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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方国瑜先生
我有幸从一九七三年起，协助方国瑜先生参订《纳西象形文字谱》一书，亲聆教诲有十载，至今回忆往事，言犹在耳。先生那严谨的学风和刻苦的精神，渊博的基础和精深的学问，不仅得到受业学生的口碑载道，而且也受到同辈学者徐中舒教授等的敬佩和赞誉。他们称他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认为他是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一九七二年底，郭沫若院长复先生信，希望能将《纳西象形文字谱》早日改好，影印出版。当时，正值“四人帮”在台上横行，真正的学术活动仍处于“万马齐喑”的境况，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研究，更是难以问津的禁区。我们到先生住处，门口过道上放满了一大堆没有开包的书箱，他与另一位教授同住一套房间；上楼后，卧室、书房和会客室全挤在一起，而先生已是七十高龄之人。尽管生活条件艰苦，还有其他各种干扰，先生却为了祖国学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和奋斗不息。在他逝世前半月，还应邀到民族文学研究所作有关编写纳西族文学史问题的十多个小时报告，临终前上午，还与江应梁教授商谈编写中国民族史问题两个多小时；甚至在突然发病昏卧之初，口中还喃喃微语：“史料丛刊、史料丛刊……”，心里还惦记着未竟之业。
一丝不苟、锲而不舍是先生一贯的学风，通过协助先生参订文字谱，使我感触最深。此书从三十年代起，费了不少心血，已经三易其稿，但他认为“缺点还多，要再一次修改”。在具体修改过程中，先生对第一篇第二篇尤为重视；第二篇《纳西象形文字简谱》是全书的主干，下的功夫最多。在原稿基础上，由我先修改、补充后，每天和先生一起逐字讨论、逐句推敲，然后将全篇重新另写一遍，请他过目审定。当时先生的视力已恶化，用特制的放大眼镜，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然后两人又共同坐下来，逐字逐条进行讨论定稿。定稿之后，又一次复写成两份，然后逐条逐句读给他听，感到没有问题了，才正式誊写后交出版社。因此，此书的第四次整理定稿，前后花了六年多。于此也可见出先生学风之严谨。
早在一九三六年，章太炎先生看了文字谱初稿之后，就认为“以是书为先导可也”；董作宾先生于一九四○年看到第二稿后 ，也认为比法人巴克的《麽些研究》和杨仲鸣的字典详赡，“足供参考”，还为此写了《读方编<麽些文字典>甲种》一文。一九五八年，吴晗同志见到书稿后催促及时出版；此后，吴玉章同志对此事也极为关心，第三稿准备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而未完成。这本专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首先，它能把握整体，探索规律，书中把纳西古文字的研究，放在整个纳西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之中，把语言文字和历史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既理顺了纳西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字创始，又注意到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其次，理论联系实际，抓住本质特点，提出新的见解。书中充分利用我国古文字学的理论遗产，而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六书”之说，把纳西象形文字的构造第一次归纳为十类，这是独到创见，为象形表意文字的比较研究开拓了前景。再者，字谱收字虽少，但释义简明，准确可靠，具有和以往多种纳西文字典、词典不同的特点。如结合文字结构，分析每字字源；结合民族学方法，释义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等。尽管如此，先生一再强调《纳西象形文字谱》的出版，从学术方面来说，虽“尽力而为，但限于知识，只是初步见解”，还处于低级阶段，只能起到铺路石的作用。所以先生不断嘱咐我们，绝不能满足于现有成就，要继续从语言文字、宗教和文学等方面结合起来作深入研究，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发明。
先生于一九○三年出生在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大研镇，小时多病，五岁时右眼又受过伤，因此到了九岁才上学。因家中和社会日常生活均用纳西语交际，不懂汉语，读书识字颇感困难。家中上辈，在丽江虽不是著名文人，但对子弟读书上进甚为督促勉励，所以从小学到中学，常促居小屋，晚上点上灰暗的油灯，终日伏案苦读，习惯孤独生活，从小养成艰苦、勤奋的学风，自署小书屋曰“困而好学斋”以自勉。
