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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5）》称，中国海洋安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增加，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海洋安全的负面影响依然突出，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的复杂争端，是影响中国海洋安全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除此以外，我国还面临海上犯罪、海上运输通道安全、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挑战。
这充分印证了一百多年前世界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的“海洋中心说”——所有大国的兴衰，其决定因素，都在于是否拥有强大的海权，能否控制海洋。
和平时期建立一整套国家战略海运能力保障体系尤为重要。记者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获悉，《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研究》成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首席专家赵劲松教授在接受《经济》记者独家专访时认为，世界即将迎来第三次贸易革命，盛行了几百年的英美国际海洋游戏规则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个时机完善海洋法律体系，将填补未来世界商务游戏规则真空，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研究为中国引领国际海洋治理健康发展、让中国法律引领世界发展奠定了基础。
赵劲松，华东政法大学国际航运法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得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博士学位。担任国内外多所高校访问教授、海事仲裁员、中国船级社法律顾问等，曾任远洋货轮驾驶员、造船厂总裁、船公司独立董事和船舶基金理事，在英国Hill Taylor Dickson海事律师行和Holman Fenwick Willan海事律师行工作过多年。
中国，现行涉海法律体系有多“缺”
《经济》：中国正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迈进，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现行的海洋法律体系是否能够支撑起这一战略的实施？
赵劲松：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自然离不开法治的保障。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现有海洋法律在诸多方面不能满足国家今天的发展需要。
我国现有的海洋法律体系是在缺乏统一规划的情况下，由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立法所自然形成的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外部结构缺乏合理性和逻辑关系，既存在利益重叠，又存在规制真空；内部缺乏法学理论支撑，立法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现有的法律受制于传统陆权思维，造成我国海洋法律边缘性和从属性，缺乏体系性和科学性。在国家提出“海陆统筹”的大战略背景下，需重新审视海洋法律体系。
完善海洋法律体系是我国参与和引领国际海洋游戏规则，提高自身软实力与话语权，保障国家海洋权益的迫切需要。
世界，英美规则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经济》：海洋是全世界的，您认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海洋法律体系的本质区别在哪？
赵劲松：世界上的海洋发达国家的海洋法律体系，无一不是以资本主义法制为核心、以海洋自由为理论依据建立起来的。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广泛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社会主义法制也必将成为我国未来构建引领世界法律发展的核心抓手。
世界即将迎来第三次贸易革命，海洋治理，海洋开发与利用，特别是以海上运输为核心的国际运输，都将面临着一场革命。盛行了几百年的国际海洋游戏规则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未来世界商务游戏规则的真空状态为我国法律引领世界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
第一次贸易革命就是在公元前，就是FOB（即船上交货）贸易，彻底颠覆了贸易的传统模式，以希腊为核心的地中海，通过创新海事法律理论，就是共同海损，抓住了这次战略机遇。这次贸易革命成就了希腊3000年航运的辉煌。第二次贸易革命是CIF（即到岸交货）贸易。伦敦抓住了这次机遇，其手段也是海事法律的理论创新，就是提单和信用证，成就了英国的日不落帝国地位。
从前两次贸易革命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来，谁能够引领世界的发展，最关键是谁能为世界寻找到一条发展的道路。
眼下，互联网促进了跨境电商蓬勃发展，令FOB贸易和CIF贸易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将是保障门到门运输的跨境电商时代的运输法律体系。
我国在FOB、CIF贸易时代均未占得先机，但跨境电商我国却走在了世界前列。这一广泛的社会实践有助于催生新的理论产生。
《经济》：怎样才能抓住第三次贸易革命的机遇？
赵劲松：航运中心能不能建成，海事法律能不能崛起，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抓住这第三次世界贸易革命的机遇。
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是什么？就是对接第三次贸易革命，实现“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共赢。所以“一带一路”不应被解读为国家发展战略、地缘政治需求和输出过剩资本或输出过剩产能的需要。“一带一路”是站在所有相关国家，站在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倡导世界共享经济和共赢理念。
金融危机自2008年开始对世界冲击很大，全世界很奇怪，为什么中国受到的冲击却很小？这里举一个例子来回答。2007年中国高铁里程是零公里，7年之后中国高铁里程达到了11000公里，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这两个数字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高铁救了中国。高铁既然能救中国，就能救欧洲，就能救世界，这不是我们产能过剩，不是我们车箱卖不出去，而是要把我们成功的经验推广到“一带一路”国家，让大家实现共赢。
