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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人无法用传统的方式过年，本应车水马龙的街道空空荡荡，本应人山人海的景区门可罗雀，本应走亲访友的拜年也变成深居简出不相往来。这种极端的疫情并不多见，并不是生活的常态，正因为不多见、非常态，更应成为反思生命、反思理性的典型情境。
生命：尊贵与谦卑
病毒传染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在危机面前，整个社会动员起来捍卫保护生命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生命的损失，疫情激发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人们对生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生命意义的不断发现是文明的进步，我们用进步来维护着人的生命的尊贵。毕竟漠视生命，草菅人命已成为野蛮和落后，遭人鄙弃。但我们突然发现，人类生命又是如此脆弱，在病毒面前都感觉不堪一击。生命的脆弱在于它的不可逆转性，一旦损害无法修复，一旦丧失不能起死回生，正因为如此现代文明的一大进步就是生命意识的觉醒，把人的生命看得至高无上。但我们又不得不深刻地认识到，捍卫人类生命尊严，绝不是维护人类生命的傲慢，我们似乎觉得人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可以傲视一切，但是万物一体，一旦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置于万物之上，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不可一世的境地。要知道地球上有生命诞生已经几十亿年，而人类诞生也只有700万年，智人的时代也不过20多万年。人的生命与其他生命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我们在维护人的生命高贵的同时，要始终保持一种谦卑和敬畏，敬畏那些看得见的动物、植物的生命，也要敬畏那些看不见的细菌生命。
人类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人的幸福，幸福的基础是自由和尊严。而我们发现，幸福的自由和尊严绝不是放纵和傲慢，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尊严不是目空一切。这次疫情让我们失去了任意行动的自由，也让我们丧失了自以为是的尊严。
人类常常处在一种不满足之中，这种不满足又导致幸福感非常稀有。
“幸福如此难能可贵，主要是因为宇宙初创之时，就没有以人类的安逸舒适为念。它广袤无边，充斥着威胁人类生存的空洞与寒漠，它更是个充满危险的地方，一颗星球意外爆炸，就可能使方圆数十亿英里，悉数化为灰烬。偶尔碰到一颗重力场适中，不至于把我们的骨骼压碎的行星，表面可能布满致命的毒气。甚至在风光旖旎的地球上，生活也不尽如人意。数百万年以来，为了存活，人类与冰河、烈火、洪水、猛兽，以及肉眼看不见却随时会置我们于死地的微生物搏斗。似乎每当我们逃脱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更为严重的新威胁就会接踵而来;我们一发明某种新成分，它的副产品就开始污染环境。纵觀整个历史，用以防御的武器常会摇身一变，对它的制造者构成毁灭性的威胁：防治某种疾病的药品才研制成功，新疾病已经开始猖獗;死亡率刚刚下降，人口过剩又令我们忧心忡忡。”（米哈伊·契克森米哈赖《心流》）
最后，我们发现克制才能产生更高级的幸福。只有克制欲望、贪婪、虚荣，我们才能保持心智的清明，认清万物相处的大道法则。我们需要在克制中建立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才是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条件，一旦打破平衡，进步就会中断。中庸之道的要义就是维持平衡，这是认清了宇宙和谐的古老智慧，两千多年前的先哲们就认识到了这一真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真是一种早熟的文明，但是这一文明却受到自负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
文明：进步与局限
这次疫情暴发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整个社会陶醉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创新带来的美好憧憬中。人类的科技发明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给社会进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知识更迭与技术进步呈现出几何级的增长，人类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文明，发展了文明，也正在改变人类生命存在的方式。读一下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和《今日简史》，不仅会颠覆你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甚至会让你质疑人类未来发展还能不能按照现有的认知水平去判断。他预测在战胜了饥荒、瘟疫与战争，人类下一个要战胜的是死亡，基因工程、再生医学和纳米科技，以及生物工程、半机械人工程、非有机工程发展，制造成千上万个专门杀死病毒和有害细菌的小机器人，安排到你的血管里肌体里，随时等候与各种病菌病毒战斗，便可以实现消灭一切疾病的梦想，人类会加倍地延长生命，甚至可能随着技术的进步不仅能长生不死，而且长生不老。
