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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大谋略家间的太极
毛泽东在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就和斯大林进行了会晤。毛泽东强调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3到5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
其实斯大林并不想帮助中国恢复经济，他没有忘记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叛离。铁托是欧洲唯一靠自己、而不是靠苏联占领获得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毛泽东访苏前一年，铁托同苏联决裂。斯大林决心不再让此类事情在亚洲重演。他明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在地缘政治上意义重大。苏联的目标是操纵这一胜利产生的结果并从中获益。
斯大林非常清楚，毛泽东绝非等闲之辈。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不顾苏联的劝告而胜出为苏联所料不及。尽管毛泽东宣布在国家事务中，中国会“一边倒”地倒向苏联。但是，在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中，他是最不必仰息苏联的，因为他掌管着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相信，美国关于谁“丢掉了”中国的激烈辩论预示着美国最终会企图扭转中国内战的结果——这也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他达成的必然结论，要争取从苏联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和军事支持。
不过这两位共产党的领袖注定不会轻易合作。当时斯大林已在位近30年。他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战胜了国内的一切反对力量，领导苏联打败了纳粹侵略者。他的每一次清洗运动都有数百万人受害，就在毛泽东来访时，他又在策划新一轮的清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完全不把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力看在眼里，对毛泽东立足农村、依靠农民的战略更是嗤之以鼻。苏联一直和国民党政府保持着正式的外交关系。1945年对日战争结束时，斯大林迫使蒋介石在满洲和新疆赋予苏联以当年沙皇俄国享受的同等特权，并承认外蒙古这个名为独立、实则受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还积极支持新疆的分裂势力。
同年在雅尔塔，斯大林作为对日出兵作战的条件，坚持要求罗斯福和丘吉尔承认苏联在满洲的特权，包括使用旅顺的一个海军基地和大连的一个港口。1945年8月，苏联和国民党当局签署了承认《雅尔塔协定》的条约。
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共产党巨头在莫斯科的会面不可能是同志间本应有的热情拥抱。当时任苏共政治局成员的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喜欢对人表现他的好客，他也很会做主人。但是在毛泽东来访期间，斯犬林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见他一面——斯大林自己不见，也不让别人去招待，结果没有人敢去见毛泽东……毛放话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就要回国。斯大林听说了毛泽东的抱怨后，好像又和他吃了一顿饭。”
这两个大谋略家在大谈两国友好和意识形态上的团结一致时，施展各种手段争夺上风。斯大林是老大哥，实力也一度较强；而毛泽东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说则更加自信。两人都是顶尖的谋略家，都明白按照他们制定的政策走下去，总有一天两国的利益会发生冲突。
经过一个月的讨价还价，斯大林让步了，同意缔结一项结盟条约。但是他坚持在对日和约签订前，苏联保留在大连和旅顺的基地。1950年2月14日，莫斯科和北京终于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规定了毛泽东想要达成而斯大林却尽量回避的内容，即在发生于第三国冲突时互助的义务。在理论上，条约规定中国有义务在全球范围内驰援苏联；而实际上，也意味着如果中国周边地区的潜在危机加剧，中国将得到苏联的安全保障。
中国为付出的代价十分沉重：满洲和新疆的矿山、铁路和其他的让步；允许苏联使用大连港，以及维持其在1952年之前一直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权利。多年后，毛泽东还向赫鲁晓夫愤愤地提及斯大林企图通过逼中国做出这些让步，在中国建立“半殖民地”的行径。
