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近代中国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曾经涌现出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企业，其中有商业企业、金融业企业，也有工业企业、交通运输业企业。后两者可以合称为“产业资本企业”。毛泽东主席所讲的“四个不能忘记”之人，都是属于近代“产业资本企业”的代表人物。近代中国企业发展史可以说是有多条发展线索交织的历史，其中最能体现时代变化特征的主线就是产业资本企业制度的历史演变。
　　从“官营”到“官督商办”
　　顺着产业资本企业演变这条主线，我们可以看到：甲午战争之前，“官营”模式在国内产业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19世纪末至1920年代，“大生”模式代表了当时国内产业民营化的发展主流，在国内产业界独领风骚；1920年代以后是荣宗敬兄弟的“茂福申新”模式、郭乐兄弟的“永安”模式、刘鸿生的“中华”模式、范旭东的“久永黄”模式、卢作孚的“民生”模式等群雄并起的时代。
　　“官营”模式又可分为“官办”和“官督商办”两个模式。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清政府洋务派官僚相继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等军用企业，开启了近代中国民族产业发展的历程。
　　这些军用企业都是官办，资金来源于清政府的财政拨款，企业的兴办、扩充或闭歇，主持人的进退等，都必须由清朝封建政府来决定；其产品基本上由清政府无偿调拨给各地清军。在管理体制上这些企业沿袭了封建衙门的一套制度，企业的职员大多有清朝军衔，封建的人事关系充斥于企业内部，机构臃肿，因循推诿、营私舞弊，贪污中饱等腐败现象比比皆是。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李鸿章等人又相继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直隶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官督商办是洋务派民用企业的主要形式。官督商办企业开办初期从唐廷枢、郑观应等买办那里吸收了较多的资金和西方商务管理知识，使得“官督商办”模式比“官办”模式发展水平较高。
　　但是官督商办企业在管理体制中仍然沿袭了封建衙门的一套办法，商人股东处于无权地位。官督商办企业大都采取总办（或督办）、会办（以及帮办）制度，总办、会办中虽有不少人是商人或买办出身，但他们并不是由股东选举的，而是由官府任命的，容易形成“结党营私，毫无顾忌，而局务遂日归腐败”的局面。曾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后又经营上海织布局的郑观应，曾是官督商办的积极倡导者，但他后来竭力抨击官督商办的弊病。他还在一首诗中慨叹：“名曰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
　　产业民营化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官办”模式虽然在军工行业继续存在，但是在民用行业的“官督商办”模式已走向没落，中国产业发展进入民营化时期。
　　民营化大致分两条途径进行：一是新的民营企业大量创办，逐渐在数量上占据了中国企业的主要地位；二是旧的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企业被主持的官僚化公为私，转为商办（民营），企业掌权人还是原来的官僚，但是其摇身一变，身份已变为商股大股东。
　　前一条途径取得了较大成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新式产业发展的主流，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1895～1927年间仅民营纺纱企业就新建了100多家，新建的民营缫丝企业有400多家，其他如染织、呢绒、丝织、面粉、火柴、造纸、卷烟、榨油、制盐、机械、化工等行业新建的民营企业数量也相当多。
　　其中，张謇相继创办了包括纺织、农垦、航运、码头、机械、面粉、榨油、制盐、贸易、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在内的数十家企业，组成大生企业集团，这是清末民初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张謇等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采纳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将创新、进取精神与务实精神相结合，使得大生企业在制度特征上与同时代国内其他企业相比，有着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前文所述具有一定先进意义的、有六方面特征的“大生”模式。
　　后一条途径情况却并不十分理想，原“官营”模式企业转为商办后经营状况没有多大改善。这类“商”办企业，可以说是腐败舞弊的产物，在转为“商”办后也难以避免腐败风气的影响。例如，汉冶萍公司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钢铁煤炭联合企业集团，其生产的生铁质量被“欧美行家称为极品”，生产的钢轨、桥料等，不仅有广阔的国内市场，美国、日本、香港等地也纷纷来求购。但是在盛宣怀降其转为商办后，不仅经营状况不好。“为所有的高级官员立有大笔的家用开支账户，……还有盗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其中许多被那些冗员们用于与盛建立裙带关系和表示效忠。”盛宣怀“在那些明确地享有垄断和大量官方津贴的企业是成功的，但常常在其他存在竞争的企业中失败”。轮船招商局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较大较有影响的洋务企业，招商局于20世纪初由官督商办转为商办（民营）后，亏损越来越重，负债累累。
