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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热气袭人。
2001年6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前夕,阮啸仙烈士唯一的儿子——阮乃纲,在家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起父亲,已是81岁高龄的阮乃纲老人,仿佛变得年轻起来,刻满沧桑的脸上,绽放出孩子般的笑容……
在阮乃纲的眼里,父亲把一生都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尽管对家庭照顾很少,但在儿子的心中,阮啸仙却是一位难得的好父亲。
一
1920年夏天,阮乃纲出生于广东河源义合下屯村。阮乃纲的孩提时代,正是军阀混战的时期,也是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出生那天,父亲阮啸仙正在广州读书,投身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阮啸仙与妻子徐琼荷婚后第二年,就离开河源到广州,考入广东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就读。在校期间,阮啸仙与刘尔崧、周其鉴等人,组建了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参加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驱除校长的“甲工学潮”,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并于1921年春加入了广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阮啸仙离开河源后,一直很少回家,即使偶尔回来,也是来去匆匆。
1921年6月,阮啸仙等人由于领导发动了轰动广州的“甲工学潮”,被学校当局开除。他回到河源老家,在道南小学担任了两个多月的代课老师。此时,阮乃纲才刚满一周岁。
代课期间,阮啸仙一方面认真教学,一方面帮助妻子带孩子,还时时关注和牵挂着广州“甲工学潮”的进展情况。
不久,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工校校务会议决定恢复阮啸仙等人学籍,阮啸仙又告别家人,吻别了正在咿咿学语的孩子,急匆匆地赶回广州,复入“甲工”就读。
不久,阮啸仙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从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随即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中。
1925年初,阮啸仙从广州拍了一封电报,叫徐琼荷携子到广州去。当时,阮乃纲才五六岁,当他听到马上要到广州与父亲在一起时,十分高兴。在家人的帮助下,阮乃纲与母亲从河源坐船,几经周折,来到了广州,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在广州,阮乃纲与父亲在一起,度过了一段记忆中最美好的幸福时光。
此时,阮啸仙正在紧张筹备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办工作,住在仰忠街兰畹五号三楼。据阮乃纲回忆,阮啸仙工作很忙,每天很早就出门,很晚才回家。“父亲喜欢用毛笔写东西,谈话很有学问。”在他的印象里,“父亲一直都是一位很严肃的人”,但自己做错了事,父亲却很宽容。
一次,阮啸仙外出开会,阮乃纲偷偷溜进卧室,发现有一架风琴,就拿起来胡乱地玩,由于用力过猛,使用不当,一下把风琴弄坏了,这可吓坏了阮乃纲。
阮啸仙回来发现后,不但没有责备阮乃纲,还鼓励他不仅要掌握书本知识,还要培养多种兴趣爱好,掌握多种技能,将来有过硬的本领,好为国为民出力。
最令阮乃纲快乐的,就是为父亲捶背。
阮啸仙自幼体质欠佳,投身革命后,他经常早出晚归,四处奔波,工作十分劳累,加上生活条件又极其恶劣,以致后天失调,使本来就很差的体质雪上加霜,患上了哮喘病。一到阴雨天气,阮啸仙的病就会发作,冬天的时候就更加厉害,只要病一发作,就整天咳嗽不停;喘得厉害时,家人就帮着他捶背,以减轻他的病痛。
