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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调入文学编辑室,从这时开始,我与梁斌相识。开始交往不多,关系也不深。“文革”后,因重印《红旗谱》《播火记》,出版《烽烟图》,交往多起来,对三部曲的交谈,由远到近,由浅到深,自然我们之间的关系,也由疏到亲,并且逐步亲密起来。他在中青社出版的《笔耕余录》(1984年)、《一个小说家的自述》(1991年),都是我提出的书名,他拍板定下来的。1994年,他亲自圈定,要我担任梁斌研究会的顾问,并邀我赴津,参加他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和八十岁诞辰的纪念活动。他一次次地把他心爱的书画作品赠送给我,还要我在京帮他主持设计“二梁画展”的说明书。就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忘年交。1996年,他病逝后,由我任主编,宋乃谦任副主编,在中青社出版了《大地之子——梁斌纪念文集》。这以后,我还多次赴津,参加纪念梁斌的活动。2016年是梁斌逝世二十周年,我因病未能参加纪念他的活动,但我一直没忘记他,思念之情反而更强烈,不由自主地就拿起笔来,写下了这篇文字,追忆我心目之中的文学大家梁斌的风范和他的难忘形象。
梁斌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全国解放时,李先念亲自点名要他做行政领导工作。当时他已任《新武汉日报》社长,如果他一直干下去,早已是高级干部,但他毅然申请离开领导岗位,要去写小说。当时许多人都不理解,以他的资历,走仕途之路,前景是十分看好的。他对儿子散襄军说:“现在打下了江山,本应该安心治理江山了,但那些与我同患难的家乡父老的形象,像走马灯似的在眼前晃动,那些在战争年代倒下去的战友,一个个像走马灯似的站在我的面前,让我激动得头昏、心跳、肚子打颤,不写出他们来,就好像有人用鞭子抽打我。”就这样他走进了文学创作队伍。
实际上,梁斌早就开始文学创作了。1936年,他就写了反映高蠡暴动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1938年,他在新世纪剧社当社长时,又写了《千里堤》等剧本。1943年,他写的中篇小说《父亲》轰动一时,塑造了一个充满燕赵风骨,有着突出叛逆性格的中国农民的高大形象。实际上《红旗谱》的骨架这时已经开始组构,朱老忠的形象已在孕育之中。《红旗谱》是从短篇小说到中篇小说,又从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从《战寇图》一部作品,到《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三部作品。他常说,“书中的人物,在我的脑海里生活了十几年,经常在梦里出现。战争年代的生活,是今晨穿上鞋和袜,不知明晚脱不脱,这样的生活太深刻,太强烈了。”“写作的沉重担子,压得我透不过气来。”1954年,梁斌开始写长篇小说《战寇图》时,创作的冲动已经使他不能在任何岗位上工作了,“笔下千军万马,欢蹦乱跳,写作十分地顺畅,就好像往下流一样。”当时他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任支部书记,1955年夏,他调到河北省文联担任副主席,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
这时,他心情无比舒畅,创作激情更高,笔下的农民和地主、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流氓和地痞,农村中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喷吐而出,全都涌上心头。他说,在战争年代,朱老忠、严志和、春兰等人物,一直装在他的胸膛里,和他一起转战南北,出生入死,和他的热血和生命、欢乐和悲伤、大恨和大爱、激情和理想融合在一起,现在想放也放不下了。
一當他进入创作佳境,手就停不下来,常常通宵达旦,有时夜间两三点就起来写作,想起吃早饭时,到食堂人家午饭都已经开过了。他就吃西瓜、馒头,把馒头掰碎,泡在西瓜里,大口大口地吃上一顿。夏日酷热难熬,他就从井里打上一桶凉水,把被单用凉水泡了擦身。经过两年苦干,他终于把《战寇图》的草稿改成《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三部长篇小说。之后,他就集中精力改《红旗谱》。他说:“艺术无止境,要更上一层楼,好作品不怕改,我要写一部农民喜闻乐见的长篇小说,要使有文化的农民看得懂,没文化的农民听得懂。”《红旗谱》就是这么改出来的,修改少的地方,有七八次,多的有十几次,1958年《红旗谱》正式出版。
茅盾对梁斌的《红旗谱》是很看重的。1960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对《红旗谱》的艺术风格、艺术成就,评价甚高。他说:“从《红旗谱》看来,梁斌有浑厚之气,而笔势健举,有浓厚地方特色,而不求助于方言。一般说来,《红旗谱》的笔墨是简练的,但为了创造气氛,在个别场合也放手渲染,渗透在残酷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场面中的,始终是革命乐观主义的高亢嘹亮的调子。这就使得全书有浑厚而豪放的风格。”对朱老巩、朱老忠、严志和、江涛、运涛、春兰、严萍也都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梳理分析;对环境的描写、细节的运用、情节的展开,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是《红旗谱》出版后,在众多评论中,最重要的一篇评论!
