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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是属于古城苏州的盛大节日，筹备了数月的第1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26届金鸡奖颁奖典礼在这一周上演。从火车站到每一条主要街道边，这个不大的城市里，几乎贴满了电影节的海报，所有四星以上的酒店都挂着欢迎嘉宾的长长横幅，一位载客的私人摩托车司机说，金鸡奖能在苏州举行，真好，这样他就有机会看到些个明星了，说时脸上漾溢着幸福的笑。很显然，这个城市和它的市民甚至比电影节的主人，更向往这个节日的到来。
电影节开幕式在苏州体育中心举行，向市民销售的门票分50元和100元两种，这个价格算是所有同档次明星演出中最低的。来现场的苏州市民占据了半个体育场，很多人举起闪亮的燈牌，灯牌上写着他们喜欢的来参加演出的“好男”的名字。现场的最高潮来自蔡依林又歌又舞的表演，奔放的“舞娘”看上去就像是在一群端坐着的白发丛生的老电影人头顶上，舞动着年轻的大腿；而观众把最热情的掌声献给他们熟悉的蔡琴，她的歌声依然深情款款，但那个曾不断与之相提并论的台湾著名影人的名字已经离她越来越远了，就像这台中国影人离得越来越远的电影节和它的开幕式，空留歌声回荡。
中国著名电影评论家罗艺军也在开幕式现场，作为中国影协书记处前书记、lO届金鸡奖评委，年过80的他还是当年金鸡奖创办的主要成员之一。26年前，一群对电影充满无限热情的中国影人，以近乎神圣的心情，制定出这个国家最高级别电影评奖的章程时，不会想到它尴尬的未来。
曾经的权威
文革之后，万物复苏。一度停刊的《大众电影》杂志1979年开始恢复，是年，这本杂志就和中国电影一起，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年发行量760万份，观众观影人次293亿(以十亿中国人计，相当于每个中国人在1979年看了近30场电影。而今天，一年中每15个人仅一人看一次电影。第二年，由老百姓通过《大众电影》投票评选的电影奖“百花奖”，也恢复评选。
也是在这一届“百花奖”中，由普通观众投票选出的“优秀电影”是数量最多，但最良莠不齐的，创办电影专家评奖的呼声随之出现。罗艺军回忆说，1981年1月，在文革后电影艺术家的第一次聚首的研讨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创办一个以专家为评审团的评奖，而在此前主持中国电影工作的夏衍和陈荒煤也有这个设想。2月，影协书记处即开会决定，举办金鸡奖。倡议提出后，普遍征求电影界的专家、工作者意见时，大家都热情响应一致赞同。
随即影协成立工作小组，首要之先是起草坪选章程和评选细则。罗艺军当时任《电影艺术》副主编、影协书记处书记，是其中一员。如今，仍然健在的见证者只剩两位，另一位是当年影协的常委会成员于敏。
罗艺军回忆说，那时大家十年没有干过自己的业务了，每个人工作热情非常高，从起草方案到制定程序、标准等等一系列事情繁琐而复杂，制定之后还要上报有关部门复核批准，整个过程仅用两个月。
于敏在后来所著的惟一一本关于金鸡奖的书《‘金鸡’评述一纪》中谈道，那个时候便确立了这个奖项的特点：一、学术。这是该奖的灵魂；二、争鸣。只有艺术、美丑、和真伪之争；三、民主。任何参与专家没有高下之分，都是一票之权。而这个奖的名字“金鸡”，来源于大伙看到周恩来一幅题字“闻鸡起舞”。
为了保证其公平和权威性，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订了一条规矩，所有在职的电影单位的官员，部长、局长、各个电影制片厂厂长等都不得参加评选。这条规矩一直保持到1989年——第九届金鸡奖。
随即，中国影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筹备第一届金鸡奖。参评的影片从1980年生产制作的82部故事片中挑选而出。5月，就评选出了结果。
第一届金鸡奖就出现了“双黄蛋”。罗艺军告诉记者，这个“双黄蛋”的来源还和他有关，“评委最终投票的结果，最佳影片提名的两部影片非常接近，谢晋的《天云山传奇》比《巴山夜雨》仅多一票，结果是《天云山传奇》得奖。那时我说，这是金鸡奖第一次评选，最好能评得更圆满一些，虽然我投的是《天云山传奇》，但《巴山夜雨》仅仅因为一票之差输了，实在有点冤。我提议是否可以并列获奖，但把《天云山传奇》放前”。
这个基于心疼优秀电影落选的建议，被评委们认为最能完整准确地反映评委会的意见。于敏在书中也记录说，“评选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结果也很圆满。”