每当阮啸仙犯病时,阮乃纲总是抢着帮父亲捶背。他让父亲趴在床上,下面垫上厚被子,自己则俯在床沿前,用自己的一双小手,一重一轻地给父亲捶背。
这时候,阮啸仙就会跟儿子聊天,教育儿子要听妈妈的话,听爷爷的话,做个好孩子。不知是由于工作太累,还是儿子那一重一轻的小手捶得舒服,阮啸仙经常说着说着便很快入睡了。
看到父亲减轻了痛苦,阮乃纲感到由衷的高兴。
二
1926年3月,蒋介石在广州悍然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向中国共产党突然袭击,发动了所谓的“清党运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遭到破坏,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
为确保安全,在中共广东区委的统一组织安排下,广州一大批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转入地下活动。阮啸仙也由仰忠街兰畹五号三楼,迁至兰畹七号二楼。
为预防万一,阮啸仙嘱咐阮乃纲,今后不能叫他为父亲,改叫“三叔”,改叫徐琼荷为“奶娘”。阮乃纲年龄虽小,但看到父亲那严肃的神情,知道外面形势的严峻,就照父亲吩咐的那样去做。
形势越来越紧张。阮啸仙不敢白天回家,晚上也是大半夜后才摸黑进屋。住地附近经常有陌生人走来走去,随时都可能出现危险。徐琼荷考虑到自己和孩子已经成了阮啸仙的包袱,为了使阮啸仙摆脱家庭的羁绊,全心投入革命事业,她心里萌发了带孩子回河源老家的念头。
在征得阮啸仙同意后,1926年冬,阮乃纲在母亲的带领下,离开了广州,乘船回到河源老家。从此,阮乃纲与父亲天各一方,再也未曾谋面,也很少听到父亲的消息,只是偶尔会接到父亲用化名寄来的信件。看到家人神秘严肃的神情,阮乃纲隐隐约约感到,父亲是在外面“干大事”,至于干什么大事,年幼的阮乃纲并不知道。
三
上学后,阮乃纲牢记父亲的教导,在母亲的呵护下,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而每当此时,阮乃纲就会愈发想念父亲。
在13岁时,也就是1933年,他试着给父亲写了第一封信。
信中,阮乃纲把自己的学业及祖父、母亲等人情况进行了介绍,并按照母亲的意思,将老家鸡牙山的封山禁令一同装进信封。由于不知地址,信写好后,母亲把信交给秘密交通员,再由组织负责转交到阮啸仙手中。
此时,阮啸仙正在上海互济总会担任救援部长,与邓中夏、左洪涛等人一起,积极开展争取释放政治犯、援救被捕同志和烈属等工作。当阮啸仙收到从秘密交通站转来的儿子的信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分别了几年的儿子竟能写信了!
阮啸仙欣喜万分,捧着儿子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激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我儿子长大了,已会写信了……”
收信的当天,也就是1933年3月10日,阮啸仙禁不住喜悦的心情,比平时多吃了一碗饭。晚饭后,他立即关起房门,铺好稿纸,用他喜欢的毛笔,端端正正地给阮乃纲写了复信:
乃纲爱儿:
你的来信和你的鸡牙山禁谕,我都收到了。我简直不知道你今年已经是十三岁,还以为是在广州兰畹住时一样童稚呢。其实在那时我也不知道你多少年纪。这样对于自己儿子不相关的父亲,说起来真难为情呀!
爱儿!你不要怨恨我这不尽职的父亲。为什么?请四叔替你解释好了。为父的接到你第一次的来信,正当最烦闷难过的时候,就使我多吃了一碗饭,多睡了一点钟,对镜自照,发现几年来未有过的笑容,其喜可知了。
爱儿!你能尽心尽力来侍奉慰藉祖父是最好不过了。同时,你要一样的侍奉慰藉你的母亲。因为她是自少至长保育你的慈母而又兼严父,她为你并且为我尝尽人间未曾有的痛苦,她真是你的父和母。我呢?你能不怨恨我就好了。
爱儿!你十三岁少小年纪,能够如此好学向上,我是满意的,但百尺竿头要进一步。为父的当十三岁之年,好像比你会进步些,最好你问一问你祖父,当我十三岁之年如何?祖父定能告诉你的。你能进一步赶上我十三岁之年的好处,那我更乐意了。我最近想设尽方法得一元五角钱买一部有用的书给你,等着吧!想你一定喜欢的呵!
