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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学校少年们啊，学习要努力，
人人都做模范少年，天天要向上；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模范少年当，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列宁少年当。
……”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老人，编选了厚厚一大本《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共403首。老人说，这首《模范学校校歌》是她这辈子学会的第一首革命歌曲。
比李敏大7岁、离休前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李在德老人，新中国诞生后任政务院（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机要秘书，人称周总理的“掌玺大臣”。1929年学唱这首歌时李在德12岁，她和李敏都住在黑龙江省汤原县梧桐河村。
汤原县位于黑龙江省中东部，哈尔滨市东北方向。因一条梧桐河而得名的梧桐河村，正处于松花江下游与梧桐河的汇合口，水土丰美。村子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
1928年初春，这个清一色为朝鲜（族）人的屯子来了三个挺受欢迎的陌生人。为首的三十多岁，身材魁梧，嗓音洪亮，沉稳干练，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人就是后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当时的名字叫崔石泉。他在朝鲜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日寇通缉，流亡中国，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参加过广州起义。另一个朝鲜（族）人张仁秋，外号“张大个子”，黄埔军校毕业。还有一个姓王的汉族人。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后来，村里又陆续来了一些人。半个多世纪后，李在德、李敏还能记得的是蔡平、金志刚、李春满，几乎都是朝鲜（族）人，一看就是有相当文化的人。还有两个女的——李秋岳、张英华，二十岁上下，留着男孩子似的分头，让屯子里的人啧啧称奇。
他们都是受满洲省委之命，到梧桐河借办学名义开展革命活动的。
朝鲜民族历来重视教育，无论流落到哪里，再苦再穷，只要有十几户人家，也要凑钱办所学校，把孩子送去读书。梧桐河村有几十户人家，只是难觅一个够格的教书先生。这回不请自来了这么多有学问的先生，大伙儿自然喜不自胜、欢迎不迭了。
李在德当年就上学了，李敏是两年后——六岁时背上书包的。
刚建校时只有30多个学生，两年后已经扩大到200多人。连汤原县城以及依兰、富锦、集贤等邻县也有人把孩子送来读书。
白天给孩子上课，晚上办农民夜校，学文化，搞演讲。他们讲马列主义，讲苏联的十月革命，讲中国共产党在南方领导人民闹革命，中国和朝鲜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讲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时候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念，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还教唱歌曲，像《红旗歌》《国际歌》《红军歌》等等。一到晚上，屯里人都来了，老人孩子也不例外。许多人虽然听不懂有些话的意思，那也崇拜呀，说这些先生了不得，哪国的事都知道。
1930年已是李立三路线末期，9月的中央指示说现在进行农民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条件尚不成熟，而汤原县还在积极准备暴动。11月，梧桐河模范学校开办军事训练班，学员是各地选派的积极分子和本校高年级学生，办了3期，每期3个月，一共培训140多人。这些人大多入了党，九一八事变后成了汤原地区党和军队的骨干，其中师团职领导就有十多人。他们和模范学校的这些教师，90%以上都在抗战中牺牲了。
在崔石泉的领导下，建校当年秋天就发展了第一批党员，李在德的母亲金成刚为五名新党员之一。第二年，他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农会、赤卫队、儿童团。赤卫队员都是青壮年农民，武器除了几杆老洋炮外，主要是棍棒、农具。李敏的父亲李石远是赤卫队的小队长。李敏、李在德都是儿童团员。
梧桐河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
