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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学校少年们啊,学习要努力,
人人都做模范少年,天天要向上;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模范少年当,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列宁少年当。
……”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老人,编选了厚厚一大本《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共403首。老人说,这首《模范学校校歌》是她这辈子学会的第一首革命歌曲。
比李敏大7岁、离休前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李在德老人,新中国诞生后任政务院(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机要秘书,人称周总理的“掌玺大臣”。1929年学唱这首歌时李在德12岁,她和李敏都住在黑龙江省汤原县梧桐河村。
汤原县位于黑龙江省中东部,哈尔滨市东北方向。因一条梧桐河而得名的梧桐河村,正处于松花江下游与梧桐河的汇合口,水土丰美。村子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
1928年初春,这个清一色为朝鲜(族)人的屯子来了三个挺受欢迎的陌生人。为首的三十多岁,身材魁梧,嗓音洪亮,沉稳干练,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人就是后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当时的名字叫崔石泉。他在朝鲜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日寇通缉,流亡中国,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参加过广州起义。另一个朝鲜(族)人张仁秋,外号“张大个子”,黄埔军校毕业。还有一个姓王的汉族人。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后来,村里又陆续来了一些人。半个多世纪后,李在德、李敏还能记得的是蔡平、金志刚、李春满,几乎都是朝鲜(族)人,一看就是有相当文化的人。还有两个女的——李秋岳、张英华,二十岁上下,留着男孩子似的分头,让屯子里的人啧啧称奇。
他们都是受满洲省委之命,到梧桐河借办学名义开展革命活动的。
朝鲜民族历来重视教育,无论流落到哪里,再苦再穷,只要有十几户人家,也要凑钱办所学校,把孩子送去读书。梧桐河村有几十户人家,只是难觅一个够格的教书先生。这回不请自来了这么多有学问的先生,大伙儿自然喜不自胜、欢迎不迭了。
李在德当年就上学了,李敏是两年后——六岁时背上书包的。
刚建校时只有30多个学生,两年后已经扩大到200多人。连汤原县城以及依兰、富锦、集贤等邻县也有人把孩子送来读书。
白天给孩子上课,晚上办农民夜校,学文化,搞演讲。他们讲马列主义,讲苏联的十月革命,讲中国共产党在南方领导人民闹革命,中国和朝鲜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讲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时候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念,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还教唱歌曲,像《红旗歌》《国际歌》《红军歌》等等。一到晚上,屯里人都来了,老人孩子也不例外。许多人虽然听不懂有些话的意思,那也崇拜呀,说这些先生了不得,哪国的事都知道。
1930年已是李立三路线末期,9月的中央指示说现在进行农民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条件尚不成熟,而汤原县还在积极准备暴动。11月,梧桐河模范学校开办军事训练班,学员是各地选派的积极分子和本校高年级学生,办了3期,每期3个月,一共培训140多人。这些人大多入了党,九一八事变后成了汤原地区党和军队的骨干,其中师团职领导就有十多人。他们和模范学校的这些教师,90%以上都在抗战中牺牲了。
在崔石泉的领导下,建校当年秋天就发展了第一批党员,李在德的母亲金成刚为五名新党员之一。第二年,他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农会、赤卫队、儿童团。赤卫队员都是青壮年农民,武器除了几杆老洋炮外,主要是棍棒、农具。李敏的父亲李石远是赤卫队的小队长。李敏、李在德都是儿童团员。
梧桐河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
东北民间管“苏区”“红区”叫“红地盘”。九一八事变后,在南满建立了抗日政权的地方则被称为“中国地”,生活在“中国地”的人就不是亡国奴了。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朝鲜人在东北的移民史,和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生存状态。