下次再谈,望你时常来信。
父字 三月十日
第二天,阮啸仙从朋友处借了点钱,利用外出联络工作的机会,到书店买了一套《儿童万有文库》丛书。他把书用牛皮纸包好,连同昨天写的复信,从邮局寄了出去。
不久,阮乃纲收到了父亲的回信及寄来的书,十分高兴。他拿着父亲的信反复地看,并念给母亲及祖父听。对那套丛书,阮乃纲更是爱不释手。
几十年后,阮乃纲谈起此事,还是抑制不住兴奋之情:“父亲给我买了一套儿童文库丛书,有十几本,非常厚,我很喜欢。由于当时国民党检查很严,父亲只能给我带这样的书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四
一个多月后,阮乃纲再次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介绍祖父、母亲及自己的学业情况外,还希望父亲能再多买些书寄来。信寄出后,他便天天翘首以盼……
阮啸仙接到儿子的第二封信时,正是他工作“最困难的时候”。
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的错误指挥下,上海的一些党的秘密机关连遭破坏,不少革命同志遭到逮捕和杀害,大批从事秘密工作的革命同志处境极度艰险,廖承志、黄励、罗登贤、邓中夏先后被捕,整个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作为互济总会救援部长的阮啸仙,与同志们一起,冒着随时被逮捕的危险,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他亲自去找宋庆龄,请求她出面协助援救;公开聘请上海著名律师史良等为互济总会辩护律师;派出受难者的亲属朋友去监狱探望、慰问和鼓励被捕的革命同志;接待和安置获释出狱的同志。援救工作处于极度紧张繁忙而又危险的境地。
所以,阮啸仙收到儿子的信后,只是“草草看过之后,就放在一边”,然后全身心投入到各项救援工作中。直到6月16日这天晚上,天下起了瓢泼大雨,阮啸仙由于“未有伞又未有雨鞋,不能往外边跑”,才抽暇给儿子写了第二封回信——
乃纲爱儿:
你前次的来信,我已经收到好多时了,刚巧那时碰着我最困难的时候,遭遇那年在江西时一样的命运,简直弄到我无有是处。因此,你的来信,我当时草草看过之后,就放在一边,理也无从理得,现在想起来已不复记忆了。
爱儿:你不是要我买什么书给你吗?我本来是很穷的,现在更是穷上加穷,变成一顿找来一顿吃,有了今天明日愁,就由得明日忧了,连今写信给你的邮票,都费了很大力量得来的呢。说起来,恐怕有些人不大相信吧。其实这些年头,这些事,这些人多着咧。
爱儿:我希望你好好地读书,放学回来或假日要助家中做一些日常应做的事,譬如弄饭煮菜等事。我过去一向都是坐着吃现成饭的,等到高妈妈(高恬波,笔者注)去世之后,烧火煮饭都要自己动手了。起初竟有一两次弄不成功,不是饭太生,就是太烂或焦了,有时生、烂、焦混在一气,还挨了几顿饿的呢。煮饭虽小事,但含有许多道理科学作用,以为无稀奇被人忽略过去了。总之,一事虽小,增长的见识就不少。古人说:同君一晚话,胜读十年书,这是经验之谈也。望你从实际上去学习。
写到此,阮啸仙停住了笔。由于被雨淋了一下,阮啸仙身子略感不适。为防哮喘病发作,他赶紧掏出随身带的几片药,用开水送服后,重新坐回桌前,继续写道:
爱儿:读书做事之外,还要时常学习体操,锻炼好你的身体。人生无病便是幸福。像我过去不注意自己身体,得了哮喘病疾,演成终身之忧,影响一生事业非常之大。我什么病都未有,只此一疾,就够我煎熬了。后生可畏,你将来责任还重而且多着咧,你不要以为处在乡间山高皇帝远呀,“好做太平狗,莫作乱世人”,飞机、大炮,有时会向鸡牙山顶落下来的呀!
鸡牙山,是下屯村阮氏家族的“风水山”,也是当时十多年前下屯全村老少躲避战乱的地方。当时,军阀龙济光部刘达庆,为镇压反袁起义,率军进入河源县城。当时正在县城三江高级小学读书的阮啸仙,为避战乱而被迫辍学。第二年,刘达庆统军向县城附近的村落进发,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下屯村全村老少四处逃命。此时,阮啸仙与徐琼荷刚结婚不久,也随同家人一起往鸡牙山附近的杨峒等地躲藏,逃过了乱军一劫。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但阮啸仙一直记忆犹新,并认为这完全是因“国家之贫弱”,而造成的“人民生活之艰辛”。儿子尚小,应该让他知道祖父、母亲和家人的艰辛,记住军阀混战给下屯父老乡亲们留下的创伤。想到这,阮啸仙又挥笔写道:
记得在你还未出世那年,吾乡正走“刘达庆之乱”,人人都以杨峒为安乐窝,纷纷向那里跑。那时祖父、二伯和你的母亲已担箱挑笼先往那里布置了。不久,大炮流弹如穿梳一样地飞来,听着使人牙齿打震。四叔也不得不跑了,最后我扶着先祖母,手里还挽着一甑炖好而不及吃的鸡,踉踉跄跄从鸡牙山背后抄出黄泥岗,爬山越岭的,一颤一扑地跑到目的地。此时老军已在吾村杀人放火了。回头一望,火光煝天,弹如雨下,现在想起来,还怪有趣的。你可问祖父和母亲详细说给你听。恐怕现在杨峒也不能算安乐窝了吧?像这样的事,我这几年来不知道遇着多少,已如家常便饭了。
阮啸仙一方面为儿子学业进步而高兴;另一方面,对儿子只重书本学习而轻实际锻炼的倾向给予了纠正。他在信中写道:
爱儿:你想学好,你应该向你眼前的事情去学,事无大小,都有它的道理的。想见识多,有本事能耐,不必向上海或外国花花世界去学,随时随地随事都是书本,都有够学的道理在,哪怕是烧火煮饭的小事,你想知道火是什么东西?从何而来?它对于人群社会有何益处?有何害处?如何用之才有益而无害?那就够你想了。
今晚因为下雨,未有伞又未有雨鞋,不能往外边跑,抽暇写这封信给你。望你给我回信!回信时望你多写祖父、母亲起居,以及乡间新闻给我知道。
祖父各人以下得希问候安好!