在这种乐观而且浪漫的氛围中，我们似乎忘记了那些曾经威胁我们生命安全的SARS、禽流感、猪流感、埃博拉、HIV病毒，但是疫情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居然发现自己是那么不堪一击，因为仅仅技术进步并不能解决我们的迟疑、麻痹和恐慌，我们再次感受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过于自信。
当然，我们也不能失去信心，疫情使人进步，我们最终会找到应对疫情的办法。我们甚至不得不无奈地认为，瘟疫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考验。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提供了这样的视角审视历史。“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这些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战争中的胜利者不一定是设备精良的军队，而是携带可以传染给敌人的可怕细菌。”历史研究已经证明，西班牙人到新大陆攫取财富时面对印第安人的抵抗，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聪明和武器先进，而是因为他们携带了来自欧洲大陆的病菌，而印第安人没有抵抗这种病菌的抗体，导致大量死亡。印第安人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人数远多于死于战场的人数。农业生产提高了人口密度，增加了群众传染病的发生几率。1618年西班牙人将天花传染给墨西哥人，导致墨西哥从2000万人口锐减到160万。欧亚大陆的病菌在大量消灭世界上其他土著民族方面起了关键作用。
人类容易陷入盲目乐观情绪，现代文明特别是科技进步曾经让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掌控整个世界，认为人类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改造客观世界我们已经无所不能。但是技术进步在带给我们乐观想象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化的大规模战争。我们发现现代化高歌猛进中人们甚至无法解决自己遇到的心理问题，焦虑、人格分裂、恐慌、攻击性现象等困扰着整个社会。我们醉心于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才发现对宇宙、自然、世界包括自己的认识都非常有限。就像人越是学习越是发现自己的无知，社会越是进步人也越是生活在一种无知之幕的背后。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理性地认识现代技术进步，这也是现代文明的悖论。我们追求经济发展，但是经济能够无限发展吗？经济发展必然挑战环境和资源的承受能力，如果我们对新的资源的发现和开发跟不上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地球还能承受得了吗？科技进步一定是好事吗？今天人類科技发展已经令我们瞠目结舌，但是今天人类面临的生存问题也都是科技进步带来的，环境破坏、核安全、转基因食品令人不安，科技到底是解决的问题多还是制造的问题多，很难说清。我们不得不产生一个疑惑，现代文明究竟要将人类带到哪里？（钱乘旦《西方那一片土》）
人性：高尚与卑劣
疫情考验社会，也考验人性。面对自然灾害，面对社会灾难，人性的高贵与猥琐，高尚与卑劣，担当与逃避，都会暴露无遗。1947年，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写了一部小说《鼠疫》，堪称疫情考验人性的经典之作。加缪虚构了一个特殊的情境，鼠疫开始蔓延，关闭城市也就是封城，在混乱、无序、恐慌中，各种人物纷纷登场。医生里厄妻子在城外的疗养院治病，他不顾个人安危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救治病人。政府职员格朗一边写小说一边认真完成各种统计数据。神父帕纳卢用“集体惩罚”“天主恩惠”等教条来组织人们忏悔。记者朗贝尔因为工作来到这座城市，他深感这里的灾难与他没有关系，一心想得到一张出城的通行证。还有一个人塔鲁，本来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来到这座城市，但是看到政府在应对疫情的无能，他发起民间自救。加缪的笔触非常冷静，他关注的都是普通人，他没有在这种灾难面前歌颂英雄主义，他甚至反对用崇高感来描述这些人的精神状态。他甚至在小说中写道：“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因为这样做会令人设想，高尚行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而恶毒和冷漠却是人们行动中常见得多的动力。”