对斯大林来说，中国一旦成为强国，将是苏联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巨大威胁。没有哪个苏联统治者能无视中苏两国长达2000英里的边界及两边巨大的人口差距。一边是中国的5亿多人口，另一边苏联西伯利亚的人口总数还不到4000万。对苏联来说，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人口规模才会成为重要的战略优势呢？显然，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并没有减轻这一担忧，反而使疑虑加重了。斯大林老谋深算，他确信如果强人自认为能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就不会承认盟友的优势和重要性，不管这个盟友有多紧密。通过与毛泽东面对面地接触，斯大林清楚，毛泽东绝不会接受别人在理论上比他高一筹。
朝鲜战争：“玩笑”成真背后的三国演义
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位疑心颇重的绝对领袖彼此以己度人，隔空过招，原来可能会斗上好多年。却不料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此时加入地缘政治的争斗，引起轩然大波。金日成就是斯大林在1949年12月与毛泽东初次会谈时开玩笑提到的人。当时斯大林为回避建立中苏军事同盟的话题，开玩笑说“对和平唯一的威胁是来自北朝鲜”，如果“金日成要打到中国去的话”。
金日成没有打中国，却发动了统一朝鲜的战争，这一战把大国们推到了世界大战的边缘。在北朝鲜发动战争之前，各国似乎无法想象刚刚摆脱了内战的中国会对有核武器的美国开战。这场战争的爆发是由于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互相怀疑，也是由于金日成成功地利用了这种怀疑，虽然他完全依靠这两个比他强大得多的盟友。
究竟是谁给金日成的行动开了绿灯？从1949年6月美军撤出南朝鲜到1950年间，金日成一直企图说服斯大林和毛泽东默许他对南方进行全面进攻。开始两人都拒绝了。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问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虽然支持进攻的目的，但认为美国干预的风险太大。他认为，任何征服南朝鲜的计划都得等中国完全结束内战后再说。
中国这个目标恰恰成了促使金日成采取行动的一个诱因。尽管美国的各项表态模糊不清，但是金日成坚信，美国不可能接受共产党接连两次以军事手段夺取土地。因此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实现他统一朝鲜半岛的目标，以防华盛顿在中国占领台湾之后发生政策之变。
1950年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的请求。斯大林强调，他坚信美国不会干预。苏联的一份外交文件记录道：“斯大林同志肯定地告诉金日成说。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以对统一朝鲜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现在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同盟条约，美国就更不愿意在亚洲与共产党作对。根据美国来的情报，情形确实是这样。美国的普遍意见是不干预。现在苏联又有了原子弹，在平壤也站稳了脚跟，使这种意见更得到了加强。” 老谋深算的斯大林怂恿金日成去找毛泽东谈，说毛泽东“非常了解东方事务”。实际上，斯大林是尽可能把自己身上的担子卸到中国人身上。他告诉金日成不要“指望苏联能提供很大的援助和支持”，因为苏联担心和关注“西方的形势”，还缓不过来。他还警告金日成，“如果你受了欺负，我是不会出手帮忙的，你只能找毛泽东帮忙”。这是典型的斯大林风格：傲慢自大、深谋远虑、善于操纵、狡猾谨慎，外加粗俗冷酷，他为苏联获取地缘政治的利益，却把其中风险转嫁给中国。
10年以后，莫斯科和北京仍就“谁给金日成的行动开了绿灯”这一问题各执一词。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的一次会议上，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对中国政治局委员彭真一口咬定“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就不会那么做”。彭真反驳说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毛泽东是反对打仗的……是斯大林同意的。”
两个社会主义巨人就这样卷入了一场战争，却没有考虑万一斯大林的乐观估计落空，这场战争将会在世界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旦美国参战，他们不考虑也不行了。
在美国国内关于朝鲜战争的辩论中，艾奇逊在1950年1月所作的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广受批评，舆论说他把朝鲜放在美国太平洋的防御圈之外，因而为北朝鲜的“入侵”开了绿灯。关于美国在太平洋义务的表述由美国远东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提出，艾奇逊只是旧话重提。其表述的语焉不详还反映了美国当时对朝鲜问题的举棋不定。
然而，最近解密的外交文件显示，斯大林立场转变的原因之一是他看到了由他的间谍网或者叛变的英国间谍唐纳德·麦克林窃取的NSC-48/2号文件。这份报告也明确地把朝鲜置于美国的太平洋防御圈之外。因为它属于高度机密，所以苏联的分析人员一定对它深信不疑。中美：