1965年,正当他要对《烽烟图》进行最后一次的加工润色时,“文革”开始了。人进牛棚,受凌辱,遭批判。《烽烟图》的原稿,先被查抄封禁,后被公开批判,最后不翼而飞,下落不明。稿子丢失,使梁斌悲痛不已,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在新华社的记者帮助下,在全国十五家报刊上发表了寻稿通稿,这才发现《烽烟图》原稿保存在一位复员军人的手里。当梁老和这部劫后归来的“游子”重逢时,他热泪盈眶,悲喜交加。写这部书时,他三十九岁,如今已年逾花甲,真是人世沧桑,变化万端啊!
《烽烟图》劫后重生的曲折命运,见诸报道后,读者非常关心,希望早日看到它。为此我多次写信给他,催他尽快将《烽烟图》的原稿拿出来出版,梁老每次回信,都提醒我:“不要着急!”“雷同了不好。”“我实实在在地在生活里滚了几十年,对中国农村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了解、观察、体验比较深刻,比较厚实,吸收的创作营养,如山如矿,取之不竭。我尽量要使自己在表现地方特色、民俗民风、历史面貌、人物性格上有特色,这是表现中国文学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的根基,不能急,急了弄不好。”“多部头的作品,要像炒菜一样,鱼有鱼味儿,肉有肉味儿,蛋有蛋味儿,炒一个菜,有一个菜的味儿才好,如果三个菜都一个味儿,还有什么吃头,作品要讲究味道,各有特点,味道不同。” “《红旗谱》算是‘别开生面’(郭沫若看过《红旗谱》题诗:红旗一展乾坤赤,别开生面万木新——笔者注),《播火记》实际上写了半部书(指书中获得社会好评的‘缘林行’部分——笔者注),《红旗谱》和《播火记》醇厚的味道不尽相同,《烽烟图》怎么改,我还在考虑,写三部好书,不写一部坏书,时间不要定死,艺术无止境,要更上一层楼,我一定努力写一部,有厚度,有硬度,有广度,生活色彩斑斓,人物有血有肉,百看不厌,能传之久远,生命之力永不衰退的书,文学是心之花朵,要用心浇灌,她不是开在枝头上的花,开过就完,要开在人们心里,永不凋谢。”
就这样,梁老又花了三年时间充实、修改、润色,一直到1983年才出版。一部书稿,整整经历了三十年的时间,文学创作就是这么艰难。
《红旗谱》三部曲,是一部血肉相连、世代沿袭的革命红旗谱系。第一部《红旗谱》从清朝末年写到1927年大革命,第二部《播火记》写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河北高蠡农民大暴动,第三部《烽烟图》写1937年开始的抗日救亡运动。三部大书一百多个人物,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地站在读者面前,建造了一座农民革命运动的丰碑(茅盾来津,会见梁斌时说:《红旗谱》是里程碑的作品——笔者注)。
梁老原来计划在写完《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平原三部曲之后,还要写抗日三部曲。第一部写抗战初期到冀中根据地;第二部写两面政策、两面政权的复杂的局面和斗争;第三部写抗日队伍的壮大和反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三部作品以大贵、二贵、江涛、运涛为主,写他们在战火纷飞的抗日年月里的战斗和生活,展示他们不愧是朱、严两家的后代,青出于蓝胜于蓝。
“文革”剥夺了他的健康,梁老说:“十年浩劫,给我留下了痛心的记录,而且我的工作精力跟不上去,力不从心了。”梁老讲得平缓低沉,但字字重如千斤,让人听了无比心酸,沉重得不行。
梁老以他一生创作,留下了二百二十多万字的作品,这些都是经过战火的洗礼、心血的浇灌,开在人们心上的永不凋谢的鲜花,是展示中国文学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的典范之作,是打着中国文学深深烙印的不朽之作!