一九二三年，先生间关万里，从边僻之乡来到文化古都北京求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心胸豁然开朗。他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留心时事，次年考入师范大学预科，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不幸因一场大病，休学回乡。一九二八年重返北京复学，当时，大革命遭受失败，“整理国故”之风甚浓，于是研习考据之学。第二年北师大国文系主任钱玄同得知先生在预科已有几种著述，准许跳级，直接上本科二年级注册；一九三○年春，又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同时在两校学习听课，先后从钱玄同、余嘉锡、马衡等诸先生，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又得到高步瀛、吴承仕、黎锦熙诸先生的启发教育。时任北师大历史系主任的陈垣先生，很器重这位边疆来的后学，十分赏识他所写的《中国道教史》，指导选修梁启超、杨树达等先生的大量史地课程。由于本人的刻苦勤奋，又加上这样的优越条件，先生得以吸取诸家之言，增益新的知识；才能多有著述，发表于报刊，他生前认为可取而亲自编定者，有《广韵声汇》一书及《困學斋杂著》五种。
一九三二年，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本科，次年又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专业研究生，一度任北师大研究院编辑员和北平民国大学国文系教授。当时，北大研究所所长刘复，鼓励他回乡调查学习纳西象形文字，认为对研究人类原始文字，很有学术价值。一九三三年秋回乡途中，路过昆明，曾会晤袁嘉谷先生，纵论滇人旧学，多蒙袁的赞许；纂修《云南通志》的周钟岳、由云龙、赵式铭、方树梅诸老先生，则鼓励他专心本省文献，幸望参与其事，先生亦意有所动。到丽江后，先深入到金沙江边的历史名镇石鼓、巨甸等地考察，首次发现明代纳西标音哥巴文摩岩，后请东巴经师调查记录有关资料，历经半年，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回到北京。不几日，刘复先生病故，要研究纳西象形文字无从请益；得友人董作宾介绍到南京，从赵元任、李方桂两先生治语言学，制定纳西语国际音标，编写《纳西象形文字谱》初稿，并往苏州就教于章太炎先生。同时，先生又在一年时间里，利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丰富藏书和南京图书馆的众多善本书，尽情纵览，潜心研读，辛勤辑录了大量的云南地方史料。
一九三五年九月，先生回到云南，周历傣族、拉祜族和佤族地区，亲自深入村寨进行调查，写成《滇西边区考察记》等著述，为研究边疆史地和民族学的重要参考书。一九三六年夏，经袁嘉谷先生一再挽留，先生执教于云南大学四十八年，历任历史系教授、主任和文法学院院长；授课之余，致力于研讨云南史地之学。一九三八年以后，连年兼任云南通志馆编审、审订和续修之职，撰写了《建置沿革》、《疆域考》、《金石考》、《宗教考》和《族姓考》等四十卷，其余多参加讨论，并审定了全省六十多种县志，为完成二百六十六卷的《新纂云南通志》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期间，还协助李根源编辑《永昌府文征》，多作题跋；并与凌绪声、向达、楚图南、闻有诸先生主办《西南边疆》杂志。他还主持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克服各种困难，筹资编印丛书十一种；指点江山，纵论边致，研究地方史地，探讨民族风情，为活跃大后方的学术空气，提高边疆地区的学术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使先生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学术上也获得了新生，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努力改造旧的世界观，从“初治文献之学，纂录故实，比勘考辨，囿于地方志书体例者十余年”中解脱出来，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先后异趣而实相承，从积累现象进而探寻实质，达到揭示历史真象的目的。一九五四年他协助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一九五六年参加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全国性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曾任云南民族调查组副组长和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历史所前身)副所长，编写《民族纪录》等重要参考资料，还亲自到云南的西双版纳州、德宏州、楚雄州和四川的凉山州作调查，写了《彝族史稿》五十万字、《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等专著和其他调查报告及文稿。鉴于先生解放前后对民族调查研究所作的成就和贡献，一九七九年成立中国民族研究学会时，他被选为学会的副会长。