“诱惑、干预、对抗”三部曲
毛泽东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显示了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进展关系，也表明了美国在即将形成的三角关系中潜藏的巨大作用。事情的起因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回应美国国内的批评者关于谁“丢掉了”中国的鼓噪，指示国务院在1949年8月发表了一份国民党垮台的白皮书。虽然美国依然承认国民党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这份白皮书说国民党“腐败、反动、效率低下”。
艾奇逊在1950年1月12日对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讲话中强调了白皮书的中心思想，并提出了全面的亚洲新政策，其中包含三个要点：第一点是华盛顿不再插手中国内战；第二点挑明了到底是谁在威胁中国的独立：“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手段为苏俄帝国主义的参透提供了新的极为阴险的武器。苏联利用这些新武器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分离出去，并入苏联。这个过程在外蒙古已经完成，在满洲将近完成，而且我肯定苏联在内蒙古和新疆的代理人会有好消息向莫斯科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最后一点明明白白地建议中国走铁托的路。艾奇逊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应以国家利益为基础，无论中国奉行何种意识形态，它的领土完整都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艾奇逊的讲话是一记妙招，触到了斯大林的痛处。他派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和部长会议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前去看望仍在莫斯科进行结盟谈判的毛泽东，告诉他艾奇逊散布的“谣言”，其实是请毛泽东作一个令他们放心的表态。几天后，毛泽东批准发表了一篇文章，以讥笑嘲讽的笔调对艾奇逊进行了攻击——不过，莫斯科以苏联外长的名义进行回应，说北京对艾奇逊的批驳是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虽然中国在声明中痛斥华盛顿的“谣言”，但发表方的级别并不高。
1956年12月，毛泽东以其特有的隐晦方式表露了关于脱离莫斯科这一可能性的真实想法。“中国同苏联靠拢在一起……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针……认为可以采取中间立场，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问，做个桥梁……如果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不会给你吃饱的。”
美国国内关于美国对国际安全承诺的性质正吵作一团，从来没有想过要保卫朝鲜，北约也还在组建过程中。但当美国的决策者亲眼看到共产党进攻时，他们就把政策文件抛到了脑后。
出乎意料地是，6月25日金日成发动进攻后，美国不仅出兵干预，还把朝鲜战争和中国内战联系起来。美国将地面部队送往朝鲜，并在南部的港口城市——釜山周边建起一道防线。这项军事举措被提交给了联合国安理会，得到了安理会的支持，因为苏联当时为抗议台湾仍然占据着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而拒绝参加投票。两天以后，杜鲁门总统为防止台湾海峡两岸任何一边向对方发动进攻，命令美国太平洋舰队实行台湾海峡的“中立化”。杜鲁门这样做是为了获得国会和民众对朝鲜战争的最广泛支持；没有证据表明华盛顿想到过这是在扩大战争，而是事实上，它已经把这场战争变成了与中国的对抗。
任何研究军事的人都不会想到，刚打完内战、喘息未定、主要靠缴获国民党的武器来装备人民解放军居然敢和一支有核武器撑腰的现代化军队作战。毛泽东认为西方的威慑概念（给可能侵略别国的国家造成与它可能获得的利益不成比例的破坏）过于消极。他绝不会让中国消极地等着挨打，而是要争取主动。他先发制人的主要目的不是为抢先进行决定性地军事打击，而是为了改变双方的心理平衡；不是为了打败敌人，而是为了调整他所评估的各种风险。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议达成，基本上维持了战前沿“三八线”划定的界线。参战者谁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全部目标。
美国击败了北朝鲜，却被力量薄弱的中国打得一蹶不振，同时在政治上陷入被动，被斯大林诱人亚洲。
中国和美国一样在军事上形成了平局，却颠覆了软弱、被动的国际形象，消灭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政权，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尽管战争打完后中国已是筋疲力尽，但它在自己和世界的眼中，它都换了崭新的面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大林成了朝鲜战争最大的输家。朝鲜战争刚结束，中苏关系就开始恶化。10年内，苏联将成为中国的头号对手。
