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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去巴塞罗那的那个下午，还在阿姆斯特丹。当日大雨如注，伴着冷风，夏天有冬意。躲进一间英文书店避雨，想顺便寻本巴塞罗那的旅游指南。偶然间，瞥见了一本名叫《Homage to Barcelona》的书，作者竟是大名鼎鼎的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
混在伊比利亚航空从西班牙空运而来的夏日潮热空气中翻完了这本大师亲笔撰写的旅游指南。其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部分，还属高迪那章—《高迪一梦》。“老人没有留下任何传记。他不接受任何采访，也没有密友。他讨厌拍照，所以我们有的少数几张照片，一个留着胡子的年轻帅哥，在一次宗教游行里拿着华盖的老人，一再出现在那些记录他生活及工作的作品里。”但在巴塞罗那，高迪依旧无处不在—在他的作品里。
米拉之家的晕眩浪潮
酒店离米拉之家（Casa Mila）仅有几十米之遥，因此可以欣赏不同时间的这座建筑—清晨明澈阳光照耀的、傍晚金色夕阳涂抹的、抑或被暗夜月光淋湿的。
第一次看见米拉之家，是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过客》里，杰克·尼克尔森和玛利亚·施耐德在其中玩耍，这栋没有一根直线的古怪建筑令人印象深刻—明明是坚硬的石头建筑，却因为其海浪般的弧线充满了动感。就好像那是一个被凝固的瞬间，石头般永恒的瞬间。
走进米拉之家，你会顿时体会到了那种晕眩感，楼梯是曲线而不规则的，铁栏杆扭曲而怪异，仿佛融化过之后又重新凝固，每个细节都精心设计过，比如门把手是供左手使用的，因为右手要拿钥匙。光线从各种地方射进来，房间变成光的容器。每个房间都不一样，就好像重复是一宗罪。然而，你只有到了屋顶上，才会明白这一切都不过是前菜，大餐是屋顶的那些烟囱雕塑—它们神秘而抽象，具有立体派的风格，哪怕那时候还根本没有立体派。屋顶的地面也是波浪般起伏的，有种想象中的动感。
从米拉之家屋顶的东侧，可以看见巴塞罗那城中另一栋伟大建筑—圣家堂。1909年，当时的巴塞罗那暴乱，不少教堂被焚毁。为了安全起见，米拉家族要求高迪去除建筑外部的一切宗教元素。高迪因此感觉不快，迅速辞去了工作，将米拉之家留给了他的一个助手，从此专注于圣家堂的建造。
仰望圣家堂
去圣家堂（Sagrada Familia）一定要乘地铁。只有这样，当走出Mallorca地铁站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那种明与暗、地下与崇高之间的强烈对比。仰望一百多米高的塔楼的瞬间，神圣感扑面而来，就算你是个无神论者。
勅使河原宏的一部关于高迪的纪录片中曾经出现过圣家堂。电影摄于1984年，当时的圣家堂还仅仅只有诞生立面（Nativity fa鏰de）和受难立面（Passion fa鏰de，位于西侧），中殿尚未建成。在一段花絮里，一位建筑师向观众展示了圣家堂未来的各种可能—其中一种是将之建成一个火车站，火车从教堂中穿梭而过，极不可思议。
仰望是参观圣家堂的标准姿势。诞生立面和受难立面的雕塑是如此密集而精细，仿佛在建筑某种“不可能”。科尔姆·托宾在他的《高迪一梦》中也介绍了高迪为圣家堂的雕塑制作模型的传奇故事：立面上的每个人物皆有其原型，比如犹大的原型是一个看守人，彼拉多的原型是一个牧羊人，而高迪同伴的一个孙儿成了童年耶稣的原型。最传奇的是被拉来做罗马战士原型的一位酒保，他有六个脚趾，高迪便因此要求雕像也必须有六个脚趾。
