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常乾坤，１９２５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最早的飞行员之一，曾任八路军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延安上书——工程学校诞生
１９０４年７月，常乾坤出生在晋南王屋山下的垣曲县毫城村。他从小聪颖好学，１９２２年进入晋军学兵团读书、受训。１９２５年６月，常乾坤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分配在炮兵队学习。在校期间，他在政治上积极靠拢共产党，受到军校中共组织的重视和培养。１９２５年７月，常乾坤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６年春，广东航空学校第二期招生，常乾坤得到中共组织的同意，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航校。他学习刻苦认真，对航空理论理解较快，飞行技术也好，比较早地放了单飞。６月，常乾坤作为飞行学员由国民党政府派出，赴苏联继续学习航空。到苏联后，他首先进入航空理论学校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年后，常乾坤又进入苏联空军的飞行与领航学校，系统地学习与研究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航空知识。
１９３０年１月，常乾坤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开始担任中尉领航员，后升任准校领航主任。为了进一步掌握航空理论知识，常乾坤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考入苏联航空工程最高学府——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航空工程系。他潜心学习和研究飞机发动机原理、构造、设计等航空理论，还深入到飞机和发动机工厂去实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毕业设计时，他成功地设计了一架侦察飞机和一台航空发动机，受到了好评，获得航空工业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务。
常乾坤在苏联学习航空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学成后回国，为党的航空事业、为中国人民空军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常乾坤到共产国际找中共代表任弼时要求回国参加抗战。答复是：抗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中间也许会有曲折，要他继续学习，安心等待。此后，他又向任弼时要求过两次。１９３８年３月，任弼时通知他说：“共产国际已同意你回国。”常乾坤没有来得及参加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于１９３８年９月初踏上归国的征途，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回到新疆后，中共中央在迪化办了一个航空理论训练班，由常乾坤讲飞行原理。常乾坤一边给航空理论班讲课、辅导，一边翻译资料、编写教材。他先后编译了《飞行原理》、《空中射击学》和《空中领航学》等教材。常乾坤讲课生动风趣，深入浅出，一些比较高深的理论，经过他的解释，学员都能明白和理解。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常乾坤和王弼等一行，奉命从新疆回到延安。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办航空尚提不到议事日程，然而他们从长远着眼，还是向中共中央呈报了一份建议，阐明现在虽然没有立即成立航空学校的可能，但航空干部的培训周期长，所需知识门类多，理论性强，必须早作准备，否则，一旦需要时就来不及了；建议先成立一所小型学校，集中百十名干部，学习航空理论、航空知识，准备革命形势发生大的变化后，作为建设空军的骨干使用。毛泽东看过建议之后，认为此举有远见卓识。中央遂于１９４１年２月间着手筹备成立航空学校的工作。这所学校定名为工程学校，校址选在延安以北的安塞县。
１９４１年３月６日，常乾坤被任命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他立即从延安搬到安塞，全身心地投入了建校工作。常乾坤白天和学员们一起参加建校劳动，晚上抓紧时间备课。４月６日正式开始上课。常乾坤除负责整个教务工作外，还亲自给学员讲代数和俄文。
为适应形势和变化，１９４１年１０月，上级决定将工程学校与抗大三分校合并编为军事学院，院长由朱德总司令兼任，叶剑英为副院长，郭化若为教育长。常乾坤被任命为第一大队大队长，并主持俄文教学工作。１９４４年９月，中央军委调常乾坤到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任高级参谋、航空组组长。
枣园受命——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后的一天清早，叶剑英把常乾坤等找去说：“枣园有电话来，叫你们去，可能是商谈去东北的问题。”听到这话，常乾坤等高兴得连早饭都顾不得吃，急忙赶往枣园。９点钟，一位同志把常乾坤带到任弼时的窑洞。见面后，任弼时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看怎么样?”常乾坤等激动地说：“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要坚决完成党交给的这个光荣任务!”