加缪更希望每个人做出的选择都是他的本分使然。里厄医生之所以忘我地工作，不是因为英雄主义，而是做好本分工作，他的原则很简单：“眼前摆的是病人，应该治愈他们的病”。政府职员格朗面对统计数据一丝不苟，也仅仅是专心致志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记者朗贝尔一心想离开疫区，但是当他真的拿到一张出城证明，他却选择留下，因为他突然发现，尽管他是外地人，但是他见到了眼前的一切，这里就与他有一种关系，“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羞耻心并没有在他无法离开又想尽办法离开的时候产生，而是在他真正可以离开的时候产生。人性就是这样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我们对崇高主义宣扬得太多，结果要么让一些属于本分的工作披上崇高的外衣，要么让一些人因为崇高距离太远而选择了躲避责任。
危机之中，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在突如其来的灾情面前，任何人有权利选择自己应对的方式，你可以挺身而出，也可以自我保全，可以担当，也可以逃避，我们无法用统一的尺度去评价一个人的选择，因为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每个人的具体境遇，关键时刻一个人内心最隐秘最软弱的一面就会暴露。但是，在危难时期选择的自由也建立在人性和本分之上，如果偏离本分应该遭人唾弃，比如你不能在危难时刻落井下石，不能明知自己已经感染却不做任何防护到处乱跑，不能身居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岗位却对疫情一问三不知。
与人性高贵相反的是对人的歧视与排斥。我们往往会因一些特殊事件给一个群体贴上一个标签，从而形成一种偏见，带来歧视与排斥。历史上曾出现对黑人、对印第安土著人、对犹太人、对中国人的歧视，都显露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带来种族或民族的灾难，也给人类文明书写了黑暗的一页。但是，歧视与排斥似乎并没有因为社会的进步而消失，我们也曾经历了对某一省份的人，对农民、对某种家庭出身的人的歧视。这次疫情，我们似乎是无意间又产生了对武汉人和湖北人的歧视，我们看到那些从武汉逃离出的人，跑到各地，车不让通行，人不让住酒店，看见“鄂”字头的车辆就如临大敌，避之唯恐不及，一方面是由于对疫病的恐慌，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在灾难面前应有的从容、包容也有所丧失，我们让已经被疫情困扰的疫区的人再次接受冷酷的人性。
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说是美国朋友收到学校写给家长关于冠状病毒的信，信中最后两段中提到：
“每个人都会生病，不要因此而孤立中国人和任何你认为与中国有联系的人，更不要歧视生病的人，因为这样会让生病的人为自己生病而羞耻，从而隐瞒病情，不保护他人。我们防的是病毒，而不是中国人。越是危难之时，越需要冷静，理智，人性，团结。”
不知道这件事是真是假，但是至少说明面对这种不可控制的疫情，至少还应该有另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多少有一点人性的光辉，有些人情的温暖。
人性追问是一个永恒话题。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会探讨人性，只是角度不同。我们一起看过的电影《釜山行》《僵尸世界大战》中展现人面对僵尸表现出的绝望、无助、选择、放弃、救赎，和这次疫情中人们的种种表现是何等相似，这都是人性的试验场。
社会：从容与慌乱
疫情这面镜子也会照出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面对疫情，一个社会是从容应对，还是手忙脚乱;是有条不紊，还是无所适从;是井然有序，还是颟顸鲁莽，这是由日积月累的治理能力决定的，我们看到国家在强大的动员能力之外，还是有一些不和谐的问题，信息披露不及时，防疫物资补给不足，物价管控不稳定，科学知识不普及，这些不和谐让我们看到国家发展、社会管理的差距，也看到民族性格中的不足，应该成为激发我们建设社会的责任和动力。
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来说，我们应该随时做好各种突发事件的应对准备。疫情的出现不能让社会管理打乱阵脚。
突发性的灾难对整个社会都带来冲击，在关注社会应对疫情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对底层社会关心，他们承受能力更差，更需要社会救济。我在网上看到，武汉封城那天，很多人都开车逃离城市，而一些农民工还在车站等待返乡的公交车，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公交车已经停运，等不来了。看到这儿，我脑子就总是浮现出那种场景，一个个揪心、绝望、落寞的表情好像我亲眼所见。我还知道，很多小商贩本来打算利用春节做些小本生意，可是春节大家都不出门了，他们的投入也将血本无归。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注到的社会现实。
