否经过侏罗纪，这大概是他此时最关心的问题，一旦答案是否定的，他上课板书的时候就会把字写得扭扭捏捏，丑极了。我宁愿相信教室的窗框里是一枚齐柏林飞艇邮票。它倒飞回去，再倒飞回去，持续好几个年头，最后就真的回到了我们的恐龙语教授做梦都想去的侏罗纪。它从恐龙的头顶上方掠过，制造一阵蕨类植物枝叶间的微风，一阵时光无序倒流的骚动。
惨淡的日子又晃过两天，这天下午没课的时候，我只身一人朝校园里的荷花池走去。池中央有一支荷花在细雨中折断了，折断的荷花刚好挨着水面，但它已经照不出自己的光彩了。对岸有一个青年工人提着涂料桶在荷花池边冲洗，混合着残余涂料的水又倒进荷花池里。奶白色的涂料漂到折断的荷花这边来，水中的云絮和天空中云朵的倒影交融在一起。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零零星星听说了我们的语言学教授的恐龙蛋新房的事情。有好事者已经把恐龙蛋新房的照片发到网上去，我忍住没有去看。“你明白其中的道理吗？”我问自己，“当你去关心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被命运裹挟到真正的恐龙蛋中，没有人尝试过那是什么滋味。眼下的状况是，幸好你还仅仅是一个局外人。你为什么要掺和这件事呢？原本就可以收复一半以上的热情，没有必要牵扯出和那些巨兽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误会。无论在哪个层面上，哪怕是承认了自己的魔怔也不要被别人的拐杖绊倒在地，否则就太丢人现眼了。”
仔细想一想，生活本来可以不用发生什么变化就可以维护现在和将来的境况。恐龙语和我们的生活既近又远，尤其是我，完全可以把它视为染色剂，只要不去碰，手就不会弄脏。诋毁一门看似子虚乌有的语言是如此易如反掌，就算向我们的恐龙语教授学习他的敬业精神，用生命去拥抱恐龙语，也不必非得要住进恐龙蛋中去。我不愿意听到更多关于恐龙蛋新房的消息，这种传闻没有一丁点传奇性，反而有许多漏洞。我们的恐龙语教授上课的时候会走神，不过没有学生会指摘他的这个或那个毛病。喜爱恐龙的人喜爱我们的恐龙语教授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我们去参观完自然博物馆之后再回来上他的课也会渐渐理解他的难处。我几乎做到了把恐龙巨大的骨架和恐龙语词汇总和的重量在左右手掂量一个来回。我担心他独自面对如此巨大的动物的时候，在每一个日夜同它们进行一次又一次虚拟的对话的时候，会情不自禁进入它们的脑子和梦境，吃一口蕨类植物新鲜嫩绿的叶子，吹一阵习习凉风，然后把头伸进我们的世界叼走一支垂死的荷花。 而教授并不知情的是，我一直暗中为他的恐龙语研究的合法性做着辩护。一般来说，在大家都没有弄清恐龙灭绝的真正原因之前就着手切入它们的语言，无异于对正统学术界的冒犯。我为他辩护的方式，是写一份对抗正统学术界的诉讼词。然而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把我们的恐龙语教授视为我的主人，用一个不同寻常的方式在侍奉他，更确切地说，我是在侍奉历史长河中一门曾经存在过的语言。
我自知能力有限，写一份有分量的诉讼词其实超出了我的掌控范围，为此我专门去请教一位学法律的朋友，他的提醒让我意识到这件事的终极本质：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法庭会受理类似的案件。啊，我竟然没有敌人：诉讼词中的诉讼对象当然是我一意捏造出来的。因此，我们的恐龙语教授终究还是孤身一人在奋战。我苦笑着面对那个法律系的高材生。仔细想来我就像一个白痴，除了对语言学知识有皮毛的了解之外，对日常生活的事情一窍不通，不懂世故，更不通人情。没多久，我的朋友离我而去。我一个人散着步，在这个和蕨类植物林有着天壤之别的、不再拥有柔情的城市中漫无目的地游走。
时至今日，当我再次想起那份未完成的诉讼词的时候，心中已淡然了许多。我们的恐龙语教授并不知道我曾经的想法，我只是一个自发的志愿者。现在那份未完成的诉讼词即将成为一篇“最高虚构”的小说，是福是祸，没人能在这个时候下结论。但是一个无花果长出来了，是我们可以眼见为实的存在。