研究中国海洋法律体系，立足
社会主义法制体系
《经济》：中国海洋法律体系怎么来完善？是对现行的体系进行修补还是革命？
赵劲松：完善法律体系要立足于本国国情，立足于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因此，海洋法律不应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法制核心为理论依据，不应适用追求资本最大化的立法原则，而应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和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我们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查缺补漏，人为地画一张各海洋部门法之间的结构图。而是应对海洋社会实践中发现的关键问题进行梳理，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原则，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重点研究法学理论创新和法律制度创新；再按照一事物总有区别于他事物的哲学原理，根据法律制度的异同，决定部门法的划分，提出现有部门法“关停并转修”的法律体系结构重构建议，从中总结出海洋法律体系的应然结构。
我国是海洋地理相对不利的国家，同时又是新兴的海洋大国，这就需要我们以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相适应，以与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相匹配，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当的海洋公共产品。
我们的研究将摒弃海洋治理理论的2.0版本，即海洋自由原则，提出海洋治理理论的3.0版本，即包容性海洋新秩序。为中国法律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准则奠定基础，这是实现“民心相通”的根本所在。
《经济》：我国首次发布关于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年度报告《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报告（2015）》指出，海洋新兴产业、未来海洋产业逐步显示出其成长性。您认为怎么通过法律杠杆去撬动海洋产业的发展？
赵劲松：法学人不能仅仅出思想、出著作、出论文，还要出顶层设计，出制度创新，出产品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海商法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当中最重要的地位是什么？是争取话语权。海商法未来修改，核心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目前海事审判中、司法实践中、海上运输当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而是在于能不能争得国际话语权，如果我们海商法修改将来能争得国际话语权那就是成功的，海商法修改不能实现这个目的那就是失败的。
海商法的发展战略是什么？我认为，由海法引领陆法，抓住机会倡导制定“一带”建设的高铁公约，同时海商法与道路运输、铁路运输、民航运输等运输部门法，统和成为运输法，核心抓手就是统一承运人责任体制。
在“一带一路”司法保障方面，建议将铁路法院和海事法院合并成立运输法院，统一管辖“一带一路”涉外案件和海事案件，因为“一带一路”涉外案件和海事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国际性，国际影响力大，审判的质量对我们国家的国计民生影响大，通过提高审判质量来提升我们的国际地位非常重要。
完善中国海洋法律体系，引领世界发展
《经济》：完善中国海洋法律体系对于世界和中国，意味着什么？
赵劲松：《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研究》项目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以海洋法律为核心的国家级重大项目。海洋是国际的，是全世界的，走向海洋是全人类发展的潮流。我们要有一个为我国走向深蓝、具有战略性、能发挥核心的作用的国家海上安全计划，完善国家战略海运能力保障的法律体系。我们将来研究的成果，要对接国家未来发展战略。为国家提出一个扁平化的智库研究的机制，为中央下一步面向海洋深化改革开放做法律的支撑和法律的保障。
我们的目标不是2020年要干什么，要考虑2050年、两个一百年以后我们要干什么。完善海洋法律体系的标准就是要解决昨天、今天和明天的问题。
解决社会实践当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是要解决昨天的问题；促进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研究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不融合、不匹配，甚至阻碍的地方，是要解决今天的问题；我国法律如何在未来引领世界的发展，是要解决明天的问题。
今天，即便我们引领世界的发展可能做不到，但是我们一定为下一代打好基础，要让能够引领世界发展的这套体系逐渐在中国开始实施。中国试成功了，世界才能够接受。
对《鹿特丹规则》说不
《经济》：您认为中国是否加入《鹿特丹规则》？
赵劲松：我的看法是不要加入《鹿特丹规则》。传统海商法平衡船货之间利益的时代即将过去了。摒弃千百年来海商法在船货之间平衡利益的做法，转而在顺应跨境电商的发展要求下全面保护货主利益的同时，对接物流成本下降的发展趋势保护承运人的利益，提升物流产业的能级，不仅在技术上采用互联网、物联网手段，同时在功能上将物流企业从运输供应商提升为贸易方案供应商，在法律制度上予以保障，从而以“海陆统筹”、“海引领陆”为原则统一运输法下承运人责任制，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而《鹿特丹规则》尽管在统一承运人责任制方面作出了努力，但依然没能摆脱平衡船货之间利益的传统思维，没能体现高铁运输的未来需求，走了一条“陆引领海”的立法路径，没能实现“海引领陆”的立法理念。
