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21，影像和文字并不能完全再现那一年代的声音与理想。但却时刻提醒我们：记住那些微不足道的声音，也记住那些震聋发馈的声音，正是那些在黑暗年代里发出声音与付诸行动的人们，开启了之后中国的自强之路。
　　
　　“大雪满城，寒冷绚烂，景象簇新”。这是《毛泽东年谱》描述1921年长沙的元旦。
　　28岁的毛泽东，正准备找一份新工作，他一准备教书，二准备当记者，这位文笔颇佳的年轻人已经在湖南《大公报》发表过数篇評论文章，也曾做过该报的演讲记录员，基本算是这份报纸未入职的实习生。
　　但他遭遇了一个现实相当严酷的中国，这一年长江暴雨成灾，黄河山东决口，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山东、河南、直隶、陕西等8省遭遇水灾。主政中枢的北洋政府焦头烂额，灾民流入城市引发问题不断，大学生们不时发起学潮要求罢免校长，京沪两城银行发生挤兑风波，上海和广东的工人都在酝酿罢工，奉系和皖系的军人们则磨刀霍霍。面对一连串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南方各省与北方诸省的官员们各有主张，主持政府工作的国务院总理靳云鹏则在奉系、直系权利斗争的夹缝中束手无策。
　　混乱中的中国，也因此而百态纷呈，众声喧哗。学者傅国涌研究称此时自发创办的刊物至少在400种以上，报刊总数多达1137种，遍及全国各地。民国十年间政坛人物此起彼伏，权力与血污混杂其间，引导这个社会前行的政权逻辑并不清晰。旧的权威尚有余温，新的领袖已接踵而至，近代社会的浓缩式发展，正是起于此一阶段，西方各路名家如罗素、杜威等纷纷访华，而《新青年》杂志所铸造的意见领袖如陈独秀、胡适、鲁讯等人则影响日甚。
　　各种思潮、意见、观点蜂拥而至，如《新山东》开宗明义的说“旧山东是腐败的、黑暗的、万恶的山东”，“非把山东的、中国的、世界的军阀、财阀打破，不能单独建设。”其他诸如《新四川》、《新江西》、《新山东》《新湖北》、《新安徽》、《新浙江》等都气势昂扬的宣称要革新除旧，几乎每省都有以“新”开头的杂志报纸，尽管大部分昙花一现， 但却都留下了为中国发声的记录。
　　中国向何处去？这应该是那时被讨论最多的问题。当时声势最为浩大的是中国少年学会，包揽了其时思想最为开放的青年精英多达108人。在这一年的南京年会上对是否要“确立一种主义”展开激辩，最终投票诸表决，有19人赞同，３人反对。
　　这是一个歧路彷徨的时刻，每个人自动做出选择，也被动的为时代所选择着。
　　现在看来，1921年7月23日的那场聚会，是那一年无数会议中的其中一场。
　　九个九零后，一个七零后，一个八零后，外加两个零零后，这是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３号参加聚会的人员名单，他们公开的社会身份有杂志主编、记者、教师、留学生、肄业生。彼时他们正处于即将三十而立的年龄，他们所代表的56名党员，亦都处于同样的年龄区间，在未来中国启程的那一年，他们仍属于少数，他们的声音还未成为这个国家的共识。
　　回望1921年，影像和文字并不能完全的再现那一年代的声音与理想。但却时刻提醒我们：记住那一年微不足道的声音，也记住那一年震聋发馈的声音，正是那些在黑暗年代里发出声音与付诸行动的人们，开启了之后中国的自强之路。没有人会预言未来的成功，那些细微的声音，有可能正是黄钟大吕的启蒙，后来无数的继起者与追随者，都应该铭记在历史现场发出声音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