朝鲜与中国仅一江之隔,冬天冰封雪裹,往来如履平地。逢上天灾或是战乱,就越江北上进入中国东北。这个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初叶。早期移民大都聚集在东边道和东满地区,后来逐渐深入腹地乃至遥远的北大荒。据民国政府统计,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境内的朝鲜(族)人为94万人,占当时朝鲜海外移民的67%,其中加入中国籍的近10%。就是说,30个东北人中差不多就有1个朝鲜(族)人。
早期的朝鲜移民多因饥馑,属逃荒性质。日本侵占朝鲜,特别是1919年爆发三一运动后,移民达到高潮,政治因素也越发明显起来。在朝鲜平安南道介川郡出生的李在德,父亲就是为了躲避搜捕而带着一家人越界来到安东(今丹东)的。李在德的父亲和一些革命同志经常回国执行任务,1922年在新义州被捕牺牲。有了这样的经历,李在德的母亲成为梧桐河村第一批共产党员中的一个,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近代共产主义运动还未兴起前,许多朝鲜仁人志士流亡东北后,就把东北作为反抗日本、从事独立运动的根据地。
后来成为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像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等,都是在东北参加抗战的民族英雄。
而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其成员大都为不甘忍受日本殖民者统治压迫奋而反抗的朝鲜(族)人。
1931年3月17日,《中共南满特委工作报告第二号》中说:“现在南满党员共二百人”,“中国人七,韩国人一百九十三”。
1932年9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一号》中说:“我们党的基础是建筑在少数民族韩国人身上,所有中国同志还不过一百余人。”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在给中央的《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总计全省党员共有2500多人(奉天、大连除外)”“中国人40%弱,韩国人60%强”。
毫无疑义,这些朝鲜民族的中共党员是东北抗战初期的中坚力量。与此对应的,是那些为虎作伥、被称作“二鬼子”的朝鲜(族)人。 自1910年“日韩合并”,日本帝国主义将朝鲜完全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后,即推行其“皇民化”政策,以所谓“内鲜一体”(“内”即日本本土,“鲜”即朝鲜)为名,宣称日本人与朝鲜人“同根同祖”,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在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当局则宣扬“五族协和”,“日鲜蒙满汉”,侵略者把自己列为五族之首,朝鲜(族)人排第二,培养他们的优越感。方法是任用朝鲜(族)人当官吏,各种配给也优于后三族,学生入学也格外照顾。把满族排到倒数老二的“满洲国”,蒙族满族汉族人被征入伍是当“满军”;朝鲜(族)人则参加关东军,是“皇军”。如此“打腰”,当然不是白给的,你得改成日本姓名,忘了祖宗,替日本人做走狗、当炮灰。
“我来奉天上任之初,曾就此事与田中首相进行过充分的商谈,一致认为,应致力于对朝鲜人的保护与扶持,以作为解决满洲问题的重要手段。”“利用朝鲜人向满洲进行渗透,总比日本人抛头露面更富于隐蔽性。”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讲这话时还是九一八事变前,所以用的是“渗透”“隐蔽性”的字样。
1932年7月13日,珠河特支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中韩民族感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下,相当恶劣。
在对应的两端之间,更多的朝鲜(族)人选择了老实干活、种地。
朝鲜人善种水稻,移民东北后,也把种植技术带到东北。
李在德的父亲牺牲后,她的母亲在安东待不下去了,就带着她和六十多岁的奶奶,老少三代三个女人,北上哈尔滨,又辗转来到梧桐河种稻子。
在梧桐河出生的李敏,父辈的人生轨迹和李在德差不多。
李敏老人说,那时他们管中国叫“大国”。有时在屯子里和小伙伴玩,看到东北军来了,就往家里跑,说“大国”兵来了。
汤原中心县委(中心县委相当于地委,领导汤原及周边的依兰、通河、富锦、佳木斯等地的党组织)书记李春满,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决定组织几支宣传队,进行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汤原县委以模范学校学生为骨干,组织了一支长征宣传队。东至与苏联接壤的萝北,东南到达富锦,西南深入依兰北部山区,历时40天,行程千余公里。每到一地,锣鼓一响,一会儿就聚拢起几十上百甚至几百上千人。秧歌扭完了,或是正在兴头上,锣鼓家什一停,就开始讲演,讲日本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马上就要到咱这地界来了;讲日本子占领朝鲜17年,在朝鲜都干了些什么坏事,朝鲜亡国的前车之覆就是中国的后车之鉴;号召中韩民族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把小日本子赶出去!