走进圣家堂，等于走进光的殿堂。透过彩色玻璃射进教堂的阳光如梦似幻，而一根根修长高耸的立柱如同树干一般撑起整栋建筑，要不是教堂里为了次日的弥撒挂起了转播用的平板电视，那种时空的错乱感恐怕会更强烈吧。
圣家堂始建于1882年，最初只是打算建成一座平淡无奇的新哥特式教堂；但当高迪接手之后，他花了40多年重新设计，甚至预感到教堂无法在他在世时完成，便建造了无数模型和图纸，可惜后来皆被焚毁。高迪死后就埋葬在那未曾完工的教堂地下，这充满了传奇色彩和宗教意味。曾经，当有人问他教堂将于何时完成时，他说：“我的客户并不急。”
他的客户是上帝。
闹市中的桂尔宫殿
桂尔宫殿（Palau Guell)其实并不像它名字所指涉的那样宏伟—其实，它本来只是一座位于喧闹的La Rambla大街旁的普通楼房，也少为人知，直到最近才整修完毕重新对公众开放。
和米拉之家一样，桂尔宫殿也有一个梦幻的屋顶。与米拉之家那些神秘的烟囱不同，桂尔宫殿的烟囱更多的是以碎瓷片组成，更有水果和植物的感觉，而屋顶的两扇天窗构成了眼睛的形状，像在窥视楼下喧闹的一切。
桂尔宫殿的内部的确有气派，镀金材料及木材的运用，配合着高迪签名式的光线演绎、扭曲成不同形状的铁以及Art Nouveau风情，会让人觉得置身于一座城堡。
在桂尔宫殿的陈列馆里还看见一段有趣的历史：就在高迪建成桂尔宫殿后10年，毕加索在对面的房间里画出了不少蓝色时期的作品，然而毕加索并不喜欢高迪的清教徒及保守天主教的宗教倾向，在一张寄自巴黎的明信片上，毕加索写道：“让Opisso告诉高迪，让他和圣家堂都见鬼去吧。”
桂尔公园最悠闲的梦
高迪曾说：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他的钱。高迪就是这样了解工业家犹塞比·桂尔的。桂尔公园正是高迪最纯正、最宏伟的一个梦。在这里闲庭信步，你会有种走进艺术品内部的神奇感觉；而当爬上山顶，俯瞰整个巴塞罗那时，更会发现这公园的妙处：它是一条龙，近乎懒散地卧着。
桂尔公园有浓重的高迪痕迹：那些用石头雕成的长廊柱无论是形状还是纹理都相当接近树干，而用碎瓷片连接成的长椅连绵不断，围出一个供游客玩耍的广场。而入口处的青蛙石雕，更有森林的感觉，就好像高迪建造的一切更接近大自然本身一样。
半山腰处的高迪博物馆是一个很好的回顾区，从米拉之家的栏杆到圣家堂花朵一般的雕饰，这里皆有展示。而循着山路继续往上，植物越来越艳丽夺目，而视野也渐渐开阔起来。在接近山顶处，有一棵形状酷似脚爪的仙人掌，仿佛一个走累了的路人，跷起脚来，悠闲地俯瞰这个城市。
高迪用了14年建造桂尔公园，原本是为富人所建之别墅；奈何富人不识货，并不喜欢高迪梦境一般的设计，于是该公园才被市府买下，作为公共花园。
人们说，来巴塞罗那就要看高迪、米罗和毕加索；而三者之间，只有高迪是无所不在的。他兼有幻想和超现实主义的气质，却又是一位勤勉的建筑师；他一度是各类会所的座上客，后来却进行数月的斋戒，并将建造圣家堂本身视为某种赎罪。
所以要真正了解巴塞罗那只有一条路：循着高迪的足迹。
谁是高迪？
安东尼奥·高迪（ Antonio Gaudi Cornet，1852-1926），西班牙建筑师，塑性建筑流派的代表人物，属于新艺术建筑风格。高迪最早接受的主要委托项目便是巴塞罗那的圣家堂，这座建筑在他去世时仅完成了一个耳堂和四个塔楼之一的一座。除此之外，文中提到的米拉公寓和桂尔公园均是高迪的代表作。
不急的巴塞罗那人
巴塞罗那足球队或许是唯一很急的巴塞罗那人，他们是这座城市的骄傲。在La Rambla步行街上，到处有卖巴萨的围巾和队服。与皇马的超级杯比赛，票价竟要卖到人民币千元，简直是足球界的奢侈品。
而除此之外，巴塞罗那最奢侈的就是时间，是它的“不急”。而最不急的巴塞罗那人一定在餐厅。逗留的最后一晚，慕名来到一家城中热门的Tapas小吃店时，已近晚上10点，然而侍者开口便问：有定座吗？在得到否定答复后，我只好乖乖在店门口等。20分钟过去，才有余位。然而点单后，菜迟迟未上。后来侍者返回，抱歉地问我：请问是我为你点的单吗？我心想你们长得可真像，他又继续道：抱歉我忘记你点了什么。
