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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篇迁移是语言迁移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关于此类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本文通过对比修辞，会话管理策略，框架迁移等方面语言学家所研究出的成果进行分析和总结。然后，阐述此类研究对写作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语篇迁移；写作教学；框架迁移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160-03
一、语篇迁移及其相关理论
语篇迁移涉及在口语和书面语的语篇中，涉及的是思想的引入，组织，及语境化的方式，以及会话策略或某一特定语篇的语境中常规表达的概念和观念等相关。在语篇迁移方面所进行的大部分相关的调查都是在对比修辞学的框架范围。对比修辞学始于Kaplan在1996年的开创性的研究，该研究指出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修辞方式，母语的语言和修辞规则会对第二语言的写作产生负面的干扰（Kubota，1998，p.69）。对比修辞大多集中于施事主体组织信息的方式，概念化信息的程度，怎样展现和在哪展现施事主体中心思想。同时，修辞模式不仅仅反应语言能力，也反应施事主体的写作规则。不得不承认我们讨论修辞相关的迁移使语言迁移和写作系统迁移的区别模糊不清。然而，我们把语篇迁移的所有形式看做超越语言能力的延伸，涉及组织信息，促进交流的传统问题，同时它也受到一个人所属于的话语社区的思想和感情表达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在不同的语言中存在不同的修辞规则，这种修辞规则经常从母语迁到第二语言的写作中。例如，归纳性的修辞模式被日本作家所偏爱，用这种模式在写作中所展现的信息会渐进地表明中心思想，然而，演绎性修辞模式被母语是英语的作家所喜爱，用这种修辞模式，相关信息被给出之前中心思想就已经被呈现出来，英语和日语写作就是如此。母语为西班牙语英语学习者的人比较喜欢细致的风格-———在西班牙语和英语里在这两种语言中上下文的联系比传统的写作风格更加细，在母语是阿拉伯语，汉语，捷克语，英语，德语，芬兰语，法语，日语，韩语，俄语，西班牙语，泰语，越南语的二语习得的写作修辞和信息组织中，我们也发现了跨语言影响的另一个证据（例如Connor，1996）.
对比修辞研究还有三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发现。第一个是语篇迁移不仅仅发生产出过程中也发生在理解过程中。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Connor（1984）的研究表明母语修辞规则的知识能使修辞规则不同于它的第二语言阅读的文章中干扰第二语言学习者赎回相关信息的能力。另外，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Thatcher（2000）表明母语的修辞规则影响母语为英语和母语为西班牙语的翻译和编辑人员，将一种语言所写的文本加工成能被说另一种语言的读者读懂的文本。在这些案例中，跨语言影响的源泉之一是参与者的脚本和背景知识以及“读者对语篇的类型组织模式的期盼”。
第二个发现是语篇迁移不仅发生在正向迁移中而且也发生在反向迁移中。例如，Shi（2002）发现在西方接受过教育的汉语TESOL专业人员，当用汉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进行论文写作时他们倾向于使用英美的学术写作规则。
第三个发现在Kecskes and Papp（2000）的研究中，写作技能的迁移经常是正迁移。正如Kecskes and Papp表明的那样，这适用于正向迁移也适用于反向迁移。关于正方向语篇迁移，Kubota（1992）表明日本语和英语写作在信息组织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同时建议母语为日语的英语学习者在他们的第二语言为英语的写作中能够利用这种相似性。后期的许多研究都证明了第二语言的写作的能力与第一语言的写作的能力正相关，这就表明高水平母语写作者至少能成功地把一些写作技能迁移到第二语言的写作中。
虽然目前所收集的语篇迁移的证据很有说服力，但如果假定跨语言影响是唯一的或者是首要的因素——这种因素决定着一个第二语使用者的语篇结构和组织信息话，或许是错误的观点。事实上，在第二语言写作中，母语迁移研究没有发现证据证明此类说法。其它的研究，例如Kubota（1998），发现在母语和第二语言写作中展现出相似性的作家的数量也不是特别的多（Kubota发现大约一半的作家在母语和第二语言写作中展现出相似性）。其它的影响第二语言修辞模式的因素包括年龄，第二语言熟练度，和写作经验等。
