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是一位诗人，我的妈妈是一位诗人，我今年十三岁，也是一位诗人。在我更小的时候所显露出来的才华曾令整个文坛惊叹。我六岁半时开始写诗，七岁时我写的诗句“无人希冀流星的拓片，乳液的蒸气困住了内陆——为了瓦解的静”获得了当年的骆宾王佳句奖。同年我还得了好几个诗歌奖，都是很大牌的奖。没人相信那些诗句出自七岁小孩之手。当我牵着爸妈的手走到领奖台前，所有质疑都化成了谄媚，老杆子都说：龙生龙凤生凤啊，难怪了。其实连我爸妈都不敢相信我能写出那些诗来。起初我把自己的诗拿给他们看，他们很生气我剽窃了别人的诗句，我不得不花点时间证明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自己女儿的天赋有多杰出。这一点让我相当厌烦。我厌烦了向别人证明自己的才华。七岁那年我井喷似的写了九百多首诗，每一首都足以留存千古，毫不夸张，没办法，因为除我之外整个诗坛就是个屁。在那之后我本应该创作出更好更多的作品，其实要是我想，也可以做到，但我没有。我宣布封笔了。就在我刚满八周岁那天。十二月二十号。宣布对象是我父母，当时我踢翻生日蛋糕，跳到沙发最顶端，大声告诉他们我再也不写诗了，一句话也不写了。他们停止了吵架，面面相觑，但很快又不当一回事了，他们以为我是闹着玩的。我确实在耍脾气，我很生气，但说话算话，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说话随便的人，我是考虑了很久才决定的，因为对整个家庭的怨恨，这个家庭就像一颗椰果，里面灌满了腐烂的汁水，而生活在里面的人，他们到处漂浮，以虚无和自闭来解渴。我爸妈几乎每天都争吵不休，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引起他们吵闹的永远也不会是黑格尔、德勒兹、齐泽克和拉康，他们只会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脾气，有时候我都觉得好奇，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谈论诗歌，不探究文学，至少在我面前是这样的，我都不知道当初他们是怎么看上彼此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偶然，才让他们做出一起生活的愚蠢决定。好几次他们暗地里朝我诉苦水，我已经厌烦这一套了，我甚至可以背诵出他们互相挖苦对方的台词。爸爸恼怒妈妈的地方在于，妈妈是诗人的同时又是一位妓女（确实如此），尽管他声称自己在意的并不是头顶的绿帽子，而是妈妈身份的双重性是“对古典纯一体域的死亡泼污”，这令他无比羞耻，但我觉得他的说法跟内心所想正好相反；妈妈则认为爸爸好吃懒做，低能、无知又自负，“一只衰老而蠕动着的硬布线控制器”。讲真，他们可能一辈子的才华，那么一点点的才华，也就全用在争吵上，他们不需要考虑其他的，也不会把心思放在对我的培养上，他们都是极其自私的人，这点我早就看清了。假如我不制造点地震出来的话，他们可能就永远沉睡在那张福尔马林之床上面了。
　　我姓阮，叫阮星莲。本来我不该姓阮，阮只是我爸爸笔名的姓氏，我非常厌恶这个姓，因为它让我的名字看上去像一个越南人的译名。以前我还背过阮攸的诗：“春兰秋菊成虚事，夏暑冬寒夺少年”，还有胡春香的诗，那个时候我几乎什么诗都读，读过一遍就能背，别说越南诗人，连玻利维亚诗人里卡多·何塞·布斯塔曼特的《马摩雷序曲》我都能倒背如流，还有乔伊斯写的那些烂诗，我都把它们刻在了颞叶上。但是这些如今对我来说已经很遥远了。自从我封笔后，我也没碰过文学，而且记忆力下降得相当厉害。这个过程是非常短促地完成的，大概是一两个月内吧，我几乎忘光了所有读过的诗，同时不断地掉着头发，开始我还可以扎马尾的，后来就只能留一头贴脸颊的短发。我父母以为我生了什么病。但医生也说不清问题出在哪，身体检查一切正常。他告诉我父母说这是青春期来临的预兆。果真那之后我就开始长个儿，在学校的座位从前排移到最后排，但胸没长，都现在都跟都灵的阿尔伯托广场似的，第一任男朋友说我的两个乳房里各住着一个尼采，一个管白天，一个管黑夜，只要他们醒来就不断哭泣。隔着胸罩都能听到他们震耳欲聋的哭声。