社会是个大课堂，每一个社会事件都是一面反映社会问题的镜子，当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都要学会理性地辨别和思考。
作者单位：陕西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
生命：尊贵与谦卑
病毒传染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在危机面前，整个社会动员起来捍卫保护生命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生命的损失，疫情激发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人们对生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生命意义的不断发现是文明的进步，我们用进步来维护着人的生命的尊贵。毕竟漠视生命，草菅人命已成为野蛮和落后，遭人鄙弃。但我们突然发现，人类生命又是如此脆弱，在病毒面前都感觉不堪一击。生命的脆弱在于它的不可逆转性，一旦损害无法修复，一旦丧失不能起死回生，正因为如此现代文明的一大进步就是生命意识的觉醒，把人的生命看得至高无上。但我们又不得不深刻地认识到，捍卫人类生命尊严，绝不是维护人类生命的傲慢，我们似乎觉得人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可以傲视一切，但是万物一体，一旦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置于万物之上，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不可一世的境地。要知道地球上有生命诞生已经几十亿年，而人类诞生也只有700万年，智人的时代也不过20多万年。人的生命与其他生命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我们在维护人的生命高贵的同时，要始终保持一种谦卑和敬畏，敬畏那些看得见的动物、植物的生命，也要敬畏那些看不见的细菌生命。
人类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人的幸福，幸福的基础是自由和尊严。而我们发现，幸福的自由和尊严绝不是放纵和傲慢，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尊严不是目空一切。这次疫情让我们失去了任意行动的自由，也让我们丧失了自以为是的尊严。
人类常常处在一种不满足之中，这种不满足又导致幸福感非常稀有。
“幸福如此难能可贵，主要是因为宇宙初创之时，就没有以人类的安逸舒适为念。它广袤无边，充斥着威胁人类生存的空洞与寒漠，它更是个充满危险的地方，一颗星球意外爆炸，就可能使方圆数十亿英里，悉数化为灰烬。偶尔碰到一颗重力场适中，不至于把我们的骨骼压碎的行星，表面可能布满致命的毒气。甚至在风光旖旎的地球上，生活也不尽如人意。数百万年以来，为了存活，人类与冰河、烈火、洪水、猛兽，以及肉眼看不见却随时会置我们于死地的微生物搏斗。似乎每当我们逃脱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更为严重的新威胁就会接踵而来;我们一发明某种新成分，它的副产品就开始污染环境。纵觀整个历史，用以防御的武器常会摇身一变，对它的制造者构成毁灭性的威胁：防治某种疾病的药品才研制成功，新疾病已经开始猖獗;死亡率刚刚下降，人口过剩又令我们忧心忡忡。”（米哈伊·契克森米哈赖《心流》）
最后，我们发现克制才能产生更高级的幸福。只有克制欲望、贪婪、虚荣，我们才能保持心智的清明，认清万物相处的大道法则。我们需要在克制中建立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才是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条件，一旦打破平衡，进步就会中断。中庸之道的要义就是维持平衡，这是认清了宇宙和谐的古老智慧，两千多年前的先哲们就认识到了这一真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真是一种早熟的文明，但是这一文明却受到自负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
文明：进步与局限
这次疫情暴发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整个社会陶醉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创新带来的美好憧憬中。人类的科技发明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给社会进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知识更迭与技术进步呈现出几何级的增长，人类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文明，发展了文明，也正在改变人类生命存在的方式。读一下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和《今日简史》，不仅会颠覆你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甚至会让你质疑人类未来发展还能不能按照现有的认知水平去判断。他预测在战胜了饥荒、瘟疫与战争，人类下一个要战胜的是死亡，基因工程、再生医学和纳米科技，以及生物工程、半机械人工程、非有机工程发展，制造成千上万个专门杀死病毒和有害细菌的小机器人，安排到你的血管里肌体里，随时等候与各种病菌病毒战斗，便可以实现消灭一切疾病的梦想，人类会加倍地延长生命，甚至可能随着技术的进步不仅能长生不死，而且长生不老。