1994年当梁老知道中国青年出版社为祝贺他八十大寿和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决定将他近年写的散文,以题为《集外集》出本集子时,他非常高兴。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这恐怕是我最后的一个集子了,虽然以后还会写,但很少了,出集子怕不容易了。《集外集》虽薄,只有五万字,但表示我写文章一直到八十岁,出版这个集子也算一件大事。”在另一封信中,他对自己写的散文是这样评价的:“我的小品和散文,与别人不同,都是有感之作,绝无无病呻吟之作。”这是最精准、最实在的评价,道出了他写的小品和散文的本意。晚年的梁老思乡爱乡,怀念故土的心情特别强烈,他曾无比激动地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永远也忘不了农民父老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活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不能忘记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广大农民父老不怕牺牲他们的身家性命,献出他们的一切;不能忘记吃了他们多少小米;不能忘记坐了他们多少小渔船;不能忘记睡了他们多少热炕头……”这些凝重而深沉的话语,全都是发自老人的肺腑,是他心灵的自白,把这些充满了激情、真情、深情的散文集结出版,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我们出版人的责任。
遗憾的是,我在编辑中,只注意到了梁老的小品和散文,却忽略了他的绘画。在梁老的绘画作品中,有不少随手点染、即兴式的小画悬挂在他画室的墙上。这是我在一次到他家,到他的画室参观时发现的。作品虽小,乡土气息十分深厚,这里有村边的小河小桥,场院中的石碾,井台旁花架,田间的枣林、瓜棚,各种不同形态的茅草房……这些小景虽是点点滴滴的乡村一角,却有浓郁的村野气息,张张都有自己的灵气,抒发了梁老晚年怀念故土的深厚感情,展示了他一生追求的美的意境。这些小景小画,只因为是梁老随意点染,信笔涂抹,在尺寸和用纸上又不讲究,一直没引起梁老和人们的重视。在梁老正式出版的多本画集中也被遗忘了。但这些小景小画张张栩栩如生,实在好看耐看,是带着泥土芳香的珍品佳作。我在编辑《集外集》时,曾想赴津把这些小景小画搜集起来,收进书里补白。我这个想法,梁老知道后,拍手叫好,對帼英大姐说:“叫维玲过来挑!”如果我的想法真的实现的话,这将是一本很有特色和价值、很有纪念意义的散文集。只因为《集外集》要在庆祝梁老八十诞辰和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时出版,时间太紧迫,已来不及去做。两年后梁老逝世,想起这件未做成的事,我就悔得不行。
《集外集》是不能和《红旗谱》三部曲相比的,但却是完整地认识和研究梁斌一生和他的作品不可缺少的一部重要作品。
梁斌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全国解放时,李先念亲自点名要他做行政领导工作。当时他已任《新武汉日报》社长,如果他一直干下去,早已是高级干部,但他毅然申请离开领导岗位,要去写小说。当时许多人都不理解,以他的资历,走仕途之路,前景是十分看好的。他对儿子散襄军说:“现在打下了江山,本应该安心治理江山了,但那些与我同患难的家乡父老的形象,像走马灯似的在眼前晃动,那些在战争年代倒下去的战友,一个个像走马灯似的站在我的面前,让我激动得头昏、心跳、肚子打颤,不写出他们来,就好像有人用鞭子抽打我。”就这样他走进了文学创作队伍。
实际上,梁斌早就开始文学创作了。1936年,他就写了反映高蠡暴动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1938年,他在新世纪剧社当社长时,又写了《千里堤》等剧本。1943年,他写的中篇小说《父亲》轰动一时,塑造了一个充满燕赵风骨,有着突出叛逆性格的中国农民的高大形象。实际上《红旗谱》的骨架这时已经开始组构,朱老忠的形象已在孕育之中。《红旗谱》是从短篇小说到中篇小说,又从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从《战寇图》一部作品,到《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三部作品。他常说,“书中的人物,在我的脑海里生活了十几年,经常在梦里出现。战争年代的生活,是今晨穿上鞋和袜,不知明晚脱不脱,这样的生活太深刻,太强烈了。”“写作的沉重担子,压得我透不过气来。”1954年,梁斌开始写长篇小说《战寇图》时,创作的冲动已经使他不能在任何岗位上工作了,“笔下千军万马,欢蹦乱跳,写作十分地顺畅,就好像往下流一样。”当时他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任支部书记,1955年夏,他调到河北省文联担任副主席,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
