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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３月，我从印度奉调回国，任国防部外事处长。那时外事处属国防部办公厅管，但外事工作上一些重大事情彭总都亲自过问。周总理也交代过我：“你的任务就是给彭总在外事方面当参谋，凡事请示他。”
庐山会议前夕，彭总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八国。这次访问，名义上是加强我们和这些国家军队间的友谊，其实是应苏联要求，到东欧国家去显示一下中苏两国依然是“坚如磐石”般团结的，也给这些国家做一些“团结”的工作。
那时，匈牙利、波兰事件过去不久，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关系依然有些紧张，这些国家内部动荡不安，他们的领导人也欢迎我们去，在政治上支持一下，起一种稳定民心的作用。
当时，由于我们付出巨大代价换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在东欧国家有很高的声望，说话很灵。这次又派了前志愿军司令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去，无疑是担负上述使命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不出所料，彭总每到一地，人们都倾城迎接，欢声入云，到处都是凯旋门、鲜花、彩旗和歌声，万千人流着泪齐声呼喊：“彭德怀！彭德怀！英雄！英雄……”
彭总确实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按照预定目的做了工作，到处讲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命，是世界和平的保证。
但是，当一些国家领导人谈到苏联对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采取的所谓“合作、互助”都有一些极不公平的条件时，彭总马上满脸秋风黑云。头一两回曾使对方产生过误解，无心再讲下去了。后来，代表团一位同志提醒他：“老总，你虚心点呀，别一听到对老大哥的意见就变脸呀！”彭总才恍然大悟人家只把话说一半的缘由。
后来，彭总向对方毫无保留地表示：不平等就不可能有什么合作，把手先伸到人家兜里的人，谈何互助！当翻译把这话传过去时，对方的误解消除了，但大吃了一惊！
彭总依然履行着他此行的既定使命，呼吁大家团结，以大局为重，全力对付帝国主义的颠覆与侵略。但对苏联当时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霸道行径毫不隐讳他的愤慨之情，并用他惯有的率直表达出来：“我原来不知道这些事，到你们这里来使我受到了教育。我将建议我们的党转达给苏联同志一个意见——口号和旗帜是不可能换得人心的，只能以心换心。”
这次访问，我觉得达到了预期目的，有些方面比预期的更圆满些。彭总的真挚坦率，使东欧一些国家对我们更信任、更理解了，从而增进了相互间的团结与友情。一位领导人说：“有中国，我们就有说话的地方，有为我们说话的人，我们的大家庭会实现真正的合作互利！”
但个别地方也出现过对我们极不友好的行为。我们代表团一位行家发现我们住所里安了窃听器。彭总知道后拍桌大骂：“让你窃听吧，我没什么怕你们听到的！共产党怎能搞这一套，当面叫兄弟，背后踢脚……”我们好不容易才劝说住彭总不要向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提抗议。这个国家一些领导人当时跟苏联跟得很紧。惟独在这里，彭总一直毫无笑容，会谈时很少说话，对方一直想使气氛“热烈”些，但彭总不买账。
我们到达阿尔巴尼亚后，赫鲁晓夫也来了。阿要开欢迎赫的大会，请我们参加。彭总说：“我们是军事代表团，不便参加。”阿反复请，巴卢库来了几次，霍查本人也来过，彭总还是一个“不去”。后来，我们自己几位同志说：“老总，不能叫主人为难呀！”彭总很听那几位老将的话，去了。坐在主席台上，但不等散会便退了席。散步的时候，彭总向几位老将透露了他内心的秘密：“我看不惯赫鲁晓夫，张牙舞爪的……”
彭总在庐山出了事，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时，我当时的直觉以为是苏联人告了他的状，说他不久前出访有对苏不满的言论。如果真这样，还算与事实挨边，但我完全估计错了，牵连到他这次出访的罪名竟是一个“里通外国”，通的就是苏联，而根据则是他在阿尔巴尼亚和赫鲁晓夫有过“单独会见，秘密勾结”！
我们出访前，脑子里都有个框框：东欧一些国家物资供应很紧张，这是引起人民不满、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到那里一看，才知道人民生活很不错，至少在我们眼里是够优裕的了，比我们中国老百姓强多了。