东北民间管“苏区”“红区”叫“红地盘”。九一八事变后，在南满建立了抗日政权的地方则被称为“中国地”，生活在“中国地”的人就不是亡国奴了。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朝鲜人在东北的移民史，和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生存状态。
朝鲜与中国仅一江之隔，冬天冰封雪裹，往来如履平地。逢上天灾或是战乱，就越江北上进入中国东北。这个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初叶。早期移民大都聚集在东边道和东满地区，后来逐渐深入腹地乃至遥远的北大荒。据民国政府统计，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境内的朝鲜（族）人为94万人，占当时朝鲜海外移民的67%，其中加入中国籍的近10%。就是说，30个东北人中差不多就有1个朝鲜（族）人。
早期的朝鲜移民多因饥馑，属逃荒性质。日本侵占朝鲜，特别是1919年爆发三一运动后，移民达到高潮，政治因素也越发明显起来。在朝鲜平安南道介川郡出生的李在德，父亲就是为了躲避搜捕而带着一家人越界来到安东（今丹东）的。李在德的父亲和一些革命同志经常回国执行任务，1922年在新义州被捕牺牲。有了这样的经历，李在德的母亲成为梧桐河村第一批共产党员中的一个，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近代共产主义运动还未兴起前，许多朝鲜仁人志士流亡东北后，就把东北作为反抗日本、从事独立运动的根据地。
后来成为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像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等，都是在东北参加抗战的民族英雄。
而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其成员大都为不甘忍受日本殖民者统治压迫奋而反抗的朝鲜（族）人。
1931年3月17日，《中共南满特委工作报告第二号》中说：“现在南满党员共二百人”，“中国人七，韩国人一百九十三”。
1932年9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一号》中说：“我们党的基础是建筑在少数民族韩国人身上，所有中国同志还不过一百余人。”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在给中央的《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总计全省党员共有2500多人（奉天、大连除外）”“中国人40%弱，韩国人60%强”。
毫无疑义，这些朝鲜民族的中共党员是东北抗战初期的中坚力量。与此对应的，是那些为虎作伥、被称作“二鬼子”的朝鲜（族）人。 自1910年“日韩合并”，日本帝国主义将朝鲜完全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后，即推行其“皇民化”政策，以所谓“内鲜一体”（“内”即日本本土，“鲜”即朝鲜）为名，宣称日本人与朝鲜人“同根同祖”，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在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当局则宣扬“五族协和”，“日鲜蒙满汉”，侵略者把自己列为五族之首，朝鲜（族）人排第二，培养他们的优越感。方法是任用朝鲜（族）人当官吏，各种配给也优于后三族，学生入学也格外照顾。把满族排到倒数老二的“满洲国”，蒙族满族汉族人被征入伍是当“满军”；朝鲜（族）人则参加关东军，是“皇军”。如此“打腰”，当然不是白给的，你得改成日本姓名，忘了祖宗，替日本人做走狗、当炮灰。
“我来奉天上任之初，曾就此事与田中首相进行过充分的商谈，一致认为，应致力于对朝鲜人的保护与扶持，以作为解决满洲问题的重要手段。”“利用朝鲜人向满洲进行渗透，总比日本人抛头露面更富于隐蔽性。”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讲这话时还是九一八事变前，所以用的是“渗透”“隐蔽性”的字样。
1932年7月13日，珠河特支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中韩民族感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下，相当恶劣。
在对应的两端之间，更多的朝鲜（族）人选择了老实干活、种地。
朝鲜人善种水稻，移民东北后，也把种植技术带到东北。
李在德的父亲牺牲后，她的母亲在安东待不下去了，就带着她和六十多岁的奶奶，老少三代三个女人，北上哈尔滨，又辗转来到梧桐河种稻子。
在梧桐河出生的李敏，父辈的人生轨迹和李在德差不多。
李敏老人说，那时他们管中国叫“大国”。有时在屯子里和小伙伴玩，看到东北军来了，就往家里跑，说“大国”兵来了。
