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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沈醉回忆，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
在台湾，对江青有着深入研究的，首推崔万秋先生。
著名科普文艺作家叶永烈表示，崔万秋的经历错综复杂。上海老作家柯灵先生生前曾关照他，要注意研究崔万秋的情况。
崔万秋是谁
一是编辑。曾虚白（《孽海花》作者）于1932年2月12日在上海创办《大晚报》，崔万秋1933年从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毕业后，应曾虚白之邀在上海《大晚报》坐镇副刊《火炬》，主持笔政。
二是作家。他写过许多散文，也出版过长篇小说《重庆睡美人》，还著有《通鉴研究》、《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史》等学术著作，并翻译出版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武者小路实笃、井上靖、林芙美子的戏剧、小说。
三是国民党军统情治人员。
崔万秋的前两种身份是公开的，第三种身份则是秘密的。
崔万秋的真实身份水落石出是在南京解放之后，公安人员从国民党保密局（原军统局）遗留的档案中，查出“情报人员登记卡”。在写着“崔万秋”大名的卡片上，清楚地标明“上海站情报员”！
对此，曾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处长的沈醉（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77年1月8日对崔万秋的真面目做了如下说明：“我于1932年冬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八十元……我担任上海特区交通员两年左右的时间中，都由我约崔万秋与先后担任特务处书记长的唐纵、梁于乔和特务处情报科科长张炎元见面，1933年冬天，特务头子戴笠还叫我约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菜馆吃饭，事后，他对那次和戴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为何一直高度关注江青
崔万秋担任上海《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主编时，与张春桥、江青（当时艺名为蓝苹）都熟悉，他们仨同为山东老乡。崔万秋年长张春桥14岁，曾在《火炬》副刊发表张春桥多篇文章。崔万秋与蓝苹有诸多交往——这也正是崔万秋后来一直关注江青的缘由。
沈醉在他所写的《我这三十年》一书第二十章《二进深宫》中，有一段关于崔万秋、蓝苹、张春桥的极为重要的文字：
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沈醉的回忆表明，当时蓝苹与张春桥同为崔万秋的座上宾。
如果说崔万秋与张春桥只是文字之交，崔万秋与蓝苹的交往则要深入得多。据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自述，他是经导演洪深介绍，前往话剧《娜拉》排练现场，看见“一个穿阴丹士林旗袍，梳著刘海发形的年轻姑娘，远离大家沿着靠窗那一边，一个人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台词”，此人就是蓝苹。他与蓝苹就这样认识了。从那以后，崔万秋去观看话剧《娜拉》演出，组织、发表话剧《娜拉》的评论。为了感谢崔万秋，蓝苹打电话给崔，他俩在霞飞路（今上海淮海路）的DDS咖啡馆见面，又在锦江饭店共餐……
1937年七七事变后，蓝苹离开上海前往延安，崔万秋则到重庆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时，由于崔万秋精通日语，以少将高级参议身份飞往上海，襄助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接受日军受降事宜。从1948年起，崔万秋任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政务参事达16年之久。1964年返回台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副司长。1967年起任国民党政府驻巴西大使馆公使。1971年退休，隐居美国。1990年7月病逝于旧金山。
晚年的崔万秋在美国潜心写作《江青前传》，于1988年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我（叶永烈）细读了《江青前传》，发觉除了写及他自己在上海与蓝苹的直接交往之外，广征博引，极其详尽引用海外尤其台湾方面对于江青的研究资料，对江青的早年身世进行详尽考证。可以说，如果他不是长期关注江青，在美国很难收集如此多的关于江青的报道、专著、研究论文以及国民党内部文件。
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一书中，详细论及“约法三章”。我注意到，崔万秋所列“约法三章”，是关于此的种种版本中，文字最为详尽、最为严密的：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在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中，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任务，第三条是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逻辑性强，是种种“约法三章”版本中最为可信的。
另外，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就“约法三章”加了一段按语，原文如下：
作者按：以上三项决定存于中央政治局，国军攻克延安时，曾见于王若飞日记内，亦记有上述三项条件。莫斯科亦提及此项决议，但其所指时间有误。
也就是说，这一“约法三章”的原始出处，是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所缴获的王若飞日记。
