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记者多次致电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联系采访事宜，直至发稿前始终没有得到正式答复，其理由是领导一直在开会。在明确只需要提供书面材料时，一位负责移民后续产业技能培训的工作人员称：“那也需要请示领导”，原因是目前国内外媒体都比较关注三江源地区的保护。三江源一期工程75亿到底取得了什么效果，各界多有质疑，并且二期工程的160多亿已经开始陆续到位。此情此景之下，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战线的上上下下唯有谨小慎微，少言多做……

　　三江源保护：国家战略
　　十年前的2005年，对于整个三江源地区，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是里程碑的一年。那一年的1月2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第79次常务会议上，批准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即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并决定由国家投资75亿元建设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月底，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在西宁正式启动，标志着三江源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对于三江源地区的保护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1978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期间先后启动实施了以“三北”防护林工程和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为代表的生态建设工程，这一时期，林业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任务初见端倪但尚未明显确立。1997年，在编制《青海省1998年- 2010年森林、湿地和野生动物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时，青海省认为本省许多特有的自然景观、特殊的生态区域、有价值的生物物种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并就三江源地区提出划建四个自然保护区的设想。2000年5月，青海省正式批准建立三江源省级保护区。直到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批准三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15.23万平方公里。涉及果洛藏族自治州6个县，玉树藏族自治州6个县，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同德两县，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和河南两县，格尔木市代管的唐古拉山镇，共16县70个乡镇的部分区域。

　　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一期规划》的保护与建设规划包括生态保护与建设、农牧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护支撑三大类，分为互为条件、紧密相连的22个子项目：退牧还草工程、退耕还林、封山育林、沙漠化土地治理、重点湿地保护、禁渔、黑土滩综合治理、森林草原防火、鼠害防治、水土保持、自然保护区管理能力建设、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移民、小城镇建设、养畜配套建设、能源建设、灌溉饲草料基地建设、人畜饮水、人工增雨、科技培训、生态监测。一期工程的目标和任务是：通过生态保护和建设项目的分步实施，基本上扭转整个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恶性循环的趋势，提高牧民生活水平，实现牧民小康生活。建立为三江源区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全方位服务的生态保障体系。
　　批准同时，国务院指出“青海三江源区是我国最重要、影响范围最大的生态区域，制定并实施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规划，保护和改善其生态环境，不仅是对三江源区的保护，而且是对全国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标志着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进入到系统化、大规模的新阶段。
　　保护与发展的探索
　　过往的三江源地区产业单一、经济落后，政府财政收入少，群众创收渠道更少，雪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频繁，经济落后也导致三江源地区城镇建设、人畜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贫困是那里的主色。诸如挖虫草之类的破坏三江源环境的行为，其始作俑者就是“贫穷”，因为在藏民的心目中“动土”原本是犯忌的。可以说，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问题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密切相关，改进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二法门。
　　在一期工程实施过程中，畜牧业开始逐渐从传统游牧方式向定居半定居转变，由单一靠天养畜逐步向建设养畜转变，由粗放畜牧业生产向生态畜牧业转变。从2008年开始， 青海省开始选择7个村进行生态畜牧业试点。也是这一年，国务院在《关于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份文件中提出了“适时启动三江源二期工程前期研究工作”和“建立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的要求。

　　三年后，国务院审议通过了由青海省起草的《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决定建立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这是继 2005 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全面推进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作后，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科学处理好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三者关系，是试验区建设的宗旨和主线;积极探索建立规范和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新型绿色绩效考评制度、完善的监测预警及管理体制等，是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 　　2011年底，青海省要求将《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作为实施《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的主要载体，与《一期规划》无缝对接，按照统筹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和区域发展的总体要求，编制综合性规划。《二期规划》不仅是巩固一期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更是对一期工程的提升，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三江源生态保护从原来的应急式保护向常态化、持续性保护升级。二是从原来以工程项目为支撑的保护方式向组织形式和体制机制创新保护升级。三是从原来单一的环境保护目标向在生态文明观导向下的统筹保护环境、改善民生和经济社会与文化协调发展的综合试验区保护升级。时隔一年的2012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批准《二期规划》实施。
　　二期工程的工程区由15.2万平方公里扩展到39.5万平方公里，并将工程区划分为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和承接转移发展区三个功能区;总投资翻了一倍多，达到160.57亿元。其中重点保护区是指，在构成三江源地区生态安全格局中发挥特殊重要作用，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原则上禁止从事开发经营活动的区域。其范围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主，包括三江源、可可西里、隆宝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年保玉则、坎布拉、贵德等国家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及风景名胜区，面积19.36万平方公里，占规划区总面积的49.01%。
　　十年成果 十年争议
　　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一期规划》实施中期评估，2014年通过了验收，三江源一期工程历时8年。官方披露的信息显示，8年里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是草地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草地生产能力及植被覆盖度明显提高，尤其是在黑土滩区域，局部有明显的好转。其次，人工造林和封山育林等措施使得森林覆盖率有所提高。遥感监测显示，2010 年同 2005 年相比，三江源区森林面积净增加 150 平方公里。该数据取自2012年9月25日青海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关于三江源生态保护与项目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令人费解的是两年后的2014年1月4日，主管三江源工程的发改委农经司副司长吴晓松在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森林面积净增加依旧是这个数字。到了2015年国际森林日，新华网发文《中国三江源高寒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其中写到记者从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了解到的森林面积净增加数据还是22.5万亩（即150平方公里），但森林覆盖率却比之前的《关于三江源生态保护与项目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中有所提高。