“我们很了解你们的心情，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辽阔的天空，是吗?”任弼时笑了笑，接着又说：“赤手空拳办航校，会有许多想不到的困难，遇到问题要随时请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
吃中午饭的时候，刘少奇来了。他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去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１０月１５日，常乾坤等一行２０余人启程那天，周恩来前来送行，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事要多动脑筋。”他们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
１９４６年１月，东北民主联军在通化成立了航空总队，由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总队长。２月初常乾坤到达通化后接任总队长工作。航空总队是航校诞生的前奏和雏形。在此基础上，１９４６年３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老航校”)正式成立，常乾坤被任命为校长。
航校成立后，困难很多，首先是没有飞机和器材。常乾坤进行了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寻找器材，并亲自带领航校职工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地四处寻找。除锦州、沈阳等地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有来得及抢运外，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凡有航空器材的地方，都留下了常乾坤等人的足迹；甚至到机场附近的山沟、村镇，去寻找轮胎、仪表、铝皮垫子和汽油、滑油。由于火车不通，汽车缺乏，好不容易收集起来的残缺飞机和笨重器材运不回来，常乾坤就动员群众用牛马大车运送，创造了用马车拉飞机的奇迹。经过常乾坤等多方面的努力，终于修理装配各式飞机几十架，但都缺少零件。他们从各方面收集来的破旧零件中翻找，把一切能用的零件都派上了用场。
战争环境，敌人骚扰不断。老航校在通化装配好的飞机未能飞行，就开始大搬家。第一次搬家是向牡丹江转场。怎样转场?当时人们心中无数。为此，常乾坤决定，一面派飞机前往牡丹江侦察，一面派先遣队赴牡丹江布置迎接飞机。经过全校同志的群策群力，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当时比较安全的敦化、延吉等地。第二次搬家是从牡丹江搬到东安。东安附近的机场遭到严重破坏。弹坑累累，营房、仓库等建筑都成残垣断壁，几乎连一栋完整能用的房子都没有。东安的冬天，风雪连天，风卷雪花，刮起“烟炮”，对面看不见人，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三四十度，手触到铁上就粘掉一层皮。向这样严寒的地方转场，必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老航校抽出大量人员先到东安抢修机场、营房和仓库，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终于在１１月底转到了东安。
老航校成立之后，先后由通化至牡丹江、牡丹江至东安，再从东安转回牡丹江，最后到长春。每次转场几乎都遭到敌机的空袭，常乾坤等都勇敢沉着，巧妙地指挥部队安全转移。
为加快培养航空人才，常乾坤等采取了人民军队行之有效的互教互学、包教保学等办法，重视教学实效、理论紧密结合实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世界各国训练飞行员的常规都是三个阶段：先飞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后飞高级教练机。老航校有几架初级教练机，但都是木头做的。由于长期在机场上风吹、雨淋、日晒，框架都朽了，蒙布也扯光了，加上几次长途转移，都已经变了形，不能试飞，飞初级教练机的门被堵死了。中级教练机一架也没有，只有一些破旧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和几架日式战斗机。能否打破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三级教练法，越过初、中级两个阶段，直接飞高级教练机呢?这是一个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一部分人坚决反对这样干，认为这是违反科学的；有的还说：“想一步登天，只怕飞得高，摔得重!”常乾坤等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的支持和鼓励下，征求了学校广大干部和学员的意见。学员们坚决回答：“我们愿意冒任何风险，上高级教练机。怕什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常乾坤等校领导经过分析研究，最后果断决定，三步并成一步走!他们一面发动群众动脑筋想办法，一面采取了加强地面准备、增长带飞时间、改进训练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在保证飞行安全方面，他们针对器材破旧、教员技术不熟练、设备简陋、制度不健全、缺乏经验等不利因素，要求全体同志，特别是飞行人员、机务人员、修理人员，要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细致扎实，兢兢业业，像姑娘绣花一样地做好一切工作，保证飞行训练少出事故或不出事故。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１９４６年７月下旬的一天，飞行学员终于单独驾着九九式高级教练机，飞上了万里无云的高空。
教练机解决了，油料又成了问题。常乾坤等又发动群众来研究。有人建议：用酒精可以代替汽油开汽车，能否用酒精开飞机呢?常乾坤觉得有理，于是决定试验一下。第一次用酒精试飞时，因为天气太冷，酒精度数不够，眼看着飞机飞上天，突然听不到马达声了，飞机一直往下猛坠，空中停了车，试验失败了。第一次不成功，再试!先使用汽油和酒精的混合燃料，然后逐渐减少汽油的分量。经过试验、研究，在提高了酒精度数和加大了燃料喷嘴之后，试用９６度的纯酒精飞行，终于获得成功。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的陈云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兴地对常乾坤说：“你们为航校训练解决了大问题。”后来，他们在哈尔滨办了两个酒精工厂，生产大量酒精，保证了飞行训练。