如果我能够多长一个心眼的话，就不难发现我身边的人对于恐龙语的热情和关注度其实是很低的，他们的心不在焉证明了我在这件事上花费的心思是多么无用。对于他们来说，这件事不够现实和刺激——一门死去并消失已久的语言就像是死去多年的祖先，于眼下的生计毫无益处。最终，在两边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我们的恐龙语教授在流言中销声匿迹了——这当然是后话。在他的新娘失踪的第三个年头，他选择了像齐柏林飞艇一样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启动飞行。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我不能够靠记忆而只能靠恐龙语的思维进行假设，再经由假设来构建所谓的事实。语言学上的虚拟和小说笔法上的“最高虚构”其实是一回事，两者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这种冒险精神一次次激励着我，让我觉得自己成了恐龙的代言人。因为它们都已经死光了，它们的造物主也早已不知去向。
我在和现实的抗辩中与恐龙对话，这当然是追踪齐柏林飞艇的最好指南，我追忆我们的恐龙语教授时也同样采取了这种最原始的办法。我想方设法得到了那本传说由三百张白纸装订成的《恐龙语指南》，虽说不上是回溯事实现场的最佳方案，然而有了这个线索，我得以一路往回看，像追逐猎物一样追逐我们的恐龙语教授那一段止于温柔的时光。
他的关于恐龙语研究的学术论文一直没有消息。我们睁大眼睛等着看他是如何冲击传统学术界的，他却不温不火，在自己创造的恐龙语境中过上了风平浪静的日子。恐龙蛋新房慢慢装修起来，荷花池中的荷花也逐渐死去……终于有一天，有一些耐不住性子的人决定给我们的恐龙语教授一个严正的教训。在课堂上看到他鼻青脸肿的样子，我才确认他真的被那伙人打了一顿。他没有对这件事进行任何评价，只是由前段时间的指代不明变成了沉默寡言，越来越像一头只说恐龙语的动物了。实施袭击的人公然叫嚣，他们是为了语言学的正统和纯净才对他下手的，他们在公开场合对媒体所说的原话是“用拳头教训一下这个企图破坏我们的语言体系的伪语言学者”。我认为他们还算不上是无耻之徒，至少他们没有隐瞒自己的企图，解释起来也头头是道。他们自称是“纯粹的少数派”，但实质上他们是在正统的阵营里站了好久的一群人。只是可怜了我们的恐龙语教授，在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学术论文的情况下，就莫名其妙地成了破坏正统的代表，并为此付出鼻青脸肿半个月的代价。
我们的恐龙语教授事后也和我说过，他不是没有想过要正面回应这个问题。“也许他们是对的，”他说，“我已经三十三岁了，并且马上就要结婚。现在，好好过日子的时候到了，谁还想着要等铁树开花呢，你说是不是？”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问题，也许在他心里早已经有了答案，我再怎么说也是徒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们为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他们袭击我的时候甚至都没想过要在我头上套上麻袋。我虽然看到他们，但没有办法指认。你知道为什么吗？”看我没有吱声，他接着自说自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竟然就是恐龙的样子！也许是我研究恐龙语太久了的缘故。我相信他们就是抓住了我的这个短处，才敢如此胆大妄为。从前我背叛了我的母语，成为一个语言上的叛徒，现在就连我的眼睛也背叛了我。所有的一切都和最初的情态背道而驰了。”
我没有惊讶他得出的这个结论，而是惊讶于他选择和我说这件事的时机。我还没有亲眼见过他未来的新娘，不知道在他的心中是否只有恐龙和恐龙语，而没有女人的位置。我猜，女人这个字眼一定像是揉进他眼里的沙子，让他觉得难受却又手足无措。
“这就是我自己种下的无花果树，我现在得自己把它吃下去，整棵树都吃下去。我那篇有关恐龙语的学术文章是永远写不出来的了，就算写出来你们也看不到。那本《恐龙语指南》，你听说了吗？我没有想过要选择人类正在使用的某一种语言来写，我必须全部用恐龙语写才对得起我这么多年来付出的心血。与此有关的所有学术论文也一样，这是对恐龙的一种尊重。”
“那我们呢？”
“这关你们什么事？”他靠在椅子上，紧闭双眼，一字一顿地说：“这件事倒是和他们有关。就是那些袭击我的人，他们自己口中的‘少数派’。他们看不懂，所以认定我是在戏弄他们。我给他们看过两张写满恐龙语的稿子，他们却说那只是两张白纸，是我在戏耍他们。他们难道不明白，那不是他们想要看懂就能看得懂的语言……”
“这和你的结论有什么关系吗？”我打断他。
“他们的行为促使我加快自己的脚步。”
“吃下整棵无花果树？”
“可以这么说，我吃透了恐龙语。” 这简直不可理喻，和我想象中的语言学教授的研究成果相差太远了。直到后来我把《恐龙语指南》原本弄到手才改变自己的看法，恐龙语其实就是包含在无花果中的无花果花。