“所以双黄蛋，并不是电影节的耻辱。只是年年双，而且后来‘双’的太离谱，太没理由了，让人不能接受。”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认为当年的“双黄”和现在出发点和理由根本不同。他从第三届开始介入金鸡奖评选，那年40岁，是作为惟一的年轻导演身份加入。
从雄鸡到鸡肋
罗艺军说，开始两届，大家心里都没底，办得小心翼翼，没想到结果一出，引发电影界极大的反响和热情，“几年下来，威信极高。直到现在，大家还是说‘金鸡奖是中国电影的最高奖’，就是因为它那时成为了所有电影人梦想的目标。”而单位的分房、涨工资、评职称也都和这个奖直接挂钩，因为只要有提名，就算是国家级专家了。
据当年退下来的评委透露，那时国内所有的评奖里，领导人最重视的就是金鸡奖。也因此，金鸡奖从第一届开始至今，都遭遇不同程度的“曲折”历程。
于敏和罗艺军在回忆中都提到，第一届获奖名单送报上级有关部门后，得到批复，要求把两部获奖故事片顺序互换，才可以公布。理由是“《天云山》那样表现右派不准确”。
相比2001年罗艺军最后一次参加金鸡奖的境况，他觉得当年的评委是“幸福”的。他说，因为想看看金鸡奖到底变到什么程度了，所以答应参加。2001年金鸡奖评选，“学术的讨论在名义上都保留着，可我当时想的就是怎么赶快把它评出来。”罗艺军说，领导亲到评选现场对评委表示慰问，并宴请大家说“你们辛苦了”，接着说“某某领导看了什么片子，他很欣赏”，于是，几个代表官方的评委就明确跟其他评委说“希望各位高抬”。以罗艺军直率的个性，从此之后他就再也不参加评选工作了。
郑洞天很清楚地记得金鸡奖的转折，从90年代开始，评委的组成成员开始变化，之前为避嫌不准参与的人都陆续进入评委名单，他们名字的后面多了—个称号，叫“电影事业家”。而不知从哪届开始，所有评委的后注更直接标出其官衔或社会任职。
“但是，在今天已经没有人较这个真了。只想能尽早结束。”郑洞天感叹到。
10月27日晚，仍被打扮成盛典的金鸡奖颁奖礼，在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中国水城苏州如约举行。那位热爱中国电影的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应约专程从意大利赶来捧场，可是几月前聚集在西方威尼斯的一众中国影人却没有一位出现在自家的水城湖畔。
几乎同时举行的东京电影节和罗马电影节，虽然大小规模不等，却都吸引了来自中国的一线影人不远万里前往，他们包括范冰冰、苗圃、蒋雯丽等，蒋雯丽还在第二届罗马电影节因影片《立春*喜》获影后。
“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奖怎么说它还是能起一点作用的。我们总希望它能尽快(恢复到从前的影响)。但是很难了。”81岁的罗艺军叹惜说，最后他说，他希望自己还能为中国电影再做些事情。
电影节开幕式在苏州体育中心举行，向市民销售的门票分50元和100元两种，这个价格算是所有同档次明星演出中最低的。来现场的苏州市民占据了半个体育场，很多人举起闪亮的燈牌，灯牌上写着他们喜欢的来参加演出的“好男”的名字。现场的最高潮来自蔡依林又歌又舞的表演，奔放的“舞娘”看上去就像是在一群端坐着的白发丛生的老电影人头顶上，舞动着年轻的大腿；而观众把最热情的掌声献给他们熟悉的蔡琴，她的歌声依然深情款款，但那个曾不断与之相提并论的台湾著名影人的名字已经离她越来越远了，就像这台中国影人离得越来越远的电影节和它的开幕式，空留歌声回荡。
中国著名电影评论家罗艺军也在开幕式现场，作为中国影协书记处前书记、lO届金鸡奖评委，年过80的他还是当年金鸡奖创办的主要成员之一。26年前，一群对电影充满无限热情的中国影人，以近乎神圣的心情，制定出这个国家最高级别电影评奖的章程时，不会想到它尴尬的未来。
曾经的权威
文革之后，万物复苏。一度停刊的《大众电影》杂志1979年开始恢复，是年，这本杂志就和中国电影一起，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年发行量760万份，观众观影人次293亿(以十亿中国人计，相当于每个中国人在1979年看了近30场电影。而今天，一年中每15个人仅一人看一次电影。第二年，由老百姓通过《大众电影》投票评选的电影奖“百花奖”，也恢复评选。
也是在这一届“百花奖”中，由普通观众投票选出的“优秀电影”是数量最多，但最良莠不齐的，创办电影专家评奖的呼声随之出现。罗艺军回忆说，1981年1月，在文革后电影艺术家的第一次聚首的研讨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创办一个以专家为评审团的评奖，而在此前主持中国电影工作的夏衍和陈荒煤也有这个设想。2月，影协书记处即开会决定，举办金鸡奖。倡议提出后，普遍征求电影界的专家、工作者意见时，大家都热情响应一致赞同。
随即影协成立工作小组，首要之先是起草坪选章程和评选细则。罗艺军当时任《电影艺术》副主编、影协书记处书记，是其中一员。如今，仍然健在的见证者只剩两位，另一位是当年影协的常委会成员于敏。
