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布洛赫的《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呈现了一群让现代读者倍感陌生的国王。这些最有权势和最高贵的人竟然徒手触摸治疗瘰疬病人！瘰疬病是由结核杆菌引起的淋巴腺炎症，虽不致命，但着实令人感到恶心和恐怖：患者脸面腐烂，溃疡处发出一种恶臭。然而，“行医的君主”走到患者身边，以手触摸肿疮处，画十字，并送上祝福。中世纪西欧编年史或传记常有记载，某位国王在行道上褪下贵重的外套赠与衣衫褴褛的乞丐，或像法国国王圣路易那样，给穷人洗脚和送饭。这些描述意在突出国王的仁慈和恻隐之心—在基督教语境下，是突出他们的宗教虔诚和兄弟情义。不过，国王触摸治疗瘰疬病人的举动，不能被简单视为出于恻隐之心或宗教虔诚。
　　首先，需要注意施行触摸治病的国王的数量。在法国，一0六0至一一0八年在位的腓力一世首开触摸治病的先河，一直到路易十六的每一位国王都曾为臣民进行过触摸治病，甚至在法国大革命后复辟的查理十世也热衷于此。在英国，从十二世纪的亨利二世开始，一直到十八世纪初期的安妮女王，每一位英国国王都有触摸治病的经历。其次，需要注意接受触摸治病的患者的数量。在英国， 威望颇高的爱德华一世触摸病人的最高年份达到一千七百三十六人;声名狼藉的爱德华二世每年触摸的病人也超过数百人;复辟的查理二世在统治的最后一年触摸超过六千六百人。按照基恩· 托马斯后来在《巫术的兴衰》的说法， 查理二世几乎触摸了半个英吉利民族！在法国，路易六世似乎每天都触摸病人，路易十三在一六一一年触摸两千两百一十人、一六二0年触摸三千一百二十五人，路易十四在一七一五年驾崩前触摸了一千七百人。每一位国王所触摸病人的数量都非常可观，有的甚至称得上数量庞大。因此，国王徒手触摸治疗瘰疬病人的做法，绝不是一种偶然的仁慈或虔诚之举，而是国王的一种固定惯制。
　　作为一种惯制，国王触摸治疗病人的活动经历了制度化的发展：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王触摸治疗瘰疬病人的登记制度日趋完善。一方面，王室官员需要详细记录瘰疬病患者的身份和户籍信息。一般而言，国王触摸治病的过程还伴随着给患者发放赠金、慰问金或治疗戒指的活动，王室官员对此也要记录和制表，所有这些信息都保存在王室账簿中，与其他的王室开支或公共开支并置。另一方面，康复的患者需要将康复证明通过教区教士或行政官送达国王，以彰显国王神奇能力的真实性，这些康复证明也存于王室档案。第二，即使面临极端情况，国王也没有停止这项活动。一三0七至一三0八年法国国王面临财政困境，不得不找各种借口解散圣殿骑士团、侵吞其财产，或通过压迫民众敛财，惹得民怨沸腾。与此同时，国王触摸治疗瘰疬病人的活动却继续保持，也还在不断慷慨地发放赠金和慰问金。换言之，即便财政如此困难，国王依然没有紧缩触摸治疗方面的开支，而宁愿采用不仁道的手段从其他方面搜刮金钱。一五六九年法国爆发内战，国王无暇抽身，但也没有忘记派遣赈济官向两千零九十二位瘰疬病人发放赠金和慰问金。
　　这个惯制的一些方面让现代读者感到困惑。例如，自始至终，英法国王不但为本国臣民触摸治病， 而且也为外国人触摸治病，甚至还自己走出国门治病，这种做法挑战了十四世纪以后开始萌芽的主权观念。这表明，国王的职权和身份中隐含了一些在主权语境下根本无法解释的属性。又如，触摸治疗的活动显示出国王和臣民之间存在着良好关系，一些臭名昭著或注定要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国王竟然受到平民的爱戴。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沦为议会军的阶下囚后，民众纷纷请愿接受国王触摸治病，以至于议会不得不起草一份《就接受触摸治疗国王之魔（即瘰疬病）迷信致人民宣言书》。这颠覆了长期以来国王与平民大众互不相干或截然对立的印象。再如，国王在施行触摸治疗的过程中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 领主、富商、附庸、农奴和乞丐混杂在一起，排队接受触摸，阶级差异被隐没。