老航校建立之初，技术人员主要是两部分：一是从敌对营垒起义的同志；二是放下武器参加人民军队的日本人员。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常乾坤以认真负责、诚恳待人的态度去感化和教育他们。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位驾机起义的人，１９４７年３月，被任命为老航校副校长，分工主持一个机场的飞行训练。常乾坤鼓励他大胆工作，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航校的训练。在老航校，放下武器参加民主联军的日本人共有３００多人，其中飞行员１７人、机械师２４人、机械员７２人，还有医生、护士、汽车司机等。常乾坤和校友会领导班子成员对这些人以诚相侍，尊重他们，信任他们，鼓励他们用自己的技术为革命工作，将功赎罪，使他们完全打消了顾虑，为老航校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将近４年的时间里，常乾坤和其他校领导一起，带领全校人员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毛泽东主席的教育方针，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出各类空地勤人员５００多人。
１９４９年３月８日，常乾坤、王弼等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航校工作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了一些种子。”
南苑练兵——第一支飞行队受阅开国大典
１９４９年３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要从老航校抽调。３月３０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军委航空局政委。
航空局是代行空军职能的过渡机构，是成立空军的基础框架，是中央军委管理航空工作的部门。常乾坤出任军委航空局局长后，立即着手组建航空局，从东北老航校调来一些人，很快组建了作战教育处、航空工程处、民航处、情报科和供给科，暂编６４人。１９４９年５月，航空局机关增设了航空管理处、秘书处、政治处，人员增至１７２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许多城市陆续解放，国民党留下的众多机场、器材、航空人员需要接管。常乾坤派出干部，赴各地接收国民党空军人员、飞机和器材。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底，共接收飞机１１３架、航空发动机１２７８台、各种航空器材４万余吨，接管器材厂等３２个，收容一大批航空技术人员，使解放区的航空技术人员达到２９３８人，飞机增加到１５９架；修复机场４０个，先后开通北京—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苏联赤塔、北京—太原—西安—兰州—迪化、北京—石家庄—开封—武汉、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４条航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驻香港的原国民党“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的爱国员工酝酿起义，回归大陆。常乾坤亲自组织安排人员，使１０月２９日和１１月９日两批起义的１２架运输机，顺利安全地飞抵北京和天津机场。
１９４９年５月４日，国民党空军派出飞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当时正在积极准备召开全国政协筹备会，北平的防空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在一次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副主席对常乾坤说：要召开政协会议，同党外人士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工作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地面上由罗瑞卿部长负责了，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点力啊!常乾坤当即回答：“行!”经过紧张的筹备，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５日，在北京南苑机场正式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队。飞行队成立后，经过短期的紧张训练，１９４９年９月５日正式担负起北京的防空任务。
９月上旬，飞行队接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命令。１０月１日下午３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４时举行阅兵。南苑机场上的１７架飞机，按预定计划先后起飞，均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下午４时３５分，空中分列式开始，在空中总领队的统一号令下，飞行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９００米、６００米、４５０米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十分激动和自豪，感到今天的飞行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飞行，从今天起中国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中国人民将不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飞行啊!
飞过东单牌楼，天安门广场映入眼帘。机群轰鸣着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３０万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合在一起，响彻古都北京，广场上形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这盛况通过无线电电波飞越千山万水，传到五洲四海。
开国大典后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宴会，宴请受阅的高级领导同志和驾机、驾舰起义的空、海军人员。朱总司令亲切地对驾机起义的人员说：“你们是新起义的，我是老起义的，我曾经几次起义，最后才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你们都很年轻，还大有作为。我们空军还要大发展，你们是空军的‘种子’，将来要起骨干作用。”
抗美援朝——中朝联合空军的副司令员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１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常乾坤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当他在东北老航校接到任命电报时，心情很激动。他给刘亚楼复电说：“我愿诚心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建设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力!”