　　在涵养水源、增加水流方面，据公开资料显示，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实施近10年，该地区地表水至少增加84.9亿立方米，主要湖泊面积至少增加760平方公里，其中扎陵湖、鄂陵湖面积分别增加约75平方公里和11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年均径流量分别增加39.9亿立方米和5.7亿立方米，干流水质连续9年达到或超过国家Ⅱ类标准。与“森林面积净增加”一样，这些数据的真实性无从考证。

　　在民间，对三江源保护75亿换来的成果历来有诸多质疑，尤其是在草地退化好转这一关键问题上。首先，缺乏准确的本底，也没有足够的监测站点，使得草原治理成效的评估缺乏依据。由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中心做出的“三江源保护区2005 - 2011 植被指数变化”分析表明，从植被指数上看，三江源保护区有93.1%没变化，5.0%变好;1.9%变差。青海省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中心的结论由于分析方法稍有不同：变好的大约是3%，变差的是0.8%，该中心给出的保护成效的结论是：“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区生态状况好转，生态建设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凸显。”
　　但与此同时，也有科学家得出如下结论：“尽管生态工程对草地生态系统恢复己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实是由生态工程和气候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且气候变化的贡献大于生态工程。”
　　在一期工程中，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封禁管护，围栏封育，退牧还草，退耕还林。毋庸置疑，这些措施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建立之初非常必要。加上采取灌溉、飞播植草、人工种树等措施，水土流失以及土壤沙化、草地退化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及时遏制，速成的人工修复取得了较大成效。然而，在生态保护与建设往纵深推进时，一味地强调“封、禁、围”，不尊重自然规律导致适得其反。阻隔了动物迁徙，阻断了食物链条。牧草得不到牲畜、野生动物粪便的滋养，更忽略了牧草在经过牲畜、动物适度啃食后来年生发得更茂盛的事实（高寒之地的三江源，草枯之后即面临严寒而难以腐烂，旧草成为来年新草吐芽生长的障碍）。备受争议的草原鼠兔灭杀、草原围栏就是鲜明的例子。
　　在《二期工程》的批准上，国务院要求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自然修复与工程建设相结合，……从根本上遏制生态整体退化趋势。“将自然修复与工程建设相结合”这不能不称为一种进步，然而，追根溯源之下，把牧民、畜牧和鼠兔作为草原破坏者，而通过生态移民（人草分离、定居）、减畜（控制数量、草畜平衡、休牧禁牧、退牧还草等）、灭鼠（人工灭鼠工程）的种种措施来进行生态保护的大逻辑，大有商榷的空间。这种逻辑可能为草原带来局部的改善，但文化-生态-社会环境本是一个整体，原有的传统牧区公共管理职能减弱，使得社会分散呈“原子化”，而这并不有利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如果社会不能整体进步，已经有所好转的草原仍然面临着再次受伤的可能。 　　牧民，三江源保护的原动力

