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撰写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一部描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进行斗争的长篇小说。它以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为历史背景，通过描写女主人公林道静从一名普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历程，真实地再现了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知识分子群体的日益觉醒和斗争。表现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迅速成长，以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动人的革命青春之歌。作者杨沫，原名杨成业，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1931年，为抗婚离家出走，她先后当过小学老师、家庭教师和书店职员。抗战爆发后她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做妇女工作和宣传工作。在残酷的战争中，她的许多战友都牺牲了，面对烈士们舍生取义的革命精神，杨沫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1950年杨沫频繁生病，在病榻上，她脑海中浮现最多的还是那些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战友和百姓。她决定动笔，终于在1955年4月底，历时6年完成这部《青春之歌》，以自己亲身经历为素材进行创作，书中所塑造的主人公林道静与杨沫的人生经历极其相似。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者一步步妥协退让，进行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秘密外交：“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这些都助长了日本法西斯强盗在华北得寸进尺的野心。日本法西斯强盗垂涎华北蕴藏丰富的煤矿、棉花和羊毛，为了尽快获得这些资源，缓解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日本侵略者积极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计划成立傀儡政权，全面吞并华北。“华北自治运动”像一阵浓厚的阴霾笼罩着半壁锦绣河山。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中国人民痛切的感受到，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又染指华北，那么，下一步势必吞并全国，中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之际。在民族危亡之际，青年人应该怎么办？是沉默不语还是奋力抗争？此时的杨沫，为了便于到北京大学学习，居住在北京沙滩附近的一所小公寓中，在这里她认识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他们宣传抗日，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出生入死，忍饥受冻，忘我地进行斗争。在这些进步青年的影响和介绍下，杨沫被共产主义学说所吸引，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书籍。
　　此时的华北，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国的国土，但实际上已到沦陷的边缘。在北平和天津，到处都可以看到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在街头横冲直撞，日本浪人到处为非作歹。1935年11月中旬，日本军方导演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正式出台。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兼任平津卫戍司令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无耻的要求，要在11月20日前宣布所谓的“华北自治”，否则将武力攻占河北和山东。为了进行武力恫吓，大批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和古北口附近集结，随时准备进攻。中国人民的悲愤之情像一座喷薄愈发的火山，压抑着怒火，随时准备爆发。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共产党员迅速担负起组织学生运动的重任，积极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当时有一句传诵一时的名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广大爱国学生向北平办事长官何应钦请愿，强烈要求抗日救国，反对所谓“华北自治运动”。1935年12月9日凌晨，城外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千名学生向城内出发，当局将西直门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两校学生就在附近游行，向周围居民和军警进行抗日宣传。北平城内学生在新华门集合，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周围群众无不泪流。当他们到达王府井南口时，遭受到军警的毒打和水炮的冲击，八名学生被捕。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罢课。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一二·九”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迅速席卷全国，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青春之歌》叙写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成长并投身革命的故事，小说以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历程为主线，从林道静抗婚离家写到她被捕逃脱后离开北平，直至她从自我觉醒走向革命道路的全过程。《青春之歌》人物众多，内容庞杂，但始终以林道静为中心展开，成功地描写了在白色恐怖下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群像，刻画了他们于民族危亡之时所经历的生活磨难和思想风貌。他们中间有忠于党的事业、无私无畏的卢嘉川、林红、江华;有从彷徨迷茫到最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王晓燕、许宁等。作品讴歌了共产党人、爱国青年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鞭挞了懦弱的伪君子和卑鄙无耻的叛徒，浓墨重彩地勾勒了知识分子投身革命事业的时代洪流。
　　小说中，林道静出生在地主家庭，是大地主强暴所生。母亲不甘受辱去世后，她从小受尽了后娘的欺辱和虐待。这种艰难的生活环境培育了林道静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质朴品质，也造就了她倔强的性格。高中毕业后，为反抗封建婚姻家庭的束缚，她毅然抗争出走，在绝望中，风度翩翩的余永泽救了她，并一度给她关于爱情的幻想。林道静也曾天真地以为找到了幸福，但现实的困境使她陷入迷茫之中。直到林道静结识了共产党员卢嘉川，正直善良的卢嘉川把孤独无助的她带进了“充满生机的绿洲”。林道静追求进步，阅读进步书籍，了解革命理论，在荡涤自己的过程中，她选择走上革命的道路。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卢嘉川因为余永泽的驱赶，被敌人逮捕，最后被残忍地杀害。林道静在鲜血淋漓面前看清了余永泽自私、冷酷的本性。小说为读者清晰展现了林道静在人生道路上探求光明、希望过程中的种种坎坷磨难，她跌入过黑暗，也看到过光明。她目睹了革命者林红在监狱中誓死如归的英勇行为，眼前的一个芊芊女子，却从弱小的身子里爆发出须眉男儿的豪迈气概和胆识。最终，她彻底进行反省，反思了自己靈魂深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在小说的结尾，在游行队伍的洪流中，伴随着鲜明夺目的旗帜和悲壮的口号，林道静完成了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最初追求个性解放，到参加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最终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蜕变。
　　对于林道静的生动描写就是作者杨沫本人的映射，主人公从彷徨苦闷到倾向革命，直至参加革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所走的道路，也是杨沫的心路历程。一名中华儿女把自己的青春融汇到中国革命事业中，这样的青春就不会褪色，也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折射出耀眼的光芒。在革命的浪潮中，千千万万中华儿女成长为一个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们的使命是要为自由、为建立新中国而奉献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
　　小说《青春之歌》于1958年出版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在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书中的林道静、林红、卢嘉川和江华等青年革命者的光辉形象深受大家喜爱。很多读者纷纷来信，询问林道静是否还活着，甚至有的读者还去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然而，小说出版后，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些评论家对《青春之歌》进行攻击，说主人公林道静身上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甚至把林道静对自身爱情的渴望，对革命事业的追求，都污蔑为小资产阶级情感，而被横加批评指责。针对这些反对声音，大多数读者和批评家都对小说持保护的态度，很多报纸纷纷开辟专栏加以讨论，为《青春之歌》发声。茅盾也发表了《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充分肯定了这部小说是有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1959年，杨沫根据读者和评论家的意见，对小说进行了修改，补充了部分内容，增加了8万字。但到了“文革”期间，《青春之歌》沦为“毒草”，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书中的小资产阶级情感遭到批判。直至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之歌》才重见天日。随着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伟大决策的重新确立，全国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文艺评论界也实事求是地评判文艺作品。《青春之歌》再次焕发生机，重新走进广大读者的视野。
　　《青春之歌》的影响和魅力是持久的。直到今天，对它的喜爱和讨论仍在进行中。究其原因，还在于《青春之歌》中鲜明的人物形象、昂扬的革命精神和磅礴的时代背景，其中，革命的青春无疑是小说弘扬的主旋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追求是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成长蜕变的动力。重读《青春之歌》，读者依然会被文中闪耀的人性光辉所打动，会为优秀中华儿女高涨的革命激情而心潮澎湃，也依然能细细体味到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