在这种乐观而且浪漫的氛围中，我们似乎忘记了那些曾经威胁我们生命安全的SARS、禽流感、猪流感、埃博拉、HIV病毒，但是疫情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居然发现自己是那么不堪一击，因为仅仅技术进步并不能解决我们的迟疑、麻痹和恐慌，我们再次感受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过于自信。
当然，我们也不能失去信心，疫情使人进步，我们最终会找到应对疫情的办法。我们甚至不得不无奈地认为，瘟疫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考验。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提供了这样的视角审视历史。“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这些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战争中的胜利者不一定是设备精良的军队，而是携带可以传染给敌人的可怕细菌。”历史研究已经证明，西班牙人到新大陆攫取财富时面对印第安人的抵抗，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聪明和武器先进，而是因为他们携带了来自欧洲大陆的病菌，而印第安人没有抵抗这种病菌的抗体，导致大量死亡。印第安人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人数远多于死于战场的人数。农业生产提高了人口密度，增加了群众传染病的发生几率。1618年西班牙人将天花传染给墨西哥人，导致墨西哥从2000万人口锐减到160万。欧亚大陆的病菌在大量消灭世界上其他土著民族方面起了关键作用。
人类容易陷入盲目乐观情绪，现代文明特别是科技进步曾经让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掌控整个世界，认为人类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改造客观世界我们已经无所不能。但是技术进步在带给我们乐观想象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化的大规模战争。我们发现现代化高歌猛进中人们甚至无法解决自己遇到的心理问题，焦虑、人格分裂、恐慌、攻击性现象等困扰着整个社会。我们醉心于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才发现对宇宙、自然、世界包括自己的认识都非常有限。就像人越是学习越是发现自己的无知，社会越是进步人也越是生活在一种无知之幕的背后。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理性地认识现代技术进步，这也是现代文明的悖论。我们追求经济发展，但是经济能够无限发展吗？经济发展必然挑战环境和资源的承受能力，如果我们对新的资源的发现和开发跟不上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地球还能承受得了吗？科技进步一定是好事吗？今天人類科技发展已经令我们瞠目结舌，但是今天人类面临的生存问题也都是科技进步带来的，环境破坏、核安全、转基因食品令人不安，科技到底是解决的问题多还是制造的问题多，很难说清。我们不得不产生一个疑惑，现代文明究竟要将人类带到哪里？（钱乘旦《西方那一片土》）
人性：高尚与卑劣
疫情考验社会，也考验人性。面对自然灾害，面对社会灾难，人性的高贵与猥琐，高尚与卑劣，担当与逃避，都会暴露无遗。1947年，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写了一部小说《鼠疫》，堪称疫情考验人性的经典之作。加缪虚构了一个特殊的情境，鼠疫开始蔓延，关闭城市也就是封城，在混乱、无序、恐慌中，各种人物纷纷登场。医生里厄妻子在城外的疗养院治病，他不顾个人安危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救治病人。政府职员格朗一边写小说一边认真完成各种统计数据。神父帕纳卢用“集体惩罚”“天主恩惠”等教条来组织人们忏悔。记者朗贝尔因为工作来到这座城市，他深感这里的灾难与他没有关系，一心想得到一张出城的通行证。还有一个人塔鲁，本来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来到这座城市，但是看到政府在应对疫情的无能，他发起民间自救。加缪的笔触非常冷静，他关注的都是普通人，他没有在这种灾难面前歌颂英雄主义，他甚至反对用崇高感来描述这些人的精神状态。他甚至在小说中写道：“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因为这样做会令人设想，高尚行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而恶毒和冷漠却是人们行动中常见得多的动力。”加缪更希望每个人做出的选择都是他的本分使然。里厄医生之所以忘我地工作，不是因为英雄主义，而是做好本分工作，他的原则很简单：“眼前摆的是病人，应该治愈他们的病”。政府职员格朗面对统计数据一丝不苟，也仅仅是专心致志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记者朗贝尔一心想离开疫区，但是当他真的拿到一张出城证明，他却选择留下，因为他突然发现，尽管他是外地人，但是他见到了眼前的一切，这里就与他有一种关系，“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羞耻心并没有在他无法离开又想尽办法离开的时候产生，而是在他真正可以离开的时候产生。人性就是这样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我们对崇高主义宣扬得太多，结果要么让一些属于本分的工作披上崇高的外衣，要么让一些人因为崇高距离太远而选择了躲避责任。