一九五四年，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南大学，指示历史系教学、科研应重视地方特点，出人才、出成果。这年秋天，由先生主持，开设民族史科目，亲自编写了六十余万字的《云南民族史》讲义两厚册。还开设过《云南史料目录解题》和《彝族史》等课程，编写了百万字的讲义，颇受治西南民族史学者所重视。先生与同道勉力从事，相继组建了云南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室，所以云大历史系以其地方和民族特色，深受国内外所重视；今天省内外不少有成就的中年学者，是先生培养过的学生。
先生在解放后的三十四年中，以无限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诚之心，通过忘我地致力于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形成了比较系统而鲜明的历史观，集中反映在收入《滇史论丛》第一辑的首篇《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中。先生坚持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反对歧视差别和不平衡；努力把爱国主义结合到自己的业务实践之中，始终坚持我国自古以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国历史；某一时期的中国版图，就是那一时期中国各王朝所有疆域的总和；中国史应包括各兄弟民族的历史，要用民族平等的原则对待历史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充分肯定各少数民族在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辽阔边疆的伟大贡献。先生在近十年中，虽年逾古稀，视力减退变为双目失明，又做了胃切除的大手术，但绝无迟暮之感，以极其坚韧的毅力，清理改造积稿，严谨编录审定，请友人誊写清本，总共完成了《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六编)、《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十卷)和《滇史论丛》(四辑)等共三百多万字的巨著；并领导云南地方史研究室的木芹、徐文德等同志，制定八年规划(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完成了主编《云南史料丛刊》(七十辑)、为电视大学主编《云南地方史讲义》(三册)等共约七百多万字的浩大工程。所有这些成果，不仅在学术上具有开创和奠基价值，对后之来者起了可贵的铺路和指引作用；而且在政治上具有现实意义，对于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我有幸从一九七三年起，协助方国瑜先生参订《纳西象形文字谱》一书，亲聆教诲有十载，至今回忆往事，言犹在耳。先生那严谨的学风和刻苦的精神，渊博的基础和精深的学问，不仅得到受业学生的口碑载道，而且也受到同辈学者徐中舒教授等的敬佩和赞誉。他们称他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认为他是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一九七二年底，郭沫若院长复先生信，希望能将《纳西象形文字谱》早日改好，影印出版。当时，正值“四人帮”在台上横行，真正的学术活动仍处于“万马齐喑”的境况，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研究，更是难以问津的禁区。我们到先生住处，门口过道上放满了一大堆没有开包的书箱，他与另一位教授同住一套房间；上楼后，卧室、书房和会客室全挤在一起，而先生已是七十高龄之人。尽管生活条件艰苦，还有其他各种干扰，先生却为了祖国学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和奋斗不息。在他逝世前半月，还应邀到民族文学研究所作有关编写纳西族文学史问题的十多个小时报告，临终前上午，还与江应梁教授商谈编写中国民族史问题两个多小时；甚至在突然发病昏卧之初，口中还喃喃微语：“史料丛刊、史料丛刊……”，心里还惦记着未竟之业。
一丝不苟、锲而不舍是先生一贯的学风，通过协助先生参订文字谱，使我感触最深。此书从三十年代起，费了不少心血，已经三易其稿，但他认为“缺点还多，要再一次修改”。在具体修改过程中，先生对第一篇第二篇尤为重视；第二篇《纳西象形文字简谱》是全书的主干，下的功夫最多。在原稿基础上，由我先修改、补充后，每天和先生一起逐字讨论、逐句推敲，然后将全篇重新另写一遍，请他过目审定。当时先生的视力已恶化，用特制的放大眼镜，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然后两人又共同坐下来，逐字逐条进行讨论定稿。定稿之后，又一次复写成两份，然后逐条逐句读给他听，感到没有问题了，才正式誊写后交出版社。因此，此书的第四次整理定稿，前后花了六年多。于此也可见出先生学风之严谨。
