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楷是宋徽宗的儿子，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多才多艺。本可大树底下好乘凉，但他不愿窝在父亲的羽翼下生活，想凭自己的真才實学去闯天下，就偷偷地化名参加了重和元年的科举考试。由于他确实技高一筹，文采非凡，竟一路过关斩将，进入了殿试。在殿试中发挥更是出色，夺得了头名状元。这时候，赵楷才将实情告诉了徽宗。徽宗高兴之余，怕天下士子说闲话，就硬把当年的第二名王昂提为状元。赵楷靠本事吃饭，没有沾老爸一点光，好不容易挣来个状元，却硬生生被拿掉，你说他冤不冤？
　　还有人比他更冤，赵楷好歹还实实在在地考了一回，证实了自己的实力，显示了自己的才华，可是有的人连考的机会都没有，一肚子才学都埋没了。清人王杰，官居东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还是皇帝家的上书房总师傅，主持过多次会试、殿试，他有四个儿子，个个聪明好学，出类拔萃。王杰常叹气说，我这四个儿子若参加科举，个个都能拿个状元回来，可惜……他为了避嫌，不准儿子参加科举。有一个儿子很不服气，心想，在京城里考你怕人说闲话，那我回老家考总行了吧？于是偷偷回了陕西老家，准备参加陕西省的乡试。结果还没等进场，王杰就派人把他抓了回来。儿子气不过，说：“我在老家考，关你什么事？”王杰吐出来一句：“陕西乡试的主考官也是我的门生。你考砸了还好说，若考好了，肯定会有人出来说闲话，甚至会对整个科举考试的公正性都会有看法。”就这样，为了不让人说闲话，王杰的四个孩子终其一生也没参加过科举考试。
　　西南联大时期，大家生活都很困难，难以为继。梅贻琦校长千辛万苦向教育部要来一笔学生补助金，按规定，他家四个孩子都有资格申请，可是他却一个不准沾边，就是为了避嫌，不让人说闲话。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家用相当拮据，早已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可他宁肯举债，变卖家产，或让夫人磨米粉，做米糕，提篮小卖去补贴家用，也不涉“瓜田李下”之地。因而他在师生中享有崇高威望，带领大家共度时艰，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铸就了中国教育的一段辉煌历史。
　　避嫌，怕人说闲话，好像不是什么多了不起的事，其实也是一种很高境界，看似平常，但并不容易做到，因为这要牺牲很多个人利益，甚至包括正当权益，没有点牺牲精神，自律意识，是很难做到的。如果天下手中有权的诸公，都能像宋徽宗、王学士、梅校长他们那样为了避嫌、不让人说闲话，谨慎用权，克己奉公，先人后己，严以自律，自然会风气清明，吏治严正，官员威信日高，人民由衷拥戴，事业红红火火，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避嫌，怕人说闲话，也是古往今来廉政官员的“标配”，他们爱惜羽毛，珍重名誉，谨言慎行，有所不为。于谦有《入京诗》一首：“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代表了许多廉洁官员的心声，正是靠了“怕人说闲话”的念想，他们拒绝诱惑，不谋私利，守身如玉，初心不改，这也就是《菜根谭》说的那个意思：“一点不忍的念头，是生民生物之根芽；一段不为的气节，是撑天撑地之柱石。”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毋庸置疑，也有些官员从来不知避嫌为何物，谋私肆无忌惮，弄权毫不掩饰，有了好处，先给亲朋好友；安排位置，自家人处处优先；肥缺美差，别人休想插手。更不怕人说闲话，戳脊梁骨，不知廉耻二字，脸皮厚如城墙，笑骂由你，我自为之。等待他们的，不仅是老百姓的千夫所指，骂声连连；还有党纪国法的天网恢恢，严惩不贷；还有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可耻下场，遗臭万年。
　　说到这里，又想起张居正。他以权谋私，为儿子科场舞弊，硬是帮儿子捞个状元。结果他一死，立即被清算，几个儿子都被剥夺功名，充军流放。这样一比，没当上状元的赵楷一点也不冤，他们父子较之张居正父子的情商、智商都要高得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