一些偏远地区的群众还不知道九一八事变。这回听说了,都骂“妈个巴子”,说:“这还了得,可不能当亡国奴,咱们得跟日本子干!”
抗联后期名将、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王明贵,离休前为黑龙江省省长的陈雷,就是听了宣传队的演讲后走上抗战之路的。
李在德第一次见到鬼子的时间,她记不大准了。日军于1932年5月20日占领佳木斯,10师团熊谷旅团仓石联队的一个小队侵入汤原县城,驻在“聚木号”。
李在德的母亲金成刚是汤原县委委员、妇女主任。李在德常替母亲送信,周围的屯子都跑遍了,十几里、几十里,约上两个小伙伴就走了。
那天早晨,母亲让她去邻村送信。回来快进屯时,见路边草垛旁站着四个鬼子,一身黄军装,腰束皮带,脑后背着钢盔,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冲着她们叽里哇啦地吼叫。
李在德知道,眼前的就是他们天天喊着要打倒的日本子。一想,父亲就是眼前这样的畜生害死的,不由就攥紧了拳头。两个小伙伴都比她小,见的世面也少,都吓哭了。
鬼子大队和一些伪警察早已进了屯子,挨家挨户搜查共产党。好多党团员就在屯子里,大家都一口咬定“不知道,这里没有共产党”。红地盘的人,心齐呀。
敌人把人都驱赶到一个场院里,四周站上岗,迎面架起机关枪。一个留撮“鼻涕胡”的军官“叽里哇啦”一阵子,一个伪警察就翻译一阵子,翻来覆去就是两层意思:一是“大日本皇军”是来建设“王道乐土”的,你们不要害怕;二是谁看到共产党的行踪要马上报告,皇军大大的有赏,知情不报,就死了死了的。
见押过来三个小孩,那个伪警察就上前问:“你们都是这屯子的吗?”
李在德说“是”。
伪警察又问:“你知道这屯子谁是共产党吗?”
李在德说:“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
伪警察搡了李在德一把:“共产党就是共匪,不说实话宰了你!”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15岁的小姑娘,这时反倒更镇定了,“俺只见过几伙儿扛枪的人进屯子抢东西,把俺们都吓跑了,不信你问大伙儿。”
一个鬼子指着人群前边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咕噜了一句什么,然后用三角眼瞪着李在德。那个伪警察就指着壮汉问:“他是不是共产党?”
李在德说:“他是崔大叔,庄稼人,种地的。”
崔大叔确实不是共产党,但她看到几个共产党员在人群里,估摸着母亲也在其中。
后来,屯里人一提起李在德,无不啧啧赞叹,说这小丫头真“砬茬”呀!
第二年秋天,出了一个叛徒。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组织部部长兼团县委书记崔贵福、县委妇女主任金成刚以及9个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被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抓走活埋了。这些烈士和那个叛徒都是朝鲜(族)人。
从朝鲜到中国,李在德的父母都死在日本鬼子手里。
母亲牺牲前,李在德就要求参加游击队。她中等个头,端庄漂亮,性情温和,举止娴雅,像个大家闺秀,没人会把这样一个女孩子和枪联系在一起。自那次把鬼子和伪警察糊弄得没了脾气,在鬼子的淫威下展示了她的另一面,这个小丫头就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下子高大起来。
现在,县委垮了,游击队已经垮了两次。县委委员夏云杰临危受命,接任县委书记,重新组建县委和游击队,李在德又要求参加游击队。
党员裴成春大姐说:“她一个小丫头,留在地方怎么办?到队伍上大家可以互相照顾。”
见夏云杰沉默不语,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叹口气,说这丫头太可怜了。
李在德说:“俺不要人可怜,俺要报仇!”