父字
六月十六日晚上十二时
此信寄出之后不久,阮啸仙接到上海中央执行局的通知,被派遣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收到阮啸仙的第二封复信后,阮乃纲曾写过第三封信给父亲,但一直未有音讯。从此,阮乃纲与父亲失去了联系。直至1935年初夏,阮乃纲才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父亲殉难的消息。他瞒着母亲和家人,将父亲写给自己的两封信珍藏着,一直到解放后,才把这珍贵的文物捐献给了博物馆。这两封珍贵的“红色家书”,现已成为对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
五
作为阮啸仙烈士唯一的儿子,阮乃纲始终不以烈属自诩,过着平静的生活。
解放初期,时任华南人民政府主席兼广东省省长的叶剑英,在广州接见了阮乃纲及其亲属,并指示有关部门要妥善安置好烈士家属。1952年1月,阮乃纲全家从河源迁往广州,被安排住在越华路一座宽敞明亮的平房里。
新中国成立后,阮乃纲放弃了很多优厚待遇,报名参加了地方土改。20世纪50年代,阮乃纲曾在广东省政法系统工作过,后来调到广州市电子职业高级中学,当了一名普通的公勤人员,直至1984年离休。
阮乃纲离休后,生活过得很平淡,也很少向人炫耀自己的家史。
1998年8月,河源人民隆重举行了阮啸仙百年诞辰纪念大会。阮乃纲应邀出席了纪念大会。
会上,作为阮啸仙烈士的家属代表,阮乃纲动情地说:“我父亲一生为了党工作,不求名,不为利。父亲牺牲后,只留下一些衣物和一本用毛笔写的作文本,这些遗物后来都捐给了博物馆。父亲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天下生灵免遭涂炭,为了古老神州大地重见生机,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我作为他的儿子,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作为烈士后代,更应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
阮乃纲有4个子女,大女儿、小儿子和小女儿都是普通工人,上世纪90年代初就退休了;大儿子是个小生意人,辛辛苦苦做点小买卖养家。几个孙子都在念大学。他们都以先辈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不图名、不求利,认认真真地工作,踏踏实实地做人。
2010年1月14日,阮乃纲因病不幸去世,享年90岁。
(责任编辑: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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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啸仙(1897-1935)
阮啸仙,广东河源人。1918年考入广东甲种工业学校。五四运动中,成为校学生会主要负责人,积极组织领导学生罢课和旅行,倡议组织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后来成为联合会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书记并代粤区执委会书记,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1923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在广州组织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任执行委员会书记,又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团粤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任国民党广州临时区党部委员会常务委员。
