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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以人为本”在我国已成使用频率颇高、波及面积甚广的流行词汇。一种理念借助语言载体迅速且广泛传播，或许对于这种理念的深入人心是件应当欣慰的事情。然而问题在于，还存在着将“以人为本”与“制度性操练”分离甚或对立的倾向。例如，在以人为本的言说和讨论中，甚至有“以人为本还是以制度为本”这样的设问或以此为题做成的文章，仿佛以人为本就与制度之间存在水火不容的关系：以人为本是柔性的、亲民的、讲人情通人性的：制度则是刚性的、惩罚性的、不通人情世故的。于是，以人为本更多被理解和诠释为爱民亲民的姿态，体恤下情的策略，人性化的工作作风，重情理的问题解决方式，嘘寒问暖的工作态度，体贴入微的营销和服务，温馨的工作环境的营造，具体的生活待遇的改善，等等，而以人为本的制度品性和其制度上的操练则较少被关注。事实上，恰恰是以人为本的制度品性和制度修为才是以人为本之“本”。这不仅因为制度总是相对靠得住的，以人为本要由制度来成就和实现，而且因为，制度性就是以人为本的品性、素质、操守和作为。
一、以人为本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作为“以物为本”、“以神为本”的反题，以人为本是人与人相互对待的一种方式和尺度。正如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是个人正义的前提，而社会结构首先是体制性、制度性、程序性的。因而，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安排策略，不只是关心民瘼、体恤下情的爱民、重民、恤民、亲民姿态，更不是仁政、德治的开明统治策略，以及挂在嘴上、写在纸上、作秀在脸上、作态在电视新闻里的标签、饰品或面子工程。在一方为国家或政府(广义上的)、另一方为公民个体(非臣民、子民、小民)的关系中，对人事与生命有着深切体察，对个体尊严有着真切尊重，将人的物质需求、功利计算、理性预期，以及对参与、平等对待、自主选择、意思自治、理性沟通、人格尊严和人性尊重的需要一并纳入体制和制度架构，是国家或政府的一种制度性修为。这种制度性修为所要求的是：合理分权的权力结构、有保障的人权体系、具正统性的权力权利关系、公正的社会体制和利益分配制度、正当的程序设置以及细致缜密的操作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以人为本被视为一种目标或理念，那么选择了这一目标或理念，就是选择了一种体制、制度和程序。
二、以人为本必须借助制度操练
既然以人为本在本性上是一种制度修为，具有制度品格，则体制、制度、程序性操练就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并且，只有制度性操练，才不至于使以人为本异化为统治策略、权宜之计、应景文章、作秀姿态、宣教口号和偶尔为之的门面装点。
首先，制度操练是一种普遍性的操练。制度所形成的规制和约束在空间上是普适的、一般的、统一适用的，只要是公权力就应在制度的规制和约束范围内，排除标准的差别性适用和适用上的随意性。
其次，制度操练是一种恒常性操练。制度所形成的规制和约束在时间上是稳定的、连续的、常态化的，它将公权力结构和运作机制以及对待公民个体的方式和尺度通过严格确定的规则、正当的程序要件、缜密的技术要求组织成常态化的作业，使之不被偶然、任意所左右。
再者，制度操练是一种确定性操练。制度不仅意味着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以便建立确定的预期；也不仅意味着较强的操作性、可行性；而且意味着其被任意解释和滥用的余地大大压缩。得以最大限度地排斥随意和恣意。当然制度的确定性也是相对的，但其仍“完全可以通过制度性的协商与对话机制予以解决”。
最后，制度操练是一种程序性、技术性操练。制度总是具备程序和技术要求的，越是合理的符合人性的制度，其程序和技术要件也就越充分。同时，也不仅因为程序和技术要件完备的制度更具操作性、可行性和预期性，更因为所有具有实体指向的制度操练，都往往会化约和归结为程序和技术操练(如执政党与立法机关的权力关系多通过政党政策进入立法过程的步骤、方式体现：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的分离和独立格局会化约为其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程序)。更为关键的是，相对于实体而言，程序和技术的过程属性使得以人为本成为能够被切实把握的每一当下的相对确定的过程。而控制了过程。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控制了结果，换句话说，通过过程本身的正当实现了结果的正当。