后来的抗联6军军长夏云杰,摸着李在德的脑袋,声音有些哽咽:“好孩子,要你了。”
李在德成了汤原游击队最小的队员。 (待续)
人人都做模范少年,天天要向上;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模范少年当,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列宁少年当。
……”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老人,编选了厚厚一大本《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共403首。老人说,这首《模范学校校歌》是她这辈子学会的第一首革命歌曲。
比李敏大7岁、离休前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李在德老人,新中国诞生后任政务院(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机要秘书,人称周总理的“掌玺大臣”。1929年学唱这首歌时李在德12岁,她和李敏都住在黑龙江省汤原县梧桐河村。
汤原县位于黑龙江省中东部,哈尔滨市东北方向。因一条梧桐河而得名的梧桐河村,正处于松花江下游与梧桐河的汇合口,水土丰美。村子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
1928年初春,这个清一色为朝鲜(族)人的屯子来了三个挺受欢迎的陌生人。为首的三十多岁,身材魁梧,嗓音洪亮,沉稳干练,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人就是后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当时的名字叫崔石泉。他在朝鲜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日寇通缉,流亡中国,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参加过广州起义。另一个朝鲜(族)人张仁秋,外号“张大个子”,黄埔军校毕业。还有一个姓王的汉族人。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后来,村里又陆续来了一些人。半个多世纪后,李在德、李敏还能记得的是蔡平、金志刚、李春满,几乎都是朝鲜(族)人,一看就是有相当文化的人。还有两个女的——李秋岳、张英华,二十岁上下,留着男孩子似的分头,让屯子里的人啧啧称奇。
他们都是受满洲省委之命,到梧桐河借办学名义开展革命活动的。
朝鲜民族历来重视教育,无论流落到哪里,再苦再穷,只要有十几户人家,也要凑钱办所学校,把孩子送去读书。梧桐河村有几十户人家,只是难觅一个够格的教书先生。这回不请自来了这么多有学问的先生,大伙儿自然喜不自胜、欢迎不迭了。
李在德当年就上学了,李敏是两年后——六岁时背上书包的。
刚建校时只有30多个学生,两年后已经扩大到200多人。连汤原县城以及依兰、富锦、集贤等邻县也有人把孩子送来读书。
白天给孩子上课,晚上办农民夜校,学文化,搞演讲。他们讲马列主义,讲苏联的十月革命,讲中国共产党在南方领导人民闹革命,中国和朝鲜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讲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时候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念,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还教唱歌曲,像《红旗歌》《国际歌》《红军歌》等等。一到晚上,屯里人都来了,老人孩子也不例外。许多人虽然听不懂有些话的意思,那也崇拜呀,说这些先生了不得,哪国的事都知道。
1930年已是李立三路线末期,9月的中央指示说现在进行农民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条件尚不成熟,而汤原县还在积极准备暴动。11月,梧桐河模范学校开办军事训练班,学员是各地选派的积极分子和本校高年级学生,办了3期,每期3个月,一共培训140多人。这些人大多入了党,九一八事变后成了汤原地区党和军队的骨干,其中师团职领导就有十多人。他们和模范学校的这些教师,90%以上都在抗战中牺牲了。
在崔石泉的领导下,建校当年秋天就发展了第一批党员,李在德的母亲金成刚为五名新党员之一。第二年,他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农会、赤卫队、儿童团。赤卫队员都是青壮年农民,武器除了几杆老洋炮外,主要是棍棒、农具。李敏的父亲李石远是赤卫队的小队长。李敏、李在德都是儿童团员。
梧桐河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
东北民间管“苏区”“红区”叫“红地盘”。九一八事变后,在南满建立了抗日政权的地方则被称为“中国地”,生活在“中国地”的人就不是亡国奴了。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朝鲜人在东北的移民史,和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生存状态。