　　生态移民同样是一件说不清的事。
　　为实施保护三江源的工程项目，先后有5万名藏族牧民搬离生态脆弱区，开始集中居住。一期保护工程的最初，许多牧民对此不理解，干部们也担心，虽然住进了政府修建的砖房，每年领取政府发放的补助，但离开草原，放弃世代相传的畜牧业，牧民们今后的生活出路在哪里？
　　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今天三江源，随处都能感受到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巨变。
　　过往的三江源地区特别是地处偏远的牧区，路途颠簸，风险大。而今天，平坦的公路四通八达，即便是最远的乡镇也有公路通达。“三江源工程中没有公路建设项目，但交通部门为了生态工程的顺利推进，争取了许多项目。”玉树州玉树市上拉秀乡乡干部格扎如是说。
　　从生活条件来看，生态移民的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转变到了小城镇的定居生活，从一年四季居住的牛毛毡房中搬进了温暖舒适的砖混定居房中，社区的水、电、路，文、教、卫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生活水准大幅提高。从社会保障来看，村内各级组织机构健全，村民委员会、党支部、团支部、妇联、劳动保障站、农民工工会、治保队、医药卫生室、公共汽车站、文化站、学校、敬老院等一应俱全，牧民就医难、子女上学难、行路难、吃水难和用电难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留居草原的以草定畜户生产和生活条件也明显改善，对国家和社会上的各种信息资源由漠不关心转成了积极获取。

　　牧民的生活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变好了，但凡事都有两面，为保护生态环境，牧民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围栏禁牧、减畜等措施使牧民收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同时日常生活必需品及燃料变为购买，生活支出增大——但他们获得的生态补偿却不尽人意，直接造成牧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影响，间接可能导致生态保护的成效功亏一篑。
　　以果洛州为例，一期规划对牧户仅给予每亩 5.5 斤饲料粮补助，折合现金 2.48 元，无生活费补贴，且标准不一。整体搬迁牧户每年每户补贴 8000 元，集中安置和自主安置搬迁有证户每年每户补贴 6000 元，已搬迁和无证户每年每户补贴 3000元，补贴到搬迁牧户补助缺项且标准明显偏低。以草定畜的牧民在建设分割草地的围栏、对草地的管理和维护等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由于政府的补助金不能完全满足牧民的需求，而且牧民经济来源非常窄，出现了“偷牧”或“过牧”的情况。
　　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项目规模庞大周期长，许多项目计划中的牧户数、投资标准等在项目实施初期已定，后期牧民子女长大结婚分家而使牧户数增加，以及建设成本升高等问题，在原规划设计中无法按实际发展情况变更，给牧民和保护工作的推进都造成了许多困难。
　　另外一个事关民生的问题就是就业。牧民全民信教，文化水平低下，限制了他们接受新的知识和技术，还承受着赡养父母、抚养更多子女的压力，长期从事畜牧业生产，生存技能单一，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或打短工，他们在参与市场、自谋生路中丧失了主动性。尤其是在2010 年玉树地震中，部分移民群众遭受较大损失，又不能自主地投工投劳获得收入，只能重返草原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去继续生活。在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搬迁定居的长江源村，虽然政府曾先后举办了各类技术培训班，但是到2014年底搬迁禁牧减畜合同到期，为期10年的饲料粮补助发放结束，还是有部分移民失去了这个勉强可依赖的生活来源，也无力进行新的生产和创业。
　　在三江源，仅靠奖补机制去达到禁牧限牧的目的是很难的，要不断提高牧民的“造血”能力，开发生态移民长期赖以生存的后续产业成为三江源地区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生态移民的身份转换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关系到藏族文化的断裂与传承。草原上的牧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定居点很多藏族牧民找不到自己新的位置，日思夜想早日返回家园。
　　牧民的参与意愿对三江源保护至关重要，如果不解决好以上问题，后续工作难以顺利展开，同时已取得的成就也难以保持。
　　“谁受益，谁补偿”
　　联动机制的缺失
　　从三江源区生态系统对黄河、长江、澜沧江中下游乃至亚洲东部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地位而言，该地区不仅仅是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维持环境现状，更重要的是立足黄河、长江、澜沧江流域乃至亚洲东部地区提升生态功能。如此一来，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就更高，由此产生的生态屏障建设成本，如果仅由三江源地区承担显然有失公平。
　　三江源地区一期工程的生态补偿标准远低于其直接使用价值，相关补偿的监督激励机制不完善，生态补偿项目资金的使用透明度较低。目前，三江源彩票、碳汇交易平台等融资措施已经初步完成，使生态服务逐渐从无偿走向有偿，但完全意义上的筹融资体系亟待建立，政府支持的非持续性可能会导致部分地区出现退草还耕等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