我几乎是在不抱希望的情况下弄懂了那些虚无缥缈的恐龙语。让我想不到的是，那本《恐龙语指南》里并没有探讨恐龙语史和恐龙语的发展，以及恐龙语的语法规则。《恐龙语指南》！它竟然通篇写的都是我们的恐龙语教授自己，甚至连后来他在教堂和我偶遇的事情也记录下来了。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因为在我读懂《恐龙语指南》的时候，他还像齐柏林飞艇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无法着陆，更不用说停靠在教堂的塔尖上和我对望，并生发出故事的结局来了。
在《恐龙语指南》中，他承认自己是一只恐龙。哦，果真这样的话，所有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我们的恐龙语教授一直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少数派”会突然出现在婚礼现场，因此他力阻他和新娘两方的家人到场。在婚礼上有很多他的同事和学生，少数派若是到婚礼上来捣乱的话岂不是很没面子？因此当“少数派”不请自来之后，我们的恐龙教授的眉毛立刻皱了起来。
“我后悔没有私下和少数派把这件事私了，要强和拖延症害了我。在他们看来，我只是一只恐龙，不懂人情世故，不知道怎么和人类打交道。甚至只是因为我操着一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我就卑鄙地轻蔑了他们。”我们的恐龙教授在《恐龙语指南》中这样道出了整件事的内在原因。
但是，“少数派”没有像上次的袭击那样在婚礼上大打出手。他们没有吵闹捣乱，没有胡吃海喝，相反他们很优雅，很绅士。我们的恐龙教授疑惑了。要知道，在《恐龙语指南》的记载中，少数派袭击我们的恐龙教授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从酒吧走出来，门口有几个人在看着我，但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他们长得很像来自侏罗纪的人，他们背靠的路灯杆子就是蕨类植物的树干吧。我笑呵呵地和他们打招呼、套近乎，他们也笑了，牙齿很是锋利。他们问我是不是研究恐龙语的教授，我笑称是的是的就是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们就把我拖进酒吧旁的那条小巷里，那里弥漫着一股尿骚味。他们才不管这些呢。路灯昏黄的光照不进这巷子里来，在黑暗中他们照着我的肚子就是一拳，我挨不住，应声倒在地上，衣服上满是酒鬼们撒下的小便。他们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但并没有踢打我的要害处。我听得清清楚楚，他们一边踢打一边解释说，是你他妈的太狂妄了，给我们两张白纸算什么事……听他们的声音和谈话，我判断他们一共有五个人，其中一个在巷子口望风。”
在婚礼上客客气气的“少数派”，在婚礼快要结束的时候向来宾们公布了一个消息：新郎和新娘都是恐龙。
我们的恐龙教授和他的新娘被吓得一声不吭。但是让“少数派”感到遗憾的是，没有人因为这个突兀的消息而惊慌失措。他们气定神闲地坚持到婚礼结束，然后三三两两结伴，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婚礼现场，只剩下我们的恐龙教授和他的新娘，还有那五个“少数派”代表在房子中央呆若木鸡。
不过在婚礼的第二天就有人在传播，说是看到了新娘婚纱下没有藏严实的苔绿色尾巴。
我们的恐龙教授和他的新娘本来没有蜜月旅行计划，但随着流言愈演愈烈，他们迫不得已匆忙出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最终他们去了一个滑雪胜地，一座主打滑雪旅游牌的北疆小城。在《恐龙语指南》的讲述中，我们的恐龙教授说那段时间是他这辈子最好的时光，也是最坏的时光。他和他的新娘得以摆脱流言的困扰，但是，他的新娘却就此脱离了他的生活。《恐龙语指南》中写道：
我受不了北方的严寒，我甚至不能在户外待上一分钟，就算穿上保暖内衣加羊毛衫加羽绒服再加上冲锋衣也不顶事。倒是她，很喜欢冰天雪地，似乎本来就是一个北方人，可事实上她是一个来自蕨类植物林的雌恐龙啊。
我在这里对于她来说派不上一点用场，因为我只会拼命要求她和我聊天说话并录音，可她只是要求我帮她抬滑雪板。而我只能把滑雪板抬到门口，我担心自己一到室外就冻成冰雕。后续的恐龙语研究工作靠一个冰雕去完成是不可能的。