其实我并不相信他的鬼话，我想他只是找个借口去亲近我的胸部罢了。五年级下半学期我们开始交往，他给我发了一箩筐的短信，信末总是署名“爱您的卑微的卡策马赫尔”，我俩搞上之后他就再也不那么自称了。我猜想他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一个轻率、明确的无需承担风险的逐爱结果不在他的兴趣范围内。我们好了三个月就分手了，就在我们一起看完“反马戏团”的巡演后，糊里糊涂吵了一架，他发给我最后一条分手短信，同样地上面没有了署名。演出那天的情形是这样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半个小时用来燃放动物粪便制成的焰火，中间一个小时是主体节目，就是把动物木偶戏录像，投射在舞台中间悬浮着的、装满了红色液体的玻璃缸上面。直到此时，演出里都没有任何一只动物实体的出现。看完木偶戏后，真正的高潮就来了。驯兽师带着一只年迈的大猩猩出现在舞台中间。这只大猩猩实在是太老了，浑身长满了白色的绒毛。它大概已经为这个演出奉献了四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时间。它看上去无精打采，出场后就仿佛一直在打瞌睡，但还是依顺驯兽师的指令接过他手里的管状金属器具，放在嘴边吹了起来。很快我们看到一只粉红色的气泡从管子的另一端冒了出来，并且在不断变大。大猩猩持续吹下去，吹出来的气体通过嘴唇和管道的交界处时发出了一种刺耳的摩擦声，声音到后来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钝滞，好像每吹出一口气它就要花费全身的力气，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这头大猩猩担忧，心想：停下来吧，别吹下去了！这时那只气泡已经有一头大象，不，几头大象那么大，它也不再是粉红色的了，在这个过程里它一直在变着颜色，从粉红变成蓝色、浅绿、紫红、柠檬黄，再到现在的灰色。灰色还在逐渐深暗下去，直到气泡完全变成墨黑，大猩猩才停止吹气。我们被那充满艰难和苦痛的声音折磨得快崩溃了。此时全场鸦雀无声，目光全集中在舞台中央那只半悬浮的黑色航空母艦上面。接着，驯兽师慢吞吞地走上前去，向四面的观众鞠躬。我们顿时感到了一种不由争辩的灾难性恐慌。男友抓住我的手。驯兽师伸出了他戴有尖锐指套的手指，朝那只巨大的黑色气泡一戳，嘭的一声巨响，同时夹杂着所有人的惊呼，强大的爆炸气流向我们迎面袭来。那一瞬间我们都以为自己要死了，其实不过是一阵风刮过来，吹乱了头发而已。但是在此之后很多人开始哭泣，哭声贯彻了全场。我不知道他们这是死里逃生的侥幸情绪，还是后怕心理，又或者是，真的是被演出的深刻内蕴给感动了。真正能看懂演出的人不多。不包括我的男友。回家路上他一直琢磨着这件事情，虽然他默不作声，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主动跟他说，汤浅政明的《猫汤》里面也有一幕类似的场景，他却很激烈地反应说：你以为自己很懂？以为自己什么都是对的？难道我没看过《猫汤》吗？事实上他就是没看过。他当时很不服气，显得特别激动，仿佛失去了一贯的沉着冷静的品质，其实我对此并不惊讶，他毕竟只有十岁，一个这样年纪的男孩，绝大部分情况下内心是极其脆弱的，不管在别人面前如何伪装，如何强迫自己看那些电影，看布朗肖看巴塔耶，也不过是纸糊的老虎。在我面前这些都不管用。我们后来又争论了几句，给他造成了更大的伤害，于是我们干脆不说话了。我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回去的，尴尬让夜晚充满着毁灭前的绝望。 　　分手后我掉头发的状况消失了。但是我感觉那些空着的毛囊也没再长出来。一个月后我又交了新的男友，GIGI社的成员。GIGI社是学校里最有名的社团，一个主打古典迷幻和摸屎硬核的音乐兴趣组织。而我之前并不了解，也不感兴趣。我和男友是在“五七读诗会”（每周五晚上七点在草坪上举行）上认识的，他当时读了我的一首诗，尽管朗诵得很糟糕，尤其是他蹩脚的带有严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但给我留下了挺好的印象。准确说，他的幽默感，他身上一种能带给别人轻松愉快的气质吸引了我。