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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曹鸿辉先生，1955年出生於香港，1977年毕业於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1983年毕业於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电机系，荣获硕士学位。现任香港无名出版社社长丶无名能源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丶香港中华老人文化交流促进会秘书长。
“不是我选择文化，是文化选择我！”在香港无名出版社社长曹鸿辉先生的心中，传承几千年的文化知识，是自己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细细研读古今中外的著作，细细研习书本上的种种道理，从哲理延伸到经济等领域，以此推广扩散，帮助今日社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是从事文化工作者特有的任务。为此，他乐此不疲。
以新角度解读传统文化
相信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人：读书能对人生起着怎样的作用？答案也许五花八门。见仁见智，例如求学深造，或是提升内涵，大部分的人，都只希望从书本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曹鸿辉先生卻不然，在翻阅书本的时候，找到一条崭新的道路，展开了自己的“文化人生”，而且在这条道路上，重新解读和审视一些约定俗成的观念，並且在道路的前方，用中华传统文化规划了一幅美好蓝图。也意味着这条道路，任重而道远。
“目前世界面对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极化而引起矛盾，致使表面所浮现出来的金融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在中国古籍《道德经》以及《管子》里，卻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多年来，曹鸿辉先生致力於对三代两汉古典书籍的研究，用不断求知的心理丶不厌其烦地逐字逐句分析一本本生涩难懂的文言典籍。通过这种漫长辛苦的研究，他从字里行间发掘出中国古代先贤思想中的种种人类价值观，並对比现实世界，总结成新颖的观点：“这本书讲很多有关权力社会责任的内容，也是解决资本主义极化问题的手段。”
据介绍，该权力社会责任理念出在《道德经》中，精华集中於“德”一字之中：在古籍中，“德”字並非指良好行为的准则，而是指领袖照顾人民的态度，以智慧营造良好生活环境，养活人民，亦即是《易经》所说的厚德载物，以“德”建立社会大器来盛载人民。领袖之所以要履行权力社会责任，便是要体现“道”。从字面解释，“道”字是指万物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放於人类社会，便可以理解为人权丶自由丶民主，此亦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这种民主思想有别於现时西方观念只流於表面层次，而是真正保障个人生存丶心理需要的基础，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理解为每个人都应有谋生工作的权利，可以自食其力有尊严的生活下去。放於现在，从此亦衍生出一种新的丶服务全民的经济理论，以全民就业作为理论基础。要是政府掌握权力社会责任，以“德”体现“道”，以保障民生为己任，权衡轻重化解贫富悬殊，以创新思维发展经济满足民生需要，万民皆有所养，社会便会和谐。
“无为而治”是《道德经》主要思想，不少人错误理解为顺其自然丶不求奋斗的一种消极生活态度。“无为而治”是非常积极的，所谓治，就是社会安泰，以“德”体现“道”，保障民生，因为社会发展，因人的差異而逐渐形成贫富差異，问题发展到极化时，穷人再难以生活，便会出现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失和的祸因，归根究底，要恢复社会和谐，就必须经常以创新思维对症下药，才可以化解贫穷问题。这种中国古代特有的东方思想，可以是今日激进偏颇的主流观点带出反思和补充。深究起来，“道”的学问更包罗万象丶深奥多样，中心思想以人为本，不仅涉及个人修身养性丶更是关乎社会体制丶经济制度丶群体心理丶思考方法丶及创新思维等。