　　75亿元对三江源的保护力度远不能弥补三江源地区因为要承担更多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实行更严格的保护措施和标准以提高产业发展的环境准入门槛，而丧失能较快提高经济收入的机会以及连带的经济损失。
　　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的恢复带来的其他地区生态功能的提升，也决定了生态屏障保护问题绝对不是三江源地区经济自身发展中附带解决得了的问题。例如，三江源地区三大外流河每年向外省区输送径流量约 500多亿立方米，相当于全国地表径流量总量（2700 亿立方米）的19% 。其中仅饮用水和水力发电价值就达 1545多亿元，相当于 2007 年青海省 GDP（为 761 亿元）的 2 倍，相当于国家生态投资的 25 倍左右。目前，环境利益及其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分配关系严重失衡，这将直接导致三江源地区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缺乏对生态屏障建设的直接、有效的激励，而放弃更严格的保护措施。
　　因此，将因实行禁牧、休牧、轮牧等生态保护措施直接影响农牧民收入，以及因限制和禁止资源开发制约当地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失，纳入生态补偿范围迫在眉睫。 同时由长期共享生态保护成果的三江中下游地区各级各类部门和社会各界，帮助生态移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以提供人才、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扶持代替简单的生活补助发放。这是一个“激励相容”的多赢机制，是由应急保护向常规持续性保护升级的必经之路。

　　尊重文化 协议自治
　　藏民族生态习惯、生态文化总体上与生态保护理念的绝妙契合，为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架构了自发性保护生态的强有力支点，而这些在一期工程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历史长河中 ，青海藏族游牧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民俗的社会，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往往是习俗或习惯，而不是国家的法律。譬如青海果洛莫坝部法规定：“引起草山失火者，罚全部财产的 1/2;超过草山界限放牧者，罚牛一头”。刚察部落习惯法规定“千百户对下属部落和帐圈的草山有调整权和因草山纠纷引起争斗的裁决，对气候温和、水草丰美的草山有优先使用权。禁止越界放牧，各帐圈之间越界放牧……”被草原上的民族所接受和遵守的习俗，作为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对成员行为形成一种强制性的自我约束，这种约束对青海草原的保护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牧民对政府主导的生态保护工程的响应是在从众和观望心理下，出于对自身的生计能力和生活风险的考虑，而做出的被动反应，生活水平不下降是牧户愿意参与生态保护的前提。在短期内这部分牧户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环境的恢复及保护的初步效果，一旦在生态保护过程中福利产生损失、后续的补偿政策或补偿力度跟不上，而牧户又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收入及其改善生活时，势必会通过更加疯狂的放牧及开采矿产等利用环境的行为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三北”防护林工程和天然林保护项目因没有考虑到当地居民的生计影响和未能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使这两个项目的可持续性大打折扣。在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各类项目的进程中，加大当地农牧民的参与力度，让他们与专业人士共同管理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实现参与性补偿的新模式，这将会使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在移民迁出区和迁入区都取得良好的效益。
　　实际上，牧民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决心远超过内地人的想象，但让牧民主动参与家园的生态治理，还需要在保护模式上创新。“协议保护”是一种从国外引入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这种机制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协议的方式，将土地附属资源的保护作为一种与经营权类似的权利移交给承诺保护的一方，在资源所有者和保护者之间通过协议的方式将保护作为权利和义务固定下来，以达到有效保护的目的。在青海省玉树曲麻莱县措池村的协议保护项目，通过民间机构（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保护国际、山水）的协调，社区和政府签署保护协议，政府保障社区保护的权利，并提供设备资金等进行支持。措池村最早从2007年开展的项目已经8年。这些年，措池村没有垃圾，没有盗猎野生动物的情况，赶走开矿和打猎的人，并获得了乡县乃至国家的认可。 　　从2003 年实施退牧还草项目开始，青海省成立了退牧还草办公室，2005 年实施三江源工程时，成立了三江源办公室。这些生态保护和建设管理机构都属临时机构，其职责只是对项目实施负责，在面临三江源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面前，组织机构保障和队伍建设显得极其薄弱和滞后。由于机构不健全，退牧后的草地成为管护真空地带。对退牧禁牧出来的草场既无管理机构和管理措施，又无管护人员，仍然处于留居户放牧或外来走圈放牧的状态，禁牧区草场的管护问题日见凸显。“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管理局雇人去保护有很多难题——外来人员对高海拔不适应，对环境不了解，对当地的生活生产方式不适应，即使适应以后，也很难长期在那里工作。” 青海省三江源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张德海说，“在保护人员短缺的情况下，‘协议保护’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三江源保护上的NGO身影
　　近年来随着三江源国家级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的实施，三江源的生态地位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民间组织的关注。这些组织为三江源地区的保护提供了资金、技术、项目，先进的保护理念、方法、技术，丰富了三江源地区的保护体制和机制。前文提到的“协议保护”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于2007 年在北京成立，创办人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吕植教授。该组织的自我角色定位是：示范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可行方案，作为催化剂、协调者和支持者，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程和主流化，并促进中国在全球环境保护领域里的积极作用。从2006年起“山水”在三江源地区启动“协议保护”等社区保护项目，并以雪豹、棕熊为重点物种进行保护试点工作，成功地开展了科学研究与藏区文化结合的新模式。同时，熟悉三江源地区社区百姓，拥有藏汉组合的社区工作团队，在项目中主要负责社区保护模式的研究和示范。从2011年开始，“山水”、北京大学开展三江源自然保护与平衡发展“青年潜力研修生”项目，并且支持了超过50 名社区保护领导者，当地的“科学家”长期驻扎，可以做研究者做不到的细致工作。2012年8月，由阿拉善SEE基金会资助，青海省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北京大学自然保护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IBE）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开展的为期三年的三江源生物多样性快速调查正式启动。这是三江源首次开展生物多样性的综合本底调查。