毛泽东在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就和斯大林进行了会晤。毛泽东强调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3到5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
其实斯大林并不想帮助中国恢复经济，他没有忘记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叛离。铁托是欧洲唯一靠自己、而不是靠苏联占领获得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毛泽东访苏前一年，铁托同苏联决裂。斯大林决心不再让此类事情在亚洲重演。他明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在地缘政治上意义重大。苏联的目标是操纵这一胜利产生的结果并从中获益。
斯大林非常清楚，毛泽东绝非等闲之辈。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不顾苏联的劝告而胜出为苏联所料不及。尽管毛泽东宣布在国家事务中，中国会“一边倒”地倒向苏联。但是，在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中，他是最不必仰息苏联的，因为他掌管着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相信，美国关于谁“丢掉了”中国的激烈辩论预示着美国最终会企图扭转中国内战的结果——这也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他达成的必然结论，要争取从苏联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和军事支持。
不过这两位共产党的领袖注定不会轻易合作。当时斯大林已在位近30年。他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战胜了国内的一切反对力量，领导苏联打败了纳粹侵略者。他的每一次清洗运动都有数百万人受害，就在毛泽东来访时，他又在策划新一轮的清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完全不把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力看在眼里，对毛泽东立足农村、依靠农民的战略更是嗤之以鼻。苏联一直和国民党政府保持着正式的外交关系。1945年对日战争结束时，斯大林迫使蒋介石在满洲和新疆赋予苏联以当年沙皇俄国享受的同等特权，并承认外蒙古这个名为独立、实则受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还积极支持新疆的分裂势力。
同年在雅尔塔，斯大林作为对日出兵作战的条件，坚持要求罗斯福和丘吉尔承认苏联在满洲的特权，包括使用旅顺的一个海军基地和大连的一个港口。1945年8月，苏联和国民党当局签署了承认《雅尔塔协定》的条约。
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共产党巨头在莫斯科的会面不可能是同志间本应有的热情拥抱。当时任苏共政治局成员的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喜欢对人表现他的好客，他也很会做主人。但是在毛泽东来访期间，斯犬林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见他一面——斯大林自己不见，也不让别人去招待，结果没有人敢去见毛泽东……毛放话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就要回国。斯大林听说了毛泽东的抱怨后，好像又和他吃了一顿饭。”
这两个大谋略家在大谈两国友好和意识形态上的团结一致时，施展各种手段争夺上风。斯大林是老大哥，实力也一度较强；而毛泽东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说则更加自信。两人都是顶尖的谋略家，都明白按照他们制定的政策走下去，总有一天两国的利益会发生冲突。
经过一个月的讨价还价，斯大林让步了，同意缔结一项结盟条约。但是他坚持在对日和约签订前，苏联保留在大连和旅顺的基地。1950年2月14日，莫斯科和北京终于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规定了毛泽东想要达成而斯大林却尽量回避的内容，即在发生于第三国冲突时互助的义务。在理论上，条约规定中国有义务在全球范围内驰援苏联；而实际上，也意味着如果中国周边地区的潜在危机加剧，中国将得到苏联的安全保障。
中国为付出的代价十分沉重：满洲和新疆的矿山、铁路和其他的让步；允许苏联使用大连港，以及维持其在1952年之前一直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权利。多年后，毛泽东还向赫鲁晓夫愤愤地提及斯大林企图通过逼中国做出这些让步，在中国建立“半殖民地”的行径。