（《北方新报》 2012.10.9 叶永烈/文）
在台湾，对江青有着深入研究的，首推崔万秋先生。
著名科普文艺作家叶永烈表示，崔万秋的经历错综复杂。上海老作家柯灵先生生前曾关照他，要注意研究崔万秋的情况。
崔万秋是谁
一是编辑。曾虚白（《孽海花》作者）于1932年2月12日在上海创办《大晚报》，崔万秋1933年从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毕业后，应曾虚白之邀在上海《大晚报》坐镇副刊《火炬》，主持笔政。
二是作家。他写过许多散文，也出版过长篇小说《重庆睡美人》，还著有《通鉴研究》、《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史》等学术著作，并翻译出版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武者小路实笃、井上靖、林芙美子的戏剧、小说。
三是国民党军统情治人员。
崔万秋的前两种身份是公开的，第三种身份则是秘密的。
崔万秋的真实身份水落石出是在南京解放之后，公安人员从国民党保密局（原军统局）遗留的档案中，查出“情报人员登记卡”。在写着“崔万秋”大名的卡片上，清楚地标明“上海站情报员”！
对此，曾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处长的沈醉（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77年1月8日对崔万秋的真面目做了如下说明：“我于1932年冬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八十元……我担任上海特区交通员两年左右的时间中，都由我约崔万秋与先后担任特务处书记长的唐纵、梁于乔和特务处情报科科长张炎元见面，1933年冬天，特务头子戴笠还叫我约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菜馆吃饭，事后，他对那次和戴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为何一直高度关注江青
崔万秋担任上海《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主编时，与张春桥、江青（当时艺名为蓝苹）都熟悉，他们仨同为山东老乡。崔万秋年长张春桥14岁，曾在《火炬》副刊发表张春桥多篇文章。崔万秋与蓝苹有诸多交往——这也正是崔万秋后来一直关注江青的缘由。
沈醉在他所写的《我这三十年》一书第二十章《二进深宫》中，有一段关于崔万秋、蓝苹、张春桥的极为重要的文字：
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沈醉的回忆表明，当时蓝苹与张春桥同为崔万秋的座上宾。
如果说崔万秋与张春桥只是文字之交，崔万秋与蓝苹的交往则要深入得多。据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自述，他是经导演洪深介绍，前往话剧《娜拉》排练现场，看见“一个穿阴丹士林旗袍，梳著刘海发形的年轻姑娘，远离大家沿着靠窗那一边，一个人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台词”，此人就是蓝苹。他与蓝苹就这样认识了。从那以后，崔万秋去观看话剧《娜拉》演出，组织、发表话剧《娜拉》的评论。为了感谢崔万秋，蓝苹打电话给崔，他俩在霞飞路（今上海淮海路）的DDS咖啡馆见面，又在锦江饭店共餐……
1937年七七事变后，蓝苹离开上海前往延安，崔万秋则到重庆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时，由于崔万秋精通日语，以少将高级参议身份飞往上海，襄助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接受日军受降事宜。从1948年起，崔万秋任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政务参事达16年之久。1964年返回台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副司长。1967年起任国民党政府驻巴西大使馆公使。1971年退休，隐居美国。1990年7月病逝于旧金山。
晚年的崔万秋在美国潜心写作《江青前传》，于1988年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我（叶永烈）细读了《江青前传》，发觉除了写及他自己在上海与蓝苹的直接交往之外，广征博引，极其详尽引用海外尤其台湾方面对于江青的研究资料，对江青的早年身世进行详尽考证。可以说，如果他不是长期关注江青，在美国很难收集如此多的关于江青的报道、专著、研究论文以及国民党内部文件。
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一书中，详细论及“约法三章”。我注意到，崔万秋所列“约法三章”，是关于此的种种版本中，文字最为详尽、最为严密的：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在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中，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任务，第三条是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逻辑性强，是种种“约法三章”版本中最为可信的。
另外，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就“约法三章”加了一段按语，原文如下：
作者按：以上三项决定存于中央政治局，国军攻克延安时，曾见于王若飞日记内，亦记有上述三项条件。莫斯科亦提及此项决议，但其所指时间有误。
也就是说，这一“约法三章”的原始出处，是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所缴获的王若飞日记。
（《北方新报》 2012.10.9 叶永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