　　归结起来，《国王神迹》重新发掘了一项存在时间长达数世纪的国王惯制。这其中暗藏着三个重要问题：第一，十九世纪以来，历史学家—特别是法律史学家、宪政史学家和财政史学家—对王室账簿展开了精细化的研究，但为何没有人试图整理和解读同样大量存在于王室档案的有关于国王触摸治疗瘰疬病的记录？第二，《国王神迹》无疑是王权研究的革新性成果，而且被冠以布洛赫之大名，但何以在出版后半个世纪内不受关注，而又为何在二十世纪晚期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第三，《国王神迹》展示了一个与现代读者的想象相去甚远的国王形象，反映出以往关于国王的论述存在诸多误区，那么，这些误区是如何产生的？
　　现代学术研究涉及中世纪及近代早期英法国王的部分，一般遵循封建领主叙事和辉格叙事的路径，从而制造一种与现代语境没有违和感的国王形象，遮蔽了国王的真实形象。
　　封建领主叙事的基本预设是，中世纪英法国王本质上是一位封建领主。艾利亚斯提到：“王冠的拥有者不过是一个大封建主，其权势不过相当于一个男爵，有时甚至还不如其他领主，中央领主并不优于任何一个地方的领主。”梅特兰认为，王权与贵族的权力只是程度不同，而不是类型不同。弗里茨·克恩也同意，“国王只是一个共主，他的权利与其他人的相比，没有什么差别”。封建领主叙事强调封建领主—附庸惯制对于西欧社会的形塑作用。置身于封建结构的国王，丧失了自身的特殊性，或者说封建领主—附庸惯制的原则超越国王的身份，封建臣服礼及效忠宣誓的重要性，与国王涂油礼相当。对此，马克·布洛赫批评道：国王毕竟不同于一位普通的高官，诺曼底或阿基坦的一位公爵也許可以在鲁昂或利摩日的宗教仪式接受职位，佩戴上宝剑和戒指，获得旌旗或公爵之冠，但圣油却从来是禁用的。
　　辉格叙事意在展示人民主权、议会、法治、权力制衡、“征税需人民同意”等诸理念和实践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国王与法律、议会或三级会议、臣民形成尖锐的对立关系，他们成为最大的反派，代表一股违逆历史潮流的、注定走向失败的力量。斯塔布斯声称：“从兰尼米德会议以来，英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国家与国王斗争的历史，目的是为了真正享有《大宪章》书写的权利和自由。”乔立夫断定：“对于臣民而言，国王们就是恐怖者，他们以残暴手段进行统治。”厄尔曼提到：“在神圣王权的土壤中孕育不出‘ 有限’王权制度或立宪君主制。”马克·布洛赫对此提出尖锐的控诉：议会生活中光芒四射的故事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只关注行政、司法和财政机构运作的细节，是不够的;进行抽象的分析，从少数理论家著作中抽出专制主义或神圣权利的观念，同样是不够的。 　　在现代史学研究中，“ 熟悉感”成為一项基本指标，亦即研究对象应该与其现今的对应物相似，否则便无法理解，历史学家的旨趣不再是展示人性或社会的多样性，而是寻找同一性。詹姆士·惠特曼意识到：“为了使现代人能够熟悉历史进程，历史学家越来越偏离古老的道德情感。”换言之，现代人生活在祛魅化、人民主权和宪政体制的世界中，他们更愿意从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的官僚制”理解国王的地位身份。国王被平庸化、常人化、矮化乃至反动化。
　　这种范式规定了学术问题的方向，暗示了问题解决的方法及材料，限定了答案的范围;而与之相抵触的方向、方法和材料皆被忽视或边缘化。同理，即使国王触摸治疗瘰疬病人的记录大规模出现在王室账簿上，也不会受到学者们的注意;触摸治疗瘰疬病人作为国王的一种重要职权，也同样被忽视。弗朗西斯·奥克利提到：“二十世纪的宪政学者旗开得胜，他们忽视了君主制的许多问题，也忽视了对许多世纪以来一种真实历史的研究，许多人嘲笑‘王权神圣’的理论，却没有试图理解它。”约翰·本顿也指责：“历史学家们为什么在如此漫长的时期里极力忽略一大堆势必改变中世纪史课程的史料！”
