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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出击
前苏联音乐家卡巴里夫斯基60岁退休后到乡村小学当老师，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水平高，不一定非要在大学里或者研究所里，为孩子作一些事情更有意义。
12月21日，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个夜晚，杨鸿年和他的少年合唱团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办了建团25周年团庆音乐会，热情的观众不顾严寒前来捧场，许多老团员从外地甚至国外赶来参加，为音乐会增加了许多温情。12月25日，在合唱团的排练地——中央音乐学院“小白楼”，杨鸿年向记者讲述了合唱团25年来走过的路。
记：合唱团当时成立的情景是怎样的？
杨：1983年合唱团第一次招生，当时就在中华路小学以及附近的几个小学，来了30多个孩子，考试也很简单，就是听听音，唱一两句。考试时很多孩子唱的都是流行歌曲，有些甚至是很低俗的。我就觉得如果总是这样，那下一代就麻烦了，我们要有一种责任感，不能因为为经济的发展而放弃了文化。因此我们要从孩子抓起，培养他们高尚的情操。
在国民教育的美育中，合唱是提高国民音乐素质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在许多贫穷落后的偏远地区，买不起乐器，但是嗓子谁都有，所以说合唱可以不受条件限制，它的成本最低，参与的人最多，普及速度最快。因此，国际音乐界衡量一个国家音乐水平高低不是看出了几个独奏家，而是要看合唱、乐队等群体艺术。我们的孩子大了一拨、走了一拨、又换了一拨，现在算起来也有2000多人参加过培训和演出了，我们已经积累了1000多首中外歌曲，演出过400多场。
我们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年要达到北京一流、两年要达到全国一流、三年要接近国际水平。目标定的很高，但我们也确实做到了，1987年应邀赴美国参加国际童声合唱节，成为祖国大陆第一支去美国演出的合唱团。
记：这是一支业余合唱团，但却取得了如此好的成绩，是怎样做到的？
杨：我们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事业去做。我们全家人都为合唱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25年来，我们几乎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家里平时讨论的问题都是关于合唱团的，每天夜里我都睡的很晚，要修订谱子等等。我们都热爱这个事业，爱孩子，因此就不会去计较得失。
合唱团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有一种大家庭的氛围，孩子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提高音乐素养，并且对于他们的综合素质、他们一生的视野、他们将来走入社会都很有好处。他们都盼着周末能够到这里来唱歌，在这里，他们交到了很好的朋友。像女子队，她们从小就在一起唱，大学毕业工作了，都不愿意离开这个大家庭，还愿意继续唱下去，她们已经成为一生难以离开的好朋友。那天有一个小男孩手指骨折了，去医院处理之后，打着石膏依然来参加演出，很让人感动。这种状态和许多专业团体不一样，他们许多是指挥让我唱我才去唱，这和自己愿意唱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的师资配备可以说在全国是最好的，我们的谱子许多专业团体都羡慕，我们的曲目、训练方法也是和国际接轨的。
记：作为一个民间团，没有国家拨款，合唱团是怎样维持的？
杨：我们会对学生收取一些管理费，这些费用大部分都用在租用排练场地、钢琴、复印谱子、水电消耗、孩子演出时吃的东西等等。之所以叫管理费而不叫学费，是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花在管理上的费用比较多，我们的教学基本是免费的。我们的收费标准和音乐学院业余学员的费用差不多，不会收的特别高，有些特困生是免费的。今后还想设立奖学金，如果我们有一个基金会，能够解决后顾之忧就好了。当然也会有一些赞助，我们也会得到许多好心人的帮助，比如学生家长会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记：仅靠这些，合唱团维持起来有没有困难？
杨：困难还是有的。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教室，排练时没法分声部，要各个声部轮流唱；我们还有一个专职的老师负责日常的教务管理工作，她的工资、保险等都要我们自己来解决，这些方面的费用都很高。像官办团体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他们的教师是国家工作人员，国家给发工资。作为一个民办团体，我们没有政府拨款，一点一滴都需要自己去作。为什么我们的孩子都很喜欢唱《感恩的心》，因为他们知道这条路很辛苦，很坎坷，但是我们不认输，我们的孩子都有这个意识，这也唱出了我们的老师和孩子的心声。
记：以您和合唱团的这种声誉，如果要做成商业模式可能会赚到很多钱，没有想过进行商业运作吗？
杨：我目前还没想把合唱团变成一种经济手段，如果说为了赚钱，那干脆不要作这件事，单靠教钢琴的收入就不知要比现在好多少，但教钢琴是培养个体，合唱团是培养一群孩子，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媒体上登过招生广告，一方面是因为工作量太大，我们人手和场地都不够；另外还要照顾孩子的情绪，如果一登报，来报名的孩子肯定很多，光报名费就是很大一笔收入，但最终只能有一小部分能被录取，如果有1000人报名，最后只收50个，那么没被录取的950个孩子就会受到伤害。因此每次招生我们都是周围的人互相介绍，来的人不多，但大部分都可以被录取。我们录取的标准也不高，只要说得过去就行，有些孩子考别的团考不上，我们也一样收。
记：这么多年来，您一直能够保持热情，是怎样做到的？
杨：我喜欢孩子，和他们在一起非常快乐，离开了孩子我不知道该怎样生活。有人说我整天和小孩打交道是“大炮打蚊子”，但我觉得恰恰相反，最好的教育要给孩子。前苏联音乐家卡巴里夫斯基60岁退休后到乡村小学当老师，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这是多么伟大！水平高，不一定非要在大学里或者研究所里，为孩子作一些事情更有意义。到了我这个年纪还有什么贪图的，能够为孩子做一点事情我觉得很幸运，就像那天音乐会上我说的那样：“活着干，死了算”。■