空军成立之初，首要的任务是组建航空学校。当时，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要组建６所航校，人员都是从老航校抽调的。常乾坤等给每所轰炸机航校分去飞行、机务人员各２０名左右；每所驱逐机航校分去飞行员１０名左右，机务人员２０名左右。６所航校从部队共选调了１６７２名学员。第一批新建航校，经过紧张的筹备，均于１９４９年底和１９５０年初开学。后来，常乾坤提出原老航校还有一批力量，还有校舍、教员、飞机器材等，应当继续发挥作用，建议再办一所航校。刘亚楼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请示中央军发批准，又增加了第七航校。
１９５０年６月，正式成立了空军混成第四旅。这是人民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该旅的第１０团首先在苏联空军人员的帮助下改装喷气式战斗机，同年１０月底完成了改装训练，１０月１７日，常乾坤代表空军陪同陈毅参加了交接仪式，并观看了飞行表演。
抗美援朝初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空军参战。空军参战后，同朝鲜人民空军并肩作战，需要统一指挥。１９５１年１月７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致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提议按照联合司令部的组织原则，成立中朝空军的联合集团军司令部。金日成同意这一提议。１月１０日，空军党委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成立联合空军集团军司令部的指示，确定由常乾坤提出联合集团军司令部所需各种人员的编制。１月１６日，空军党委又研究了集团军干部配备，并决定由常乾坤立即着手筹组指挥所。１月２８日，常乾坤率领新组成的前线指挥所６０余人，由北京启程赴朝。２月５日到达平壤以北之君子里，后在三神炭矿建立了指挥所。３月１５日中朝联合空军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３月３０日，中央军委授权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刘震为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王琏(朝方)、常乾坤兼任副司令员，常乾坤分工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
为尽快做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上级要求在短期内修好几个喷气式机场和土跑道机场，并筹备足够的作战物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严肃地对常乾坤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常乾坤深感责任重大。他带领中朝联合空军后勤部部长杨尚儒、政委李雪炎等人亲自选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他还亲自到朝鲜政府联系，请求派民工修机场，朝鲜政府发动了数万群众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抢修机场。经过中朝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在１９５１年９月以前，共修好６个喷气机机场和１０余个土跑道机场。后来又翻修了一批机场。与此同时，常乾坤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
常乾坤在朝鲜期间，同大家一样住山洞，吃炒面，生活十分艰苦。美机经常来轰炸扫射，有一次把他们住的山洞炸塌了，封住了出口。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幸好电话线没断，打电话通知别的山洞，才把他们抢救出来。他的工作和作风得到朝鲜同志的好评，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自由独立”勋章。
呕心沥血——病危时还念念不忘歼—８飞机的定型试飞
１９５３年８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兼军事学校部部长。那时苏联专家逐步撤走，是新中国开始自办航校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整顿、消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东西。主要措施是，把原来的既训练飞行人员，也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学校，分建为单一的飞行航校和地勤航校。常乾坤带领军校部的同志，按照空军党委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了四项工作：
第一，组织实施分校工作。将１０所航校分成７所培养空勤人员、３所培养地勤人员的航校。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先后于１９５４年成立第１２航校，１９５６年成立第１３航校，１９５７年成立专门为民航培训飞行人员和其他干部的第１４航校，使空军各类航空技术人员的培训成龙配套，形成不同层次的网络。
第二，努力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组织人员再次修改了教学制度、飞行训练提纲及教学大纲，统一编写了教材，并制定了５年的训练计划。
第三，１９５４年筹备召开了第一次教学代表会议，系统地总结了航校的教学经验，还宣扬了模范飞行教员邵长源、徐庆春等先进事迹，推广了他们的教学经验，对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四，建立预科教育制度，规定学员进入航校以前，先经过预科学校训练，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学员的质量，使航校能集中进行专科教育，对加速培养飞行员起到了重要作用。
１９５８年９月，常乾坤兼任空军学院副院长。建学院时，他亲自选点，精心组织施工，较快地完成了该院的基建任务。
１９５９年１月，空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编写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条例的指示，召开了各军区空军党委书记会议，作出广泛发动群众，认真组织力量，切实地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的决定，并成立了空军党委条令编审委员会。同年１１月，空军党委决定成立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常乾坤是三人编审小组成员之一。到１９６５年８月，空军共编写出各种条令、条例、教材、操典、大纲、教范、教科书、技术原理等３０６本，常乾坤参加了大部分条令、条例、教范、教材的审查工作。这批条令、教材，对空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６０年９月，常乾坤任空军工程学院院长、政委，主要是组织领导学院的筹建工作。空军工程学院的地址定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为基础组建的。但该院航空系的师资已经转移到西北工业大学去了。常乾坤不仅要考虑学院的基建，还要准备筹组教学人才问题。为了建好这个学院，他亲自到哈尔滨工程学院去研究学院组建的有关问题。在学院修建过程中多次出现资金、材料短缺，甚至停工待料，常乾坤及时请示、报告党委和有关领导给予解决。