汤原中心县委（中心县委相当于地委，领导汤原及周边的依兰、通河、富锦、佳木斯等地的党组织）书记李春满，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决定组织几支宣传队，进行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汤原县委以模范学校学生为骨干，组织了一支长征宣传队。东至与苏联接壤的萝北，东南到达富锦，西南深入依兰北部山区，历时40天，行程千余公里。每到一地，锣鼓一响，一会儿就聚拢起几十上百甚至几百上千人。秧歌扭完了，或是正在兴头上，锣鼓家什一停，就开始讲演，讲日本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马上就要到咱这地界来了；讲日本子占领朝鲜17年，在朝鲜都干了些什么坏事，朝鲜亡国的前车之覆就是中国的后车之鉴；号召中韩民族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把小日本子赶出去！
一些偏远地区的群众还不知道九一八事变。这回听说了，都骂“妈个巴子”，说：“这还了得，可不能当亡国奴，咱们得跟日本子干！”
抗联后期名将、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王明贵，离休前为黑龙江省省长的陈雷，就是听了宣传队的演讲后走上抗战之路的。
李在德第一次见到鬼子的时间，她记不大准了。日军于1932年5月20日占领佳木斯，10师团熊谷旅团仓石联队的一个小队侵入汤原县城，驻在“聚木号”。
李在德的母亲金成刚是汤原县委委员、妇女主任。李在德常替母亲送信，周围的屯子都跑遍了，十几里、几十里，约上两个小伙伴就走了。
那天早晨，母亲让她去邻村送信。回来快进屯时，见路边草垛旁站着四个鬼子，一身黄军装，腰束皮带，脑后背着钢盔，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冲着她们叽里哇啦地吼叫。
李在德知道，眼前的就是他们天天喊着要打倒的日本子。一想，父亲就是眼前这样的畜生害死的，不由就攥紧了拳头。两个小伙伴都比她小，见的世面也少，都吓哭了。
鬼子大队和一些伪警察早已进了屯子，挨家挨户搜查共产党。好多党团员就在屯子里，大家都一口咬定“不知道，这里没有共产党”。红地盘的人，心齐呀。
敌人把人都驱赶到一个场院里，四周站上岗，迎面架起机关枪。一个留撮“鼻涕胡”的军官“叽里哇啦”一阵子，一个伪警察就翻译一阵子，翻来覆去就是两层意思：一是“大日本皇军”是来建设“王道乐土”的，你们不要害怕；二是谁看到共产党的行踪要马上报告，皇军大大的有赏，知情不报，就死了死了的。
见押过来三个小孩，那个伪警察就上前问：“你们都是这屯子的吗？”
李在德说“是”。
伪警察又问：“你知道这屯子谁是共产党吗？”
李在德说：“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
伪警察搡了李在德一把：“共产党就是共匪，不说实话宰了你！”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15岁的小姑娘，这时反倒更镇定了，“俺只见过几伙儿扛枪的人进屯子抢东西，把俺们都吓跑了，不信你问大伙儿。”
一个鬼子指着人群前边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咕噜了一句什么，然后用三角眼瞪着李在德。那个伪警察就指着壮汉问：“他是不是共产党？”
李在德说：“他是崔大叔，庄稼人，种地的。”
崔大叔确实不是共产党，但她看到几个共产党员在人群里，估摸着母亲也在其中。
后来，屯里人一提起李在德，无不啧啧赞叹，说这小丫头真“砬茬”呀！
第二年秋天，出了一个叛徒。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组织部部长兼团县委书记崔贵福、县委妇女主任金成刚以及9个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被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抓走活埋了。这些烈士和那个叛徒都是朝鲜（族）人。
从朝鲜到中国，李在德的父母都死在日本鬼子手里。
母亲牺牲前，李在德就要求参加游击队。她中等个头，端庄漂亮，性情温和，举止娴雅，像个大家闺秀，没人会把这样一个女孩子和枪联系在一起。自那次把鬼子和伪警察糊弄得没了脾气，在鬼子的淫威下展示了她的另一面，这个小丫头就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下子高大起来。
现在，县委垮了，游击队已经垮了两次。县委委员夏云杰临危受命，接任县委书记，重新组建县委和游击队，李在德又要求参加游击队。
党员裴成春大姐说：“她一个小丫头，留在地方怎么办？到队伍上大家可以互相照顾。”
见夏云杰沉默不语，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叹口气，说这丫头太可怜了。
李在德说：“俺不要人可怜，俺要报仇！”
后来的抗联6军军长夏云杰，摸着李在德的脑袋，声音有些哽咽：“好孩子，要你了。”