曹鸿辉先生手中的《道德经》，更像一笔取之不尽丶用之不竭的财富，不仅让自己获得精神的满足，更能造福後人丶流芳百世。他指出当今社会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存在着种种漏洞，配合崇尚自由的时代理念，释放了单纯逐利的价值观，这便是《道德经》所说“万物负阴而抱阳”的逐利人性，在经济体系中无法调节，由创新思维建立的创富权利维停留在企业当中，导致随着市场发展，自由极化而发展至市场为大财团所垄断，令市场失衡，垄断了他人的生存空间，阻碍了新职位的产生，因此造成劳动力过剩丶引起失业等问题，由於企业本身纯以逐利为本的局限性，欠缺社会责任，让经济恶性循环接连不断丶无法根治。
而根据《道德经》的提示，摆脱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僵局，必须有一个市场以外的权力发挥调和作用，才可以化解。这便是“万物负阴而抱阳”接续所说的“冲气以为和”，以权力调节社会民生，便就是权力社会责任。而面对困局之所以难解，主要是因为困局前所未有，所以化解极化的困局，便需要创新思维，不能一成不变，所以《道德经》说“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权力不仅要充分调配及利用社会资源，更需要以创新思维发掘出附加值，才能在新时代中让所有劳动力发挥其价值，回到全民就业，让万民皆有所养，这便是《道德经》所说“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亦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传统大同社会观.以“天下为公”的观念来突破既得利益层的垄断，可说是中华文化重新解读的重大意义。
於固有领域中的全新发现
上世纪面对的数次经济危机丶数不胜数的市场矛盾丶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整整百年，人类历史在重复着相同的步伐丶遭遇同样的阻碍。这种似乎无法化解的困局，其实並不是无法可治，经过曹鸿辉先生的发现，早在2600多年前，有“春秋第一名相”之称的管仲已经提出了权衡轻重理论，以纯中华化观点看破解二十多个世纪後出现的问题。
“管仲分析社会大势，以人为本，借助齐桓公之力，利用权力去调节社会民生，这个在古代称为‘德’。”解释完“道”之後，曹鸿辉先生用管仲作历史实例，进一步解释《道德经》中“德”之意思。这种德，並非只停留在个人修身的层面，而是着眼社会，造福民生。
管仲供职於“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在“管夷吾举於士”之後，他在辅助主君之时，利用丞相的位置，充分发挥类似权力社会任的作用，使万民皆有所养，终促进齐国国力的发展，成就齐桓公称霸的伟业。
研究管仲，同样可追溯到《道德经》，曹鸿辉先生自然不会忽略研究两者的关係，深入研究“道德”的内涵，他发现其实古代智慧有不少被曲解丶更改变的地方，这些地方，恰恰能针砭时弊丶促进社会和谐。 “研究古代智慧，是一个逐渐突破的过程，我看三代两汉到唐的文献，与之後宋明到今日的著作有着很大的差距。”历史的变迁，国人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爭鸣”到西汉的“独尊儒术”，揭开儒生参政的中央集权时代，再到宋明理学强调“存天理丶灭人欲”，让不少自由丶独到的先秦思想被埋没於历史长河中。
在当代重新发现老庄思想价值观的曹鸿辉先生，对《道德经》丶《管子》等先秦典籍进行深入研究，终於不断再发现丶不断突破：“当意识到宋明思想对秦汉思想存在误解时，我把唐代之後的文献暂时搁下，将所有三代两汉的古代文献再看一次丶两次……每看一次便更肯定自己的发现。同时由这里开始，看到真正老子的理念，也明白庄子丶列子丶韩非子等人的思想是提倡从制度入手去改革社会，所以与现时传统停留在修身的研究相比，属於两个很大不同的范畴，因此有所突破。”
此外，由於粤语保留着许多古代中原语言残馀，除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语言的读音外，曹鸿辉先生以粤语声调研读古籍，竟也得出新的发现，例如粤语中四声转化，原来存在同一文字的词类转化功能，了解到文字的词类转化，便更容易理解古代典籍。
比如说《道德经》说的“和”，粤音中的平声，是形容词，是指和平丶社会和谐的意思，表示人人能夠生活，社会能落实给每一个人都有自食其力的机会，人人能夠生存，纷爭便会减少，以至於零，人人能夠生存能夠实现，社会就会和谐和睦。所以《道德经》说“知和曰常”，说这种人人可以生活的和谐应该是常理.反之，如果社会不公，受到压迫的人就会积聚怨气，形成民怨。从《道德经》的角度出发，当一种矛盾不能解决，只要求默默接受，这“和”字变成“和应”的“和”，粤音中读成去声，是动词.而单单只维持一种“和应”的层面，不真正解决问题，问题只会越滚越大，更难解决，累积怨恨，终会爆发——观之今日，自由市场到了极化时，不真正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生缺陷所在，不从根本去解决问题，矛盾只会不断出现，社会无法再可以和谐。所以《道德经》说图难於其易，图大於其细。