我在室内一遍又一遍听我们的聊天录音，这是我唯一掌握的第一手恐龙语资料。而她每天都要去室外滑雪。有一天，滑雪场的工作人员特意对我说，她在滑雪方面很有天赋，天生就是从事这项运动的料，而不应该仅仅作为一个旅游者偶尔来滑一次雪。
有关滑雪的技巧我一窍不通，可我有时从楼上透过窗玻璃观察滑雪场的情景，偶尔还是会在众多的滑雪者中找到她的身影。她滑得闲庭信步行云流水，轻松地绕过旗杆，在穿过旗门后又惊险地避开三五棵雪松，雪橇在她身后形成的几何线条是如此优美。
我最后一次听说有关她滑雪的事情的时候，她已经离我而去了。滑雪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有一天她找上他，说想要提高自己的滑雪技术，而他告诉她，现在她的技术已经很好了。但是她坚持自己想法，说自己的尾巴是个累赘，想要割掉。他以为她只在开玩笑，就打趣说，没有尾巴会失去平衡的。他当然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她离我而去的当天）有人向他通报说，滑雪场上发现了一条细长的苔绿色尾巴，不知道来自什么动物。他想起了她跟他说过的那些话，心里一惊。他们找遍了整个滑雪场都没有找到她，只好来向我说明情况。我们一起报了警，但警方也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事，他们集中力量找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发现她的丝毫踪迹。
我们的恐龙教授的新娘就这样离奇失踪了。我们的恐龙教授只身一人在那个北疆小城呆了整整一个冬天，开春后才回到学校。
五月份我毕业离校，在古语言及小语种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我们研究的语种非常之多，连A、B吐火罗语，赫梯语和阿卡德语都涉及了，唯独没有恐龙语。转眼过了三年，有人告诉我，我们的恐龙教授也失踪了。至于在这三年中，他住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是否还在坚持研究恐龙语，我统统一无所知。有时候，我恍恍惚惚感觉在我的生活中似乎并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个人，以前看托马斯·伯恩哈德的小说时有一段话被我滑过去了，现在再翻出来看却是感同身受。托马斯在他的小说中写道：“现在我知道了，我们许多年从一个人身边走过，却不知道这人是谁；现在我知道了，数十年我曾从一个人身边走过，而不知道他是谁。”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想在那本《恐龙语指南》中发现关于我们未来的预言。有一天，我散步至龙门桥下那座小教堂前，犹豫了几分钟后，我还是决定进去看看。这座教堂之小，让我不得不侧身才能通过它的每一条过道。我低头背对着教堂的窄门，却感觉到有人在我身后做着祈祷。小教堂摇摇欲坠，我知道那是因为教堂的塔尖上停放着迷路好多年的齐柏林飞艇，我也知道站在我身后的正是我们曾经的语言学教授。这个结局在他的《恐龙语指南》中早有提及。而现在，我们只不过是进行一次带妆彩排而已。当然，是否会有最后的正式演出还是未知之数。
只不过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在《恐龙语指南》中没有如实记下：在教堂中，当我转身面对他的时候，他的头刚好挨在我的胸脯上——他不由在心中暗暗叫苦：“原来，上帝是个女孩。”
主持人的话
郑纪鹏是一个富有才华的年轻作者，他的写作百无禁忌，而丰富的想象和俯拾即是的语言能力则几乎是出自本能。
《齐柏林飞艇》叙述了一个研究恐龙语的教授的遭际。由于被人视为正统语言学研究的破坏者，在生活中处处受到正统派的打击，而他的研究成果由于无人能懂也被视为对他人的鄙视和嘲弄。其实，他早已通晓了恐龙语并找到一只女恐龙结为夫妇。不幸的是，这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先是妻子失踪，三年后教授自己也避开人群栖身于一个破败的小教堂中。
作为一篇幻想小说，《齐柏林飞艇》在向我们展示恐龙语教授的生活和命运的同时，也悄然预示了人类生存的窘境以及并不光辉的未来。正如曾经统治世界的那个庞大的族群。这使读者在小说的阅读过程中，总是在心头闪过一丝隐隐的紧张和不安之感。
——邵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