接下来谈一下另外两个关于语篇迁移的重要观点，这两个观点超越了对比修辞的框架。第一个是会话管理策略的视角，第二个是框架迁移的视角。它们涉及事件，关系，情绪，和语言结构中其它现象的跨语言的影响。关于前者，Scarcella（1992）已经在母语不是英语的人的口语中研究了关于会话管理策略的使用规则，此研究包括话题转移、联络信息提示、暂停、语言补充，和语言中断。根据Scarcella的理论，非母语的人使用这些会话管理策略不仅仅和目标语的规则不同，而且其中至少一个方面经常受到母语的影响。Scarcella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向迁移，但是发现反向迁移中会话管理策略也是很重要的。例如，Tao and Thompson（1991）的研究记录了在汉语和英语双语的母语的联络信息行为中第二语言的影响。
关于框架迁移，最近的几项研究表明语篇迁移能影响确定性，话题继续，使役动词，和情绪这些概念在一个人的口语和书面语的语篇中是怎样被表现的，它也能影响听者或者读者关于一个特别的概念是否已经被表达出来和是否该概念已经被恰当的表达的判断。关于确定性和话题继续Jarvis （2002），已经表明虽然这些语篇概念受某种普遍的约束的支配但学习者在他们的第二语言学习中（例如零冠词对冠词）在结构性上标记的这些概念方式经常反映清晰的母语的影响。关于使役动詞，Helms-Park（2001）的研究表明第二语言为英语的越南和北印度的乌尔都的学习者在按一定的语法规则使用运动使役动词的频率方面（如：跑，走，跳舞，跳）北印度的乌尔都域使用者所接受使役动词是的越南语使用者所使用的二倍，包括一些不合乎语法规则的或者边缘性的使役动词（例如，He ran the dog； the sitter danced the child all morning）. 最后，关于情绪方面的——这是与语篇相关的因为它涉及一个参加特定的语篇共同体的人是怎样用一个特定的方式对框架和表达特定的想法进行提前处理——Pavlenko（2002a，b）的研究表明俄国人和英国人为了相关的情绪某种程度上会提供出不同的词汇选择。两种语言都有情绪名词，情绪形容词，情绪动词，和情绪副词，但是英国人偏爱情绪形容词和仅仅几个不及物情绪动词（发愁，渴望，高兴），然而俄国人最偏爱不及物情绪副词。在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使用同样的刺激物诱导俄语单语使用者，英语单语使用者，居住在美国的母语是英语的第二语言是俄语高水平的双语使用者，和母语是俄语的外语是美国英语的使用者去叙述事情。在料库中所比较的情绪词汇的使用表明，在两个组中，双语参与者使用情绪形容词和系动词（所使用的形容词在俄语中也是非传统的和不合乎语法的）而在相同的语境中母语是俄语的单语使用者偏爱动词（Pavlenko，2002b；Pavlenko & Driagina，2007）。这两组的结果（母语为英语的第二语言为俄语的和母语为俄语第二语言为英语的双语使用者）为正方向迁移和反方向迁移提供了证据，某种程度来说，参与者会把特有的框架想法迁移到他们所认为是有同样特点的俄语语篇之中。
总结一下我们对于语篇迁移的讨论，相关的研究表明，语篇迁移与语篇的组织，语境化，会话管理有关。事件的表达即发生在理解中又发生在产出中。语篇迁移在正方向迁移和反方向迁移中都有记录，这经常是正迁移。正如我们所知，语篇迁移在横向迁移中没有记录——从一个非母语到另一个——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的研究关于专门寻找到语篇迁移的类型，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这可能是富有成果的方向。
二、对教学的启示
（一）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的认识。
在西方人的印象中，中国学生的英语写作不连贯也没有逻辑。这样的观点是由于缺少对英语和汉语的修辞规则的差异的了解。中国学生在用英语写作时会频繁使用谚语，名言。这样的写作方式也是被提倡的，因为它使文章有生动，有力。但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样的写作方式是不合乎常理的。这是因为修辞的方式具有文化特殊性。正如kaplan所说的，每个语言或者文化都有属于它们自己的修辞传统。逻辑是修辞的基础，它是由文化进化而来的，它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修辞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甚至在既定的文化中会因为时间的不同而不同，（Kaplan，1972：400）.因此，缺少不同文化的修辞的知识的了解就会造成文化间交流的障碍。不同的文化关于修辞的模式也有不同的期盼，这就是为什么母语是英语的人有时不能翻译出中国学生的英语写作，其原因就是中国学生的写作的组织模式没有满足母语是英语的读者的期盼。母语为英语的读者期望文章一般会以演绎的方式进行组织的，如果他们发现所读的文章不是这样的方式，他们自然会认为它是没有逻辑的，不连贯的。因此，为了使学生的英语写作与说母语的人的修辞规则一致，教师就有必要让学生了解英语的修辞传统。
