讴歌，留美从事医学博士后研究，后返沪，现在京某外企任职，著有《医事》、《协和医事》。
　　
　　在4月时，我和一同事去儿童医院看望朋友的孩子。在重症监护病房的门口，几位中年男人或是女人，看上去已坐在那里很久，他们脸上的表情因为长时间的等待已经凝固起来。其中有一位刚出生的小孩，生出来就被送到重症监护室，家属叹说：“自孩子出生后，10天没见上面。”我的同事听到此，禁不住眼圈红了起来。
　　同事自医学院毕业，当过好几年的儿科医生。她说，她其实不适合当医生。为什么呢?她和一位小孩家属交代病情时，哪怕小孩得的是再普通不过的肺炎，她说到中途，想起小孩的可怜样，家长还没怎么样呢，就自己先忍不住哽咽起来。这时，谁又能相信眼前这位看上去情感脆弱不能自制的医生呢？
　　冷度还是热度，对于医生来说，不太好把握。一位美国的医学院老师举例她的亲眼所见，面对一位肺癌患者，一位医生采到床前，客观地陈述了病情、治疗、预后……包括还有多少天能活，如同一位朗读产品说明书的技术工程师。家属和病人，用怀疑和不满的眼光看着这医生，觉得医生真冷血，不懂人情冷暖，不会医患沟通，治疗肯定也不会上心。换了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走到病人床边，刚刚说到病情，看到病人和家属痛苦的表情时，她就禁不住拥抱病人，哭了起来，良久不能平息，只能先回到医生办公室。而她去病人床边，本是为了鼓励，为了激发病人信心的。而到此为止，病人和家属已认为：一位连自己情绪都控制不住、方寸大乱的医生，怎么能冷静地治痛救人?这位医学院老师不禁迷惘，真不知道如何用言语去准确地教给学生，把握面对生死的冷度和热度。
　　内心敏感、脆弱的人，多半面对医院的场景，会不堪情绪的重负。据说达尔文年轻时，在爱丁堡大学的医学院刚上到解剖学课，面对，尸体，动刀解剖，就忍受不了眼前的情景，狂奔出解剖室，从此进入广阔自然界，远离医学去搞进化论，经过20年时间的准备后，写出《物种起源》。
　　5月底在外面开会，讲台上有一位专家在讲心脏的瓣膜手术。二位同行的内科医生，给我讲她几年前如何当机立断，劝说她那80岁高龄、主动脉瓣狭窄的母亲，立即进行换瓣手术。我问：“风险不小，你当时哪儿来的勇气和信心?”她答：“基于全面的信息了解，做最好的努力，预备最坏的结果。都当了30年医生了，这点谱是起码的。”轻柔语气中，有一股让人佩服的镇定。然后她说：“不过，当我看见她从手术台上拉下来，经过体外循环的折腾之后，脸色基本和死人无异。”手术成功，80高龄的老母亲，现在能够一口气爬4层楼，比手术前的状态改善不少。
　　因为汶川地震，我问起她是否在唐山地震时参加了救援。她说自己当时还在北京郊县插队，还没考大学呢，慌乱之中赶紧回城。倒是她那身为耳鼻喉科医生的母亲，在得知唐山地震的消息后，第二天早晨打扮整齐，面容镇定，像往常一样和家人告别，准备到医院等候组织的号令调遣。她回忆母亲那天早晨脸上的镇定表情，说此后几十年想起来总是历历在目。“那时候，一个长期当医生的人，才能有那种自我担当的镇定表情。”
　　我记起在医学院上骨科时，一位年近70的女骨科教授，第一课开始时就给我们回忆唐山地震，“骨科医生这时首当其冲，是第一批派去的。一天做四五十台手术都是可能的。有很多让人伤心的场面，但医生要把这些甩在心底一角，甩手做手术。”这位骨科女教授的“把这些甩在心底一角，甩手做手术”，让人觉得医学除了解决机体的实在问题，它还给予了手中拿着手术刀或是药方的医生们，某种超越了苦难的精神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