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底，发生在广东的两条并非大事件的消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一条是官方消息：广东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不再需要挂靠主管单位这个“婆婆”。另外一条是民间消息：广东有地方农民工上街“散步”讨薪，打出“还我血汗钱”、“我要吃饭”等横幅，沿途警车开路护航，疏导交通，维持秩序。
　　这两条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的消息，却都获得了网民的普遍好评，一改网络“沾官必骂”、“逢警必反”的定律。究其原因，是事件背后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凸显的“新思维”—变社会控制为社会管理，为社会“松绑”，激发社会活力，保障公民权利，严守政府中立，不被“GDP”与“稳定”所绑架。
　　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对社会的管理具有强大的控制能力，国家权力强力地进入社会各个领域，满足个人一切需求的同时，也管理一切。倡导所有人大公无私，不仅行为上不能有自我，连内心的私念也无处可逃，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每个人都被编入各种“组织”与“单位”，单位管你的一切，连谈恋爱、结婚都得向组织汇报“解决个人问题”。没有个人，更没有社会，离开体制，寸步难行，外媒因此称中国人是一群统一穿蓝制服的“蓝蚂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单一社会结构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结构过渡。经济层面解放生产力，走向市场经济，社会层面，人员的大流动带来个体的自由与解放，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会逐渐发育起来，“体制外”的空间也日渐广阔。目前，我国已进入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多元化、多变化。在这种大变革大变局的时期，社会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执政者对于社会的整合、管理的难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路径依赖
　　转型压力之下，实践中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选择。一种是新瓶装旧酒，继续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管控思维，认为社会越多元化，就越要加强控制。试图利用现代科技，新的组织模式，强力的行政手段，把社会重新由多元整合到单一状态。把民众看作政府管理的对象，没有互动与协商，更不许民众参与，原则是我说你听，我管你服，不服不行，其核心是如何把所有人都管起来，都在掌控之中，认为就天下太平了。
　　现在有种新动向，一些部门发现过去靠户口、单位管人的办法不灵了，就期望借助现代科技，实现更有效、更高层、更隐蔽的社会控制。科技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让信息更加公开透明，但另外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大发展，同样也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更强手段支撑。比如，为了治安和管理的需要，现在不少大城市都大量安装摄像头，有的城市达到了数十万个，遍布城市各个角落，从你走出家门到单位的所有过程，几乎可以拍成连续剧，而在过去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的管理部门自豪地说，要建设“空中有监控、地面有巡逻、路上有卡点、社区有守护、室内有技防”的治安防控体系。缺乏民众参与，缺乏有效监督，这样的防控体系隐藏着很大的风险，谁能保证民众的权利与隐私不被公权所侵犯？2011年媒体曾报道，河北鹿泉市大河镇一老上访户家门口就被装上了监控摄像头，一名乡镇干部对上访户说：“我就不信看不住你！”如果这样的“管理”成为常态，奥威尔小说《1984》中那个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民众的“老大哥”，也许就在你身边。
　　当社会一旦发生矛盾冲突，新瓶装旧酒的管控思维往往缺乏化解矛盾的能力，实践中只有采取高压、强力的方式来实现“稳定压倒一切”。
　　当前一些地方在处理社会公共事件中已形成了路径依赖，标准模式为：封锁消息—控制关键证据（比如抢夺尸体）—控制家属—花钱摆平—低级官员免职或归罪于“临时工”—对民意装聋作哑——舆论逐渐平息。对于自己的行政失误，一些地方不是首先反躬自问，而是将老百姓正常的利益诉求和民意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要么归罪于是“敌对势力”背后搞阴谋，要么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挑唆。这种“阶级斗争”思维在这个时代是荒唐且可笑的，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实践中还会加剧官民对立情绪。
　　一个网上的段子很能说明老百姓对于“维稳异化”的不满情绪：“对医疗不重视，因为他们有高干病房；对教育不重视，因为他们的孩子留洋；对食品安全不重视，因为他们有特供食品；对堵车不重视，因为他们有警车开道；对国家未来不重视，因为他们的妻儿已经移民；对维稳很重视，因为他们怕失去这些。”
　　
　　理性的“稳定观”
　　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众的权利意识与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一些地方政府也逐渐意识到，社会管理不是社会控制，强力维稳已走入“越维稳越不稳，稳定压倒稳定”的怪圈，社会管理从思路、内容、方式等方面都需要创新。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为创新社会管理指明了大方向，明确提出了官民互动的思路，这是巨大的进步。在各地实践中，也逐渐出现了一种社会管理的“新思维”：摒弃“拖累行政，管死社会”的社会控制老路，为社会“松绑”，尊重民众在社会管理中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与监督权，激发社会的活力，增进社会和谐。
　　广东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放开管理限制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从“业务主管”变“业务指导”，虽然仅仅两个字，却意味着行政机关对社会组织的主要职责转向宏观层面。据媒体报道，广东省的总体目标是到2015年，大部分社会组织能够承担政府转移、委托、授权的职能，能够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如果按照这样的路子走下去，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假以时日，广东也许会再次成为改革的前沿—“社会改革”的前沿，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再“杀出一条血路”。
　　警方为“散步”的讨薪民工开道护航，一方面体现尊重社会每个群体的表达权，严守政府中立，而不是站到强势主体一边，为资本服务，将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视为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体现了理性的“稳定观”，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有能力化解矛盾并实现动态稳定的社会。通过正常的渠道不断释放社会压力，就不会形成矛盾的积压与叠加，一个单纯的经济纠纷或者基层矛盾就不会演化为集体泄愤的非直接利益冲突。
　　当然，为讨薪民工以及其他群体的“散步”开道护航能否成为常态，还有待于观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宽容度与政治智慧。如果陷入前述的路径依赖之中，那么改革的目标就会受到冲击。
　　社会自我活力的激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水平的提高，必然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增进和谐。改革开放之初，深圳那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对于吃惯了“大锅饭”的民众听来简直如石破天惊般振聋发聩，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因此在“改革开放30年深圳十大观念评选”中名列第一。然而，在这个貌似金钱至上的梦想之城，近年来却产生了中国最庞大的义工队伍，其“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口号，在过度物质化的当下同样振聋发聩。据统计，深圳目前义工群体已超过25万，民间性、草根性特点鲜明，根植于社会的自我生长，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是国家、社会、人三者之间互动的平台与纽带。
　　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社会多一点空间，给公众多一点自由，给权力多一点约束，转换一下社会管理思路，社会进步也许就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