修辞规则的不同源于文化的不同，中国的文化倡导集体主义，Yong（1994）认为和谐，顺从，合作，自我牺牲被中国的文化所尊重。Wu and rubin（2000）表明中国人认为人的行为应该由他所在的社会的角色所决定而且不是要反对和挑战或是质疑正在盛行的东西，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喜欢用简接的方式表达观点，在他们的写作中，他们喜欢用传统和已经被接受的表达方式，以至于保持社会的和谐。相反，西方的文化倡导个人主义，对于美国人来说，发起争论，然后辩论或者抨击这是很平常的，他们喜欢说出他们想要说的事情。
文化不仅仅影响了语言学结构也影响了思维方式和语篇的形式，在文化的影响下，说汉语的人和说英语的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中国人比较喜欢综合推理，然而美国人喜欢分析推理；中国人喜欢使用归纳的推理方法去解决问题，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喜欢演绎的推理方法。中国和英国思维模式的不同决定了英语和汉语写作的组织模式的不同。
因此，在英语写作的教学中，教师应该让学生知道修辞规则具有文化的特殊性，由于文化的不同，英语和汉语之间的语言的使用，思维模式，语篇模式就会有所不同。为了克服汉语语篇模式的干扰，学生应该对文化的不同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写出与英语的语篇模式而不是汉语的语篇模式一致的作文，因此加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二）通过修辞的对比分析发展语篇能力。
长期以来，对比分析作为一个有效的教学方法已经得到认可，这个方法的价值已经被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所证实，尤其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但是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汇或是句法层面上。对比修辞研究方面，的是Kaplan所写的《在国际教育中的文化思考模式》一文，该文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语篇模式做了的详细的研究，此研究弥补了此项研究的严重不足，因为以前的研究大多数是建立在句子基础之上的分析。
Kaplan是进行对比研究的第一个人，在1966年他提出了他的假设——对母语的是英语人的写作教学方法和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写作教学方法应该是不同的，这是由于文化的思维模式的不同决定着修辞规则的不同，Kaplan的理论立即赢得了学者的广泛赞誉，它对英语写作教学方面出现的问题也有一定的启示。
普遍认为，中国学生要想写出一篇好的作文除了要很好的掌握语法和词汇外，了解英语的语篇模式和写作体裁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教师们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像时态，句子结构和习语上，而忽视了语篇模式。在语篇模式上缺少了足够的训练，学生不得不去参考他们母语的修辞规则，因此他们的语篇模式不能满足说母语的人的期盼，他们的想法不能够有效的传递，由于语篇模式因语言的不同而不同，僅仅了解英语或者汉语的一种语篇模式是不够的，它们之间的对比研究有助于提高语篇能力，同时也有助于英语写作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Connor，U.（1984）.Recall of text：Differences between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reader.TESOL Quarterly，18，239-256. [2]Connor，U.（1996）.Contrastive rhetoric：Cross-cultural aspects of second-language writing.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Helms-Park，R，（2001）.Evidence of lexical transfer in learner syntax：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causative by speaker of Hindi-Urdu and Vietnamese.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3，71-102.
[4]Jaris，S.（2002）.Topic continuity in L2 English article use.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4，387-418.