为了推动空军的科研工作，１９５９年１月３０日，常乾坤负责筹备召开了空军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空军的科研重点应放在对新武器装备的研究提出建议和要求，研究使用新武器的战术，改进维护修理，延长使用寿命等方面。各研究所按照这一重点，结合空军作战、训练开展研究。航空技术装备研究所首先取得了成果。他们研究改装了米格—１７ΠΦ飞机，１９５９年５月２９日夜，用这种改装的飞机将国民党空军窜犯大陆的一架Ｂ－１７型飞机击落。
随着我军航空工业的发展，为扭转空军部队使用外国武器装备的局面，在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航空工业部门对飞机由修理转为制造，由仿制转为自行研制。空军作为使用单位，科研部门要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拟定研制规划，组织鉴定定型，并承担试飞等一系列工作。１９６２年１月，成立了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常乾坤任副主任委员。到１９６６年５月，常乾坤先后组织参与了对国产初教—５、歼—５、运—５、直—５、初教—６、歼—６、歼—７等型飞机的试制和研讨工作，均获得成功。
在刘亚楼、常乾坤等空军首长领导和组织下，空军科研部门和部队还参加了我国发展核武器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产品运输、烟云取样、剂量侦测、空中摄影以及进入沾染区观察爆炸效果等任务。
１９７１年４月，常乾坤感到身体不适，但仍坚持工作。后来，他准备出差去研究歼—８飞机定型时，患重病，经医院治疗无效，于１９７３年５月２０日不幸逝世，终年６９岁。常乾坤在病危时还念念不忘歼—８飞机，他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奋斗到了生命的尽头。
（责编郄智）
延安上书——工程学校诞生
１９０４年７月，常乾坤出生在晋南王屋山下的垣曲县毫城村。他从小聪颖好学，１９２２年进入晋军学兵团读书、受训。１９２５年６月，常乾坤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分配在炮兵队学习。在校期间，他在政治上积极靠拢共产党，受到军校中共组织的重视和培养。１９２５年７月，常乾坤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６年春，广东航空学校第二期招生，常乾坤得到中共组织的同意，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航校。他学习刻苦认真，对航空理论理解较快，飞行技术也好，比较早地放了单飞。６月，常乾坤作为飞行学员由国民党政府派出，赴苏联继续学习航空。到苏联后，他首先进入航空理论学校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年后，常乾坤又进入苏联空军的飞行与领航学校，系统地学习与研究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航空知识。
１９３０年１月，常乾坤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开始担任中尉领航员，后升任准校领航主任。为了进一步掌握航空理论知识，常乾坤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考入苏联航空工程最高学府——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航空工程系。他潜心学习和研究飞机发动机原理、构造、设计等航空理论，还深入到飞机和发动机工厂去实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毕业设计时，他成功地设计了一架侦察飞机和一台航空发动机，受到了好评，获得航空工业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务。
常乾坤在苏联学习航空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学成后回国，为党的航空事业、为中国人民空军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常乾坤到共产国际找中共代表任弼时要求回国参加抗战。答复是：抗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中间也许会有曲折，要他继续学习，安心等待。此后，他又向任弼时要求过两次。１９３８年３月，任弼时通知他说：“共产国际已同意你回国。”常乾坤没有来得及参加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于１９３８年９月初踏上归国的征途，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回到新疆后，中共中央在迪化办了一个航空理论训练班，由常乾坤讲飞行原理。常乾坤一边给航空理论班讲课、辅导，一边翻译资料、编写教材。他先后编译了《飞行原理》、《空中射击学》和《空中领航学》等教材。常乾坤讲课生动风趣，深入浅出，一些比较高深的理论，经过他的解释，学员都能明白和理解。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常乾坤和王弼等一行，奉命从新疆回到延安。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办航空尚提不到议事日程，然而他们从长远着眼，还是向中共中央呈报了一份建议，阐明现在虽然没有立即成立航空学校的可能，但航空干部的培训周期长，所需知识门类多，理论性强，必须早作准备，否则，一旦需要时就来不及了；建议先成立一所小型学校，集中百十名干部，学习航空理论、航空知识，准备革命形势发生大的变化后，作为建设空军的骨干使用。毛泽东看过建议之后，认为此举有远见卓识。中央遂于１９４１年２月间着手筹备成立航空学校的工作。这所学校定名为工程学校，校址选在延安以北的安塞县。
１９４１年３月６日，常乾坤被任命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他立即从延安搬到安塞，全身心地投入了建校工作。常乾坤白天和学员们一起参加建校劳动，晚上抓紧时间备课。４月６日正式开始上课。常乾坤除负责整个教务工作外，还亲自给学员讲代数和俄文。
为适应形势和变化，１９４１年１０月，上级决定将工程学校与抗大三分校合并编为军事学院，院长由朱德总司令兼任，叶剑英为副院长，郭化若为教育长。常乾坤被任命为第一大队大队长，并主持俄文教学工作。１９４４年９月，中央军委调常乾坤到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任高级参谋、航空组组长。
枣园受命——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后的一天清早，叶剑英把常乾坤等找去说：“枣园有电话来，叫你们去，可能是商谈去东北的问题。”听到这话，常乾坤等高兴得连早饭都顾不得吃，急忙赶往枣园。９点钟，一位同志把常乾坤带到任弼时的窑洞。见面后，任弼时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看怎么样?”常乾坤等激动地说：“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要坚决完成党交给的这个光荣任务!”
