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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学家果真如同麦克库洛赫的鹦鹉,也就是说,他们真的紧盯着供给和需求,经济学的确会很有用
据说19世纪早期,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讲过一个段子:把一只鹦鹉训练成一位差强人意的政治经济学家,只需教它一句话就行了:“供求啊供求。”
日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麦克库洛赫的经济学——供求经济学——并不因金融危机而失色,其仍有巨大作用。
无疑伯南克是正确的。如果经济学家真的如同麦克库洛赫的鹦鹉一样,也就是说,他们真的紧盯着供给和需求,经济学的确会很有用。但在我看来,由于许多经济学家并没有表现得比麦克库洛赫的鹦鹉更聪明,因此大部分经济学大概已经没人相信了。
看看这些论调吧。政府降低失业水平的措施注定要失败,因为美国当前的高失业是“结构性”的,其经济计算失误,生产资源、家庭和商业需求也不匹配。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声称:“问题出在生产性供给不足,而不是总需求不振。”
对于一只智商正常的鹦鹉来说,通过供给短缺或需求不振区分销量下滑,易如反掌。如果销量下滑是因为需求不振,而供给依旧充沛,那么当销售数字下降到趋势线以下的同时,价格也应该下跌;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即销量下滑是因为供给短缺而需求依旧强劲,那么销售数字下滑应该伴随价格上涨。
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放眼望去,美国经济内就没有工资或产品价格涨速超过预期的地方。没有哪家企业的管理者,会因为缺少合格的劳动力和产能不足而不惜花更多钱以雇佣更熟练的劳动力或购买高产能的生产设备。
到此,麦克库洛赫的鹦鹉已经可以下结论了。高失业与下降的通胀率并存,而工资并未因生产瓶颈效应而升高,这表明对美国当前高失业的“结构性”供求解释是站不住脚的。
再看看这些论调:不管是通过货币政策增加流动性,还是通过银行政策增加风险承受力,或是通过财政政策提供急需的储蓄渠道,政府提振需求的措施注定要失败。
这是因为,这些措施无一例外地会使政府债务增加,而金融市场正处在主权债务的引爆点上。有的政府已经用尽了自己的举债能力,如果继续举债,或者发行更多的货币,或者提供更多的担保,市场可能就要对它们失去信心了。
受过足够训练的鹦鹉——与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不同——此时会问:政府债务之所以达到今天的水平,是因为政府供给了太多公共债务,还是私人部门对公共债务需求太大?
如果问题出在供给过多,那么政府继续举债就应该伴随低物价水平,换句话说,就是高利率;如果问题出在需求过猛,那么政府继续举债就应该伴随高物价水平,也就是低利率。
猜猜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属于哪种情况?
对鹦鹉来说,这真是太容易了。公共债务问题并非投资者因政府滥举债而失去了信心,而是政府发债不足,私人部门对安全资产的巨大需求得不到满足。
鹦鹉会说,问题出在家庭和企业仍在大力积攒安全的高质量资产,为此不惜把购买新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节省下来用于抢购供给不足的政府债券。
经济史家对于大萧条的考察有一个铁板一块的共识:大萧条程度之深、历时之久的原因是政府拒绝做更多的事,而不是政府做了太多的事。
他们会同意鹦鹉的说法:下降的通胀率表明,宏观经济问题在于对新产品和服务需求不足,安全的高质量政府债券利率过低表明安全资产的供给——不管是央行发行的货币,是银行政策提供的担保,还是赤字支出形式增加的政府债务——太少了。
对他们来说,不可理解之处乃是当今有如此之多的经济学家不知道怎么说“供求啊供求”。
作者为前美国助理财政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
据说19世纪早期,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讲过一个段子:把一只鹦鹉训练成一位差强人意的政治经济学家,只需教它一句话就行了:“供求啊供求。”
日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麦克库洛赫的经济学——供求经济学——并不因金融危机而失色,其仍有巨大作用。
无疑伯南克是正确的。如果经济学家真的如同麦克库洛赫的鹦鹉一样,也就是说,他们真的紧盯着供给和需求,经济学的确会很有用。但在我看来,由于许多经济学家并没有表现得比麦克库洛赫的鹦鹉更聪明,因此大部分经济学大概已经没人相信了。
看看这些论调吧。政府降低失业水平的措施注定要失败,因为美国当前的高失业是“结构性”的,其经济计算失误,生产资源、家庭和商业需求也不匹配。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声称:“问题出在生产性供给不足,而不是总需求不振。”
对于一只智商正常的鹦鹉来说,通过供给短缺或需求不振区分销量下滑,易如反掌。如果销量下滑是因为需求不振,而供给依旧充沛,那么当销售数字下降到趋势线以下的同时,价格也应该下跌;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即销量下滑是因为供给短缺而需求依旧强劲,那么销售数字下滑应该伴随价格上涨。
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放眼望去,美国经济内就没有工资或产品价格涨速超过预期的地方。没有哪家企业的管理者,会因为缺少合格的劳动力和产能不足而不惜花更多钱以雇佣更熟练的劳动力或购买高产能的生产设备。
到此,麦克库洛赫的鹦鹉已经可以下结论了。高失业与下降的通胀率并存,而工资并未因生产瓶颈效应而升高,这表明对美国当前高失业的“结构性”供求解释是站不住脚的。
再看看这些论调:不管是通过货币政策增加流动性,还是通过银行政策增加风险承受力,或是通过财政政策提供急需的储蓄渠道,政府提振需求的措施注定要失败。
这是因为,这些措施无一例外地会使政府债务增加,而金融市场正处在主权债务的引爆点上。有的政府已经用尽了自己的举债能力,如果继续举债,或者发行更多的货币,或者提供更多的担保,市场可能就要对它们失去信心了。
受过足够训练的鹦鹉——与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不同——此时会问:政府债务之所以达到今天的水平,是因为政府供给了太多公共债务,还是私人部门对公共债务需求太大?
如果问题出在供给过多,那么政府继续举债就应该伴随低物价水平,换句话说,就是高利率;如果问题出在需求过猛,那么政府继续举债就应该伴随高物价水平,也就是低利率。
猜猜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属于哪种情况?
对鹦鹉来说,这真是太容易了。公共债务问题并非投资者因政府滥举债而失去了信心,而是政府发债不足,私人部门对安全资产的巨大需求得不到满足。
鹦鹉会说,问题出在家庭和企业仍在大力积攒安全的高质量资产,为此不惜把购买新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节省下来用于抢购供给不足的政府债券。
经济史家对于大萧条的考察有一个铁板一块的共识:大萧条程度之深、历时之久的原因是政府拒绝做更多的事,而不是政府做了太多的事。
他们会同意鹦鹉的说法:下降的通胀率表明,宏观经济问题在于对新产品和服务需求不足,安全的高质量政府债券利率过低表明安全资产的供给——不管是央行发行的货币,是银行政策提供的担保,还是赤字支出形式增加的政府债务——太少了。
对他们来说,不可理解之处乃是当今有如此之多的经济学家不知道怎么说“供求啊供求”。
作者为前美国助理财政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