[5]Kaplan，R.B.1966.Culture Thought Pattern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Language Learning Vol，No.1，1-20
[6]Kaplan，R.B.1972.The Anatomy of Rhetoric：Prolegomenato to a Functional Theory of Rhetoric.Philadelphia：Center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7]Kecskes，I，& Papp，T.（2000）.Foreign language and mother tongue.Mahwah，NJ：Erlbaum.
[8]Kubota，R.（1992）.Contrastive rhetoric of Japanese and English：A critical approach.Dissertation Abstrcts International，54，1709A.
[9]Kubota，R.（1998）.An investigation of L1-L2 transfer in writing among Jap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implication for contrastive rhetoric.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7，69-100.
[10]Pavlenko，A.（2002b）.Bilinguallism and emotions.Multilingua，21，45-78.
[11]Pavlenko，A.& Driagina，V.（2007）.Russisn emotion vocabulary in American learners’narratives.Modern language journal，91，213-234.
[12]Scarcella，R.（1992）.Interethnic convers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Discourse accent revisited.In S，Gass & L.Selinker（Eds.），Language Transfer in Language Learing（pp.109-137）.Amsterdam：Benjamins.
[13]Shi，L.（2002）.How Western-trained Chinese TESOL professional publish in their home environment.TOSOL Quarterly，36，625-634.
[14]Thatcher，B.L.（2000）.L2 Professional writing in a US and South American context.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9，41-69.
[15]Tao，H.&Thompson，S.（1991）.English backchannels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s：A case study of superstratum pragmatic‘interference.’Journal of Pragmatics，16，209-223.
[16]Vermeuven，R，& Kellerman，E.（1999）.Causation in narrative：the role of language background aand proficiency in two episodes of‘the frog story’.In D. Albrechtsen，B.Henriksen，I.Mees，& E.Poulsen（Eds.），perspectives on foreign and second language pedagogy（pp.161-176）.
[17]Wu，Su-Yueh and Rubin，D.L.2000.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on Argumentative Writing by Chinese and North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35：148-178.
[18]Yong，L.1994.Crosstalk and Culture in Sino-American Communic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Odense，Denmark：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簡介：
于杰（1982-），女，汉族，黑龙江省大庆市人，硕士，东北林业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语言学。
关键词：语篇迁移；写作教学；框架迁移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160-03
一、语篇迁移及其相关理论
语篇迁移涉及在口语和书面语的语篇中，涉及的是思想的引入，组织，及语境化的方式，以及会话策略或某一特定语篇的语境中常规表达的概念和观念等相关。在语篇迁移方面所进行的大部分相关的调查都是在对比修辞学的框架范围。对比修辞学始于Kaplan在1996年的开创性的研究，该研究指出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修辞方式，母语的语言和修辞规则会对第二语言的写作产生负面的干扰（Kubota，1998，p.69）。对比修辞大多集中于施事主体组织信息的方式，概念化信息的程度，怎样展现和在哪展现施事主体中心思想。同时，修辞模式不仅仅反应语言能力，也反应施事主体的写作规则。不得不承认我们讨论修辞相关的迁移使语言迁移和写作系统迁移的区别模糊不清。然而，我们把语篇迁移的所有形式看做超越语言能力的延伸，涉及组织信息，促进交流的传统问题，同时它也受到一个人所属于的话语社区的思想和感情表达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在不同的语言中存在不同的修辞规则，这种修辞规则经常从母语迁到第二语言的写作中。例如，归纳性的修辞模式被日本作家所偏爱，用这种模式在写作中所展现的信息会渐进地表明中心思想，然而，演绎性修辞模式被母语是英语的作家所喜爱，用这种修辞模式，相关信息被给出之前中心思想就已经被呈现出来，英语和日语写作就是如此。母语为西班牙语英语学习者的人比较喜欢细致的风格-———在西班牙语和英语里在这两种语言中上下文的联系比传统的写作风格更加细，在母语是阿拉伯语，汉语，捷克语，英语，德语，芬兰语，法语，日语，韩语，俄语，西班牙语，泰语，越南语的二语习得的写作修辞和信息组织中，我们也发现了跨语言影响的另一个证据（例如Connor，1996）.