在思想上，曹鸿辉先生通过对古代智慧的重新研究，为今日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方法。在实际中，他也是一个发明家，发明了一种再生能源装置，並已取得专利.曹鸿辉先生追求化解贫富悬殊的社会和谐之外，更追求专重环保的天地和谐，希望以这种新能源的创新发明，为世界和谐带来曙光：“《道德经》说‘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里面所包含的环保意识很强，强调了人与大自然之间和谐，说明人类的生存要依赖大自然，因此人类尊重大自然，人类的命脈才可以长久。”
工业革命之後，新科技陆续出现，使经济急遽发展，以牺牲大自然丶不断消耗石油丶矿物等不可再生资源为发展基础，生态遭到破坏，地球环境失去“和谐”，辐射丶病变等问题层出不穷，造成危及生命的环境“失和”。
曹鸿辉先生从古代智慧中汲取营养，从中带出一个全新的企业营运模式，把“德”的权力社会责任带入市场，称为基建社会企业，为中小企建立一个免受垄断的市场环境，並倡议绝处逢生计划，作为基建社会企业的实践，在现今资本主义市场极化的困局中，以新角度新观点建立新市场环境，推动市场新活力，在发展经济和改善环境两方面双管齐下，帮助全球经济复苏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目前，该计划有望在香港实现，结合当地新型城市的特点，展现出另一种与众不同的蓬勃朝气。
若计划成效显着，曹鸿辉先生更準备推广此计划到其他地方，裨益更多的区域，同时他也不忘宣扬古代智慧，撰写《老子·道德经·道法自然》丶《道之华而愚之始》丶《有德司契》丶《遵道贵徳》等著作，呼籲大家用新的角度丶新的眼光去发掘其中深奥内涵丶审视当今社会，破解当今困局。他还担任香港中华老人文化交流促进会秘书长，为这个在北京有着大半个世纪历史的社团近年来在香港的发展出心出力。因此，在以後的日子，曹鸿辉先生活动不断，工作忙碌。不过，对此，他欣然对待，因为能以文化造福社会，正是文化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曹鸿辉先生，1955年出生於香港，1977年毕业於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1983年毕业於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电机系，荣获硕士学位。现任香港无名出版社社长丶无名能源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丶香港中华老人文化交流促进会秘书长。
“不是我选择文化，是文化选择我！”在香港无名出版社社长曹鸿辉先生的心中，传承几千年的文化知识，是自己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细细研读古今中外的著作，细细研习书本上的种种道理，从哲理延伸到经济等领域，以此推广扩散，帮助今日社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是从事文化工作者特有的任务。为此，他乐此不疲。
以新角度解读传统文化
相信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人：读书能对人生起着怎样的作用？答案也许五花八门。见仁见智，例如求学深造，或是提升内涵，大部分的人，都只希望从书本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曹鸿辉先生卻不然，在翻阅书本的时候，找到一条崭新的道路，展开了自己的“文化人生”，而且在这条道路上，重新解读和审视一些约定俗成的观念，並且在道路的前方，用中华传统文化规划了一幅美好蓝图。也意味着这条道路，任重而道远。
“目前世界面对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极化而引起矛盾，致使表面所浮现出来的金融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在中国古籍《道德经》以及《管子》里，卻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多年来，曹鸿辉先生致力於对三代两汉古典书籍的研究，用不断求知的心理丶不厌其烦地逐字逐句分析一本本生涩难懂的文言典籍。通过这种漫长辛苦的研究，他从字里行间发掘出中国古代先贤思想中的种种人类价值观，並对比现实世界，总结成新颖的观点：“这本书讲很多有关权力社会责任的内容，也是解决资本主义极化问题的手段。”