　　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是一家在三江源地区从事生态环境保护的平台型服务机构，是三江源地区唯一一家省级民间环保组织。它的前身是玉树州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成立于2001年。协会致力于推动建立能持续服务于三江源地区、多层级全方位的社区生态保护机制，同时将三江源地区本地生态环保主体与外界主流生态保护力量相对接。协会成立的“三江源环保协力员网络”是将多年来在这一地区发掘和培育的环保积极分子（协力员）聚合在一起而开创的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并通过开展一系列培训、督导、倡导类的活动，推动协力员及其所在社区或基层环境组织的成长，从而带动整个三江源地区环保事业的发展。
　　截至到2014年，有68名环保协力员和14家陪伴组织，覆盖玉树州、果洛州、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共五个州的11个县13个乡镇20个村及8个寺庙。涉及雪山监测、野生动植物监测、水源保护、沙漠治理、生态补偿基金、游牧文化记录与出版、社区环境教育等多个领域。
　　该组织在三江源地区非常活跃。2010年至2014年，协会开展的绿色医疗项目通过藏区常见病培训、食品安全及医疗垃圾处理指导、发放检验合格藏药及医疗器械等方式，改善了当地卫生及医疗条件，以乡村医生为节点向青海省藏区公众传播绿色健康理念、生态环保知识，同时医生自己也能减少一次性医疗垃圾并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理。在宣传与教育方向，先后组织大学生“草原部落” “关注西部、关注生态、关爱普氏原羚”的夏令营等活动，作为三江源地区的本地民间公益组织，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配合参与了多个大型项目的顾问、执行工作。
　　“绿色江河”为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的简称，成立于1995年。“绿色江河”以推动和组织江河上游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活动，促进中国民间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与环境道德，争取实现该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其主要任务是：在长江上游地区建立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组织科学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国内外环保团体及环保志愿者等对长江上游地区进行系列生态环境的科学考察，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并促进其实施;宣传生态环境保护;开展群众性环境保护活动和国际间生态环境保护的学术交流。
　　“绿色江河”先后建立了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沱沱河长江源水生态保护站，对青藏高原生态、动物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保护工作。进行了“长江源冰川退缩的监测”（2003）、“长江源生态人类学调查”（2005）、“2010长江冰川拯救行动”（2010）、“ 长江源水生态环境拯救行动”（2011）等项目。
　　自2007年以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青海着手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高原湿地保护与管理的项目。WWF的保护项目主要集中在玉树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三江源区域的其它保护区。为了进一步加强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2010年7月，WWF在青海设立了西宁项目办公室，具体负责开发、实施、监督、评估WWF在青海的项目活动，并协调与当地合作机构和其他组织的合作关系。西宁项目办公室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保护区能力建设，牧区社区参与保护的方式来加强高原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也开展公众保护意识的提升活动。
　　这些机构参与三江源保护所取得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一、通过详实的科学考察为检测和保护工作奠定科学基础;二、以多种形式的宣传、培训和为社区开展保护行动提供小额捐赠等方式，提高群众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三、引入新的保护机制，推动社区保护与政府保护的结合;四、探索了生态补偿新机制。
　　除以上所列，保护国际、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野牦牛守望者、台湾中华藏友会、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等等太多的NGO组织都曾经或正处于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行列中，他们的加入改变了生态保护单一靠国家投入、缺乏社会参与的传统办法，弥补了政府保护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