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北京的余金平交通肇事案在法律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起案件的案情都算不上十分复杂。但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比如上诉不加刑等，却让各路专家学者争论不休。其中，作为一项新生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用同样值得注意。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第六檢察部检察官梁春程，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了分析，并对该制度可以完善的空间进行了探讨。

兑现政策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梁春程告诉记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之所以使用了完善的表述方式，是因为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类似的理念。比如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的那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其中就包含了认罪从宽的意味。再比如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亦是同理。只不过，这些都属于司法政策范畴，并没有被明确写入法律条文，没有在法律中完全形成规范。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
　　那么，法律为何要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呢？梁春程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寻其背后的制度价值。首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犯罪数量是逐年上升的。在司法员额制改革的背景下，具有办案资格的法官、检察官相对来说是减少的。“另一方面，我国于2016年提出进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既然要以审判为中心，必然要求刑事诉讼程序具备多元化的构造。换言之，简单的案件从简办理，复杂案件精细化办理，这就要求在前端进行繁简分流。”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一些危险驾驶罪案件，交通肇事罪案件，以及一些涉案金额不大的盗窃罪案件等进行从速办理，既节约了司法资源，也为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提供了配套的机制。“可以这么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是相配套的。”
　　其次，之所以要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是为了要求司法机关兑现刑事政策。如前文所述，过去我们常说要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今通过立法的形式约束司法机关，并要求后者兑现刑事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既保障了被告人的人权，也保护了被害人的利益。据了解，嘉定区人民检察院今年第一季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案件268件367人，适用率达90%，量刑建议被采纳率达到96.4%。其中关于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检察机关提出的确定刑的量刑建议为100%。“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就意味着可能会存在退赔、赔偿等情节，这也相当于保障了被害人的权益。”
　　最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近年来，修复性司法理念逐渐得到认同，有些案件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促成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之间进行刑事和解，从而化解矛盾。另一方面，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来说，如果这些人通过认罪认罚直面自己所犯的错误、罪行，说明其可改造性相对来说较强，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认为其对司法、对社会的对抗，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大大降低。不论从刑法的一般预防还是从特殊预防的角度来看，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认罪与认罚

　　实践中，想要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首先就必须要准确理解认罪及认罚的概念。所谓认罪，法律的规定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司法机关认定的事实。但是，认罪应当是承认主要的犯罪事实，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个别不影响罪名成立的一些辩解，或者是因为自己对法律认识的不足而对罪名提出的一些异议，都不影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认定。关于认罚，梁春程表示，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在于，认罚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在一些案件中，比如故意伤害罪案件，需要考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对被害人进行赔偿或赔礼道歉等。再比如，在经济类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愿意积极退赃，也是重要的参考标准。

一般应当从宽

　　值得讨论的问题在于，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不认罪不认罚是否意味着可以对其从严处理？同样的道理，如果认罪认罚是否就一定可以对其从宽处理？如果并非必然从宽处理，那么该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是否会受到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梁春程解释道，司法机关过去对于认罪态度较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会将其认罪态度较好作为酌定从轻的情节。所谓认罪态度较好包括认罪悔罪、积极赔偿，帮助司法机关找到相关证据，交代同案犯等。另一方面，当然也存在认罪态度恶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比如到案后闪烁其词，将罪责推脱给其他人，拒不交代其他同案犯，这些可以认为是认罪态度恶劣的，可以建议法院从重处罚。但是，在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不认罪不认罚，或者只认罪不认罚，只认罚不认罪，换言之，既不属于认罪态度较好，也不属于认罪态度恶劣，只能认定为认罪态度一般，当然不能进行从重处理，从严处理。
　　从法律条文的表述来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梁春程表示，此处要理解为“一般应当”，亦即凡是法律上使用了“可以……”的表述，要理解为“一般应当……”。具体到认罪认罚案件中，除非有特殊情况，一般应当从宽处理。所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第201条则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实际上这就是前后呼应的关系，不然就达不到要兑现政策的目的，从而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成为僵尸制度。” 　　同时，梁春程还补充道：“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换言之，所有案件都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因此在我个人看来，在对一些轻罪案件进行量刑时，考虑到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等因素，更要一般应当从宽。但是，如果是性质非常恶劣、社会影响较大的犯罪，或是复杂的案件、新类型的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时需要更慎重”。此处还是以自首为参照。我国刑法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轻或者减轻处罚。在司法实践中也的确出现过示威型自首，对于这样的自首，如果是应当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话，有违立法本意。事实上，“两高三部”所发布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也指出，可以从宽不是一律从宽，对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依法不予从宽处罚。

