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1886～1941年），字伯鸿，桐乡人。早年在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1912年1月1日创立中华书局。陆费逵主持中华书局30余年，编辑出版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等巨著。
　　
　　 本文口述：陆费铭秀（陆费逵之女）
　　 父亲幼年主要的教育来源于祖母，除了读过1年私塾之外，之后便全凭自学成才，到19岁那年，他已经开始自己撰写著作了。父亲在《我为什么献身书业》一文中曾说：“我十九岁有感于买书难，拿当时的状况做比例推算，中国书业每年应有三万万元之营业。年少气盛，野心勃勃就决计献身书业了。”
　　 父亲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时候，商务认为他是人才，待遇非常优厚。武昌起义之后，他预料革命必能成功，清朝的旧教材必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于是开始酝酿编撰新的教材。当时商务的主要领导认为如果革命不能成功的话，出版这样的教材存在风险，也存在危险。父亲感到自己的理想不能在商务印书馆实现，于是便和戴克敦、陈寅、沈颐等人暗中集资编写新教科书，并筹划创办中华书局。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翌年，父亲便和众人一起创办了中华书局。那时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还来不及改编，而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又为新政府禁用。中华书局的新教材不但内容新颖，又能适应形势，一时间风行全国，几乎独占市场。
　　 后来有人说，中华书局是以编印教科书起家的。
　　 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商务印书馆比中华书局先成立了10余年，根深蒂固，早已先声夺人。中华书局要想后来居上，实非易事。其时，首屈一指的综合性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东方杂志》。父亲为了与商务印书馆竞争，就请梁启超主编了《大中华》杂志，一时间声名鹊起。中华书局后来又创办了《新中华》杂志，创刊号发行达数万份，行销全国，一举确定了它在出版界的地位。
　　 商务印书馆的《辞源》出版以后，畅销全国。中华书局也于1915年开始筹编《辞海》，它同样以词语为主，兼收百科，追根溯源，但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不久就奠定了市场地位。
　　 此外，父亲还别出心裁地在广告中悬赏征求读者来信，如能指出《四部备要》的排印错误，每一字酬谢银洋10元。《四部备要》出版之后，仅读者来信指出错误一项，中华书局就支付酬金千元之多。不过再版之时，既纠正了错误，又提高了质量。
　　 解放以前，我国出版物的发行量除了教科书能印几十万册外，其他一般书刊，能超出万册的很少，有的一次只印一两千册；而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由于读者面狭窄，甚至只能印几百册。但是后者恰恰是高精尖的精神产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怎么办？父亲当时采取了以书养书、以盈补亏的策略，也就是用发行教科书的盈利来弥补印刷学术著作的亏损。因此，当时的中华书局对于作者的稿费、版税并不单以销售数多少为依据。有些高端的学术著作，即使亏本，稿费和版税也都定得比较高。
　　 父亲常对他的同事们讲：“作者、读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所以他要求所有经营部门的同事对待读者一定要热情。说到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20年代的一天，父亲看到一个顾客在书画柜买一本玻璃版字帖。在营业员找钱和包扎的时候，父亲走过去对那个顾客讲还有多种新出的书画可以一并看看，然后逐一给那人介绍。顾客很高兴，最后买了40余元的书画、碑帖，欣然而去。第二天，书局董事汪幼安来见父亲，对他说：“江宁镇守使王延桢君昨天来购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个人才。”父亲大笑：“是即鄙人也。”汪听后亦哈哈大笑而去。
　　 （摘自重庆出版社《在不美的年代里》 口述：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