他不认识我本人，但他喜欢我的诗，这点是肯定的，因为在第二次诗会上他又读了我的诗。诗会结束后我约他一天后在星巴克见面。约会那天他穿了一件橙黄虎纹带帽毛呢外套。当我告诉他我就是那些诗的作者，他做出了一脸不信的表情。他跟我说，写这些诗的人不应该是你这种样子。我问他应该是什么样子。他摇摇头，说，反正不是你。管他信不信我都无所谓。反正我现在也不写了，也证明不了什么。我们约会的第一天他就告诉我很多关于GIGI社的事情，我从他说话的神情来判断出他对自己的社团怀有一种自发的圣洁的宠爱。没错。宠爱。他跟我提起他们的钢琴手，一位短发高个子女生，跟我一样，除了她那一百三十多斤的体重。她有一个特别的癖好，就是练琴时一丝不挂。按她的说法就是，那样可以更快地进入肖邦、勃拉姆斯或是肖斯塔科维奇的深渊。脱衣服像是一种仪式，一把开启异托邦的钥匙。她说当自己穿上衣服弹奏时就像个误食了狗粮的业余十级钢琴手，能把李斯特的协奏曲弹成麦克道威尔的协奏曲，把贝多芬的奏鸣曲弹成简单的莫扎特的奏鸣曲，事实上她并没有把李斯特弹成麦克道威尔，或是把贝多芬弹成莫扎特，她只是把它们都弹成了啜了点二锅头的后期窦唯，而这正是乐团的演出所必要的。尽管如此，她一直想好好地弹琴，她想把那些自己钟爱的古典音乐在演出上弹出来，可是那样必须得脱衣服，而在演出时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人乐意看。我从男友的调侃中听出了一点别的什么东西。我问他是不是看过她的裸体了。他笑了起来说怎么可能，她只有在没人的时候才裸体弹琴。我并不信他的话，其实他说过的很多话我都不信，但是我仍然不由自主地跟他在一起，原因是他那种令人沉醉的吸引力，直到现在我回想起来都心旌荡漾。那时我深爱着他，我不想他只是把我当做一个足球或者游戏机，我努力使自己像他吸引我一样吸引他。可是我什么也不会。连写诗也不会了。我长得不漂亮，皮肤也不白，眼睛还高度近视，除了身材还算苗条——身高上我比他高了半头不止，这反而令我苦恼，每晚临睡前都要默默祈祷自己不要再长个子。我还偷偷地把妈妈的护肤品都试过了。出门前我至少都涂一点点粉，为了让自己显得更白一些。他也许注意到了，也许没有。他从没在我面前提起这些。有一次他把自己写的诗给我看，诗里面刻意营造出了一种河井克夫式的诡异气息（他把这种写法称为“煤气泄漏法”），我告诉他我并不认为这样写出来的诗是一首好诗，我不喜欢把写诗当做是一种行为艺术的做法，写诗跟任何艺术都无关，既不是美本身也不创造美，写诗是一个避免块状性的习惯，或者说，某种怪癖。就好比有些人喜欢到商店里捏碎方便面一样。诗人写诗是为了让人生变得不完整。当我跟他说明这些时，他看着我的眼神就像观赏一只来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新几内亚阿斯马特族独木舟。他的眼神让我不露声色地羞愧起来。
　　经过男友的介绍我加入了GIGI社，担任他们的海报设计。我因而认识了其他的社员，包括那位弹钢琴的女生。令我意外的是他们几乎全都读过我的诗，尤其是当他们得知我身份后所流露出来的崇敬，以及为我那中止了的创作生涯而深深惋惜。中止而不是终止。他们认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创作者必然会经历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时间过得艰难而静默，就像穆索尔斯基的牛车，这时候作者可以到沙滩上散步，在游乐场吃槟榔，在几千米的高空跳伞，总之跟创作有关的一切都要抛弃，尽量抓紧时间享受人生里最简单的快乐，因为这个阶段跟漫长的写作生涯相比的话也是相当短促的。这个阶段的存在是为了避免才气过早地挥发掉，甚至是，为了避免人在“巨大的块状性”面前疯掉。他们还举了席勒创造出《卡洛斯先生》和《沃伦斯泰因》之间十二年的空白，以及胡安·鲁尔福写完《佩德罗·巴拉莫》之后的沉寂作为例子。他们说的这些令我羞愧不已，要按以前，就是说假如我没有停止写诗的话，我还真的脸不红心不跳地把自己跟那些历史上的大师们相提并论，但是自从我停笔以后，我越来越认清了自己，我越来越明白自己的卑微渺小、毫无用处。这确实是停止写作给我所带来的好处。一个对我至关重要的好处。写作会使人盲目、促狭、残缺。我决心要弥补回来。我以前几乎没有朋友，而现在我每天都跟社员们呆在一起。