据介绍，该权力社会责任理念出在《道德经》中，精华集中於“德”一字之中：在古籍中，“德”字並非指良好行为的准则，而是指领袖照顾人民的态度，以智慧营造良好生活环境，养活人民，亦即是《易经》所说的厚德载物，以“德”建立社会大器来盛载人民。领袖之所以要履行权力社会责任，便是要体现“道”。从字面解释，“道”字是指万物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放於人类社会，便可以理解为人权丶自由丶民主，此亦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这种民主思想有别於现时西方观念只流於表面层次，而是真正保障个人生存丶心理需要的基础，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理解为每个人都应有谋生工作的权利，可以自食其力有尊严的生活下去。放於现在，从此亦衍生出一种新的丶服务全民的经济理论，以全民就业作为理论基础。要是政府掌握权力社会责任，以“德”体现“道”，以保障民生为己任，权衡轻重化解贫富悬殊，以创新思维发展经济满足民生需要，万民皆有所养，社会便会和谐。
“无为而治”是《道德经》主要思想，不少人错误理解为顺其自然丶不求奋斗的一种消极生活态度。“无为而治”是非常积极的，所谓治，就是社会安泰，以“德”体现“道”，保障民生，因为社会发展，因人的差異而逐渐形成贫富差異，问题发展到极化时，穷人再难以生活，便会出现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失和的祸因，归根究底，要恢复社会和谐，就必须经常以创新思维对症下药，才可以化解贫穷问题。这种中国古代特有的东方思想，可以是今日激进偏颇的主流观点带出反思和补充。深究起来，“道”的学问更包罗万象丶深奥多样，中心思想以人为本，不仅涉及个人修身养性丶更是关乎社会体制丶经济制度丶群体心理丶思考方法丶及创新思维等。
曹鸿辉先生手中的《道德经》，更像一笔取之不尽丶用之不竭的财富，不仅让自己获得精神的满足，更能造福後人丶流芳百世。他指出当今社会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存在着种种漏洞，配合崇尚自由的时代理念，释放了单纯逐利的价值观，这便是《道德经》所说“万物负阴而抱阳”的逐利人性，在经济体系中无法调节，由创新思维建立的创富权利维停留在企业当中，导致随着市场发展，自由极化而发展至市场为大财团所垄断，令市场失衡，垄断了他人的生存空间，阻碍了新职位的产生，因此造成劳动力过剩丶引起失业等问题，由於企业本身纯以逐利为本的局限性，欠缺社会责任，让经济恶性循环接连不断丶无法根治。
而根据《道德经》的提示，摆脱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僵局，必须有一个市场以外的权力发挥调和作用，才可以化解。这便是“万物负阴而抱阳”接续所说的“冲气以为和”，以权力调节社会民生，便就是权力社会责任。而面对困局之所以难解，主要是因为困局前所未有，所以化解极化的困局，便需要创新思维，不能一成不变，所以《道德经》说“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权力不仅要充分调配及利用社会资源，更需要以创新思维发掘出附加值，才能在新时代中让所有劳动力发挥其价值，回到全民就业，让万民皆有所养，这便是《道德经》所说“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亦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传统大同社会观.以“天下为公”的观念来突破既得利益层的垄断，可说是中华文化重新解读的重大意义。
於固有领域中的全新发现
上世纪面对的数次经济危机丶数不胜数的市场矛盾丶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整整百年，人类历史在重复着相同的步伐丶遭遇同样的阻碍。这种似乎无法化解的困局，其实並不是无法可治，经过曹鸿辉先生的发现，早在2600多年前，有“春秋第一名相”之称的管仲已经提出了权衡轻重理论，以纯中华化观点看破解二十多个世纪後出现的问题。
“管仲分析社会大势，以人为本，借助齐桓公之力，利用权力去调节社会民生，这个在古代称为‘德’。”解释完“道”之後，曹鸿辉先生用管仲作历史实例，进一步解释《道德经》中“德”之意思。这种德，並非只停留在个人修身的层面，而是着眼社会，造福民生。