我们参观过东欧各国的农村，好些农民的房子像阔人的别墅，里外都干净、舒适，还有洗澡间。大部分农家有汽车或摩托，平时开着车下地，节假日带上一家去风景区游览。整个村庄看上去像个大花园，绿树掩映，草地葱绿，到处百花盛开。彭总好几次指着这样的村庄说：“共产主义在哪呢？在这里！”
怕人家作假，彭总常叫汽车拐道去参观人家不曾事先约定的地方和住家。他对农民生活格外感兴趣，了解得很仔细：人口、耕地、种子、肥料、收入……问了还要看：床上、柜子、厨房、仓库……像个查债的。他和农民有一种天然感情，每到一家像走亲戚，和每个人都有说有笑。听说客人来自中国，主人已经高兴得合不拢嘴，当知道来者是中国的彭德怀元帅时，整个村庄立刻沸腾了，顷刻间摆出盛大的酒宴，人们穿上节日盛装，欢歌狂舞。对这类不是事先准备排练过的欢迎场面，彭总很激动，每次都发表很热情的讲话。在别的场合人家送给他再珍贵的礼物他也很少过问，接过来就完了。但农民送给他的东西他都郑重地交给我：“你好好保管，给我带回去！”
不过有些地方又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情绪，学生、工人上街闹事常有发生。除了其他原因外，人民对生活不满意也确实是个重要因素。这方面又真不如我们中国。虽然“大跃进”闹得很凶，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破坏，一些地方已经露出了大灾大难的先兆，但人民依然“安居乐业”，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战天斗地，没有任何地方出现闹事的苗头。
为什么这些国家人民并不感到满足呢？原因很多，但其中一条无疑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西欧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更快，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更大些，对比之下，东欧国家就显得落后了。好几个东西欧国家是毗邻，一步就迈过去了，除了政治原因，仅仅是为了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与舒适生活而逃亡的东欧人为数也不少。
每个国家无论领导和群众对我们代表团的欢迎都是热情的，发自内心的。这不仅是由于我们带去了中国人民和军队真诚的情谊，也由于这些领导人和人民对我们抱着很高的期望——其实是很大的误解：那时，正值“大跃进”狂热的高潮，这样那样“卫星”上天的报道正吹得天花乱坠。东欧人相信了，以为我们的粮食肉类等真的堆不下了，他们正需要我们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援，以解决他们面临的食物供应紧张的困难。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乌布利希陪同我们察看东西柏林界线时谈到，对面的西德在拼命搞福利社会，想以此炫耀他们制度优越。最近他们把每人肉食年消耗量提高到了八十公斤，乌布利希感到这对他们东德确有压力，希望彭总替他转达并争取一下，中国向他们大幅度增加肉食出口，使东德人年肉食量能在年内接近七十公斤。彭总听后沉默许久，说：“转达是可以办到的，但能否争取到满足你们的需要，我看是很困难的，你也不要抱过大的希望。据我前不久在一些地方调查，报上的宣传有许多假话，有的地方老百姓不要说吃肉，吃粮也是半饱而已！”
过后彭总问我：“朱开印，你一年吃多少肉？”我说没算过。他又问：“有八十公斤吗？”我想了想，八十公斤就是一百六十市斤，平均每天快半斤了。我说，哪吃得到那么多？彭总说：“我们的老百姓呢，吃多少？他们要听说人家希望我们帮助每人每年吃到七八十公斤肉，不知作何感想啊！”
我们一位同志感慨道：“我们中国老百姓好啊！从来没听说哪里因生活问题闹过事！”彭总问：“你想想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位同志随口答道：“我们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好，人民在旧社会苦惯了，心里有个对比……”彭总当着许多同志的面，突然提高了声音：“不要自我安慰了！应当想想我们哪些地方没做好，对不起中国的老百姓。是的，我们的人民好，苦惯了，但这不能作为一个理由——中国人吃十斤八斤肉就够了，人家吃七八十公斤是应当的！竞争不是东西德，不是东西欧，而是东西方！你落后十年八年可以，久了，人家就要比垮你，老百姓也不会答应你的……”
后来看到他的“万言书”，我有个想法，这些意见和他在国外获得的印象和观感有一定联系。“万言书”上的事实是当时全国人民有目共睹、心有所感的，源于他亲自在大江南北广泛深入的调查。只是由于他在国外更深刻地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和解决它的迫切性，所以才抱定了宁可毁灭自己也要秉笔直言的决心，就像他自己后来说的：老百姓不光看你打的旗子，还要问他自己的“肚子”，肚子不饱，他终究要撂扁担的。