《经济》：那么我国海洋法律体系如何对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赵劲松：现行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以海洋自由为原则制定的，客观上为海洋发达国家侵占、蚕食发展中国家的海洋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在研究我国海洋法律体系如何对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同时，更要强调创新包容性海洋新秩序，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全新的海洋治理法律体系。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5）》称，中国海洋安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增加，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海洋安全的负面影响依然突出，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的复杂争端，是影响中国海洋安全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除此以外，我国还面临海上犯罪、海上运输通道安全、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挑战。
这充分印证了一百多年前世界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的“海洋中心说”——所有大国的兴衰，其决定因素，都在于是否拥有强大的海权，能否控制海洋。
和平时期建立一整套国家战略海运能力保障体系尤为重要。记者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获悉，《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研究》成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首席专家赵劲松教授在接受《经济》记者独家专访时认为，世界即将迎来第三次贸易革命，盛行了几百年的英美国际海洋游戏规则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个时机完善海洋法律体系，将填补未来世界商务游戏规则真空，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研究为中国引领国际海洋治理健康发展、让中国法律引领世界发展奠定了基础。
赵劲松，华东政法大学国际航运法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得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博士学位。担任国内外多所高校访问教授、海事仲裁员、中国船级社法律顾问等，曾任远洋货轮驾驶员、造船厂总裁、船公司独立董事和船舶基金理事，在英国Hill Taylor Dickson海事律师行和Holman Fenwick Willan海事律师行工作过多年。
中国，现行涉海法律体系有多“缺”
《经济》：中国正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迈进，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现行的海洋法律体系是否能够支撑起这一战略的实施？
赵劲松：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自然离不开法治的保障。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现有海洋法律在诸多方面不能满足国家今天的发展需要。
我国现有的海洋法律体系是在缺乏统一规划的情况下，由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立法所自然形成的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外部结构缺乏合理性和逻辑关系，既存在利益重叠，又存在规制真空；内部缺乏法学理论支撑，立法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现有的法律受制于传统陆权思维，造成我国海洋法律边缘性和从属性，缺乏体系性和科学性。在国家提出“海陆统筹”的大战略背景下，需重新审视海洋法律体系。
完善海洋法律体系是我国参与和引领国际海洋游戏规则，提高自身软实力与话语权，保障国家海洋权益的迫切需要。
世界，英美规则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经济》：海洋是全世界的，您认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海洋法律体系的本质区别在哪？
赵劲松：世界上的海洋发达国家的海洋法律体系，无一不是以资本主义法制为核心、以海洋自由为理论依据建立起来的。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广泛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社会主义法制也必将成为我国未来构建引领世界法律发展的核心抓手。
世界即将迎来第三次贸易革命，海洋治理，海洋开发与利用，特别是以海上运输为核心的国际运输，都将面临着一场革命。盛行了几百年的国际海洋游戏规则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未来世界商务游戏规则的真空状态为我国法律引领世界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
第一次贸易革命就是在公元前，就是FOB（即船上交货）贸易，彻底颠覆了贸易的传统模式，以希腊为核心的地中海，通过创新海事法律理论，就是共同海损，抓住了这次战略机遇。这次贸易革命成就了希腊3000年航运的辉煌。第二次贸易革命是CIF（即到岸交货）贸易。伦敦抓住了这次机遇，其手段也是海事法律的理论创新，就是提单和信用证，成就了英国的日不落帝国地位。
从前两次贸易革命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来，谁能够引领世界的发展，最关键是谁能为世界寻找到一条发展的道路。
眼下，互联网促进了跨境电商蓬勃发展，令FOB贸易和CIF贸易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将是保障门到门运输的跨境电商时代的运输法律体系。
我国在FOB、CIF贸易时代均未占得先机，但跨境电商我国却走在了世界前列。这一广泛的社会实践有助于催生新的理论产生。
《经济》：怎样才能抓住第三次贸易革命的机遇？
赵劲松：航运中心能不能建成，海事法律能不能崛起，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抓住这第三次世界贸易革命的机遇。
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是什么？就是对接第三次贸易革命，实现“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共赢。所以“一带一路”不应被解读为国家发展战略、地缘政治需求和输出过剩资本或输出过剩产能的需要。“一带一路”是站在所有相关国家，站在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倡导世界共享经济和共赢理念。
金融危机自2008年开始对世界冲击很大，全世界很奇怪，为什么中国受到的冲击却很小？这里举一个例子来回答。2007年中国高铁里程是零公里，7年之后中国高铁里程达到了11000公里，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这两个数字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高铁救了中国。高铁既然能救中国，就能救欧洲，就能救世界，这不是我们产能过剩，不是我们车箱卖不出去，而是要把我们成功的经验推广到“一带一路”国家，让大家实现共赢。