“我们很了解你们的心情，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辽阔的天空，是吗?”任弼时笑了笑，接着又说：“赤手空拳办航校，会有许多想不到的困难，遇到问题要随时请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
吃中午饭的时候，刘少奇来了。他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去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１０月１５日，常乾坤等一行２０余人启程那天，周恩来前来送行，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事要多动脑筋。”他们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
１９４６年１月，东北民主联军在通化成立了航空总队，由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总队长。２月初常乾坤到达通化后接任总队长工作。航空总队是航校诞生的前奏和雏形。在此基础上，１９４６年３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老航校”)正式成立，常乾坤被任命为校长。
航校成立后，困难很多，首先是没有飞机和器材。常乾坤进行了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寻找器材，并亲自带领航校职工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地四处寻找。除锦州、沈阳等地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有来得及抢运外，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凡有航空器材的地方，都留下了常乾坤等人的足迹；甚至到机场附近的山沟、村镇，去寻找轮胎、仪表、铝皮垫子和汽油、滑油。由于火车不通，汽车缺乏，好不容易收集起来的残缺飞机和笨重器材运不回来，常乾坤就动员群众用牛马大车运送，创造了用马车拉飞机的奇迹。经过常乾坤等多方面的努力，终于修理装配各式飞机几十架，但都缺少零件。他们从各方面收集来的破旧零件中翻找，把一切能用的零件都派上了用场。
战争环境，敌人骚扰不断。老航校在通化装配好的飞机未能飞行，就开始大搬家。第一次搬家是向牡丹江转场。怎样转场?当时人们心中无数。为此，常乾坤决定，一面派飞机前往牡丹江侦察，一面派先遣队赴牡丹江布置迎接飞机。经过全校同志的群策群力，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当时比较安全的敦化、延吉等地。第二次搬家是从牡丹江搬到东安。东安附近的机场遭到严重破坏。弹坑累累，营房、仓库等建筑都成残垣断壁，几乎连一栋完整能用的房子都没有。东安的冬天，风雪连天，风卷雪花，刮起“烟炮”，对面看不见人，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三四十度，手触到铁上就粘掉一层皮。向这样严寒的地方转场，必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老航校抽出大量人员先到东安抢修机场、营房和仓库，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终于在１１月底转到了东安。
老航校成立之后，先后由通化至牡丹江、牡丹江至东安，再从东安转回牡丹江，最后到长春。每次转场几乎都遭到敌机的空袭，常乾坤等都勇敢沉着，巧妙地指挥部队安全转移。
为加快培养航空人才，常乾坤等采取了人民军队行之有效的互教互学、包教保学等办法，重视教学实效、理论紧密结合实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世界各国训练飞行员的常规都是三个阶段：先飞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后飞高级教练机。老航校有几架初级教练机，但都是木头做的。由于长期在机场上风吹、雨淋、日晒，框架都朽了，蒙布也扯光了，加上几次长途转移，都已经变了形，不能试飞，飞初级教练机的门被堵死了。中级教练机一架也没有，只有一些破旧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和几架日式战斗机。能否打破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三级教练法，越过初、中级两个阶段，直接飞高级教练机呢?这是一个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一部分人坚决反对这样干，认为这是违反科学的；有的还说：“想一步登天，只怕飞得高，摔得重!”常乾坤等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的支持和鼓励下，征求了学校广大干部和学员的意见。学员们坚决回答：“我们愿意冒任何风险，上高级教练机。怕什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常乾坤等校领导经过分析研究，最后果断决定，三步并成一步走!他们一面发动群众动脑筋想办法，一面采取了加强地面准备、增长带飞时间、改进训练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在保证飞行安全方面，他们针对器材破旧、教员技术不熟练、设备简陋、制度不健全、缺乏经验等不利因素，要求全体同志，特别是飞行人员、机务人员、修理人员，要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细致扎实，兢兢业业，像姑娘绣花一样地做好一切工作，保证飞行训练少出事故或不出事故。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１９４６年７月下旬的一天，飞行学员终于单独驾着九九式高级教练机，飞上了万里无云的高空。
教练机解决了，油料又成了问题。常乾坤等又发动群众来研究。有人建议：用酒精可以代替汽油开汽车，能否用酒精开飞机呢?常乾坤觉得有理，于是决定试验一下。第一次用酒精试飞时，因为天气太冷，酒精度数不够，眼看着飞机飞上天，突然听不到马达声了，飞机一直往下猛坠，空中停了车，试验失败了。第一次不成功，再试!先使用汽油和酒精的混合燃料，然后逐渐减少汽油的分量。经过试验、研究，在提高了酒精度数和加大了燃料喷嘴之后，试用９６度的纯酒精飞行，终于获得成功。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的陈云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兴地对常乾坤说：“你们为航校训练解决了大问题。”后来，他们在哈尔滨办了两个酒精工厂，生产大量酒精，保证了飞行训练。
老航校建立之初，技术人员主要是两部分：一是从敌对营垒起义的同志；二是放下武器参加人民军队的日本人员。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常乾坤以认真负责、诚恳待人的态度去感化和教育他们。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位驾机起义的人，１９４７年３月，被任命为老航校副校长，分工主持一个机场的飞行训练。常乾坤鼓励他大胆工作，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航校的训练。在老航校，放下武器参加民主联军的日本人共有３００多人，其中飞行员１７人、机械师２４人、机械员７２人，还有医生、护士、汽车司机等。常乾坤和校友会领导班子成员对这些人以诚相侍，尊重他们，信任他们，鼓励他们用自己的技术为革命工作，将功赎罪，使他们完全打消了顾虑，为老航校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将近４年的时间里，常乾坤和其他校领导一起，带领全校人员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毛泽东主席的教育方针，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出各类空地勤人员５００多人。