（刘强荐自《特别文摘》２００６年６月１日）
庐山会议前夕，彭总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八国。这次访问，名义上是加强我们和这些国家军队间的友谊，其实是应苏联要求，到东欧国家去显示一下中苏两国依然是“坚如磐石”般团结的，也给这些国家做一些“团结”的工作。
那时，匈牙利、波兰事件过去不久，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关系依然有些紧张，这些国家内部动荡不安，他们的领导人也欢迎我们去，在政治上支持一下，起一种稳定民心的作用。
当时，由于我们付出巨大代价换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在东欧国家有很高的声望，说话很灵。这次又派了前志愿军司令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去，无疑是担负上述使命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不出所料，彭总每到一地，人们都倾城迎接，欢声入云，到处都是凯旋门、鲜花、彩旗和歌声，万千人流着泪齐声呼喊：“彭德怀！彭德怀！英雄！英雄……”
彭总确实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按照预定目的做了工作，到处讲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命，是世界和平的保证。
但是，当一些国家领导人谈到苏联对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采取的所谓“合作、互助”都有一些极不公平的条件时，彭总马上满脸秋风黑云。头一两回曾使对方产生过误解，无心再讲下去了。后来，代表团一位同志提醒他：“老总，你虚心点呀，别一听到对老大哥的意见就变脸呀！”彭总才恍然大悟人家只把话说一半的缘由。
后来，彭总向对方毫无保留地表示：不平等就不可能有什么合作，把手先伸到人家兜里的人，谈何互助！当翻译把这话传过去时，对方的误解消除了，但大吃了一惊！
彭总依然履行着他此行的既定使命，呼吁大家团结，以大局为重，全力对付帝国主义的颠覆与侵略。但对苏联当时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霸道行径毫不隐讳他的愤慨之情，并用他惯有的率直表达出来：“我原来不知道这些事，到你们这里来使我受到了教育。我将建议我们的党转达给苏联同志一个意见——口号和旗帜是不可能换得人心的，只能以心换心。”
这次访问，我觉得达到了预期目的，有些方面比预期的更圆满些。彭总的真挚坦率，使东欧一些国家对我们更信任、更理解了，从而增进了相互间的团结与友情。一位领导人说：“有中国，我们就有说话的地方，有为我们说话的人，我们的大家庭会实现真正的合作互利！”
但个别地方也出现过对我们极不友好的行为。我们代表团一位行家发现我们住所里安了窃听器。彭总知道后拍桌大骂：“让你窃听吧，我没什么怕你们听到的！共产党怎能搞这一套，当面叫兄弟，背后踢脚……”我们好不容易才劝说住彭总不要向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提抗议。这个国家一些领导人当时跟苏联跟得很紧。惟独在这里，彭总一直毫无笑容，会谈时很少说话，对方一直想使气氛“热烈”些，但彭总不买账。
我们到达阿尔巴尼亚后，赫鲁晓夫也来了。阿要开欢迎赫的大会，请我们参加。彭总说：“我们是军事代表团，不便参加。”阿反复请，巴卢库来了几次，霍查本人也来过，彭总还是一个“不去”。后来，我们自己几位同志说：“老总，不能叫主人为难呀！”彭总很听那几位老将的话，去了。坐在主席台上，但不等散会便退了席。散步的时候，彭总向几位老将透露了他内心的秘密：“我看不惯赫鲁晓夫，张牙舞爪的……”
彭总在庐山出了事，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时，我当时的直觉以为是苏联人告了他的状，说他不久前出访有对苏不满的言论。如果真这样，还算与事实挨边，但我完全估计错了，牵连到他这次出访的罪名竟是一个“里通外国”，通的就是苏联，而根据则是他在阿尔巴尼亚和赫鲁晓夫有过“单独会见，秘密勾结”！
我们出访前，脑子里都有个框框：东欧一些国家物资供应很紧张，这是引起人民不满、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到那里一看，才知道人民生活很不错，至少在我们眼里是够优裕的了，比我们中国老百姓强多了。
我们参观过东欧各国的农村，好些农民的房子像阔人的别墅，里外都干净、舒适，还有洗澡间。大部分农家有汽车或摩托，平时开着车下地，节假日带上一家去风景区游览。整个村庄看上去像个大花园，绿树掩映，草地葱绿，到处百花盛开。彭总好几次指着这样的村庄说：“共产主义在哪呢？在这里！”
