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可被更历史具体地界定,其任务取决于对普遍化的“启蒙”的批判,以及对普遍主义范畴的依赖二者之间的张力.借助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以及《奥德赛》,可阐述并拓展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的批判方式,以期引入能抵抗其普遍化倾向的范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将奥德修斯视为典范性的西方形象,而奥德修斯的游历和苦旅可以看作是法兰克福学派流亡经历的反映.因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故乡”概念,它被理解为避难所,但并不是旅途的终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了特勒马科斯处死女奴、屠杀羊倌的场景,以表明叙述残酷处决的方式意味着对暴力的批判,且最终意味着对“废除死亡”本身的希望.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也由此关注到一个凡间生命及其消亡之间彻底的异质性和时间矛盾.因此,“荷马史诗中的逃离法则”暗示了逃离、叙述和暴行永远是未完成的、开放的、进行中的过程.叙事者的反问:“还要多久?”及其回答“不是太久”,揭示出“垂死”和“死亡”之间彻底的不可通约性无穷无尽.奥德修斯未竟的“旅行”正是他可能善终的条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像许多读者一样忽略了史诗这一“结尾”,他们认为只有童话中的“很久以前”才能战胜原初故乡的神话,而这种“结尾”为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补充:即“很久以前”必须与独异而不可重现的“只此一次”联系起来,才有望使生活“逃离”总体化,而不因此成为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