１９４９年３月８日，常乾坤、王弼等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航校工作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了一些种子。”
南苑练兵——第一支飞行队受阅开国大典
１９４９年３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要从老航校抽调。３月３０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军委航空局政委。
航空局是代行空军职能的过渡机构，是成立空军的基础框架，是中央军委管理航空工作的部门。常乾坤出任军委航空局局长后，立即着手组建航空局，从东北老航校调来一些人，很快组建了作战教育处、航空工程处、民航处、情报科和供给科，暂编６４人。１９４９年５月，航空局机关增设了航空管理处、秘书处、政治处，人员增至１７２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许多城市陆续解放，国民党留下的众多机场、器材、航空人员需要接管。常乾坤派出干部，赴各地接收国民党空军人员、飞机和器材。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底，共接收飞机１１３架、航空发动机１２７８台、各种航空器材４万余吨，接管器材厂等３２个，收容一大批航空技术人员，使解放区的航空技术人员达到２９３８人，飞机增加到１５９架；修复机场４０个，先后开通北京—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苏联赤塔、北京—太原—西安—兰州—迪化、北京—石家庄—开封—武汉、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４条航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驻香港的原国民党“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的爱国员工酝酿起义，回归大陆。常乾坤亲自组织安排人员，使１０月２９日和１１月９日两批起义的１２架运输机，顺利安全地飞抵北京和天津机场。
１９４９年５月４日，国民党空军派出飞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当时正在积极准备召开全国政协筹备会，北平的防空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在一次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副主席对常乾坤说：要召开政协会议，同党外人士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工作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地面上由罗瑞卿部长负责了，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点力啊!常乾坤当即回答：“行!”经过紧张的筹备，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５日，在北京南苑机场正式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飞行队。飞行队成立后，经过短期的紧张训练，１９４９年９月５日正式担负起北京的防空任务。
９月上旬，飞行队接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命令。１０月１日下午３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４时举行阅兵。南苑机场上的１７架飞机，按预定计划先后起飞，均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下午４时３５分，空中分列式开始，在空中总领队的统一号令下，飞行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９００米、６００米、４５０米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十分激动和自豪，感到今天的飞行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飞行，从今天起中国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中国人民将不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飞行啊!
飞过东单牌楼，天安门广场映入眼帘。机群轰鸣着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３０万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合在一起，响彻古都北京，广场上形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这盛况通过无线电电波飞越千山万水，传到五洲四海。
开国大典后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宴会，宴请受阅的高级领导同志和驾机、驾舰起义的空、海军人员。朱总司令亲切地对驾机起义的人员说：“你们是新起义的，我是老起义的，我曾经几次起义，最后才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你们都很年轻，还大有作为。我们空军还要大发展，你们是空军的‘种子’，将来要起骨干作用。”
抗美援朝——中朝联合空军的副司令员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１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常乾坤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当他在东北老航校接到任命电报时，心情很激动。他给刘亚楼复电说：“我愿诚心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建设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力!”
空军成立之初，首要的任务是组建航空学校。当时，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要组建６所航校，人员都是从老航校抽调的。常乾坤等给每所轰炸机航校分去飞行、机务人员各２０名左右；每所驱逐机航校分去飞行员１０名左右，机务人员２０名左右。６所航校从部队共选调了１６７２名学员。第一批新建航校，经过紧张的筹备，均于１９４９年底和１９５０年初开学。后来，常乾坤提出原老航校还有一批力量，还有校舍、教员、飞机器材等，应当继续发挥作用，建议再办一所航校。刘亚楼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请示中央军发批准，又增加了第七航校。
１９５０年６月，正式成立了空军混成第四旅。这是人民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该旅的第１０团首先在苏联空军人员的帮助下改装喷气式战斗机，同年１０月底完成了改装训练，１０月１７日，常乾坤代表空军陪同陈毅参加了交接仪式，并观看了飞行表演。