怕人家作假，彭总常叫汽车拐道去参观人家不曾事先约定的地方和住家。他对农民生活格外感兴趣，了解得很仔细：人口、耕地、种子、肥料、收入……问了还要看：床上、柜子、厨房、仓库……像个查债的。他和农民有一种天然感情，每到一家像走亲戚，和每个人都有说有笑。听说客人来自中国，主人已经高兴得合不拢嘴，当知道来者是中国的彭德怀元帅时，整个村庄立刻沸腾了，顷刻间摆出盛大的酒宴，人们穿上节日盛装，欢歌狂舞。对这类不是事先准备排练过的欢迎场面，彭总很激动，每次都发表很热情的讲话。在别的场合人家送给他再珍贵的礼物他也很少过问，接过来就完了。但农民送给他的东西他都郑重地交给我：“你好好保管，给我带回去！”
不过有些地方又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情绪，学生、工人上街闹事常有发生。除了其他原因外，人民对生活不满意也确实是个重要因素。这方面又真不如我们中国。虽然“大跃进”闹得很凶，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破坏，一些地方已经露出了大灾大难的先兆，但人民依然“安居乐业”，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战天斗地，没有任何地方出现闹事的苗头。
为什么这些国家人民并不感到满足呢？原因很多，但其中一条无疑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西欧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更快，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更大些，对比之下，东欧国家就显得落后了。好几个东西欧国家是毗邻，一步就迈过去了，除了政治原因，仅仅是为了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与舒适生活而逃亡的东欧人为数也不少。
每个国家无论领导和群众对我们代表团的欢迎都是热情的，发自内心的。这不仅是由于我们带去了中国人民和军队真诚的情谊，也由于这些领导人和人民对我们抱着很高的期望——其实是很大的误解：那时，正值“大跃进”狂热的高潮，这样那样“卫星”上天的报道正吹得天花乱坠。东欧人相信了，以为我们的粮食肉类等真的堆不下了，他们正需要我们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援，以解决他们面临的食物供应紧张的困难。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乌布利希陪同我们察看东西柏林界线时谈到，对面的西德在拼命搞福利社会，想以此炫耀他们制度优越。最近他们把每人肉食年消耗量提高到了八十公斤，乌布利希感到这对他们东德确有压力，希望彭总替他转达并争取一下，中国向他们大幅度增加肉食出口，使东德人年肉食量能在年内接近七十公斤。彭总听后沉默许久，说：“转达是可以办到的，但能否争取到满足你们的需要，我看是很困难的，你也不要抱过大的希望。据我前不久在一些地方调查，报上的宣传有许多假话，有的地方老百姓不要说吃肉，吃粮也是半饱而已！”
过后彭总问我：“朱开印，你一年吃多少肉？”我说没算过。他又问：“有八十公斤吗？”我想了想，八十公斤就是一百六十市斤，平均每天快半斤了。我说，哪吃得到那么多？彭总说：“我们的老百姓呢，吃多少？他们要听说人家希望我们帮助每人每年吃到七八十公斤肉，不知作何感想啊！”
我们一位同志感慨道：“我们中国老百姓好啊！从来没听说哪里因生活问题闹过事！”彭总问：“你想想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位同志随口答道：“我们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好，人民在旧社会苦惯了，心里有个对比……”彭总当着许多同志的面，突然提高了声音：“不要自我安慰了！应当想想我们哪些地方没做好，对不起中国的老百姓。是的，我们的人民好，苦惯了，但这不能作为一个理由——中国人吃十斤八斤肉就够了，人家吃七八十公斤是应当的！竞争不是东西德，不是东西欧，而是东西方！你落后十年八年可以，久了，人家就要比垮你，老百姓也不会答应你的……”
后来看到他的“万言书”，我有个想法，这些意见和他在国外获得的印象和观感有一定联系。“万言书”上的事实是当时全国人民有目共睹、心有所感的，源于他亲自在大江南北广泛深入的调查。只是由于他在国外更深刻地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和解决它的迫切性，所以才抱定了宁可毁灭自己也要秉笔直言的决心，就像他自己后来说的：老百姓不光看你打的旗子，还要问他自己的“肚子”，肚子不饱，他终究要撂扁担的。
（刘强荐自《特别文摘》２００６年６月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