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讴歌,留美从事医学博士后研究,后返沪,现在京某外企任职,著有《医事》、《协和医事》。
在4月时,我和一同事去儿童医院看望朋友的孩子。在重症监护病房的门口,几位中年男人或是女人,看上去已坐在那里很久,他们脸上的表情因为长时间的等待已经凝固起来。其中有一位刚出生的小孩,生出来就被送到重症监护室,家属叹说:“自孩子出生后,10天没见上面。”我的同事听到此,禁不住眼圈红了起来。
同事自医学院毕业,当过好几年的儿科医生。她说,她其实不适合当医生。为什么呢?她和一位小孩家属交代病情时,哪怕小孩得的是再普通不过的肺炎,她说到中途,想起小孩的可怜样,家长还没怎么样呢,就自己先忍不住哽咽起来。这时,谁又能相信眼前这位看上去情感脆弱不能自制的医生呢?
冷度还是热度,对于医生来说,不太好把握。一位美国的医学院老师举例她的亲眼所见,面对一位肺癌患者,一位医生采到床前,客观地陈述了病情、治疗、预后……包括还有多少天能活,如同一位朗读产品说明书的技术工程师。家属和病人,用怀疑和不满的眼光看着这医生,觉得医生真冷血,不懂人情冷暖,不会医患沟通,治疗肯定也不会上心。换了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走到病人床边,刚刚说到病情,看到病人和家属痛苦的表情时,她就禁不住拥抱病人,哭了起来,良久不能平息,只能先回到医生办公室。而她去病人床边,本是为了鼓励,为了激发病人信心的。而到此为止,病人和家属已认为:一位连自己情绪都控制不住、方寸大乱的医生,怎么能冷静地治痛救人?这位医学院老师不禁迷惘,真不知道如何用言语去准确地教给学生,把握面对生死的冷度和热度。
内心敏感、脆弱的人,多半面对医院的场景,会不堪情绪的重负。据说达尔文年轻时,在爱丁堡大学的医学院刚上到解剖学课,面对,尸体,动刀解剖,就忍受不了眼前的情景,狂奔出解剖室,从此进入广阔自然界,远离医学去搞进化论,经过20年时间的准备后,写出《物种起源》。
5月底在外面开会,讲台上有一位专家在讲心脏的瓣膜手术。二位同行的内科医生,给我讲她几年前如何当机立断,劝说她那80岁高龄、主动脉瓣狭窄的母亲,立即进行换瓣手术。我问:“风险不小,你当时哪儿来的勇气和信心?”她答:“基于全面的信息了解,做最好的努力,预备最坏的结果。都当了30年医生了,这点谱是起码的。”轻柔语气中,有一股让人佩服的镇定。然后她说:“不过,当我看见她从手术台上拉下来,经过体外循环的折腾之后,脸色基本和死人无异。”手术成功,80高龄的老母亲,现在能够一口气爬4层楼,比手术前的状态改善不少。
因为汶川地震,我问起她是否在唐山地震时参加了救援。她说自己当时还在北京郊县插队,还没考大学呢,慌乱之中赶紧回城。倒是她那身为耳鼻喉科医生的母亲,在得知唐山地震的消息后,第二天早晨打扮整齐,面容镇定,像往常一样和家人告别,准备到医院等候组织的号令调遣。她回忆母亲那天早晨脸上的镇定表情,说此后几十年想起来总是历历在目。“那时候,一个长期当医生的人,才能有那种自我担当的镇定表情。”
我记起在医学院上骨科时,一位年近70的女骨科教授,第一课开始时就给我们回忆唐山地震,“骨科医生这时首当其冲,是第一批派去的。一天做四五十台手术都是可能的。有很多让人伤心的场面,但医生要把这些甩在心底一角,甩手做手术。”这位骨科女教授的“把这些甩在心底一角,甩手做手术”,让人觉得医学除了解决机体的实在问题,它还给予了手中拿着手术刀或是药方的医生们,某种超越了苦难的精神维度。
在4月时,我和一同事去儿童医院看望朋友的孩子。在重症监护病房的门口,几位中年男人或是女人,看上去已坐在那里很久,他们脸上的表情因为长时间的等待已经凝固起来。其中有一位刚出生的小孩,生出来就被送到重症监护室,家属叹说:“自孩子出生后,10天没见上面。”我的同事听到此,禁不住眼圈红了起来。
同事自医学院毕业,当过好几年的儿科医生。她说,她其实不适合当医生。为什么呢?她和一位小孩家属交代病情时,哪怕小孩得的是再普通不过的肺炎,她说到中途,想起小孩的可怜样,家长还没怎么样呢,就自己先忍不住哽咽起来。这时,谁又能相信眼前这位看上去情感脆弱不能自制的医生呢?