　　后一条途径的企业经营有所发展者，以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为代表。周学熙出身显宦家庭，靠经管北洋官营经济发家。他利用袁世凯的庇护，采取假公济私手法，将启新洋灰公司原官产转化为北洋官僚私人投资的企业。启新洋灰公司成为后来周学熙企业集团扩张的基础。清末民初周学熙集团在华北的发展，除了周学熙经营有方外，离不开袁世凯和其他北洋官僚所给予的特权和种种便利，靠的是“以官权为神奇的‘点金棒’”。
　　可以说，清末民初执中国实业界牛耳的“南张北周”，分别代表了民营化的两条途径，代表了两类不同的企业制度，“南张”代表的是当时国内企业制度发展的主流，而“北周”代表的只能算是支流。在当时中国企业民营化发展的主流中，虽然另外也有一些成功者，但是无论其经营业绩，还是在国内的影响，都不及张謇创造的“大生”模式。清末民初时，“大生”模式在国内产业界独领风骚，南通也一度成为中外闻名的区域经济发展样板。
　　绅领商办
　　近代著名学者胡适曾这样评论张謇：“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开路先锋”。笔者认为，张謇所开之路，也包括他在企业制度方面开辟的新路。在中国近代企业制度演变史上，李鸿章等人开启了“官营”模式之路，而张謇创造的“大生”模式则开辟了解决官商关系问题，发展中国民营产业的新路。相比之下，张謇所开之路在中国企业制度变革进程中占有更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张謇创办企业的年代，“官督商办”模式虽然已走向没落，解决官商关系问题，是清末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关键。张謇等人在创办企业过程中不得不同形形色色的官吏打交道，又尽量设法摆脱官府对企业经营的干涉，设法革除官营企业体制的弊病。
　　张謇曾经指出，官府控制的企业“排调恢张，员司充斥，视为大众分利之薮，全无专勤负责之人，……于财政上徒有增豫溢出之嫌，于实业上不能收商贾同等之利，名为提倡，实则阻之。”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最初打算走完全“商办”之路，但是经张謇多方奔走努力，仍不能解决集资问题，完全“商办”的办法落空，只得加入官股，并在刘坤一的支持下，使纱厂“名虽为官商合办，一切厂务官中并未参与”。
　　张謇将这种方式称为“绅领商办”。将大生纱厂改为“绅领商办”，以利于更多的商人投资纱厂，这是张謇等人在企业组织方式上的一个创造。在中国企业制度演变史上，“绅领商办”是对前不久在国内产业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官督商办”模式的一个改革。大生纱厂产权关系明晰，官股长期存在，经营权却始终不受官府干涉。张謇以后创办的其他企业，基本上都是完全商办。
　　由于“大生”模式在当时较好地解决了官商关系问题，在企业产权关系、经营管理体制和利润分配制度等方面，对“官督商办”模式进行了改革，进而又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使得“大生”模式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民营股份制企业制度的典范。
　　张謇在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期间，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中国实业发展的法规和制度等，其中融入了他自己经营企业的经验。张謇后又被选为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首任会长。他还热心帮助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商务印书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国内一些企业渡过难关。山西、云南、新疆、甘肃等地方政府官员向张謇请教如何办实业，张謇也总是“代为设计，详为答复”，总想中国“多几件实业，多几个开发富源的地方”。凡此种种，都扩大了“大生”模式在国内的影响。
　　“大生”模式的影响
　　张謇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驱，他创造的“大生”模式“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代表了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方向，又向世界表示：中国民营产业初兴时期在企业制度上就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笔者认为张謇“大生”模式的形成标志着“官营”模式占统治地位时代的终结，民营化成为中国企业制度发展主流时代的到来。
　　虽然到20年代中期，在帝国主义加强对华侵略的大环境影响下，在其他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大生企业陷入债权人的控制之中，但是 “大生”模式曾在国内独领风骚近30年，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大生”模式靠股份公司制兴办社会化大生产、产权关系明晰、建立公开而严明的企业管理机制、按资与按经营劳动相结合的利润分配制度、重视市场营销的经营方针、重视人才开发与管理、重视新式教育、从实际出发的劳动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创新，为后来的中国企业家树立了榜样，对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也仍然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