保障被害人的利益

　　根据传统观点，刑罚是由刑法规定的一种恶害，表现为对犯罪人权利与利益的剥夺或限制，并且对国家与社会具有相当多的副作用。因此，刑罚的存在必须具有充足的合理根据，是为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关于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历来存在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之争。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否与被害人，或者民众普遍的报应情感相冲突。众所周知，报应刑论主张将刑罚理解为对犯罪的报应，这一报应必须与恶性相均衡。换言之，以牙还牙。关于这个问题，梁春程认为，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中，对于符合刑事和解程序的情形下，要促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当事人达成和解，或者取得被害人谅解等，将其是否与被害方达成和解协议、调解协议或者赔偿被害方损失，取得被害方谅解，作为从宽处罚的重要考虑因素。“所以，该制度更侧重保护被害人的感受。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一些案件中被害人对于赔偿金额漫天要价的，尽管被告人无力赔偿，但其也已经认罪认罚，依然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也并不违反社会公众的正义情感。”

完善的空间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完善，梁春程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反思。首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为核心的还是那六个字，“认罪”“认罚”“从宽”。对于认罪，梁春程认为，判断标准不应当过于严苛。“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认罪的含义，因为很多具有争议的案件往往在认罪的认定方面有疑问。我个人认为，认罪认罚从宽中的认罪标准是要低于自首的，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抵抗，自愿认罪，就可以认定其认罪。”
　　相比于认罪，对于认罚的认定，应当严格一些。“司法机关不能仅仅满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头认罚。比如在一些涉案金额不大的盗窃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如果不积极退赔，很难对其适用认罚。而在一些故意伤害罪案件中，如果犯罪嫌疑人连最基本的医药费都不赔偿，甚至如果连赔礼道歉都做不到的话，同样也很难认定其是认罚的。当然还有一些共同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不愿意交代同案犯的，也同样不能认为其是真正的认罚。此外，司法实践中，罚金刑的执行难度较大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罚，那么也可以将罚金缴纳，尤其是经济犯罪，更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认罚。”
　　至于从宽，如何把握量刑也要进一步完善。这就需要完善量刑规范的指引，比如在一些案件中，究竟是否需要对犯罪嫌疑人从宽，究竟从宽到何种程度，有待进一步明确。
　　其次，在认罪认罚的案件中，检察机关究竟是否应当提出精确量刑，亦即确定刑，也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梁春程认为，一些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还是可以提出确定刑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意就是要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定的预期，如果提出幅度刑，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预期相差过大，容易引起被告人的上诉，从而无法实现该制度的初衷。”当然，检察官在提出精准量刑建议时也要注意，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同一个检察院，甚至是同一个检察官，要保持同案同建议，以保持司法的公正性。
　　最后，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必须要加强监督制约。“该制度给予司法办案人员的裁量空间很大，这种情形下，如何约束裁量权，防止可能的司法腐败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梁春程补充道，这种对裁量权的制约主要是针对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权。“因为检察机关所提出的量刑建议是一般应当予以采纳的。如果缺乏监督制约，很容易产生问题。”目前来看，一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也从法律上明确形成了规范，要求在诉讼程序上实现相互监督。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也要加强内部的监督，比如充分发挥检委会的作用。同时，还要针对提出量刑建议的案件进行公开的、充分的说法释理，以接受社会的监督、舆论的监督，确保法律的公平及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