　　雅克· 勒高夫在《国王神迹》“导言”中坦承，该书出版后在学界长期得不到关注。事实上，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只有两部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援引《国王神迹》，即康托洛维茨的《国王的两个身体》和沃格林的《中世纪政治观念史稿》。吊诡的是，康托洛维茨和沃格林的著作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也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它们和《国王神迹》的境遇一直到二十世纪晚期才得到根本改观。究其原因，二十世纪晚期学术界开始反思人民主权论的反王权论在学理上的弊端，重新评估国王群体在中世纪及近代早期英法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意义。也就是说，《国王神迹》的主题契合且引领了这一认知转型的潮流。它树立了一个典范：若欲探究国王的真实的政治状态和意义，需要在认识论层面上进行转变，采取以国王作为叙事出发点与核心的进路。
　　《国王神迹》确立了国王叙事的基本原则，即承认国王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不能与其他的群体或建制等量齐观。比如十五世纪的勃艮第公国拥有一套与法国同样复杂的行政管理体系、司法体系、审计制度，菲利普公爵甚至与英国国王、法国国王和德意志皇帝平起平坐。然而，该公国却在十五世纪后期迅速走向衰败，没有像英法一样完成民族国家的转型。理性化的行政、司法或财政体系并不必然保证国家转型的成功，英法国王在塑造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拥有着勃艮第公爵以及其他许多公爵、伯爵难以企及的优势，正如布洛赫所说：“要巩固被多年内部冲突所动摇的一种权威，纯粹依靠行政的手段是不够的;需要强化王朝在臣民心中的威望，以及臣民对在位君主的合法性的信仰。”就触摸治疗瘰疬病而言，即使是王族内部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分享这种神奇能力。“只有法王才以天堂的神圣之油进行涂敷，王后不过是以自然之油进行涂敷，王后之手不具有国王之手所具有的神奇力量，没有一位王后仅凭她的触摸就可以治愈瘰疬病人。”一六六0年五月三十日，流亡海外的查理二世得知自己被议会批准为国王之后，立即举行一场触摸治疗瘰疬病人的盛大仪式。一六八五年，查理二世的私生子、曾被视为王位继承人的蒙茅斯，在清教名义下武装挑战詹姆士二世，同时触摸治疗瘰疬病人。后来，触摸治疗瘰疬病人成为蒙茅斯的反叛罪行之一。当国王不再成为国王时，触摸治疗瘰疬病的能力立即消失。换言之，治疗瘰疬病的神奇能力与国王身份形成了一一对应关系，证明国王群体的特殊性。
　　一言以蔽之，长期以来，封建主义叙事和辉格叙事模式主导了中世纪及近代早期英法国王的论述。它们都不是真正以国王作为出发点、核心和归宿点的历史叙事， 它们拥有自己的问题域、研究对象、材料和方法，出于论证的需要，它们切割、分解国王的属性，从中挑选一些支离破碎的残片作为论据，整合进自身的叙事框架。这两种叙事给现代读者提供了他们所熟悉的平庸化和反动性的国王形象。但这绝非整全的国王形象。学术界需要唤起一种“国王叙事”，即以国王属性为旨趣的历史叙事，这样才能真实而整全地还原国王的形象，以及更真实有效地理解中世纪及近代早期英法两国的政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