渐渐地我感觉自己融入了集体里面。一种难以言述的感觉。当我向别人提起GIGI社时，语气也自然而然地带有了“自发的圣洁的宠爱”。当然，这些都是令人欣喜的变化。唯一使我忧虑的是那位弹钢琴的女生，从一开始我们的关系就不太好，不知为何，她对我的态度总是非常冷淡，尤其是偶尔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更是连一句话也搭不上。她似乎在有意排斥我。我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当然这些我都没有跟男友提起，因为我总觉得有某种隐形的丝带联结在我们三人之间，若有若无，也许只是我的主观猜测，但这种忧虑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自己。没有人告诉我那些事情，我也不会问。一团玫瑰状的云雾掩盖住了事物内部的东西。因为没完没了地想这个我晚上开始失眠，由于失眠我常常半夜里出来溜达，凌晨三点半过后，一般这时候爸妈睡得最熟，我蹑手蹑脚地从前厅出去，掩好门，沿路走出小区，在自助商店里买了包烟，一个人在树下抽着。等抽完了烟，我就跑到附近的植物园里去，不干什么，不破坏事物表面的形式，就站在那些石头竹子的旁边，每次站个三五秒，就能听见一种细微但呼啸不已的声音，这些声音让我不由自主地紧张，而紧张感又驱使我持续地听下去。我不记得度过了多少这样的不眠夜。那些燥热的夜晚里混合着舌头厚的大王椰尸体气味的下沉气旋形成了我对夏季的记忆。当时我不知道那些声音代表着什么，现在我对它的含义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是一种恐惧。对未知量的恐惧。这些声音细微但呼啸着穿越我的耳道，在我的心脏上投射出一个巨大的腾飞着的阴影。我越感恐惧，恐惧就愈加膨胀，并且分离出一个反向作用的牵引力，把那些被恐惧映射的东西牵引到身边來。每次聆听完植物园里的声音，我身上都会被汗水湿透，因此我不得不提前回到家里，在爸妈睡醒之前洗完澡换好衣服，同时也把身上的烟味除掉。抽烟被他们逮着是不可饶恕的。 　　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月。有一天课后，走廊上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竟然是她。她问我中午有没有空，可不可以来她家一趟。我有些受宠若惊，问她什么事。她微微一笑，说没什么，一起玩玩。我答应了她。我们中午放学后一起走，一路上她说个不停，我意外发现她是一个非常活泼，至少比我活泼得多的女生。她兴奋地说话的样子让我联想起地球上的几座火山同一天喷发的场面。她住在城北新建的小区里，旁边是公元六世纪留下的运河遗址，上面已经覆盖了一层蜡状的橡树林。顺着她房间的窗户的方向摆放着钢琴，一台她五岁时就拥有的古典巨兽，她告诉我每当坐在窗户旁边弹琴，吹过运河遗址的风同时吹过她的身体，一股遥远而新颖的力贴着她的前胸、扫着她的后背、钻过她的腋间，揉过她的小腹，渗进她的肚脐，她被牢牢地钉在椅子上，又被轻轻地托浮在半空中。只有在这个时候她弹出来的琴声是最动人的。这个时候她弹什么就是什么，弹贝多芬就是贝多芬，弹拉赫玛尼诺夫就是拉赫玛尼诺夫，好像自己就是音乐家本人一样。我清楚她向我描述的是怎样的场面。她的房间只有十来平米大小，墙壁上她贴上了粉红的墙纸，整个空间看上去像是某种瓜瓢的内部。胡桃木的床，床上整齐地叠着黑白条纹被套的被子，枕头套是浅蓝色的，上面还留有一两丝头发。坐在床边，面朝着钢琴，钢琴旁边立着一只带百叶门扇的衣柜。我坐在床上跟她讲话的时候眼光扫到了衣柜上方摆放的那些小玩具，都是跟我们同年纪的男生爱玩的玩具，比如电气枪、魔鬼赛车、《星际航行》里的飞艇模型等。我们东扯扯西扯扯，后来干脆躺在床上面对面说话。终于我们也讲累了，声音逐渐弱下去。她问我：你累了吗。我说：你呢。她说：我累了。我说我也是。她说那就打个瞌睡吧。我真的合上了眼睛。困意慢慢卷过来把我包住。在那十几分钟里，也许是几分钟或者几秒钟里我做了一个短暂的梦。我梦到了一个碧绿色的球体从斜坡上滚下，在距离我还有一两米的地方停下来。它仿佛要向我说点什么。恐慌在我的内心凝聚。