罗艺军回忆说，那时大家十年没有干过自己的业务了，每个人工作热情非常高，从起草方案到制定程序、标准等等一系列事情繁琐而复杂，制定之后还要上报有关部门复核批准，整个过程仅用两个月。
于敏在后来所著的惟一一本关于金鸡奖的书《‘金鸡’评述一纪》中谈道，那个时候便确立了这个奖项的特点：一、学术。这是该奖的灵魂；二、争鸣。只有艺术、美丑、和真伪之争；三、民主。任何参与专家没有高下之分，都是一票之权。而这个奖的名字“金鸡”，来源于大伙看到周恩来一幅题字“闻鸡起舞”。
为了保证其公平和权威性，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订了一条规矩，所有在职的电影单位的官员，部长、局长、各个电影制片厂厂长等都不得参加评选。这条规矩一直保持到1989年——第九届金鸡奖。
随即，中国影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筹备第一届金鸡奖。参评的影片从1980年生产制作的82部故事片中挑选而出。5月，就评选出了结果。
第一届金鸡奖就出现了“双黄蛋”。罗艺军告诉记者，这个“双黄蛋”的来源还和他有关，“评委最终投票的结果，最佳影片提名的两部影片非常接近，谢晋的《天云山传奇》比《巴山夜雨》仅多一票，结果是《天云山传奇》得奖。那时我说，这是金鸡奖第一次评选，最好能评得更圆满一些，虽然我投的是《天云山传奇》，但《巴山夜雨》仅仅因为一票之差输了，实在有点冤。我提议是否可以并列获奖，但把《天云山传奇》放前”。
这个基于心疼优秀电影落选的建议，被评委们认为最能完整准确地反映评委会的意见。于敏在书中也记录说，“评选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结果也很圆满。”
“所以双黄蛋，并不是电影节的耻辱。只是年年双，而且后来‘双’的太离谱，太没理由了，让人不能接受。”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认为当年的“双黄”和现在出发点和理由根本不同。他从第三届开始介入金鸡奖评选，那年40岁，是作为惟一的年轻导演身份加入。
从雄鸡到鸡肋
罗艺军说，开始两届，大家心里都没底，办得小心翼翼，没想到结果一出，引发电影界极大的反响和热情，“几年下来，威信极高。直到现在，大家还是说‘金鸡奖是中国电影的最高奖’，就是因为它那时成为了所有电影人梦想的目标。”而单位的分房、涨工资、评职称也都和这个奖直接挂钩，因为只要有提名，就算是国家级专家了。
据当年退下来的评委透露，那时国内所有的评奖里，领导人最重视的就是金鸡奖。也因此，金鸡奖从第一届开始至今，都遭遇不同程度的“曲折”历程。
于敏和罗艺军在回忆中都提到，第一届获奖名单送报上级有关部门后，得到批复，要求把两部获奖故事片顺序互换，才可以公布。理由是“《天云山》那样表现右派不准确”。
相比2001年罗艺军最后一次参加金鸡奖的境况，他觉得当年的评委是“幸福”的。他说，因为想看看金鸡奖到底变到什么程度了，所以答应参加。2001年金鸡奖评选，“学术的讨论在名义上都保留着，可我当时想的就是怎么赶快把它评出来。”罗艺军说，领导亲到评选现场对评委表示慰问，并宴请大家说“你们辛苦了”，接着说“某某领导看了什么片子，他很欣赏”，于是，几个代表官方的评委就明确跟其他评委说“希望各位高抬”。以罗艺军直率的个性，从此之后他就再也不参加评选工作了。
郑洞天很清楚地记得金鸡奖的转折，从90年代开始，评委的组成成员开始变化，之前为避嫌不准参与的人都陆续进入评委名单，他们名字的后面多了—个称号，叫“电影事业家”。而不知从哪届开始，所有评委的后注更直接标出其官衔或社会任职。
“但是，在今天已经没有人较这个真了。只想能尽早结束。”郑洞天感叹到。
10月27日晚，仍被打扮成盛典的金鸡奖颁奖礼，在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中国水城苏州如约举行。那位热爱中国电影的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应约专程从意大利赶来捧场，可是几月前聚集在西方威尼斯的一众中国影人却没有一位出现在自家的水城湖畔。
几乎同时举行的东京电影节和罗马电影节，虽然大小规模不等，却都吸引了来自中国的一线影人不远万里前往，他们包括范冰冰、苗圃、蒋雯丽等，蒋雯丽还在第二届罗马电影节因影片《立春*喜》获影后。
“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奖怎么说它还是能起一点作用的。我们总希望它能尽快(恢复到从前的影响)。但是很难了。”81岁的罗艺军叹惜说，最后他说，他希望自己还能为中国电影再做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