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乱世大藏家”的张伯驹，于1956年将毕生所藏《平复帖》《张好好诗》《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草书卷等八幅书法作品无偿捐献给了故宫，这八件宝物至今仍是故宫的镇馆之宝，他的这一大义之举令世人高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举世罕见的“艺苑真学人”，因受自己出身的连累，终未逃脱中国特定的政治运动所带来的重重灾难。
　　张伯驹被打成“右派”时已年近花甲，距离他捐献国宝仅仅一年。当时，他的女儿张传彩在千里之外的西安工作生活，对于父亲的遭遇，女儿感到非常揪心，然而她自己也正和父亲一样遭受批斗，爱莫能助。由于上级一直要求她和父亲“划清界限”，张传彩一般回到北京后都是在晚上偷偷摸摸地过来看望父亲，就像做贼一样。然而，令张传彩惊讶的是，她每次回来都发现批斗这类事好像没在父亲身上发生过一样，他照旧端坐屋内读书、写字、下棋，一切都很自然。
　　陈毅得知张伯驹被批斗的境况后，特地请他吃饭，并对他说：“像你这样一个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都捐给国家的人，还能是‘右派’吗？我想不出，我向你道歉。”面对挚友的无奈歉意，张伯驹却坦然地认为，人偶尔受点委屈是正常的，不必常挂心怀。

　　20年后，曾经同为“右派”的刘海粟向张伯驹问及当年被打成“右派”后的感想时，张伯驹的回答还是那句话：“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儿委屈在所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
　　著名的文物鉴赏家王世襄在《与伯驹先生交往三五事》中也讲道：“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三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二十年前住在李莲英的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张伯驹的心胸由此可见一斑。
　　画家黄永玉在《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中描述过自己1982年年初与张伯驹在某西餐厅邂逅的场景：“某日，余偕妻儿赴西郊莫斯科餐厅小作牙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紅菜汤一盆，面包四片，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手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那一刻的张伯驹，淡忘了尘世的喧嚣，心中所拥有的只是对老伴“一箪食一瓢饮”的牵念。
　　面对政治运动带来的不公境遇，张伯驹把它当作是生命中的一种另类赐予，既不抱怨，也无怀恨，始终以一种大无畏的态度宽容待之。张伯驹的这种坦然面对“受委屈”的做法，堪称时代的风骨，令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