李在德成了汤原游击队最小的队员。 （待续）
人人都做模范少年，天天要向上；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模范少年当，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列宁少年当。
……”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老人，编选了厚厚一大本《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共403首。老人说，这首《模范学校校歌》是她这辈子学会的第一首革命歌曲。
比李敏大7岁、离休前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李在德老人，新中国诞生后任政务院（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机要秘书，人称周总理的“掌玺大臣”。1929年学唱这首歌时李在德12岁，她和李敏都住在黑龙江省汤原县梧桐河村。
汤原县位于黑龙江省中东部，哈尔滨市东北方向。因一条梧桐河而得名的梧桐河村，正处于松花江下游与梧桐河的汇合口，水土丰美。村子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
1928年初春，这个清一色为朝鲜（族）人的屯子来了三个挺受欢迎的陌生人。为首的三十多岁，身材魁梧，嗓音洪亮，沉稳干练，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人就是后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当时的名字叫崔石泉。他在朝鲜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日寇通缉，流亡中国，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参加过广州起义。另一个朝鲜（族）人张仁秋，外号“张大个子”，黄埔军校毕业。还有一个姓王的汉族人。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后来，村里又陆续来了一些人。半个多世纪后，李在德、李敏还能记得的是蔡平、金志刚、李春满，几乎都是朝鲜（族）人，一看就是有相当文化的人。还有两个女的——李秋岳、张英华，二十岁上下，留着男孩子似的分头，让屯子里的人啧啧称奇。
他们都是受满洲省委之命，到梧桐河借办学名义开展革命活动的。
朝鲜民族历来重视教育，无论流落到哪里，再苦再穷，只要有十几户人家，也要凑钱办所学校，把孩子送去读书。梧桐河村有几十户人家，只是难觅一个够格的教书先生。这回不请自来了这么多有学问的先生，大伙儿自然喜不自胜、欢迎不迭了。
李在德当年就上学了，李敏是两年后——六岁时背上书包的。
刚建校时只有30多个学生，两年后已经扩大到200多人。连汤原县城以及依兰、富锦、集贤等邻县也有人把孩子送来读书。
白天给孩子上课，晚上办农民夜校，学文化，搞演讲。他们讲马列主义，讲苏联的十月革命，讲中国共产党在南方领导人民闹革命，中国和朝鲜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讲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时候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念，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还教唱歌曲，像《红旗歌》《国际歌》《红军歌》等等。一到晚上，屯里人都来了，老人孩子也不例外。许多人虽然听不懂有些话的意思，那也崇拜呀，说这些先生了不得，哪国的事都知道。
1930年已是李立三路线末期，9月的中央指示说现在进行农民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条件尚不成熟，而汤原县还在积极准备暴动。11月，梧桐河模范学校开办军事训练班，学员是各地选派的积极分子和本校高年级学生，办了3期，每期3个月，一共培训140多人。这些人大多入了党，九一八事变后成了汤原地区党和军队的骨干，其中师团职领导就有十多人。他们和模范学校的这些教师，90%以上都在抗战中牺牲了。
在崔石泉的领导下，建校当年秋天就发展了第一批党员，李在德的母亲金成刚为五名新党员之一。第二年，他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农会、赤卫队、儿童团。赤卫队员都是青壮年农民，武器除了几杆老洋炮外，主要是棍棒、农具。李敏的父亲李石远是赤卫队的小队长。李敏、李在德都是儿童团员。
梧桐河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