管仲供职於“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在“管夷吾举於士”之後，他在辅助主君之时，利用丞相的位置，充分发挥类似权力社会任的作用，使万民皆有所养，终促进齐国国力的发展，成就齐桓公称霸的伟业。
研究管仲，同样可追溯到《道德经》，曹鸿辉先生自然不会忽略研究两者的关係，深入研究“道德”的内涵，他发现其实古代智慧有不少被曲解丶更改变的地方，这些地方，恰恰能针砭时弊丶促进社会和谐。 “研究古代智慧，是一个逐渐突破的过程，我看三代两汉到唐的文献，与之後宋明到今日的著作有着很大的差距。”历史的变迁，国人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爭鸣”到西汉的“独尊儒术”，揭开儒生参政的中央集权时代，再到宋明理学强调“存天理丶灭人欲”，让不少自由丶独到的先秦思想被埋没於历史长河中。
在当代重新发现老庄思想价值观的曹鸿辉先生，对《道德经》丶《管子》等先秦典籍进行深入研究，终於不断再发现丶不断突破：“当意识到宋明思想对秦汉思想存在误解时，我把唐代之後的文献暂时搁下，将所有三代两汉的古代文献再看一次丶两次……每看一次便更肯定自己的发现。同时由这里开始，看到真正老子的理念，也明白庄子丶列子丶韩非子等人的思想是提倡从制度入手去改革社会，所以与现时传统停留在修身的研究相比，属於两个很大不同的范畴，因此有所突破。”
此外，由於粤语保留着许多古代中原语言残馀，除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语言的读音外，曹鸿辉先生以粤语声调研读古籍，竟也得出新的发现，例如粤语中四声转化，原来存在同一文字的词类转化功能，了解到文字的词类转化，便更容易理解古代典籍。
比如说《道德经》说的“和”，粤音中的平声，是形容词，是指和平丶社会和谐的意思，表示人人能夠生活，社会能落实给每一个人都有自食其力的机会，人人能夠生存，纷爭便会减少，以至於零，人人能夠生存能夠实现，社会就会和谐和睦。所以《道德经》说“知和曰常”，说这种人人可以生活的和谐应该是常理.反之，如果社会不公，受到压迫的人就会积聚怨气，形成民怨。从《道德经》的角度出发，当一种矛盾不能解决，只要求默默接受，这“和”字变成“和应”的“和”，粤音中读成去声，是动词.而单单只维持一种“和应”的层面，不真正解决问题，问题只会越滚越大，更难解决，累积怨恨，终会爆发——观之今日，自由市场到了极化时，不真正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生缺陷所在，不从根本去解决问题，矛盾只会不断出现，社会无法再可以和谐。所以《道德经》说图难於其易，图大於其细。
在思想上，曹鸿辉先生通过对古代智慧的重新研究，为今日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方法。在实际中，他也是一个发明家，发明了一种再生能源装置，並已取得专利.曹鸿辉先生追求化解贫富悬殊的社会和谐之外，更追求专重环保的天地和谐，希望以这种新能源的创新发明，为世界和谐带来曙光：“《道德经》说‘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里面所包含的环保意识很强，强调了人与大自然之间和谐，说明人类的生存要依赖大自然，因此人类尊重大自然，人类的命脈才可以长久。”
工业革命之後，新科技陆续出现，使经济急遽发展，以牺牲大自然丶不断消耗石油丶矿物等不可再生资源为发展基础，生态遭到破坏，地球环境失去“和谐”，辐射丶病变等问题层出不穷，造成危及生命的环境“失和”。
曹鸿辉先生从古代智慧中汲取营养，从中带出一个全新的企业营运模式，把“德”的权力社会责任带入市场，称为基建社会企业，为中小企建立一个免受垄断的市场环境，並倡议绝处逢生计划，作为基建社会企业的实践，在现今资本主义市场极化的困局中，以新角度新观点建立新市场环境，推动市场新活力，在发展经济和改善环境两方面双管齐下，帮助全球经济复苏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目前，该计划有望在香港实现，结合当地新型城市的特点，展现出另一种与众不同的蓬勃朝气。
若计划成效显着，曹鸿辉先生更準备推广此计划到其他地方，裨益更多的区域，同时他也不忘宣扬古代智慧，撰写《老子·道德经·道法自然》丶《道之华而愚之始》丶《有德司契》丶《遵道贵徳》等著作，呼籲大家用新的角度丶新的眼光去发掘其中深奥内涵丶审视当今社会，破解当今困局。他还担任香港中华老人文化交流促进会秘书长，为这个在北京有着大半个世纪历史的社团近年来在香港的发展出心出力。因此，在以後的日子，曹鸿辉先生活动不断，工作忙碌。不过，对此，他欣然对待，因为能以文化造福社会，正是文化工作者的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