朝鲜与中国仅一江之隔,冬天冰封雪裹,往来如履平地。逢上天灾或是战乱,就越江北上进入中国东北。这个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初叶。早期移民大都聚集在东边道和东满地区,后来逐渐深入腹地乃至遥远的北大荒。据民国政府统计,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境内的朝鲜(族)人为94万人,占当时朝鲜海外移民的67%,其中加入中国籍的近10%。就是说,30个东北人中差不多就有1个朝鲜(族)人。
早期的朝鲜移民多因饥馑,属逃荒性质。日本侵占朝鲜,特别是1919年爆发三一运动后,移民达到高潮,政治因素也越发明显起来。在朝鲜平安南道介川郡出生的李在德,父亲就是为了躲避搜捕而带着一家人越界来到安东(今丹东)的。李在德的父亲和一些革命同志经常回国执行任务,1922年在新义州被捕牺牲。有了这样的经历,李在德的母亲成为梧桐河村第一批共产党员中的一个,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近代共产主义运动还未兴起前,许多朝鲜仁人志士流亡东北后,就把东北作为反抗日本、从事独立运动的根据地。
后来成为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像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等,都是在东北参加抗战的民族英雄。
而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其成员大都为不甘忍受日本殖民者统治压迫奋而反抗的朝鲜(族)人。
1931年3月17日,《中共南满特委工作报告第二号》中说:“现在南满党员共二百人”,“中国人七,韩国人一百九十三”。
1932年9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一号》中说:“我们党的基础是建筑在少数民族韩国人身上,所有中国同志还不过一百余人。”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在给中央的《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总计全省党员共有2500多人(奉天、大连除外)”“中国人40%弱,韩国人60%强”。
毫无疑义,这些朝鲜民族的中共党员是东北抗战初期的中坚力量。与此对应的,是那些为虎作伥、被称作“二鬼子”的朝鲜(族)人。 自1910年“日韩合并”,日本帝国主义将朝鲜完全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后,即推行其“皇民化”政策,以所谓“内鲜一体”(“内”即日本本土,“鲜”即朝鲜)为名,宣称日本人与朝鲜人“同根同祖”,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在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当局则宣扬“五族协和”,“日鲜蒙满汉”,侵略者把自己列为五族之首,朝鲜(族)人排第二,培养他们的优越感。方法是任用朝鲜(族)人当官吏,各种配给也优于后三族,学生入学也格外照顾。把满族排到倒数老二的“满洲国”,蒙族满族汉族人被征入伍是当“满军”;朝鲜(族)人则参加关东军,是“皇军”。如此“打腰”,当然不是白给的,你得改成日本姓名,忘了祖宗,替日本人做走狗、当炮灰。
“我来奉天上任之初,曾就此事与田中首相进行过充分的商谈,一致认为,应致力于对朝鲜人的保护与扶持,以作为解决满洲问题的重要手段。”“利用朝鲜人向满洲进行渗透,总比日本人抛头露面更富于隐蔽性。”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讲这话时还是九一八事变前,所以用的是“渗透”“隐蔽性”的字样。
1932年7月13日,珠河特支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中韩民族感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下,相当恶劣。
在对应的两端之间,更多的朝鲜(族)人选择了老实干活、种地。
朝鲜人善种水稻,移民东北后,也把种植技术带到东北。
李在德的父亲牺牲后,她的母亲在安东待不下去了,就带着她和六十多岁的奶奶,老少三代三个女人,北上哈尔滨,又辗转来到梧桐河种稻子。
在梧桐河出生的李敏,父辈的人生轨迹和李在德差不多。
李敏老人说,那时他们管中国叫“大国”。有时在屯子里和小伙伴玩,看到东北军来了,就往家里跑,说“大国”兵来了。
汤原中心县委(中心县委相当于地委,领导汤原及周边的依兰、通河、富锦、佳木斯等地的党组织)书记李春满,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决定组织几支宣传队,进行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汤原县委以模范学校学生为骨干,组织了一支长征宣传队。东至与苏联接壤的萝北,东南到达富锦,西南深入依兰北部山区,历时40天,行程千余公里。每到一地,锣鼓一响,一会儿就聚拢起几十上百甚至几百上千人。秧歌扭完了,或是正在兴头上,锣鼓家什一停,就开始讲演,讲日本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马上就要到咱这地界来了;讲日本子占领朝鲜17年,在朝鲜都干了些什么坏事,朝鲜亡国的前车之覆就是中国的后车之鉴;号召中韩民族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把小日本子赶出去!