好吧，这就是不急不躁的巴塞罗那人，他们也把顾客当上帝，只是也误以为上帝也不急吧。
混在伊比利亚航空从西班牙空运而来的夏日潮热空气中翻完了这本大师亲笔撰写的旅游指南。其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部分，还属高迪那章—《高迪一梦》。“老人没有留下任何传记。他不接受任何采访，也没有密友。他讨厌拍照，所以我们有的少数几张照片，一个留着胡子的年轻帅哥，在一次宗教游行里拿着华盖的老人，一再出现在那些记录他生活及工作的作品里。”但在巴塞罗那，高迪依旧无处不在—在他的作品里。
米拉之家的晕眩浪潮
酒店离米拉之家（Casa Mila）仅有几十米之遥，因此可以欣赏不同时间的这座建筑—清晨明澈阳光照耀的、傍晚金色夕阳涂抹的、抑或被暗夜月光淋湿的。
第一次看见米拉之家，是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过客》里，杰克·尼克尔森和玛利亚·施耐德在其中玩耍，这栋没有一根直线的古怪建筑令人印象深刻—明明是坚硬的石头建筑，却因为其海浪般的弧线充满了动感。就好像那是一个被凝固的瞬间，石头般永恒的瞬间。
走进米拉之家，你会顿时体会到了那种晕眩感，楼梯是曲线而不规则的，铁栏杆扭曲而怪异，仿佛融化过之后又重新凝固，每个细节都精心设计过，比如门把手是供左手使用的，因为右手要拿钥匙。光线从各种地方射进来，房间变成光的容器。每个房间都不一样，就好像重复是一宗罪。然而，你只有到了屋顶上，才会明白这一切都不过是前菜，大餐是屋顶的那些烟囱雕塑—它们神秘而抽象，具有立体派的风格，哪怕那时候还根本没有立体派。屋顶的地面也是波浪般起伏的，有种想象中的动感。
从米拉之家屋顶的东侧，可以看见巴塞罗那城中另一栋伟大建筑—圣家堂。1909年，当时的巴塞罗那暴乱，不少教堂被焚毁。为了安全起见，米拉家族要求高迪去除建筑外部的一切宗教元素。高迪因此感觉不快，迅速辞去了工作，将米拉之家留给了他的一个助手，从此专注于圣家堂的建造。
仰望圣家堂
去圣家堂（Sagrada Familia）一定要乘地铁。只有这样，当走出Mallorca地铁站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那种明与暗、地下与崇高之间的强烈对比。仰望一百多米高的塔楼的瞬间，神圣感扑面而来，就算你是个无神论者。
勅使河原宏的一部关于高迪的纪录片中曾经出现过圣家堂。电影摄于1984年，当时的圣家堂还仅仅只有诞生立面（Nativity fa鏰de）和受难立面（Passion fa鏰de，位于西侧），中殿尚未建成。在一段花絮里，一位建筑师向观众展示了圣家堂未来的各种可能—其中一种是将之建成一个火车站，火车从教堂中穿梭而过，极不可思议。
仰望是参观圣家堂的标准姿势。诞生立面和受难立面的雕塑是如此密集而精细，仿佛在建筑某种“不可能”。科尔姆·托宾在他的《高迪一梦》中也介绍了高迪为圣家堂的雕塑制作模型的传奇故事：立面上的每个人物皆有其原型，比如犹大的原型是一个看守人，彼拉多的原型是一个牧羊人，而高迪同伴的一个孙儿成了童年耶稣的原型。最传奇的是被拉来做罗马战士原型的一位酒保，他有六个脚趾，高迪便因此要求雕像也必须有六个脚趾。
走进圣家堂，等于走进光的殿堂。透过彩色玻璃射进教堂的阳光如梦似幻，而一根根修长高耸的立柱如同树干一般撑起整栋建筑，要不是教堂里为了次日的弥撒挂起了转播用的平板电视，那种时空的错乱感恐怕会更强烈吧。
圣家堂始建于1882年，最初只是打算建成一座平淡无奇的新哥特式教堂；但当高迪接手之后，他花了40多年重新设计，甚至预感到教堂无法在他在世时完成，便建造了无数模型和图纸，可惜后来皆被焚毁。高迪死后就埋葬在那未曾完工的教堂地下，这充满了传奇色彩和宗教意味。曾经，当有人问他教堂将于何时完成时，他说：“我的客户并不急。”