三、以人为本语境下制度操练的具体内容
综合我们上述的讨论，以人为本的制度操练主要可被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合理分权的权力结构、完备的人权保障机制和正当的程序设置，而正当程序操练是落脚点。
1 权力无分立则人权无保障，以人为本便无从谈起。就对权力的防范和对人权的保障而言。一个合理分权的权力结构或宪政体制无疑是最为根本的。我国目前的权力结构在铺设这一根本前提方面不尽如人意，如它并没有排除高度集中的权力，也就没有将所有权力置于有效的制约范围之内。不仅如此，某些应具独立性的权力没有获得应有的独立地位，从而在体制上难以通过其权能牵制其他权力；没有为个体、社会群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制约抗衡国家的力量铺设充分的制度性条件，也就使得基本的权利权力格局可能发生因正当性缺失而带来的危机。就中国而言，合理的分权体制恐难一蹴而就。但毕竟合理的分权机理应当被承认，最起码的权力的分化独立也并非必须假以时日，如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的独立，不仅最具理由、最为必要，且是当下最可能操作的；此外，个体和社会群体制约国家权力的独立力量得以形成的制度性条件的铺设也不是没有充分可能的。当然，由正当程序所形成的权力牵制关系有可能催发出权力结构的合理的富有意义的变化，但这仍不能代替权力结构本身合理化的努力。
2 人权无保障也就不存在真正意义的以人为本。人权特别是政治权利的贫困是物质贫困和生存发展能力缺失的缘由，尊严和自由的被漠视是人自由全面而充分发展的天敌，因而，对人权、自由和尊严的尊重和保障是以人为本制度修为的基本内核。这种保障不仅意味着权利确认机制、权利侵害的预防和救济机制、权利阻滞时的国家帮助机制的充实和完善，而且意味着对自南原则的制度化遵循。自由的终极意义要求对于自由的限制或权力的介入必须遵循自由的原则，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自由限制的法定化原则。对自由的限制只能来自法律，非经法律批准和同意而对自由施加限制是非法和无效的。(2)自由限制的公开性原则。任何以未公开宣示的限制作为事后制裁个体选择行为的理由在逻辑上都是不成立的。(3)自由限制的具体化原则。在“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意义上，自由的范周与禁止性规定的具体化、精细化程度成正比：禁令越是原则、笼统、概括，则留给权威性机构任意解释的空间就越大，对自由随意侵夺的可能也就越大。(4)自由限制的非目的性原则。对自由的限制不以限制为目的，
一、以人为本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作为“以物为本”、“以神为本”的反题，以人为本是人与人相互对待的一种方式和尺度。正如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是个人正义的前提，而社会结构首先是体制性、制度性、程序性的。因而，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安排策略，不只是关心民瘼、体恤下情的爱民、重民、恤民、亲民姿态，更不是仁政、德治的开明统治策略，以及挂在嘴上、写在纸上、作秀在脸上、作态在电视新闻里的标签、饰品或面子工程。在一方为国家或政府(广义上的)、另一方为公民个体(非臣民、子民、小民)的关系中，对人事与生命有着深切体察，对个体尊严有着真切尊重，将人的物质需求、功利计算、理性预期，以及对参与、平等对待、自主选择、意思自治、理性沟通、人格尊严和人性尊重的需要一并纳入体制和制度架构，是国家或政府的一种制度性修为。这种制度性修为所要求的是：合理分权的权力结构、有保障的人权体系、具正统性的权力权利关系、公正的社会体制和利益分配制度、正当的程序设置以及细致缜密的操作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以人为本被视为一种目标或理念，那么选择了这一目标或理念，就是选择了一种体制、制度和程序。
二、以人为本必须借助制度操练
既然以人为本在本性上是一种制度修为，具有制度品格，则体制、制度、程序性操练就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并且，只有制度性操练，才不至于使以人为本异化为统治策略、权宜之计、应景文章、作秀姿态、宣教口号和偶尔为之的门面装点。