1924年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积极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1月担任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并任前后历届农讲所教员,讲授《广东农民运动》。1926年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农委书记。建立仁化县安岗苏维埃政府,被选为主席。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继续当选中央委员。1929年,调到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1933年秋,从上海前往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国民党政府对我中央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我军主力被逼作战转移。这期间,啸仙奉令留在地方,继续开展游击战。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同年8月,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赣南军区政治委员。
1935年2月,阮啸仙领导的赣南省委机关部队被敌围困,3月4日开始突围。3月6日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8岁。
2001年6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前夕,阮啸仙烈士唯一的儿子——阮乃纲,在家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起父亲,已是81岁高龄的阮乃纲老人,仿佛变得年轻起来,刻满沧桑的脸上,绽放出孩子般的笑容……
在阮乃纲的眼里,父亲把一生都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尽管对家庭照顾很少,但在儿子的心中,阮啸仙却是一位难得的好父亲。
一
1920年夏天,阮乃纲出生于广东河源义合下屯村。阮乃纲的孩提时代,正是军阀混战的时期,也是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出生那天,父亲阮啸仙正在广州读书,投身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阮啸仙与妻子徐琼荷婚后第二年,就离开河源到广州,考入广东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就读。在校期间,阮啸仙与刘尔崧、周其鉴等人,组建了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参加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驱除校长的“甲工学潮”,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并于1921年春加入了广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阮啸仙离开河源后,一直很少回家,即使偶尔回来,也是来去匆匆。
1921年6月,阮啸仙等人由于领导发动了轰动广州的“甲工学潮”,被学校当局开除。他回到河源老家,在道南小学担任了两个多月的代课老师。此时,阮乃纲才刚满一周岁。
代课期间,阮啸仙一方面认真教学,一方面帮助妻子带孩子,还时时关注和牵挂着广州“甲工学潮”的进展情况。
不久,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工校校务会议决定恢复阮啸仙等人学籍,阮啸仙又告别家人,吻别了正在咿咿学语的孩子,急匆匆地赶回广州,复入“甲工”就读。
不久,阮啸仙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从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随即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中。
1925年初,阮啸仙从广州拍了一封电报,叫徐琼荷携子到广州去。当时,阮乃纲才五六岁,当他听到马上要到广州与父亲在一起时,十分高兴。在家人的帮助下,阮乃纲与母亲从河源坐船,几经周折,来到了广州,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在广州,阮乃纲与父亲在一起,度过了一段记忆中最美好的幸福时光。
此时,阮啸仙正在紧张筹备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办工作,住在仰忠街兰畹五号三楼。据阮乃纲回忆,阮啸仙工作很忙,每天很早就出门,很晚才回家。“父亲喜欢用毛笔写东西,谈话很有学问。”在他的印象里,“父亲一直都是一位很严肃的人”,但自己做错了事,父亲却很宽容。
一次,阮啸仙外出开会,阮乃纲偷偷溜进卧室,发现有一架风琴,就拿起来胡乱地玩,由于用力过猛,使用不当,一下把风琴弄坏了,这可吓坏了阮乃纲。