一个急速膨胀的过程，但谁也不知道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包括绿球。梦境的边缘体。很快我醒了，琴声把我吵醒的。她坐在钢琴前面，背向着我弹琴。她知道自己在干嘛吗。只有我才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光裸的后背沁出的汗珠远望过去像荒野里的满天星。她在演奏着什么？一首我无法说出名称但肯定存在的曲子。无数密集的音符狂暴地从琴键射出。她腰间的环形脂肪随着节奏跳跃不断地升降，仿佛要脱离整个肉体的束缚。湿润的发束冒着一团团的黑烟，在脑袋四周盘旋着。我被目前的景象彻底地惊呆了。大概过了五分钟，她才停下手指，转过头来看向我。你醒了？她说。我当时应该是没有回答。接着她离开椅子向我走过来，我清楚地看见了她的乳房，确实是漂亮的乳房，感觉应该有柚子那么大，黄澄澄的，真的是太大了，这不是我们这般年纪的女孩子该有的乳房。乳头和乳晕的形状很秀气。她在我身旁坐下的时候我的眼里还是黄澄澄的一片晃。她把手搭在我的腿上，另一只手从我头顶绕过去贴住我的后背，缓慢地移动，由下往上，碰到了我胸罩的系带。她轻轻地拉了几下。系带拍着后背细微地响着。然后她慢慢地解开我胸罩的系带。我呆滞着任她摆弄。她手穿过我的T恤，包住了我的乳房。我感觉她的双手好像有一股引力。在这股引力的作用下我忍不住全身颤抖。这时她在我耳旁轻声说了一句：好小啊。语气听上去像是来自一场悲惨的古代梦境。然而就是这句话突然刺激到了我。我一下子从床上站起来，她冷不丁被我推到了一边。我看都没看她一眼就拎起书包从房间里跑出去，一口气从十楼冲下去，像是被什么恶鬼追着一样，直到我冲到大街上，看到那些商店的橱窗明晃晃地反射着的太阳光，才开始松了口气。我第一次有着这么慌张的经历。等我喘着气沿着陌生的水泥街面走了差不多十分钟后，才想起来自己的胸罩掉在了她的家里。胸前有着久违的凉意。
　　这件事之后我就很少跟GIGI社那帮人混了。肯定不是因为生气，我没有生气，不管是钢琴手还是其他人。没什么值得生气的。那天午后我走在水泥街面，走过那家榛子雪糕店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一首诗，记不清是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的了，也忘了具体的句子是怎样的，但我认为自己确实是记起来了。它的意思大概是说，当你走到湖边，看着自己的倒影，你看到的只是蓝色的混乱的自己。有什么值得发怒的呢？你生活在蓝色的混乱之中，那才是真实的你。我觉得自己的记忆一点一点地回来了。我怀念起当初写诗时候的那种感觉。单纯。快乐。天空上仿佛飘着一万只永不掉落的风筝。我开始记起来巴略霍、W·H·奥登和昌耀的诗。男友察觉到了这些，他告诉我在他眼里我开始有了变化。我问他哪里变了。他想了一下，摇摇头，说：也许我并不认识真正的你。他说的没错。真正的我在何方呢？真正的我在不断变化中。他鼓励我重新写诗。我说我再考虑一下吧。其实我一直都在考虑这件事情，正如当初我宣布封笔一样，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考虑是徒劳的，我的大脑还不足以容纳下这个庞大而复杂的世界，而正是因为自己的幼稚，才使得现实变得荒诞可笑。幼稚是一只双头矛，你试图用它来戳破壁垒，同样也可能刺伤自己。因此我不得不再次考虑包含了自己的考虑的整件事情。这段时间里我不知不觉地变得开朗起来，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蓬勃的气质，像是1969年在月球表面行走的阿姆斯特朗，我变得越来越能融入这个世界，越来越能跟世界交谈。我不再失眠，晚上十点左右就上床，早上六点准时起床，煮咖啡，打扫卫生，喂猫，给盆栽浇水。我变得爱做家务，也更爱干净了。戒烟是痛苦的事情，但不得不做。爸妈是我这些变化的第一批见证人。尤其是，当他们见证我的变化的时候，我也在见证他们的变化，而仔细一想，他们的变化实际上是过去的五年间缓慢而细微地发生的，同时缓慢而细微地改变着的还有我的心灵，当这块倒映之镜逐渐扩大，我越发地觉得他们和蔼可亲，可敬可爱，好像过去给我留下的精神创伤并不存在。他们不但不会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还常常高谈阔论，他们对即色义和逍遥义的创立者——支遁大师所打败的是魏晋玄学还是般若学的问题展开辩论。