首先，制度操练是一种普遍性的操练。制度所形成的规制和约束在空间上是普适的、一般的、统一适用的，只要是公权力就应在制度的规制和约束范围内，排除标准的差别性适用和适用上的随意性。
其次，制度操练是一种恒常性操练。制度所形成的规制和约束在时间上是稳定的、连续的、常态化的，它将公权力结构和运作机制以及对待公民个体的方式和尺度通过严格确定的规则、正当的程序要件、缜密的技术要求组织成常态化的作业，使之不被偶然、任意所左右。
再者，制度操练是一种确定性操练。制度不仅意味着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以便建立确定的预期；也不仅意味着较强的操作性、可行性；而且意味着其被任意解释和滥用的余地大大压缩。得以最大限度地排斥随意和恣意。当然制度的确定性也是相对的，但其仍“完全可以通过制度性的协商与对话机制予以解决”。
最后，制度操练是一种程序性、技术性操练。制度总是具备程序和技术要求的，越是合理的符合人性的制度，其程序和技术要件也就越充分。同时，也不仅因为程序和技术要件完备的制度更具操作性、可行性和预期性，更因为所有具有实体指向的制度操练，都往往会化约和归结为程序和技术操练(如执政党与立法机关的权力关系多通过政党政策进入立法过程的步骤、方式体现：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的分离和独立格局会化约为其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程序)。更为关键的是，相对于实体而言，程序和技术的过程属性使得以人为本成为能够被切实把握的每一当下的相对确定的过程。而控制了过程。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控制了结果，换句话说，通过过程本身的正当实现了结果的正当。
三、以人为本语境下制度操练的具体内容
综合我们上述的讨论，以人为本的制度操练主要可被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合理分权的权力结构、完备的人权保障机制和正当的程序设置，而正当程序操练是落脚点。
1 权力无分立则人权无保障，以人为本便无从谈起。就对权力的防范和对人权的保障而言。一个合理分权的权力结构或宪政体制无疑是最为根本的。我国目前的权力结构在铺设这一根本前提方面不尽如人意，如它并没有排除高度集中的权力，也就没有将所有权力置于有效的制约范围之内。不仅如此，某些应具独立性的权力没有获得应有的独立地位，从而在体制上难以通过其权能牵制其他权力；没有为个体、社会群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制约抗衡国家的力量铺设充分的制度性条件，也就使得基本的权利权力格局可能发生因正当性缺失而带来的危机。就中国而言，合理的分权体制恐难一蹴而就。但毕竟合理的分权机理应当被承认，最起码的权力的分化独立也并非必须假以时日，如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的独立，不仅最具理由、最为必要，且是当下最可能操作的；此外，个体和社会群体制约国家权力的独立力量得以形成的制度性条件的铺设也不是没有充分可能的。当然，由正当程序所形成的权力牵制关系有可能催发出权力结构的合理的富有意义的变化，但这仍不能代替权力结构本身合理化的努力。
2 人权无保障也就不存在真正意义的以人为本。人权特别是政治权利的贫困是物质贫困和生存发展能力缺失的缘由，尊严和自由的被漠视是人自由全面而充分发展的天敌，因而，对人权、自由和尊严的尊重和保障是以人为本制度修为的基本内核。这种保障不仅意味着权利确认机制、权利侵害的预防和救济机制、权利阻滞时的国家帮助机制的充实和完善，而且意味着对自南原则的制度化遵循。自由的终极意义要求对于自由的限制或权力的介入必须遵循自由的原则，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自由限制的法定化原则。对自由的限制只能来自法律，非经法律批准和同意而对自由施加限制是非法和无效的。(2)自由限制的公开性原则。任何以未公开宣示的限制作为事后制裁个体选择行为的理由在逻辑上都是不成立的。(3)自由限制的具体化原则。在“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意义上，自由的范周与禁止性规定的具体化、精细化程度成正比：禁令越是原则、笼统、概括，则留给权威性机构任意解释的空间就越大，对自由随意侵夺的可能也就越大。(4)自由限制的非目的性原则。对自由的限制不以限制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