阮啸仙回来发现后,不但没有责备阮乃纲,还鼓励他不仅要掌握书本知识,还要培养多种兴趣爱好,掌握多种技能,将来有过硬的本领,好为国为民出力。
最令阮乃纲快乐的,就是为父亲捶背。
阮啸仙自幼体质欠佳,投身革命后,他经常早出晚归,四处奔波,工作十分劳累,加上生活条件又极其恶劣,以致后天失调,使本来就很差的体质雪上加霜,患上了哮喘病。一到阴雨天气,阮啸仙的病就会发作,冬天的时候就更加厉害,只要病一发作,就整天咳嗽不停;喘得厉害时,家人就帮着他捶背,以减轻他的病痛。
每当阮啸仙犯病时,阮乃纲总是抢着帮父亲捶背。他让父亲趴在床上,下面垫上厚被子,自己则俯在床沿前,用自己的一双小手,一重一轻地给父亲捶背。
这时候,阮啸仙就会跟儿子聊天,教育儿子要听妈妈的话,听爷爷的话,做个好孩子。不知是由于工作太累,还是儿子那一重一轻的小手捶得舒服,阮啸仙经常说着说着便很快入睡了。
看到父亲减轻了痛苦,阮乃纲感到由衷的高兴。
二
1926年3月,蒋介石在广州悍然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向中国共产党突然袭击,发动了所谓的“清党运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遭到破坏,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
为确保安全,在中共广东区委的统一组织安排下,广州一大批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转入地下活动。阮啸仙也由仰忠街兰畹五号三楼,迁至兰畹七号二楼。
为预防万一,阮啸仙嘱咐阮乃纲,今后不能叫他为父亲,改叫“三叔”,改叫徐琼荷为“奶娘”。阮乃纲年龄虽小,但看到父亲那严肃的神情,知道外面形势的严峻,就照父亲吩咐的那样去做。
形势越来越紧张。阮啸仙不敢白天回家,晚上也是大半夜后才摸黑进屋。住地附近经常有陌生人走来走去,随时都可能出现危险。徐琼荷考虑到自己和孩子已经成了阮啸仙的包袱,为了使阮啸仙摆脱家庭的羁绊,全心投入革命事业,她心里萌发了带孩子回河源老家的念头。
在征得阮啸仙同意后,1926年冬,阮乃纲在母亲的带领下,离开了广州,乘船回到河源老家。从此,阮乃纲与父亲天各一方,再也未曾谋面,也很少听到父亲的消息,只是偶尔会接到父亲用化名寄来的信件。看到家人神秘严肃的神情,阮乃纲隐隐约约感到,父亲是在外面“干大事”,至于干什么大事,年幼的阮乃纲并不知道。
三
上学后,阮乃纲牢记父亲的教导,在母亲的呵护下,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而每当此时,阮乃纲就会愈发想念父亲。
在13岁时,也就是1933年,他试着给父亲写了第一封信。
信中,阮乃纲把自己的学业及祖父、母亲等人情况进行了介绍,并按照母亲的意思,将老家鸡牙山的封山禁令一同装进信封。由于不知地址,信写好后,母亲把信交给秘密交通员,再由组织负责转交到阮啸仙手中。
此时,阮啸仙正在上海互济总会担任救援部长,与邓中夏、左洪涛等人一起,积极开展争取释放政治犯、援救被捕同志和烈属等工作。当阮啸仙收到从秘密交通站转来的儿子的信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分别了几年的儿子竟能写信了!
阮啸仙欣喜万分,捧着儿子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激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我儿子长大了,已会写信了……”
收信的当天,也就是1933年3月10日,阮啸仙禁不住喜悦的心情,比平时多吃了一碗饭。晚饭后,他立即关起房门,铺好稿纸,用他喜欢的毛笔,端端正正地给阮乃纲写了复信:
乃纲爱儿:
你的来信和你的鸡牙山禁谕,我都收到了。我简直不知道你今年已经是十三岁,还以为是在广州兰畹住时一样童稚呢。其实在那时我也不知道你多少年纪。这样对于自己儿子不相关的父亲,说起来真难为情呀!
爱儿!你不要怨恨我这不尽职的父亲。为什么?请四叔替你解释好了。为父的接到你第一次的来信,正当最烦闷难过的时候,就使我多吃了一碗饭,多睡了一点钟,对镜自照,发现几年来未有过的笑容,其喜可知了。
爱儿!你能尽心尽力来侍奉慰藉祖父是最好不过了。同时,你要一样的侍奉慰藉你的母亲。因为她是自少至长保育你的慈母而又兼严父,她为你并且为我尝尽人间未曾有的痛苦,她真是你的父和母。我呢?你能不怨恨我就好了。
爱儿!你十三岁少小年纪,能够如此好学向上,我是满意的,但百尺竿头要进一步。为父的当十三岁之年,好像比你会进步些,最好你问一问你祖父,当我十三岁之年如何?祖父定能告诉你的。你能进一步赶上我十三岁之年的好处,那我更乐意了。我最近想设尽方法得一元五角钱买一部有用的书给你,等着吧!想你一定喜欢的呵!