对比修辞研究还有三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发现。第一个是语篇迁移不仅仅发生产出过程中也发生在理解过程中。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Connor（1984）的研究表明母语修辞规则的知识能使修辞规则不同于它的第二语言阅读的文章中干扰第二语言学习者赎回相关信息的能力。另外，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Thatcher（2000）表明母语的修辞规则影响母语为英语和母语为西班牙语的翻译和编辑人员，将一种语言所写的文本加工成能被说另一种语言的读者读懂的文本。在这些案例中，跨语言影响的源泉之一是参与者的脚本和背景知识以及“读者对语篇的类型组织模式的期盼”。
第二个发现是语篇迁移不仅发生在正向迁移中而且也发生在反向迁移中。例如，Shi（2002）发现在西方接受过教育的汉语TESOL专业人员，当用汉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进行论文写作时他们倾向于使用英美的学术写作规则。
第三个发现在Kecskes and Papp（2000）的研究中，写作技能的迁移经常是正迁移。正如Kecskes and Papp表明的那样，这适用于正向迁移也适用于反向迁移。关于正方向语篇迁移，Kubota（1992）表明日本语和英语写作在信息组织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同时建议母语为日语的英语学习者在他们的第二语言为英语的写作中能够利用这种相似性。后期的许多研究都证明了第二语言的写作的能力与第一语言的写作的能力正相关，这就表明高水平母语写作者至少能成功地把一些写作技能迁移到第二语言的写作中。
虽然目前所收集的语篇迁移的证据很有说服力，但如果假定跨语言影响是唯一的或者是首要的因素——这种因素决定着一个第二语使用者的语篇结构和组织信息话，或许是错误的观点。事实上，在第二语言写作中，母语迁移研究没有发现证据证明此类说法。其它的研究，例如Kubota（1998），发现在母语和第二语言写作中展现出相似性的作家的数量也不是特别的多（Kubota发现大约一半的作家在母语和第二语言写作中展现出相似性）。其它的影响第二语言修辞模式的因素包括年龄，第二语言熟练度，和写作经验等。
接下来谈一下另外两个关于语篇迁移的重要观点，这两个观点超越了对比修辞的框架。第一个是会话管理策略的视角，第二个是框架迁移的视角。它们涉及事件，关系，情绪，和语言结构中其它现象的跨语言的影响。关于前者，Scarcella（1992）已经在母语不是英语的人的口语中研究了关于会话管理策略的使用规则，此研究包括话题转移、联络信息提示、暂停、语言补充，和语言中断。根据Scarcella的理论，非母语的人使用这些会话管理策略不仅仅和目标语的规则不同，而且其中至少一个方面经常受到母语的影响。Scarcella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向迁移，但是发现反向迁移中会话管理策略也是很重要的。例如，Tao and Thompson（1991）的研究记录了在汉语和英语双语的母语的联络信息行为中第二语言的影响。
关于框架迁移，最近的几项研究表明语篇迁移能影响确定性，话题继续，使役动词，和情绪这些概念在一个人的口语和书面语的语篇中是怎样被表现的，它也能影响听者或者读者关于一个特别的概念是否已经被表达出来和是否该概念已经被恰当的表达的判断。关于确定性和话题继续Jarvis （2002），已经表明虽然这些语篇概念受某种普遍的约束的支配但学习者在他们的第二语言学习中（例如零冠词对冠词）在结构性上标记的这些概念方式经常反映清晰的母语的影响。关于使役动詞，Helms-Park（2001）的研究表明第二语言为英语的越南和北印度的乌尔都的学习者在按一定的语法规则使用运动使役动词的频率方面（如：跑，走，跳舞，跳）北印度的乌尔都域使用者所接受使役动词是的越南语使用者所使用的二倍，包括一些不合乎语法规则的或者边缘性的使役动词（例如，He ran the dog； the sitter danced the child all morning）. 最后，关于情绪方面的——这是与语篇相关的因为它涉及一个参加特定的语篇共同体的人是怎样用一个特定的方式对框架和表达特定的想法进行提前处理——Pavlenko（2002a，b）的研究表明俄国人和英国人为了相关的情绪某种程度上会提供出不同的词汇选择。两种语言都有情绪名词，情绪形容词，情绪动词，和情绪副词，但是英国人偏爱情绪形容词和仅仅几个不及物情绪动词（发愁，渴望，高兴），然而俄国人最偏爱不及物情绪副词。在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使用同样的刺激物诱导俄语单语使用者，英语单语使用者，居住在美国的母语是英语的第二语言是俄语高水平的双语使用者，和母语是俄语的外语是美国英语的使用者去叙述事情。在料库中所比较的情绪词汇的使用表明，在两个组中，双语参与者使用情绪形容词和系动词（所使用的形容词在俄语中也是非传统的和不合乎语法的）而在相同的语境中母语是俄语的单语使用者偏爱动词（Pavlenko，2002b；Pavlenko & Driagina，2007）。这两组的结果（母语为英语的第二语言为俄语的和母语为俄语第二语言为英语的双语使用者）为正方向迁移和反方向迁移提供了证据，某种程度来说，参与者会把特有的框架想法迁移到他们所认为是有同样特点的俄语语篇之中。
总结一下我们对于语篇迁移的讨论，相关的研究表明，语篇迁移与语篇的组织，语境化，会话管理有关。事件的表达即发生在理解中又发生在产出中。语篇迁移在正方向迁移和反方向迁移中都有记录，这经常是正迁移。正如我们所知，语篇迁移在横向迁移中没有记录——从一个非母语到另一个——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的研究关于专门寻找到语篇迁移的类型，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这可能是富有成果的方向。