这时,他心情无比舒畅,创作激情更高,笔下的农民和地主、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流氓和地痞,农村中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喷吐而出,全都涌上心头。他说,在战争年代,朱老忠、严志和、春兰等人物,一直装在他的胸膛里,和他一起转战南北,出生入死,和他的热血和生命、欢乐和悲伤、大恨和大爱、激情和理想融合在一起,现在想放也放不下了。
一當他进入创作佳境,手就停不下来,常常通宵达旦,有时夜间两三点就起来写作,想起吃早饭时,到食堂人家午饭都已经开过了。他就吃西瓜、馒头,把馒头掰碎,泡在西瓜里,大口大口地吃上一顿。夏日酷热难熬,他就从井里打上一桶凉水,把被单用凉水泡了擦身。经过两年苦干,他终于把《战寇图》的草稿改成《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三部长篇小说。之后,他就集中精力改《红旗谱》。他说:“艺术无止境,要更上一层楼,好作品不怕改,我要写一部农民喜闻乐见的长篇小说,要使有文化的农民看得懂,没文化的农民听得懂。”《红旗谱》就是这么改出来的,修改少的地方,有七八次,多的有十几次,1958年《红旗谱》正式出版。
茅盾对梁斌的《红旗谱》是很看重的。1960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对《红旗谱》的艺术风格、艺术成就,评价甚高。他说:“从《红旗谱》看来,梁斌有浑厚之气,而笔势健举,有浓厚地方特色,而不求助于方言。一般说来,《红旗谱》的笔墨是简练的,但为了创造气氛,在个别场合也放手渲染,渗透在残酷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场面中的,始终是革命乐观主义的高亢嘹亮的调子。这就使得全书有浑厚而豪放的风格。”对朱老巩、朱老忠、严志和、江涛、运涛、春兰、严萍也都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梳理分析;对环境的描写、细节的运用、情节的展开,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是《红旗谱》出版后,在众多评论中,最重要的一篇评论!
1965年,正当他要对《烽烟图》进行最后一次的加工润色时,“文革”开始了。人进牛棚,受凌辱,遭批判。《烽烟图》的原稿,先被查抄封禁,后被公开批判,最后不翼而飞,下落不明。稿子丢失,使梁斌悲痛不已,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在新华社的记者帮助下,在全国十五家报刊上发表了寻稿通稿,这才发现《烽烟图》原稿保存在一位复员军人的手里。当梁老和这部劫后归来的“游子”重逢时,他热泪盈眶,悲喜交加。写这部书时,他三十九岁,如今已年逾花甲,真是人世沧桑,变化万端啊!
《烽烟图》劫后重生的曲折命运,见诸报道后,读者非常关心,希望早日看到它。为此我多次写信给他,催他尽快将《烽烟图》的原稿拿出来出版,梁老每次回信,都提醒我:“不要着急!”“雷同了不好。”“我实实在在地在生活里滚了几十年,对中国农村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了解、观察、体验比较深刻,比较厚实,吸收的创作营养,如山如矿,取之不竭。我尽量要使自己在表现地方特色、民俗民风、历史面貌、人物性格上有特色,这是表现中国文学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的根基,不能急,急了弄不好。”“多部头的作品,要像炒菜一样,鱼有鱼味儿,肉有肉味儿,蛋有蛋味儿,炒一个菜,有一个菜的味儿才好,如果三个菜都一个味儿,还有什么吃头,作品要讲究味道,各有特点,味道不同。” “《红旗谱》算是‘别开生面’(郭沫若看过《红旗谱》题诗:红旗一展乾坤赤,别开生面万木新——笔者注),《播火记》实际上写了半部书(指书中获得社会好评的‘缘林行’部分——笔者注),《红旗谱》和《播火记》醇厚的味道不尽相同,《烽烟图》怎么改,我还在考虑,写三部好书,不写一部坏书,时间不要定死,艺术无止境,要更上一层楼,我一定努力写一部,有厚度,有硬度,有广度,生活色彩斑斓,人物有血有肉,百看不厌,能传之久远,生命之力永不衰退的书,文学是心之花朵,要用心浇灌,她不是开在枝头上的花,开过就完,要开在人们心里,永不凋谢。”
就这样,梁老又花了三年时间充实、修改、润色,一直到1983年才出版。一部书稿,整整经历了三十年的时间,文学创作就是这么艰难。