东北民间管“苏区”“红区”叫“红地盘”。九一八事变后，在南满建立了抗日政权的地方则被称为“中国地”，生活在“中国地”的人就不是亡国奴了。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朝鲜人在东北的移民史，和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生存状态。
朝鲜与中国仅一江之隔，冬天冰封雪裹，往来如履平地。逢上天灾或是战乱，就越江北上进入中国东北。这个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初叶。早期移民大都聚集在东边道和东满地区，后来逐渐深入腹地乃至遥远的北大荒。据民国政府统计，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境内的朝鲜（族）人为94万人，占当时朝鲜海外移民的67%，其中加入中国籍的近10%。就是说，30个东北人中差不多就有1个朝鲜（族）人。
早期的朝鲜移民多因饥馑，属逃荒性质。日本侵占朝鲜，特别是1919年爆发三一运动后，移民达到高潮，政治因素也越发明显起来。在朝鲜平安南道介川郡出生的李在德，父亲就是为了躲避搜捕而带着一家人越界来到安东（今丹东）的。李在德的父亲和一些革命同志经常回国执行任务，1922年在新义州被捕牺牲。有了这样的经历，李在德的母亲成为梧桐河村第一批共产党员中的一个，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近代共产主义运动还未兴起前，许多朝鲜仁人志士流亡东北后，就把东北作为反抗日本、从事独立运动的根据地。
后来成为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像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等，都是在东北参加抗战的民族英雄。
而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其成员大都为不甘忍受日本殖民者统治压迫奋而反抗的朝鲜（族）人。
1931年3月17日，《中共南满特委工作报告第二号》中说：“现在南满党员共二百人”，“中国人七，韩国人一百九十三”。
1932年9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一号》中说：“我们党的基础是建筑在少数民族韩国人身上，所有中国同志还不过一百余人。”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在给中央的《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总计全省党员共有2500多人（奉天、大连除外）”“中国人40%弱，韩国人60%强”。
毫无疑义，这些朝鲜民族的中共党员是东北抗战初期的中坚力量。与此对应的，是那些为虎作伥、被称作“二鬼子”的朝鲜（族）人。 自1910年“日韩合并”，日本帝国主义将朝鲜完全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后，即推行其“皇民化”政策，以所谓“内鲜一体”（“内”即日本本土，“鲜”即朝鲜）为名，宣称日本人与朝鲜人“同根同祖”，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在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当局则宣扬“五族协和”，“日鲜蒙满汉”，侵略者把自己列为五族之首，朝鲜（族）人排第二，培养他们的优越感。方法是任用朝鲜（族）人当官吏，各种配给也优于后三族，学生入学也格外照顾。把满族排到倒数老二的“满洲国”，蒙族满族汉族人被征入伍是当“满军”；朝鲜（族）人则参加关东军，是“皇军”。如此“打腰”，当然不是白给的，你得改成日本姓名，忘了祖宗，替日本人做走狗、当炮灰。
“我来奉天上任之初，曾就此事与田中首相进行过充分的商谈，一致认为，应致力于对朝鲜人的保护与扶持，以作为解决满洲问题的重要手段。”“利用朝鲜人向满洲进行渗透，总比日本人抛头露面更富于隐蔽性。”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讲这话时还是九一八事变前，所以用的是“渗透”“隐蔽性”的字样。
1932年7月13日，珠河特支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中韩民族感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下，相当恶劣。
在对应的两端之间，更多的朝鲜（族）人选择了老实干活、种地。
朝鲜人善种水稻，移民东北后，也把种植技术带到东北。
李在德的父亲牺牲后，她的母亲在安东待不下去了，就带着她和六十多岁的奶奶，老少三代三个女人，北上哈尔滨，又辗转来到梧桐河种稻子。
在梧桐河出生的李敏，父辈的人生轨迹和李在德差不多。
李敏老人说，那时他们管中国叫“大国”。有时在屯子里和小伙伴玩，看到东北军来了，就往家里跑，说“大国”兵来了。