二、对教学的启示
（一）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的认识。
在西方人的印象中，中国学生的英语写作不连贯也没有逻辑。这样的观点是由于缺少对英语和汉语的修辞规则的差异的了解。中国学生在用英语写作时会频繁使用谚语，名言。这样的写作方式也是被提倡的，因为它使文章有生动，有力。但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样的写作方式是不合乎常理的。这是因为修辞的方式具有文化特殊性。正如kaplan所说的，每个语言或者文化都有属于它们自己的修辞传统。逻辑是修辞的基础，它是由文化进化而来的，它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修辞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甚至在既定的文化中会因为时间的不同而不同，（Kaplan，1972：400）.因此，缺少不同文化的修辞的知识的了解就会造成文化间交流的障碍。不同的文化关于修辞的模式也有不同的期盼，这就是为什么母语是英语的人有时不能翻译出中国学生的英语写作，其原因就是中国学生的写作的组织模式没有满足母语是英语的读者的期盼。母语为英语的读者期望文章一般会以演绎的方式进行组织的，如果他们发现所读的文章不是这样的方式，他们自然会认为它是没有逻辑的，不连贯的。因此，为了使学生的英语写作与说母语的人的修辞规则一致，教师就有必要让学生了解英语的修辞传统。
修辞规则的不同源于文化的不同，中国的文化倡导集体主义，Yong（1994）认为和谐，顺从，合作，自我牺牲被中国的文化所尊重。Wu and rubin（2000）表明中国人认为人的行为应该由他所在的社会的角色所决定而且不是要反对和挑战或是质疑正在盛行的东西，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喜欢用简接的方式表达观点，在他们的写作中，他们喜欢用传统和已经被接受的表达方式，以至于保持社会的和谐。相反，西方的文化倡导个人主义，对于美国人来说，发起争论，然后辩论或者抨击这是很平常的，他们喜欢说出他们想要说的事情。
文化不仅仅影响了语言学结构也影响了思维方式和语篇的形式，在文化的影响下，说汉语的人和说英语的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中国人比较喜欢综合推理，然而美国人喜欢分析推理；中国人喜欢使用归纳的推理方法去解决问题，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喜欢演绎的推理方法。中国和英国思维模式的不同决定了英语和汉语写作的组织模式的不同。
因此，在英语写作的教学中，教师应该让学生知道修辞规则具有文化的特殊性，由于文化的不同，英语和汉语之间的语言的使用，思维模式，语篇模式就会有所不同。为了克服汉语语篇模式的干扰，学生应该对文化的不同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写出与英语的语篇模式而不是汉语的语篇模式一致的作文，因此加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二）通过修辞的对比分析发展语篇能力。
长期以来，对比分析作为一个有效的教学方法已经得到认可，这个方法的价值已经被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所证实，尤其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但是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汇或是句法层面上。对比修辞研究方面，的是Kaplan所写的《在国际教育中的文化思考模式》一文，该文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语篇模式做了的详细的研究，此研究弥补了此项研究的严重不足，因为以前的研究大多数是建立在句子基础之上的分析。
Kaplan是进行对比研究的第一个人，在1966年他提出了他的假设——对母语的是英语人的写作教学方法和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写作教学方法应该是不同的，这是由于文化的思维模式的不同决定着修辞规则的不同，Kaplan的理论立即赢得了学者的广泛赞誉，它对英语写作教学方面出现的问题也有一定的启示。
普遍认为，中国学生要想写出一篇好的作文除了要很好的掌握语法和词汇外，了解英语的语篇模式和写作体裁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教师们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像时态，句子结构和习语上，而忽视了语篇模式。在语篇模式上缺少了足够的训练，学生不得不去参考他们母语的修辞规则，因此他们的语篇模式不能满足说母语的人的期盼，他们的想法不能够有效的传递，由于语篇模式因语言的不同而不同，僅仅了解英语或者汉语的一种语篇模式是不够的，它们之间的对比研究有助于提高语篇能力，同时也有助于英语写作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Connor，U.（1984）.Recall of text：Differences between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reader.TESOL Quarterly，18，239-256. [2]Connor，U.（1996）.Contrastive rhetoric：Cross-cultural aspects of second-language writing.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Helms-Park，R，（2001）.Evidence of lexical transfer in learner syntax：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causative by speaker of Hindi-Urdu and Vietnamese.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3，71-102.