从他们的交谈中我每天都能得到启发。当我读起爸妈的诗，感觉那些词语和句子不再是滑腻平俗的了，而是充满着洞见的光辉。他们在诗坛上混有一方天地并不是靠坑蒙拐骗来的。生活在这种诗人家庭里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我每回想起自己以前对这个家庭的看法就忍不住想笑。渐渐地，我记起了越来越多的诗句，大多是别人的诗句，而且是那些以前我看不出哪里好，现在却字字如金的句子。直到有一天，我能够完全回忆起托马斯·萨拉蒙的《恩典》的时候，一股薄荷糖式的哀伤攫住了我，我当即涌上了强烈的写诗的冲动，于是关上房门，在纸上写了两句：你感到痛楚，要求我承认过去那被用光了的一切，并把共同利益切成火焰的薄片。写完这两句之后，任我再苦思冥想，却再也写不下一个字了。不过我仍然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时隔五年之后，我第一次写出了诗句。我把这句诗足足念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兴致勃勃地把诗句给男友看。他看完后沉默了一分钟，然后淡淡地说，挺好的。他的反应跟我设想中完全不同。当时我没想明白。他不是一直鼓励我写诗的吗？怎么会流露出这样一股神态。他看起来像是我一个充满疑虑的邻居。是因为他认为我写的这两句诗不够好？我后来认为不是这个问题。问题也许在诗里，他从诗句里读出了点什么，这些可能性都存在，但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我又重新写诗了。写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重要的是我又开始写了。我猜想这可能给男友带来了致命的恐慌。他从这件事窥见了另一样东西，那是一件被深藏起来的东西，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东西。恐慌。是的，他一直鼓励我写，但实际上他在自欺，他根本不希望我写诗，尤其是当他意识到自己根本不了解我（不管是写诗的还是不写诗的我），更不可能理解我写的那些东西。同样的对未知量的恐慌。在我们分手前的那段日子里，他几乎不怎么跟我说话。但我们频繁地约会，大摇大摆地在校园里牵手，拥抱，接吻。我们一个月内逛了十一次街，去了二十次动物园、演唱会、博物馆和艺术展，看了二十四次电影。几乎每天都在玩。我都不敢相信我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有一次我在电影院里哭了，跟电影无关，是因为我在洗手间的通道上碰到了一位面善的男生，他的脸让我回想起七年前我唯一的玩伴，回到座位后我就开始掉眼泪。男友问我怎么了，我没有告诉他原因。他也没追问下去。我们再也无法对彼此坦诚。就这样，随着一道又一道壁垒的建立，我们的关系渐渐走向尽头。一天晚上他把我约出来，在湖边的小亭子里，枯死的荷叶如一串串睡眠的蝙蝠。他跟我说了不少话，最重要的是他告诉我，当初为什么学打鼓，他学打鼓是因为这是唯一令他免于挨打的事情。在他的印象里，不管做什么他都该挨打，除了他捡起鼓棒，他家里那位沙文主义倾向的老奶奶才会放下皮带，翘起腿躺在那张绿皮蛇纹沙发椅上，伴随着鼓声眯起眼打盹儿。直到后来他在不断打鼓的过程中找到了另外一片世界。这个世界小巧精致，犹如一个情景玩具模型，却是他不能与之对话的。同样的，他写诗，弹吉他，玩游戏，他找到一个又一个新的世界，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交谈。一扇隐形的橱窗把他阻隔在了一头。谈恋爱也是这样，他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他说，我们的关系到这个地步都是因为他自己。如果他有点担当，鼓起勇气去打破这扇橱窗，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但是他没有。直到他说这话的时候也没有那个勇气。他也没有后悔。可我当时肠子都悔青了。懊悔的潮水不断地涌来。