下次再谈,望你时常来信。
父字 三月十日
第二天,阮啸仙从朋友处借了点钱,利用外出联络工作的机会,到书店买了一套《儿童万有文库》丛书。他把书用牛皮纸包好,连同昨天写的复信,从邮局寄了出去。
不久,阮乃纲收到了父亲的回信及寄来的书,十分高兴。他拿着父亲的信反复地看,并念给母亲及祖父听。对那套丛书,阮乃纲更是爱不释手。
几十年后,阮乃纲谈起此事,还是抑制不住兴奋之情:“父亲给我买了一套儿童文库丛书,有十几本,非常厚,我很喜欢。由于当时国民党检查很严,父亲只能给我带这样的书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四
一个多月后,阮乃纲再次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介绍祖父、母亲及自己的学业情况外,还希望父亲能再多买些书寄来。信寄出后,他便天天翘首以盼……
阮啸仙接到儿子的第二封信时,正是他工作“最困难的时候”。
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的错误指挥下,上海的一些党的秘密机关连遭破坏,不少革命同志遭到逮捕和杀害,大批从事秘密工作的革命同志处境极度艰险,廖承志、黄励、罗登贤、邓中夏先后被捕,整个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作为互济总会救援部长的阮啸仙,与同志们一起,冒着随时被逮捕的危险,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他亲自去找宋庆龄,请求她出面协助援救;公开聘请上海著名律师史良等为互济总会辩护律师;派出受难者的亲属朋友去监狱探望、慰问和鼓励被捕的革命同志;接待和安置获释出狱的同志。援救工作处于极度紧张繁忙而又危险的境地。
所以,阮啸仙收到儿子的信后,只是“草草看过之后,就放在一边”,然后全身心投入到各项救援工作中。直到6月16日这天晚上,天下起了瓢泼大雨,阮啸仙由于“未有伞又未有雨鞋,不能往外边跑”,才抽暇给儿子写了第二封回信——
乃纲爱儿:
你前次的来信,我已经收到好多时了,刚巧那时碰着我最困难的时候,遭遇那年在江西时一样的命运,简直弄到我无有是处。因此,你的来信,我当时草草看过之后,就放在一边,理也无从理得,现在想起来已不复记忆了。
爱儿:你不是要我买什么书给你吗?我本来是很穷的,现在更是穷上加穷,变成一顿找来一顿吃,有了今天明日愁,就由得明日忧了,连今写信给你的邮票,都费了很大力量得来的呢。说起来,恐怕有些人不大相信吧。其实这些年头,这些事,这些人多着咧。
爱儿:我希望你好好地读书,放学回来或假日要助家中做一些日常应做的事,譬如弄饭煮菜等事。我过去一向都是坐着吃现成饭的,等到高妈妈(高恬波,笔者注)去世之后,烧火煮饭都要自己动手了。起初竟有一两次弄不成功,不是饭太生,就是太烂或焦了,有时生、烂、焦混在一气,还挨了几顿饿的呢。煮饭虽小事,但含有许多道理科学作用,以为无稀奇被人忽略过去了。总之,一事虽小,增长的见识就不少。古人说:同君一晚话,胜读十年书,这是经验之谈也。望你从实际上去学习。
写到此,阮啸仙停住了笔。由于被雨淋了一下,阮啸仙身子略感不适。为防哮喘病发作,他赶紧掏出随身带的几片药,用开水送服后,重新坐回桌前,继续写道:
爱儿:读书做事之外,还要时常学习体操,锻炼好你的身体。人生无病便是幸福。像我过去不注意自己身体,得了哮喘病疾,演成终身之忧,影响一生事业非常之大。我什么病都未有,只此一疾,就够我煎熬了。后生可畏,你将来责任还重而且多着咧,你不要以为处在乡间山高皇帝远呀,“好做太平狗,莫作乱世人”,飞机、大炮,有时会向鸡牙山顶落下来的呀!
鸡牙山,是下屯村阮氏家族的“风水山”,也是当时十多年前下屯全村老少躲避战乱的地方。当时,军阀龙济光部刘达庆,为镇压反袁起义,率军进入河源县城。当时正在县城三江高级小学读书的阮啸仙,为避战乱而被迫辍学。第二年,刘达庆统军向县城附近的村落进发,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下屯村全村老少四处逃命。此时,阮啸仙与徐琼荷刚结婚不久,也随同家人一起往鸡牙山附近的杨峒等地躲藏,逃过了乱军一劫。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但阮啸仙一直记忆犹新,并认为这完全是因“国家之贫弱”,而造成的“人民生活之艰辛”。儿子尚小,应该让他知道祖父、母亲和家人的艰辛,记住军阀混战给下屯父老乡亲们留下的创伤。想到这,阮啸仙又挥笔写道:
记得在你还未出世那年,吾乡正走“刘达庆之乱”,人人都以杨峒为安乐窝,纷纷向那里跑。那时祖父、二伯和你的母亲已担箱挑笼先往那里布置了。不久,大炮流弹如穿梳一样地飞来,听着使人牙齿打震。四叔也不得不跑了,最后我扶着先祖母,手里还挽着一甑炖好而不及吃的鸡,踉踉跄跄从鸡牙山背后抄出黄泥岗,爬山越岭的,一颤一扑地跑到目的地。此时老军已在吾村杀人放火了。回头一望,火光煝天,弹如雨下,现在想起来,还怪有趣的。你可问祖父和母亲详细说给你听。恐怕现在杨峒也不能算安乐窝了吧?像这样的事,我这几年来不知道遇着多少,已如家常便饭了。
阮啸仙一方面为儿子学业进步而高兴;另一方面,对儿子只重书本学习而轻实际锻炼的倾向给予了纠正。他在信中写道:
爱儿:你想学好,你应该向你眼前的事情去学,事无大小,都有它的道理的。想见识多,有本事能耐,不必向上海或外国花花世界去学,随时随地随事都是书本,都有够学的道理在,哪怕是烧火煮饭的小事,你想知道火是什么东西?从何而来?它对于人群社会有何益处?有何害处?如何用之才有益而无害?那就够你想了。
今晚因为下雨,未有伞又未有雨鞋,不能往外边跑,抽暇写这封信给你。望你给我回信!回信时望你多写祖父、母亲起居,以及乡间新闻给我知道。
祖父各人以下得希问候安好!