早在一九三六年，章太炎先生看了文字谱初稿之后，就认为“以是书为先导可也”；董作宾先生于一九四○年看到第二稿后 ，也认为比法人巴克的《麽些研究》和杨仲鸣的字典详赡，“足供参考”，还为此写了《读方编<麽些文字典>甲种》一文。一九五八年，吴晗同志见到书稿后催促及时出版；此后，吴玉章同志对此事也极为关心，第三稿准备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而未完成。这本专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首先，它能把握整体，探索规律，书中把纳西古文字的研究，放在整个纳西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之中，把语言文字和历史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既理顺了纳西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字创始，又注意到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其次，理论联系实际，抓住本质特点，提出新的见解。书中充分利用我国古文字学的理论遗产，而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六书”之说，把纳西象形文字的构造第一次归纳为十类，这是独到创见，为象形表意文字的比较研究开拓了前景。再者，字谱收字虽少，但释义简明，准确可靠，具有和以往多种纳西文字典、词典不同的特点。如结合文字结构，分析每字字源；结合民族学方法，释义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等。尽管如此，先生一再强调《纳西象形文字谱》的出版，从学术方面来说，虽“尽力而为，但限于知识，只是初步见解”，还处于低级阶段，只能起到铺路石的作用。所以先生不断嘱咐我们，绝不能满足于现有成就，要继续从语言文字、宗教和文学等方面结合起来作深入研究，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发明。
先生于一九○三年出生在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大研镇，小时多病，五岁时右眼又受过伤，因此到了九岁才上学。因家中和社会日常生活均用纳西语交际，不懂汉语，读书识字颇感困难。家中上辈，在丽江虽不是著名文人，但对子弟读书上进甚为督促勉励，所以从小学到中学，常促居小屋，晚上点上灰暗的油灯，终日伏案苦读，习惯孤独生活，从小养成艰苦、勤奋的学风，自署小书屋曰“困而好学斋”以自勉。
一九二三年，先生间关万里，从边僻之乡来到文化古都北京求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心胸豁然开朗。他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留心时事，次年考入师范大学预科，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不幸因一场大病，休学回乡。一九二八年重返北京复学，当时，大革命遭受失败，“整理国故”之风甚浓，于是研习考据之学。第二年北师大国文系主任钱玄同得知先生在预科已有几种著述，准许跳级，直接上本科二年级注册；一九三○年春，又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同时在两校学习听课，先后从钱玄同、余嘉锡、马衡等诸先生，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又得到高步瀛、吴承仕、黎锦熙诸先生的启发教育。时任北师大历史系主任的陈垣先生，很器重这位边疆来的后学，十分赏识他所写的《中国道教史》，指导选修梁启超、杨树达等先生的大量史地课程。由于本人的刻苦勤奋，又加上这样的优越条件，先生得以吸取诸家之言，增益新的知识；才能多有著述，发表于报刊，他生前认为可取而亲自编定者，有《广韵声汇》一书及《困學斋杂著》五种。
一九三二年，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本科，次年又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专业研究生，一度任北师大研究院编辑员和北平民国大学国文系教授。当时，北大研究所所长刘复，鼓励他回乡调查学习纳西象形文字，认为对研究人类原始文字，很有学术价值。一九三三年秋回乡途中，路过昆明，曾会晤袁嘉谷先生，纵论滇人旧学，多蒙袁的赞许；纂修《云南通志》的周钟岳、由云龙、赵式铭、方树梅诸老先生，则鼓励他专心本省文献，幸望参与其事，先生亦意有所动。到丽江后，先深入到金沙江边的历史名镇石鼓、巨甸等地考察，首次发现明代纳西标音哥巴文摩岩，后请东巴经师调查记录有关资料，历经半年，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回到北京。不几日，刘复先生病故，要研究纳西象形文字无从请益；得友人董作宾介绍到南京，从赵元任、李方桂两先生治语言学，制定纳西语国际音标，编写《纳西象形文字谱》初稿，并往苏州就教于章太炎先生。同时，先生又在一年时间里，利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丰富藏书和南京图书馆的众多善本书，尽情纵览，潜心研读，辛勤辑录了大量的云南地方史料。