研究中国海洋法律体系，立足
社会主义法制体系
《经济》：中国海洋法律体系怎么来完善？是对现行的体系进行修补还是革命？
赵劲松：完善法律体系要立足于本国国情，立足于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因此，海洋法律不应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法制核心为理论依据，不应适用追求资本最大化的立法原则，而应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和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我们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查缺补漏，人为地画一张各海洋部门法之间的结构图。而是应对海洋社会实践中发现的关键问题进行梳理，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原则，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重点研究法学理论创新和法律制度创新；再按照一事物总有区别于他事物的哲学原理，根据法律制度的异同，决定部门法的划分，提出现有部门法“关停并转修”的法律体系结构重构建议，从中总结出海洋法律体系的应然结构。
我国是海洋地理相对不利的国家，同时又是新兴的海洋大国，这就需要我们以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相适应，以与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相匹配，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当的海洋公共产品。
我们的研究将摒弃海洋治理理论的2.0版本，即海洋自由原则，提出海洋治理理论的3.0版本，即包容性海洋新秩序。为中国法律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准则奠定基础，这是实现“民心相通”的根本所在。
《经济》：我国首次发布关于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年度报告《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报告（2015）》指出，海洋新兴产业、未来海洋产业逐步显示出其成长性。您认为怎么通过法律杠杆去撬动海洋产业的发展？
赵劲松：法学人不能仅仅出思想、出著作、出论文，还要出顶层设计，出制度创新，出产品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海商法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当中最重要的地位是什么？是争取话语权。海商法未来修改，核心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目前海事审判中、司法实践中、海上运输当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而是在于能不能争得国际话语权，如果我们海商法修改将来能争得国际话语权那就是成功的，海商法修改不能实现这个目的那就是失败的。
海商法的发展战略是什么？我认为，由海法引领陆法，抓住机会倡导制定“一带”建设的高铁公约，同时海商法与道路运输、铁路运输、民航运输等运输部门法，统和成为运输法，核心抓手就是统一承运人责任体制。
在“一带一路”司法保障方面，建议将铁路法院和海事法院合并成立运输法院，统一管辖“一带一路”涉外案件和海事案件，因为“一带一路”涉外案件和海事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国际性，国际影响力大，审判的质量对我们国家的国计民生影响大，通过提高审判质量来提升我们的国际地位非常重要。
完善中国海洋法律体系，引领世界发展
《经济》：完善中国海洋法律体系对于世界和中国，意味着什么？
赵劲松：《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研究》项目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以海洋法律为核心的国家级重大项目。海洋是国际的，是全世界的，走向海洋是全人类发展的潮流。我们要有一个为我国走向深蓝、具有战略性、能发挥核心的作用的国家海上安全计划，完善国家战略海运能力保障的法律体系。我们将来研究的成果，要对接国家未来发展战略。为国家提出一个扁平化的智库研究的机制，为中央下一步面向海洋深化改革开放做法律的支撑和法律的保障。
我们的目标不是2020年要干什么，要考虑2050年、两个一百年以后我们要干什么。完善海洋法律体系的标准就是要解决昨天、今天和明天的问题。
解决社会实践当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是要解决昨天的问题；促进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研究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不融合、不匹配，甚至阻碍的地方，是要解决今天的问题；我国法律如何在未来引领世界的发展，是要解决明天的问题。
今天，即便我们引领世界的发展可能做不到，但是我们一定为下一代打好基础，要让能够引领世界发展的这套体系逐渐在中国开始实施。中国试成功了，世界才能够接受。
对《鹿特丹规则》说不
《经济》：您认为中国是否加入《鹿特丹规则》？
赵劲松：我的看法是不要加入《鹿特丹规则》。传统海商法平衡船货之间利益的时代即将过去了。摒弃千百年来海商法在船货之间平衡利益的做法，转而在顺应跨境电商的发展要求下全面保护货主利益的同时，对接物流成本下降的发展趋势保护承运人的利益，提升物流产业的能级，不仅在技术上采用互联网、物联网手段，同时在功能上将物流企业从运输供应商提升为贸易方案供应商，在法律制度上予以保障，从而以“海陆统筹”、“海引领陆”为原则统一运输法下承运人责任制，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而《鹿特丹规则》尽管在统一承运人责任制方面作出了努力，但依然没能摆脱平衡船货之间利益的传统思维，没能体现高铁运输的未来需求，走了一条“陆引领海”的立法路径，没能实现“海引领陆”的立法理念。
《经济》：那么我国海洋法律体系如何对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赵劲松：现行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以海洋自由为原则制定的，客观上为海洋发达国家侵占、蚕食发展中国家的海洋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在研究我国海洋法律体系如何对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同时，更要强调创新包容性海洋新秩序，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全新的海洋治理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