[4]Jaris，S.（2002）.Topic continuity in L2 English article use.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4，387-418.
[5]Kaplan，R.B.1966.Culture Thought Pattern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Language Learning Vol，No.1，1-20
[6]Kaplan，R.B.1972.The Anatomy of Rhetoric：Prolegomenato to a Functional Theory of Rhetoric.Philadelphia：Center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7]Kecskes，I，& Papp，T.（2000）.Foreign language and mother tongue.Mahwah，NJ：Erlbaum.
[8]Kubota，R.（1992）.Contrastive rhetoric of Japanese and English：A critical approach.Dissertation Abstrcts International，54，1709A.
[9]Kubota，R.（1998）.An investigation of L1-L2 transfer in writing among Jap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implication for contrastive rhetoric.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7，69-100.
[10]Pavlenko，A.（2002b）.Bilinguallism and emotions.Multilingua，21，45-78.
[11]Pavlenko，A.& Driagina，V.（2007）.Russisn emotion vocabulary in American learners’narratives.Modern language journal，91，213-234.
[12]Scarcella，R.（1992）.Interethnic convers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Discourse accent revisited.In S，Gass & L.Selinker（Eds.），Language Transfer in Language Learing（pp.109-137）.Amsterdam：Benjamins.
[13]Shi，L.（2002）.How Western-trained Chinese TESOL professional publish in their home environment.TOSOL Quarterly，36，625-634.
[14]Thatcher，B.L.（2000）.L2 Professional writing in a US and South American context.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9，41-69.
[15]Tao，H.&Thompson，S.（1991）.English backchannels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s：A case study of superstratum pragmatic‘interference.’Journal of Pragmatics，16，209-223.
[16]Vermeuven，R，& Kellerman，E.（1999）.Causation in narrative：the role of language background aand proficiency in two episodes of‘the frog story’.In D. Albrechtsen，B.Henriksen，I.Mees，& E.Poulsen（Eds.），perspectives on foreign and second language pedagogy（pp.161-176）.
[17]Wu，Su-Yueh and Rubin，D.L.2000.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on Argumentative Writing by Chinese and North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35：148-178.
[18]Yong，L.1994.Crosstalk and Culture in Sino-American Communic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Odense，Denmark：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簡介：
于杰（1982-），女，汉族，黑龙江省大庆市人，硕士，东北林业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