冷度还是热度,对于医生来说,不太好把握。一位美国的医学院老师举例她的亲眼所见,面对一位肺癌患者,一位医生采到床前,客观地陈述了病情、治疗、预后……包括还有多少天能活,如同一位朗读产品说明书的技术工程师。家属和病人,用怀疑和不满的眼光看着这医生,觉得医生真冷血,不懂人情冷暖,不会医患沟通,治疗肯定也不会上心。换了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走到病人床边,刚刚说到病情,看到病人和家属痛苦的表情时,她就禁不住拥抱病人,哭了起来,良久不能平息,只能先回到医生办公室。而她去病人床边,本是为了鼓励,为了激发病人信心的。而到此为止,病人和家属已认为:一位连自己情绪都控制不住、方寸大乱的医生,怎么能冷静地治痛救人?这位医学院老师不禁迷惘,真不知道如何用言语去准确地教给学生,把握面对生死的冷度和热度。
内心敏感、脆弱的人,多半面对医院的场景,会不堪情绪的重负。据说达尔文年轻时,在爱丁堡大学的医学院刚上到解剖学课,面对,尸体,动刀解剖,就忍受不了眼前的情景,狂奔出解剖室,从此进入广阔自然界,远离医学去搞进化论,经过20年时间的准备后,写出《物种起源》。
5月底在外面开会,讲台上有一位专家在讲心脏的瓣膜手术。二位同行的内科医生,给我讲她几年前如何当机立断,劝说她那80岁高龄、主动脉瓣狭窄的母亲,立即进行换瓣手术。我问:“风险不小,你当时哪儿来的勇气和信心?”她答:“基于全面的信息了解,做最好的努力,预备最坏的结果。都当了30年医生了,这点谱是起码的。”轻柔语气中,有一股让人佩服的镇定。然后她说:“不过,当我看见她从手术台上拉下来,经过体外循环的折腾之后,脸色基本和死人无异。”手术成功,80高龄的老母亲,现在能够一口气爬4层楼,比手术前的状态改善不少。
因为汶川地震,我问起她是否在唐山地震时参加了救援。她说自己当时还在北京郊县插队,还没考大学呢,慌乱之中赶紧回城。倒是她那身为耳鼻喉科医生的母亲,在得知唐山地震的消息后,第二天早晨打扮整齐,面容镇定,像往常一样和家人告别,准备到医院等候组织的号令调遣。她回忆母亲那天早晨脸上的镇定表情,说此后几十年想起来总是历历在目。“那时候,一个长期当医生的人,才能有那种自我担当的镇定表情。”
我记起在医学院上骨科时,一位年近70的女骨科教授,第一课开始时就给我们回忆唐山地震,“骨科医生这时首当其冲,是第一批派去的。一天做四五十台手术都是可能的。有很多让人伤心的场面,但医生要把这些甩在心底一角,甩手做手术。”这位骨科女教授的“把这些甩在心底一角,甩手做手术”,让人觉得医学除了解决机体的实在问题,它还给予了手中拿着手术刀或是药方的医生们,某种超越了苦难的精神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