一九三五年九月，先生回到云南，周历傣族、拉祜族和佤族地区，亲自深入村寨进行调查，写成《滇西边区考察记》等著述，为研究边疆史地和民族学的重要参考书。一九三六年夏，经袁嘉谷先生一再挽留，先生执教于云南大学四十八年，历任历史系教授、主任和文法学院院长；授课之余，致力于研讨云南史地之学。一九三八年以后，连年兼任云南通志馆编审、审订和续修之职，撰写了《建置沿革》、《疆域考》、《金石考》、《宗教考》和《族姓考》等四十卷，其余多参加讨论，并审定了全省六十多种县志，为完成二百六十六卷的《新纂云南通志》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期间，还协助李根源编辑《永昌府文征》，多作题跋；并与凌绪声、向达、楚图南、闻有诸先生主办《西南边疆》杂志。他还主持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克服各种困难，筹资编印丛书十一种；指点江山，纵论边致，研究地方史地，探讨民族风情，为活跃大后方的学术空气，提高边疆地区的学术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使先生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学术上也获得了新生，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努力改造旧的世界观，从“初治文献之学，纂录故实，比勘考辨，囿于地方志书体例者十余年”中解脱出来，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先后异趣而实相承，从积累现象进而探寻实质，达到揭示历史真象的目的。一九五四年他协助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一九五六年参加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全国性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曾任云南民族调查组副组长和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历史所前身)副所长，编写《民族纪录》等重要参考资料，还亲自到云南的西双版纳州、德宏州、楚雄州和四川的凉山州作调查，写了《彝族史稿》五十万字、《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等专著和其他调查报告及文稿。鉴于先生解放前后对民族调查研究所作的成就和贡献，一九七九年成立中国民族研究学会时，他被选为学会的副会长。
一九五四年，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南大学，指示历史系教学、科研应重视地方特点，出人才、出成果。这年秋天，由先生主持，开设民族史科目，亲自编写了六十余万字的《云南民族史》讲义两厚册。还开设过《云南史料目录解题》和《彝族史》等课程，编写了百万字的讲义，颇受治西南民族史学者所重视。先生与同道勉力从事，相继组建了云南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室，所以云大历史系以其地方和民族特色，深受国内外所重视；今天省内外不少有成就的中年学者，是先生培养过的学生。
先生在解放后的三十四年中，以无限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诚之心，通过忘我地致力于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形成了比较系统而鲜明的历史观，集中反映在收入《滇史论丛》第一辑的首篇《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中。先生坚持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反对歧视差别和不平衡；努力把爱国主义结合到自己的业务实践之中，始终坚持我国自古以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国历史；某一时期的中国版图，就是那一时期中国各王朝所有疆域的总和；中国史应包括各兄弟民族的历史，要用民族平等的原则对待历史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充分肯定各少数民族在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辽阔边疆的伟大贡献。先生在近十年中，虽年逾古稀，视力减退变为双目失明，又做了胃切除的大手术，但绝无迟暮之感，以极其坚韧的毅力，清理改造积稿，严谨编录审定，请友人誊写清本，总共完成了《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六编)、《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十卷)和《滇史论丛》(四辑)等共三百多万字的巨著；并领导云南地方史研究室的木芹、徐文德等同志，制定八年规划(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完成了主编《云南史料丛刊》(七十辑)、为电视大学主编《云南地方史讲义》(三册)等共约七百多万字的浩大工程。所有这些成果，不仅在学术上具有开创和奠基价值，对后之来者起了可贵的铺路和指引作用；而且在政治上具有现实意义，对于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有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