一些偏远地区的群众还不知道九一八事变。这回听说了,都骂“妈个巴子”,说:“这还了得,可不能当亡国奴,咱们得跟日本子干!”
抗联后期名将、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王明贵,离休前为黑龙江省省长的陈雷,就是听了宣传队的演讲后走上抗战之路的。
李在德第一次见到鬼子的时间,她记不大准了。日军于1932年5月20日占领佳木斯,10师团熊谷旅团仓石联队的一个小队侵入汤原县城,驻在“聚木号”。
李在德的母亲金成刚是汤原县委委员、妇女主任。李在德常替母亲送信,周围的屯子都跑遍了,十几里、几十里,约上两个小伙伴就走了。
那天早晨,母亲让她去邻村送信。回来快进屯时,见路边草垛旁站着四个鬼子,一身黄军装,腰束皮带,脑后背着钢盔,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冲着她们叽里哇啦地吼叫。
李在德知道,眼前的就是他们天天喊着要打倒的日本子。一想,父亲就是眼前这样的畜生害死的,不由就攥紧了拳头。两个小伙伴都比她小,见的世面也少,都吓哭了。
鬼子大队和一些伪警察早已进了屯子,挨家挨户搜查共产党。好多党团员就在屯子里,大家都一口咬定“不知道,这里没有共产党”。红地盘的人,心齐呀。
敌人把人都驱赶到一个场院里,四周站上岗,迎面架起机关枪。一个留撮“鼻涕胡”的军官“叽里哇啦”一阵子,一个伪警察就翻译一阵子,翻来覆去就是两层意思:一是“大日本皇军”是来建设“王道乐土”的,你们不要害怕;二是谁看到共产党的行踪要马上报告,皇军大大的有赏,知情不报,就死了死了的。
见押过来三个小孩,那个伪警察就上前问:“你们都是这屯子的吗?”
李在德说“是”。
伪警察又问:“你知道这屯子谁是共产党吗?”
李在德说:“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
伪警察搡了李在德一把:“共产党就是共匪,不说实话宰了你!”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15岁的小姑娘,这时反倒更镇定了,“俺只见过几伙儿扛枪的人进屯子抢东西,把俺们都吓跑了,不信你问大伙儿。”
一个鬼子指着人群前边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咕噜了一句什么,然后用三角眼瞪着李在德。那个伪警察就指着壮汉问:“他是不是共产党?”
李在德说:“他是崔大叔,庄稼人,种地的。”
崔大叔确实不是共产党,但她看到几个共产党员在人群里,估摸着母亲也在其中。
后来,屯里人一提起李在德,无不啧啧赞叹,说这小丫头真“砬茬”呀!
第二年秋天,出了一个叛徒。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组织部部长兼团县委书记崔贵福、县委妇女主任金成刚以及9个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被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抓走活埋了。这些烈士和那个叛徒都是朝鲜(族)人。
从朝鲜到中国,李在德的父母都死在日本鬼子手里。
母亲牺牲前,李在德就要求参加游击队。她中等个头,端庄漂亮,性情温和,举止娴雅,像个大家闺秀,没人会把这样一个女孩子和枪联系在一起。自那次把鬼子和伪警察糊弄得没了脾气,在鬼子的淫威下展示了她的另一面,这个小丫头就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下子高大起来。
现在,县委垮了,游击队已经垮了两次。县委委员夏云杰临危受命,接任县委书记,重新组建县委和游击队,李在德又要求参加游击队。
党员裴成春大姐说:“她一个小丫头,留在地方怎么办?到队伍上大家可以互相照顾。”
见夏云杰沉默不语,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叹口气,说这丫头太可怜了。
李在德说:“俺不要人可怜,俺要报仇!”
后来的抗联6军军长夏云杰,摸着李在德的脑袋,声音有些哽咽:“好孩子,要你了。”
李在德成了汤原游击队最小的队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