父字
六月十六日晚上十二时
此信寄出之后不久,阮啸仙接到上海中央执行局的通知,被派遣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收到阮啸仙的第二封复信后,阮乃纲曾写过第三封信给父亲,但一直未有音讯。从此,阮乃纲与父亲失去了联系。直至1935年初夏,阮乃纲才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父亲殉难的消息。他瞒着母亲和家人,将父亲写给自己的两封信珍藏着,一直到解放后,才把这珍贵的文物捐献给了博物馆。这两封珍贵的“红色家书”,现已成为对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
五
作为阮啸仙烈士唯一的儿子,阮乃纲始终不以烈属自诩,过着平静的生活。
解放初期,时任华南人民政府主席兼广东省省长的叶剑英,在广州接见了阮乃纲及其亲属,并指示有关部门要妥善安置好烈士家属。1952年1月,阮乃纲全家从河源迁往广州,被安排住在越华路一座宽敞明亮的平房里。
新中国成立后,阮乃纲放弃了很多优厚待遇,报名参加了地方土改。20世纪50年代,阮乃纲曾在广东省政法系统工作过,后来调到广州市电子职业高级中学,当了一名普通的公勤人员,直至1984年离休。
阮乃纲离休后,生活过得很平淡,也很少向人炫耀自己的家史。
1998年8月,河源人民隆重举行了阮啸仙百年诞辰纪念大会。阮乃纲应邀出席了纪念大会。
会上,作为阮啸仙烈士的家属代表,阮乃纲动情地说:“我父亲一生为了党工作,不求名,不为利。父亲牺牲后,只留下一些衣物和一本用毛笔写的作文本,这些遗物后来都捐给了博物馆。父亲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天下生灵免遭涂炭,为了古老神州大地重见生机,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我作为他的儿子,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作为烈士后代,更应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
阮乃纲有4个子女,大女儿、小儿子和小女儿都是普通工人,上世纪90年代初就退休了;大儿子是个小生意人,辛辛苦苦做点小买卖养家。几个孙子都在念大学。他们都以先辈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不图名、不求利,认认真真地工作,踏踏实实地做人。
2010年1月14日,阮乃纲因病不幸去世,享年90岁。
(责任编辑: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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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啸仙(1897-1935)
阮啸仙,广东河源人。1918年考入广东甲种工业学校。五四运动中,成为校学生会主要负责人,积极组织领导学生罢课和旅行,倡议组织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后来成为联合会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书记并代粤区执委会书记,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1923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在广州组织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任执行委员会书记,又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团粤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任国民党广州临时区党部委员会常务委员。
1924年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积极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1月担任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并任前后历届农讲所教员,讲授《广东农民运动》。1926年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农委书记。建立仁化县安岗苏维埃政府,被选为主席。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继续当选中央委员。1929年,调到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1933年秋,从上海前往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国民党政府对我中央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我军主力被逼作战转移。这期间,啸仙奉令留在地方,继续开展游击战。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同年8月,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赣南军区政治委员。
1935年2月,阮啸仙领导的赣南省委机关部队被敌围困,3月4日开始突围。3月6日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