前苏联音乐家卡巴里夫斯基60岁退休后到乡村小学当老师，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水平高，不一定非要在大学里或者研究所里，为孩子作一些事情更有意义。
12月21日，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个夜晚，杨鸿年和他的少年合唱团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办了建团25周年团庆音乐会，热情的观众不顾严寒前来捧场，许多老团员从外地甚至国外赶来参加，为音乐会增加了许多温情。12月25日，在合唱团的排练地——中央音乐学院“小白楼”，杨鸿年向记者讲述了合唱团25年来走过的路。
记：合唱团当时成立的情景是怎样的？
杨：1983年合唱团第一次招生，当时就在中华路小学以及附近的几个小学，来了30多个孩子，考试也很简单，就是听听音，唱一两句。考试时很多孩子唱的都是流行歌曲，有些甚至是很低俗的。我就觉得如果总是这样，那下一代就麻烦了，我们要有一种责任感，不能因为为经济的发展而放弃了文化。因此我们要从孩子抓起，培养他们高尚的情操。
在国民教育的美育中，合唱是提高国民音乐素质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在许多贫穷落后的偏远地区，买不起乐器，但是嗓子谁都有，所以说合唱可以不受条件限制，它的成本最低，参与的人最多，普及速度最快。因此，国际音乐界衡量一个国家音乐水平高低不是看出了几个独奏家，而是要看合唱、乐队等群体艺术。我们的孩子大了一拨、走了一拨、又换了一拨，现在算起来也有2000多人参加过培训和演出了，我们已经积累了1000多首中外歌曲，演出过400多场。
我们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年要达到北京一流、两年要达到全国一流、三年要接近国际水平。目标定的很高，但我们也确实做到了，1987年应邀赴美国参加国际童声合唱节，成为祖国大陆第一支去美国演出的合唱团。
记：这是一支业余合唱团，但却取得了如此好的成绩，是怎样做到的？
杨：我们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事业去做。我们全家人都为合唱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25年来，我们几乎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家里平时讨论的问题都是关于合唱团的，每天夜里我都睡的很晚，要修订谱子等等。我们都热爱这个事业，爱孩子，因此就不会去计较得失。
合唱团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有一种大家庭的氛围，孩子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提高音乐素养，并且对于他们的综合素质、他们一生的视野、他们将来走入社会都很有好处。他们都盼着周末能够到这里来唱歌，在这里，他们交到了很好的朋友。像女子队，她们从小就在一起唱，大学毕业工作了，都不愿意离开这个大家庭，还愿意继续唱下去，她们已经成为一生难以离开的好朋友。那天有一个小男孩手指骨折了，去医院处理之后，打着石膏依然来参加演出，很让人感动。这种状态和许多专业团体不一样，他们许多是指挥让我唱我才去唱，这和自己愿意唱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的师资配备可以说在全国是最好的，我们的谱子许多专业团体都羡慕，我们的曲目、训练方法也是和国际接轨的。
记：作为一个民间团，没有国家拨款，合唱团是怎样维持的？
杨：我们会对学生收取一些管理费，这些费用大部分都用在租用排练场地、钢琴、复印谱子、水电消耗、孩子演出时吃的东西等等。之所以叫管理费而不叫学费，是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花在管理上的费用比较多，我们的教学基本是免费的。我们的收费标准和音乐学院业余学员的费用差不多，不会收的特别高，有些特困生是免费的。今后还想设立奖学金，如果我们有一个基金会，能够解决后顾之忧就好了。当然也会有一些赞助，我们也会得到许多好心人的帮助，比如学生家长会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记：仅靠这些，合唱团维持起来有没有困难？
杨：困难还是有的。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教室，排练时没法分声部，要各个声部轮流唱；我们还有一个专职的老师负责日常的教务管理工作，她的工资、保险等都要我们自己来解决，这些方面的费用都很高。像官办团体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他们的教师是国家工作人员，国家给发工资。作为一个民办团体，我们没有政府拨款，一点一滴都需要自己去作。为什么我们的孩子都很喜欢唱《感恩的心》，因为他们知道这条路很辛苦，很坎坷，但是我们不认输，我们的孩子都有这个意识，这也唱出了我们的老师和孩子的心声。
记：以您和合唱团的这种声誉，如果要做成商业模式可能会赚到很多钱，没有想过进行商业运作吗？
杨：我目前还没想把合唱团变成一种经济手段，如果说为了赚钱，那干脆不要作这件事，单靠教钢琴的收入就不知要比现在好多少，但教钢琴是培养个体，合唱团是培养一群孩子，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媒体上登过招生广告，一方面是因为工作量太大，我们人手和场地都不够；另外还要照顾孩子的情绪，如果一登报，来报名的孩子肯定很多，光报名费就是很大一笔收入，但最终只能有一小部分能被录取，如果有1000人报名，最后只收50个，那么没被录取的950个孩子就会受到伤害。因此每次招生我们都是周围的人互相介绍，来的人不多，但大部分都可以被录取。我们录取的标准也不高，只要说得过去就行，有些孩子考别的团考不上，我们也一样收。
记：这么多年来，您一直能够保持热情，是怎样做到的？
杨：我喜欢孩子，和他们在一起非常快乐，离开了孩子我不知道该怎样生活。有人说我整天和小孩打交道是“大炮打蚊子”，但我觉得恰恰相反，最好的教育要给孩子。前苏联音乐家卡巴里夫斯基60岁退休后到乡村小学当老师，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这是多么伟大！水平高，不一定非要在大学里或者研究所里，为孩子作一些事情更有意义。到了我这个年纪还有什么贪图的，能够为孩子做一点事情我觉得很幸运，就像那天音乐会上我说的那样：“活着干，死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