对斯大林来说，中国一旦成为强国，将是苏联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巨大威胁。没有哪个苏联统治者能无视中苏两国长达2000英里的边界及两边巨大的人口差距。一边是中国的5亿多人口，另一边苏联西伯利亚的人口总数还不到4000万。对苏联来说，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人口规模才会成为重要的战略优势呢？显然，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并没有减轻这一担忧，反而使疑虑加重了。斯大林老谋深算，他确信如果强人自认为能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就不会承认盟友的优势和重要性，不管这个盟友有多紧密。通过与毛泽东面对面地接触，斯大林清楚，毛泽东绝不会接受别人在理论上比他高一筹。
朝鲜战争：“玩笑”成真背后的三国演义
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位疑心颇重的绝对领袖彼此以己度人，隔空过招，原来可能会斗上好多年。却不料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此时加入地缘政治的争斗，引起轩然大波。金日成就是斯大林在1949年12月与毛泽东初次会谈时开玩笑提到的人。当时斯大林为回避建立中苏军事同盟的话题，开玩笑说“对和平唯一的威胁是来自北朝鲜”，如果“金日成要打到中国去的话”。
金日成没有打中国，却发动了统一朝鲜的战争，这一战把大国们推到了世界大战的边缘。在北朝鲜发动战争之前，各国似乎无法想象刚刚摆脱了内战的中国会对有核武器的美国开战。这场战争的爆发是由于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互相怀疑，也是由于金日成成功地利用了这种怀疑，虽然他完全依靠这两个比他强大得多的盟友。
究竟是谁给金日成的行动开了绿灯？从1949年6月美军撤出南朝鲜到1950年间，金日成一直企图说服斯大林和毛泽东默许他对南方进行全面进攻。开始两人都拒绝了。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问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虽然支持进攻的目的，但认为美国干预的风险太大。他认为，任何征服南朝鲜的计划都得等中国完全结束内战后再说。
中国这个目标恰恰成了促使金日成采取行动的一个诱因。尽管美国的各项表态模糊不清，但是金日成坚信，美国不可能接受共产党接连两次以军事手段夺取土地。因此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实现他统一朝鲜半岛的目标，以防华盛顿在中国占领台湾之后发生政策之变。
1950年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的请求。斯大林强调，他坚信美国不会干预。苏联的一份外交文件记录道：“斯大林同志肯定地告诉金日成说。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以对统一朝鲜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现在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同盟条约，美国就更不愿意在亚洲与共产党作对。根据美国来的情报，情形确实是这样。美国的普遍意见是不干预。现在苏联又有了原子弹，在平壤也站稳了脚跟，使这种意见更得到了加强。” 老谋深算的斯大林怂恿金日成去找毛泽东谈，说毛泽东“非常了解东方事务”。实际上，斯大林是尽可能把自己身上的担子卸到中国人身上。他告诉金日成不要“指望苏联能提供很大的援助和支持”，因为苏联担心和关注“西方的形势”，还缓不过来。他还警告金日成，“如果你受了欺负，我是不会出手帮忙的，你只能找毛泽东帮忙”。这是典型的斯大林风格：傲慢自大、深谋远虑、善于操纵、狡猾谨慎，外加粗俗冷酷，他为苏联获取地缘政治的利益，却把其中风险转嫁给中国。
10年以后，莫斯科和北京仍就“谁给金日成的行动开了绿灯”这一问题各执一词。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的一次会议上，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对中国政治局委员彭真一口咬定“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就不会那么做”。彭真反驳说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毛泽东是反对打仗的……是斯大林同意的。”
两个社会主义巨人就这样卷入了一场战争，却没有考虑万一斯大林的乐观估计落空，这场战争将会在世界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旦美国参战，他们不考虑也不行了。
在美国国内关于朝鲜战争的辩论中，艾奇逊在1950年1月所作的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广受批评，舆论说他把朝鲜放在美国太平洋的防御圈之外，因而为北朝鲜的“入侵”开了绿灯。关于美国在太平洋义务的表述由美国远东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提出，艾奇逊只是旧话重提。其表述的语焉不详还反映了美国当时对朝鲜问题的举棋不定。
然而，最近解密的外交文件显示，斯大林立场转变的原因之一是他看到了由他的间谍网或者叛变的英国间谍唐纳德·麦克林窃取的NSC-48/2号文件。这份报告也明确地把朝鲜置于美国的太平洋防御圈之外。因为它属于高度机密，所以苏联的分析人员一定对它深信不疑。中美：
“诱惑、干预、对抗”三部曲