《红旗谱》三部曲,是一部血肉相连、世代沿袭的革命红旗谱系。第一部《红旗谱》从清朝末年写到1927年大革命,第二部《播火记》写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河北高蠡农民大暴动,第三部《烽烟图》写1937年开始的抗日救亡运动。三部大书一百多个人物,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地站在读者面前,建造了一座农民革命运动的丰碑(茅盾来津,会见梁斌时说:《红旗谱》是里程碑的作品——笔者注)。
梁老原来计划在写完《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平原三部曲之后,还要写抗日三部曲。第一部写抗战初期到冀中根据地;第二部写两面政策、两面政权的复杂的局面和斗争;第三部写抗日队伍的壮大和反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三部作品以大贵、二贵、江涛、运涛为主,写他们在战火纷飞的抗日年月里的战斗和生活,展示他们不愧是朱、严两家的后代,青出于蓝胜于蓝。
“文革”剥夺了他的健康,梁老说:“十年浩劫,给我留下了痛心的记录,而且我的工作精力跟不上去,力不从心了。”梁老讲得平缓低沉,但字字重如千斤,让人听了无比心酸,沉重得不行。
梁老以他一生创作,留下了二百二十多万字的作品,这些都是经过战火的洗礼、心血的浇灌,开在人们心上的永不凋谢的鲜花,是展示中国文学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的典范之作,是打着中国文学深深烙印的不朽之作!
1994年当梁老知道中国青年出版社为祝贺他八十大寿和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决定将他近年写的散文,以题为《集外集》出本集子时,他非常高兴。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这恐怕是我最后的一个集子了,虽然以后还会写,但很少了,出集子怕不容易了。《集外集》虽薄,只有五万字,但表示我写文章一直到八十岁,出版这个集子也算一件大事。”在另一封信中,他对自己写的散文是这样评价的:“我的小品和散文,与别人不同,都是有感之作,绝无无病呻吟之作。”这是最精准、最实在的评价,道出了他写的小品和散文的本意。晚年的梁老思乡爱乡,怀念故土的心情特别强烈,他曾无比激动地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永远也忘不了农民父老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活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不能忘记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广大农民父老不怕牺牲他们的身家性命,献出他们的一切;不能忘记吃了他们多少小米;不能忘记坐了他们多少小渔船;不能忘记睡了他们多少热炕头……”这些凝重而深沉的话语,全都是发自老人的肺腑,是他心灵的自白,把这些充满了激情、真情、深情的散文集结出版,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我们出版人的责任。
遗憾的是,我在编辑中,只注意到了梁老的小品和散文,却忽略了他的绘画。在梁老的绘画作品中,有不少随手点染、即兴式的小画悬挂在他画室的墙上。这是我在一次到他家,到他的画室参观时发现的。作品虽小,乡土气息十分深厚,这里有村边的小河小桥,场院中的石碾,井台旁花架,田间的枣林、瓜棚,各种不同形态的茅草房……这些小景虽是点点滴滴的乡村一角,却有浓郁的村野气息,张张都有自己的灵气,抒发了梁老晚年怀念故土的深厚感情,展示了他一生追求的美的意境。这些小景小画,只因为是梁老随意点染,信笔涂抹,在尺寸和用纸上又不讲究,一直没引起梁老和人们的重视。在梁老正式出版的多本画集中也被遗忘了。但这些小景小画张张栩栩如生,实在好看耐看,是带着泥土芳香的珍品佳作。我在编辑《集外集》时,曾想赴津把这些小景小画搜集起来,收进书里补白。我这个想法,梁老知道后,拍手叫好,對帼英大姐说:“叫维玲过来挑!”如果我的想法真的实现的话,这将是一本很有特色和价值、很有纪念意义的散文集。只因为《集外集》要在庆祝梁老八十诞辰和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时出版,时间太紧迫,已来不及去做。两年后梁老逝世,想起这件未做成的事,我就悔得不行。
《集外集》是不能和《红旗谱》三部曲相比的,但却是完整地认识和研究梁斌一生和他的作品不可缺少的一部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