危机之中，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在突如其来的灾情面前，任何人有权利选择自己应对的方式，你可以挺身而出，也可以自我保全，可以担当，也可以逃避，我们无法用统一的尺度去评价一个人的选择，因为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每个人的具体境遇，关键时刻一个人内心最隐秘最软弱的一面就会暴露。但是，在危难时期选择的自由也建立在人性和本分之上，如果偏离本分应该遭人唾弃，比如你不能在危难时刻落井下石，不能明知自己已经感染却不做任何防护到处乱跑，不能身居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岗位却对疫情一问三不知。
与人性高贵相反的是对人的歧视与排斥。我们往往会因一些特殊事件给一个群体贴上一个标签，从而形成一种偏见，带来歧视与排斥。历史上曾出现对黑人、对印第安土著人、对犹太人、对中国人的歧视，都显露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带来种族或民族的灾难，也给人类文明书写了黑暗的一页。但是，歧视与排斥似乎并没有因为社会的进步而消失，我们也曾经历了对某一省份的人，对农民、对某种家庭出身的人的歧视。这次疫情，我们似乎是无意间又产生了对武汉人和湖北人的歧视，我们看到那些从武汉逃离出的人，跑到各地，车不让通行，人不让住酒店，看见“鄂”字头的车辆就如临大敌，避之唯恐不及，一方面是由于对疫病的恐慌，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在灾难面前应有的从容、包容也有所丧失，我们让已经被疫情困扰的疫区的人再次接受冷酷的人性。
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说是美国朋友收到学校写给家长关于冠状病毒的信，信中最后两段中提到：
“每个人都会生病，不要因此而孤立中国人和任何你认为与中国有联系的人，更不要歧视生病的人，因为这样会让生病的人为自己生病而羞耻，从而隐瞒病情，不保护他人。我们防的是病毒，而不是中国人。越是危难之时，越需要冷静，理智，人性，团结。”
不知道这件事是真是假，但是至少说明面对这种不可控制的疫情，至少还应该有另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多少有一点人性的光辉，有些人情的温暖。
人性追问是一个永恒话题。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会探讨人性，只是角度不同。我们一起看过的电影《釜山行》《僵尸世界大战》中展现人面对僵尸表现出的绝望、无助、选择、放弃、救赎，和这次疫情中人们的种种表现是何等相似，这都是人性的试验场。
社会：从容与慌乱
疫情这面镜子也会照出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面对疫情，一个社会是从容应对，还是手忙脚乱;是有条不紊，还是无所适从;是井然有序，还是颟顸鲁莽，这是由日积月累的治理能力决定的，我们看到国家在强大的动员能力之外，还是有一些不和谐的问题，信息披露不及时，防疫物资补给不足，物价管控不稳定，科学知识不普及，这些不和谐让我们看到国家发展、社会管理的差距，也看到民族性格中的不足，应该成为激发我们建设社会的责任和动力。
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来说，我们应该随时做好各种突发事件的应对准备。疫情的出现不能让社会管理打乱阵脚。
突发性的灾难对整个社会都带来冲击，在关注社会应对疫情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对底层社会关心，他们承受能力更差，更需要社会救济。我在网上看到，武汉封城那天，很多人都开车逃离城市，而一些农民工还在车站等待返乡的公交车，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公交车已经停运，等不来了。看到这儿，我脑子就总是浮现出那种场景，一个个揪心、绝望、落寞的表情好像我亲眼所见。我还知道，很多小商贩本来打算利用春节做些小本生意，可是春节大家都不出门了，他们的投入也将血本无归。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注到的社会现实。
社会是个大课堂，每一个社会事件都是一面反映社会问题的镜子，当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都要学会理性地辨别和思考。
作者单位：陕西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