抗美援朝初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空军参战。空军参战后，同朝鲜人民空军并肩作战，需要统一指挥。１９５１年１月７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致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提议按照联合司令部的组织原则，成立中朝空军的联合集团军司令部。金日成同意这一提议。１月１０日，空军党委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成立联合空军集团军司令部的指示，确定由常乾坤提出联合集团军司令部所需各种人员的编制。１月１６日，空军党委又研究了集团军干部配备，并决定由常乾坤立即着手筹组指挥所。１月２８日，常乾坤率领新组成的前线指挥所６０余人，由北京启程赴朝。２月５日到达平壤以北之君子里，后在三神炭矿建立了指挥所。３月１５日中朝联合空军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３月３０日，中央军委授权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刘震为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王琏(朝方)、常乾坤兼任副司令员，常乾坤分工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
为尽快做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上级要求在短期内修好几个喷气式机场和土跑道机场，并筹备足够的作战物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严肃地对常乾坤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常乾坤深感责任重大。他带领中朝联合空军后勤部部长杨尚儒、政委李雪炎等人亲自选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他还亲自到朝鲜政府联系，请求派民工修机场，朝鲜政府发动了数万群众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抢修机场。经过中朝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在１９５１年９月以前，共修好６个喷气机机场和１０余个土跑道机场。后来又翻修了一批机场。与此同时，常乾坤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
常乾坤在朝鲜期间，同大家一样住山洞，吃炒面，生活十分艰苦。美机经常来轰炸扫射，有一次把他们住的山洞炸塌了，封住了出口。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幸好电话线没断，打电话通知别的山洞，才把他们抢救出来。他的工作和作风得到朝鲜同志的好评，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自由独立”勋章。
呕心沥血——病危时还念念不忘歼—８飞机的定型试飞
１９５３年８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兼军事学校部部长。那时苏联专家逐步撤走，是新中国开始自办航校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整顿、消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东西。主要措施是，把原来的既训练飞行人员，也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学校，分建为单一的飞行航校和地勤航校。常乾坤带领军校部的同志，按照空军党委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了四项工作：
第一，组织实施分校工作。将１０所航校分成７所培养空勤人员、３所培养地勤人员的航校。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先后于１９５４年成立第１２航校，１９５６年成立第１３航校，１９５７年成立专门为民航培训飞行人员和其他干部的第１４航校，使空军各类航空技术人员的培训成龙配套，形成不同层次的网络。
第二，努力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组织人员再次修改了教学制度、飞行训练提纲及教学大纲，统一编写了教材，并制定了５年的训练计划。
第三，１９５４年筹备召开了第一次教学代表会议，系统地总结了航校的教学经验，还宣扬了模范飞行教员邵长源、徐庆春等先进事迹，推广了他们的教学经验，对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四，建立预科教育制度，规定学员进入航校以前，先经过预科学校训练，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学员的质量，使航校能集中进行专科教育，对加速培养飞行员起到了重要作用。
１９５８年９月，常乾坤兼任空军学院副院长。建学院时，他亲自选点，精心组织施工，较快地完成了该院的基建任务。
１９５９年１月，空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编写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条例的指示，召开了各军区空军党委书记会议，作出广泛发动群众，认真组织力量，切实地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的决定，并成立了空军党委条令编审委员会。同年１１月，空军党委决定成立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常乾坤是三人编审小组成员之一。到１９６５年８月，空军共编写出各种条令、条例、教材、操典、大纲、教范、教科书、技术原理等３０６本，常乾坤参加了大部分条令、条例、教范、教材的审查工作。这批条令、教材，对空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６０年９月，常乾坤任空军工程学院院长、政委，主要是组织领导学院的筹建工作。空军工程学院的地址定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为基础组建的。但该院航空系的师资已经转移到西北工业大学去了。常乾坤不仅要考虑学院的基建，还要准备筹组教学人才问题。为了建好这个学院，他亲自到哈尔滨工程学院去研究学院组建的有关问题。在学院修建过程中多次出现资金、材料短缺，甚至停工待料，常乾坤及时请示、报告党委和有关领导给予解决。
为了推动空军的科研工作，１９５９年１月３０日，常乾坤负责筹备召开了空军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空军的科研重点应放在对新武器装备的研究提出建议和要求，研究使用新武器的战术，改进维护修理，延长使用寿命等方面。各研究所按照这一重点，结合空军作战、训练开展研究。航空技术装备研究所首先取得了成果。他们研究改装了米格—１７ΠΦ飞机，１９５９年５月２９日夜，用这种改装的飞机将国民党空军窜犯大陆的一架Ｂ－１７型飞机击落。
随着我军航空工业的发展，为扭转空军部队使用外国武器装备的局面，在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航空工业部门对飞机由修理转为制造，由仿制转为自行研制。空军作为使用单位，科研部门要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拟定研制规划，组织鉴定定型，并承担试飞等一系列工作。１９６２年１月，成立了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常乾坤任副主任委员。到１９６６年５月，常乾坤先后组织参与了对国产初教—５、歼—５、运—５、直—５、初教—６、歼—６、歼—７等型飞机的试制和研讨工作，均获得成功。
在刘亚楼、常乾坤等空军首长领导和组织下，空军科研部门和部队还参加了我国发展核武器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产品运输、烟云取样、剂量侦测、空中摄影以及进入沾染区观察爆炸效果等任务。
１９７１年４月，常乾坤感到身体不适，但仍坚持工作。后来，他准备出差去研究歼—８飞机定型时，患重病，经医院治疗无效，于１９７３年５月２０日不幸逝世，终年６９岁。常乾坤在病危时还念念不忘歼—８飞机，他为人民空军的建设奋斗到了生命的尽头。
（责编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