他的客户是上帝。
闹市中的桂尔宫殿
桂尔宫殿（Palau Guell)其实并不像它名字所指涉的那样宏伟—其实，它本来只是一座位于喧闹的La Rambla大街旁的普通楼房，也少为人知，直到最近才整修完毕重新对公众开放。
和米拉之家一样，桂尔宫殿也有一个梦幻的屋顶。与米拉之家那些神秘的烟囱不同，桂尔宫殿的烟囱更多的是以碎瓷片组成，更有水果和植物的感觉，而屋顶的两扇天窗构成了眼睛的形状，像在窥视楼下喧闹的一切。
桂尔宫殿的内部的确有气派，镀金材料及木材的运用，配合着高迪签名式的光线演绎、扭曲成不同形状的铁以及Art Nouveau风情，会让人觉得置身于一座城堡。
在桂尔宫殿的陈列馆里还看见一段有趣的历史：就在高迪建成桂尔宫殿后10年，毕加索在对面的房间里画出了不少蓝色时期的作品，然而毕加索并不喜欢高迪的清教徒及保守天主教的宗教倾向，在一张寄自巴黎的明信片上，毕加索写道：“让Opisso告诉高迪，让他和圣家堂都见鬼去吧。”
桂尔公园最悠闲的梦
高迪曾说：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他的钱。高迪就是这样了解工业家犹塞比·桂尔的。桂尔公园正是高迪最纯正、最宏伟的一个梦。在这里闲庭信步，你会有种走进艺术品内部的神奇感觉；而当爬上山顶，俯瞰整个巴塞罗那时，更会发现这公园的妙处：它是一条龙，近乎懒散地卧着。
桂尔公园有浓重的高迪痕迹：那些用石头雕成的长廊柱无论是形状还是纹理都相当接近树干，而用碎瓷片连接成的长椅连绵不断，围出一个供游客玩耍的广场。而入口处的青蛙石雕，更有森林的感觉，就好像高迪建造的一切更接近大自然本身一样。
半山腰处的高迪博物馆是一个很好的回顾区，从米拉之家的栏杆到圣家堂花朵一般的雕饰，这里皆有展示。而循着山路继续往上，植物越来越艳丽夺目，而视野也渐渐开阔起来。在接近山顶处，有一棵形状酷似脚爪的仙人掌，仿佛一个走累了的路人，跷起脚来，悠闲地俯瞰这个城市。
高迪用了14年建造桂尔公园，原本是为富人所建之别墅；奈何富人不识货，并不喜欢高迪梦境一般的设计，于是该公园才被市府买下，作为公共花园。
人们说，来巴塞罗那就要看高迪、米罗和毕加索；而三者之间，只有高迪是无所不在的。他兼有幻想和超现实主义的气质，却又是一位勤勉的建筑师；他一度是各类会所的座上客，后来却进行数月的斋戒，并将建造圣家堂本身视为某种赎罪。
所以要真正了解巴塞罗那只有一条路：循着高迪的足迹。
谁是高迪？
安东尼奥·高迪（ Antonio Gaudi Cornet，1852-1926），西班牙建筑师，塑性建筑流派的代表人物，属于新艺术建筑风格。高迪最早接受的主要委托项目便是巴塞罗那的圣家堂，这座建筑在他去世时仅完成了一个耳堂和四个塔楼之一的一座。除此之外，文中提到的米拉公寓和桂尔公园均是高迪的代表作。
不急的巴塞罗那人
巴塞罗那足球队或许是唯一很急的巴塞罗那人，他们是这座城市的骄傲。在La Rambla步行街上，到处有卖巴萨的围巾和队服。与皇马的超级杯比赛，票价竟要卖到人民币千元，简直是足球界的奢侈品。
而除此之外，巴塞罗那最奢侈的就是时间，是它的“不急”。而最不急的巴塞罗那人一定在餐厅。逗留的最后一晚，慕名来到一家城中热门的Tapas小吃店时，已近晚上10点，然而侍者开口便问：有定座吗？在得到否定答复后，我只好乖乖在店门口等。20分钟过去，才有余位。然而点单后，菜迟迟未上。后来侍者返回，抱歉地问我：请问是我为你点的单吗？我心想你们长得可真像，他又继续道：抱歉我忘记你点了什么。
好吧，这就是不急不躁的巴塞罗那人，他们也把顾客当上帝，只是也误以为上帝也不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