毛泽东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显示了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进展关系，也表明了美国在即将形成的三角关系中潜藏的巨大作用。事情的起因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回应美国国内的批评者关于谁“丢掉了”中国的鼓噪，指示国务院在1949年8月发表了一份国民党垮台的白皮书。虽然美国依然承认国民党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这份白皮书说国民党“腐败、反动、效率低下”。
艾奇逊在1950年1月12日对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讲话中强调了白皮书的中心思想，并提出了全面的亚洲新政策，其中包含三个要点：第一点是华盛顿不再插手中国内战；第二点挑明了到底是谁在威胁中国的独立：“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手段为苏俄帝国主义的参透提供了新的极为阴险的武器。苏联利用这些新武器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分离出去，并入苏联。这个过程在外蒙古已经完成，在满洲将近完成，而且我肯定苏联在内蒙古和新疆的代理人会有好消息向莫斯科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最后一点明明白白地建议中国走铁托的路。艾奇逊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应以国家利益为基础，无论中国奉行何种意识形态，它的领土完整都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艾奇逊的讲话是一记妙招，触到了斯大林的痛处。他派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和部长会议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前去看望仍在莫斯科进行结盟谈判的毛泽东，告诉他艾奇逊散布的“谣言”，其实是请毛泽东作一个令他们放心的表态。几天后，毛泽东批准发表了一篇文章，以讥笑嘲讽的笔调对艾奇逊进行了攻击——不过，莫斯科以苏联外长的名义进行回应，说北京对艾奇逊的批驳是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虽然中国在声明中痛斥华盛顿的“谣言”，但发表方的级别并不高。
1956年12月，毛泽东以其特有的隐晦方式表露了关于脱离莫斯科这一可能性的真实想法。“中国同苏联靠拢在一起……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针……认为可以采取中间立场，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问，做个桥梁……如果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不会给你吃饱的。”
美国国内关于美国对国际安全承诺的性质正吵作一团，从来没有想过要保卫朝鲜，北约也还在组建过程中。但当美国的决策者亲眼看到共产党进攻时，他们就把政策文件抛到了脑后。
出乎意料地是，6月25日金日成发动进攻后，美国不仅出兵干预，还把朝鲜战争和中国内战联系起来。美国将地面部队送往朝鲜，并在南部的港口城市——釜山周边建起一道防线。这项军事举措被提交给了联合国安理会，得到了安理会的支持，因为苏联当时为抗议台湾仍然占据着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而拒绝参加投票。两天以后，杜鲁门总统为防止台湾海峡两岸任何一边向对方发动进攻，命令美国太平洋舰队实行台湾海峡的“中立化”。杜鲁门这样做是为了获得国会和民众对朝鲜战争的最广泛支持；没有证据表明华盛顿想到过这是在扩大战争，而是事实上，它已经把这场战争变成了与中国的对抗。
任何研究军事的人都不会想到，刚打完内战、喘息未定、主要靠缴获国民党的武器来装备人民解放军居然敢和一支有核武器撑腰的现代化军队作战。毛泽东认为西方的威慑概念（给可能侵略别国的国家造成与它可能获得的利益不成比例的破坏）过于消极。他绝不会让中国消极地等着挨打，而是要争取主动。他先发制人的主要目的不是为抢先进行决定性地军事打击，而是为了改变双方的心理平衡；不是为了打败敌人，而是为了调整他所评估的各种风险。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议达成，基本上维持了战前沿“三八线”划定的界线。参战者谁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全部目标。
美国击败了北朝鲜，却被力量薄弱的中国打得一蹶不振，同时在政治上陷入被动，被斯大林诱人亚洲。
中国和美国一样在军事上形成了平局，却颠覆了软弱、被动的国际形象，消灭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政权，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尽管战争打完后中国已是筋疲力尽，但它在自己和世界的眼中，它都换了崭新的面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大林成了朝鲜战争最大的输家。朝鲜战争刚结束，中苏关系就开始恶化。10年内，苏联将成为中国的头号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