汤原中心县委（中心县委相当于地委，领导汤原及周边的依兰、通河、富锦、佳木斯等地的党组织）书记李春满，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决定组织几支宣传队，进行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汤原县委以模范学校学生为骨干，组织了一支长征宣传队。东至与苏联接壤的萝北，东南到达富锦，西南深入依兰北部山区，历时40天，行程千余公里。每到一地，锣鼓一响，一会儿就聚拢起几十上百甚至几百上千人。秧歌扭完了，或是正在兴头上，锣鼓家什一停，就开始讲演，讲日本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马上就要到咱这地界来了；讲日本子占领朝鲜17年，在朝鲜都干了些什么坏事，朝鲜亡国的前车之覆就是中国的后车之鉴；号召中韩民族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把小日本子赶出去！
一些偏远地区的群众还不知道九一八事变。这回听说了，都骂“妈个巴子”，说：“这还了得，可不能当亡国奴，咱们得跟日本子干！”
抗联后期名将、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王明贵，离休前为黑龙江省省长的陈雷，就是听了宣传队的演讲后走上抗战之路的。
李在德第一次见到鬼子的时间，她记不大准了。日军于1932年5月20日占领佳木斯，10师团熊谷旅团仓石联队的一个小队侵入汤原县城，驻在“聚木号”。
李在德的母亲金成刚是汤原县委委员、妇女主任。李在德常替母亲送信，周围的屯子都跑遍了，十几里、几十里，约上两个小伙伴就走了。
那天早晨，母亲让她去邻村送信。回来快进屯时，见路边草垛旁站着四个鬼子，一身黄军装，腰束皮带，脑后背着钢盔，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冲着她们叽里哇啦地吼叫。
李在德知道，眼前的就是他们天天喊着要打倒的日本子。一想，父亲就是眼前这样的畜生害死的，不由就攥紧了拳头。两个小伙伴都比她小，见的世面也少，都吓哭了。
鬼子大队和一些伪警察早已进了屯子，挨家挨户搜查共产党。好多党团员就在屯子里，大家都一口咬定“不知道，这里没有共产党”。红地盘的人，心齐呀。
敌人把人都驱赶到一个场院里，四周站上岗，迎面架起机关枪。一个留撮“鼻涕胡”的军官“叽里哇啦”一阵子，一个伪警察就翻译一阵子，翻来覆去就是两层意思：一是“大日本皇军”是来建设“王道乐土”的，你们不要害怕；二是谁看到共产党的行踪要马上报告，皇军大大的有赏，知情不报，就死了死了的。
见押过来三个小孩，那个伪警察就上前问：“你们都是这屯子的吗？”
李在德说“是”。
伪警察又问：“你知道这屯子谁是共产党吗？”
李在德说：“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
伪警察搡了李在德一把：“共产党就是共匪，不说实话宰了你！”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15岁的小姑娘，这时反倒更镇定了，“俺只见过几伙儿扛枪的人进屯子抢东西，把俺们都吓跑了，不信你问大伙儿。”
一个鬼子指着人群前边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咕噜了一句什么，然后用三角眼瞪着李在德。那个伪警察就指着壮汉问：“他是不是共产党？”
李在德说：“他是崔大叔，庄稼人，种地的。”
崔大叔确实不是共产党，但她看到几个共产党员在人群里，估摸着母亲也在其中。
后来，屯里人一提起李在德，无不啧啧赞叹，说这小丫头真“砬茬”呀！
第二年秋天，出了一个叛徒。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组织部部长兼团县委书记崔贵福、县委妇女主任金成刚以及9个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被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抓走活埋了。这些烈士和那个叛徒都是朝鲜（族）人。
从朝鲜到中国，李在德的父母都死在日本鬼子手里。
母亲牺牲前，李在德就要求参加游击队。她中等个头，端庄漂亮，性情温和，举止娴雅，像个大家闺秀，没人会把这样一个女孩子和枪联系在一起。自那次把鬼子和伪警察糊弄得没了脾气，在鬼子的淫威下展示了她的另一面，这个小丫头就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下子高大起来。
现在，县委垮了，游击队已经垮了两次。县委委员夏云杰临危受命，接任县委书记，重新组建县委和游击队，李在德又要求参加游击队。
党员裴成春大姐说：“她一个小丫头，留在地方怎么办？到队伍上大家可以互相照顾。”
见夏云杰沉默不语，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叹口气，说这丫头太可怜了。
李在德说：“俺不要人可怜，俺要报仇！”
后来的抗联6军军长夏云杰，摸着李在德的脑袋，声音有些哽咽：“好孩子，要你了。”
李在德成了汤原游击队最小的队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