我没想过自己会如此懊悔，即便这样的结果早该被预料到。我跟他说：我不要离开你，我不要分手，一次也不要。我说着说着忍不住哭了起来。他站在旁边，看着我的眼泪一滴一滴地从脸颊掉在地板上，沒说话。过了一会他终于忍耐不住转身走了。走之前什么都没说。我望着他离开的身影，突然发现他不知何时已经跟我差不多高了，我竟然一直都没有察觉。好像就在一瞬间发生的事情，他一下子就长高了十几公分。他快高过我了。他还会一直长高下去。而我已经停留在了原地。 　　我又变回了孤独一人。每天傍晚一个人穿过被易拉罐和沾满汗液的连腿袜环绕的足球场，灰色的写满标语的墙篱，一条常年刮风、两边是大王椰的水泥坡道，一个有身穿薄纱西装的猫咪出没的社区，再沿着嘈杂的大街走回家。每次我走到家门口，邻居养的那条大黄狗就会拼命冲我大喊大叫。几年来都没有变过。我惊讶地发现了这一现实。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那些发生了的，也很难在我的生命里留下痕迹。而我也已经接受了这一结果。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有好几次我走在路上，暮日的微光闪烁着透过歌舞厅天台上的玻璃装饰球的时候，我就会感到那些发生了的过往，它们像一个躲藏起来的灾难，火灾或者台风，偷偷在身后注视着我。它们并没有完全消失。我不得不停下脚步，环顾四周，直到内心重归平静之后才能继续前进。这让我有些害怕起来。我把这些都写进了诗里面。每次我写完一首诗，过几天再拿来修改的时候总会觉得它们都不是自己写出来的，因为里面所蕴含的强烈情绪常常让我震惊不已。毫无疑问这些诗句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当初的水平。也可以说，远比我当初写的诗要差。但是我还是坚持把它们都修改成一个平庸得多的版本，一个看起来像是生平从未遭受驱逐、在佛罗伦萨的神圣城堡里安居乐业的但丁或者是耳聪目明的宫廷首席乐师荷马创作出来的作品，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没人会欣赏这些作品，连我自己也不会。说实话，我讨厌自己写的这些诗。它们有点真实得过了头，同时也夸张得过了头。我把这些诗稿都锁进了自己的柜子里，打算过一阵子再拿出来看。除了分手的男友，没人知道我重新写诗，包括我爸妈。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又开始写了。就连“四月青诗运动”风靡全国的时候我都没有动摇过。许多比我大上好几轮的“青年诗人”在校门口堵着我，要求我写几首诗支援他们。这些诗人们横穿大街的模样像非洲草原上的鬣狗。他们跟我说：只有亲手击倒像你父母那样的蚁后，你才能真正获得艺术上的独立。而且记住，一定是用诗歌去击倒他们。我看著这些满是痤疮疤痕的一张张脸，扭曲的嘴唇，圆睁的眼睛，灼烧的眉毛，觉得他们仿佛写起诗来毫不花费力气。一定是这样的。跟我当初一样，随手就是一首诗作。而我现在写一首诗要艰辛得多了。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天才少女了。我今年十三岁，距离兰波写完《彩图集》的年纪也只有六年而已。但我不可能成为兰波。兰波只有一个。当我越靠近那个被神圣光芒映照的生命本身，真相也就越明显。在毕业晚会上，我作为观众之一站在远离人群的台下，观赏着初恋男友在台上表演着关于动物园的小品，被逗得哈哈大笑。压轴出场的是GIGI社。表演到一半的时候弹钢琴的女生突然脱掉上衣，她真的那样做了，引起了全场哄动，每个人都从座位上站起来，踮起脚尖，伸直了脖子，发出尖叫。当时的场面像是一群黑鸟把周围的空气都吞食掉了。我不得不闭上眼睛，同时把耳朵掩上。就在这时，一阵奇异的感觉突然从我身上流过，这种感觉可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一种来自遥远的物自体世界的感觉。温暖而粘稠的液体从我的双腿中间迸出来，沿大腿内侧直线绕过脚踝，慢慢地爬进了袜子里。我轻轻地蹲下身子，仿佛担心被别人撞破这个秘密。但是没有人看见我。我远比自己想象中还要镇定。这是我的初潮。我保持着告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