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孔乙己》“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并没有别的深意。”孙伏园在简括鲁迅当年告诉他最喜欢《孔乙己》的意见时说:“《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但多少年来,《孔乙己》一直是放在“五四”背景下,按照反封建的政治革命主题被诠释着:孔乙己深受封建教育制度的毒害,他自命清高,放不下架子,鄙视劳动,不会营生,是一个十分迂腐、麻木,至死也没有觉悟的旧知识分子。
　　继“作者中心论”和“作品中心论”之后,文本解读“读者中心论”随着接受美学的崛起,逐渐为国内教育所接受。文本的多元化解读和个性化阅读受到《语文新课程标准》的青睐。
　　笔者试图从中国文化的实用品格和中国社会价值一元化的视角来重新品读《孔乙己》,解读孔乙己遭遇背后的文化根源,揭示这种文化根源对民族的悲剧意义,从而赋予小说《孔乙己》更丰富更深层的文化内涵。
　　中华先民幸运地在非常适于农耕的肥沃土地上精耕细作,只要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生产,即可维持生存。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实用——经验理性”和“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所以,中国人做事首先关心的是:做这件事有什么用?能解决什么问题?能否在穿衣、吃饭、升官、发财以及其他感官享受上带来什么好处?关注的都是极为现实的问题。对一切精神追求也非要找出它们的现实用途不可,否则就不承认它们有意义。
　　西欧岛国不宜农耕,海洋渔业和贸易成为主要的生产生存方式,生存的艰苦程度和风险性比农业种植大得多。这使得他们比东方人更容易对自然和人生奥秘产生好奇和玄想。古希腊的主流思想家们相信存在统治自然和社会的“绝对理念”,无数知识分子为探索“绝对理念”的真相而奋斗终生,结果是促进了西方科学的发展、道德体系的完善和政治制度的合理化。
　　所以,虽然在文明发轫之初,中国人由于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在物质生产上领先于西方,但西方人执着于精神世界的探索,厚积薄发,最终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等方面全方位超越了东方。西方文明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对精神价值和创造精神价值的人给予高度的尊重;而东方文明的发展总体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它更看重物质的、现实的东西,对精神价值和创造精神价值的人是有选择性的排斥的。
　　中国文化的实用品格大大限制了中国人的价值选择范围。从秦朝乃至先秦的秦国开始,君主专制者通过“利出一孔”和思想钳制的方法控制了社会的生存资源和思想资源,使得百姓必须按照君主规定的方式生存和思考,社会资源按照皇家规定的等级分配。这就有了官位崇拜,升官发财便成为了中国最强悍的价值选择。这种一元化价值观决定于文化的实用品格,反过来又巩固了文化的实用品格。
　　作为知识分子的孔乙己不幸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功利、官本位的社会。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孔乙己对时局变化并不敏感,依旧醉心于科举,希望通过统治阶级的人才选拔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无可非议的选择,在利出一孔的社会,不进入体制就无法生存。鲁迅在军阀政府的教育部任俭事十一年,并非是他真心拥护军阀统治,而是聊以糊口罢了。我们不能因为孔乙己参加科举考试,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就简单地以多年主流思维定势来给他贴标签,就说他麻木落后,所学知识无用,说他清高、迂腐、不觉悟,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就笑话他为改变自身命运所做的努力和挣扎。
　　孔乙己读的不管是儒家经典还是百家之作都属于国学,过去被称之为封建帝王之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完全否定旧知识分子的旧知识是当时宣扬科学民主的时代潮流。当时的启蒙知识分子主张弃“旧学”,学“新学”,鲁迅也号召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但今天大家都承认旧知识中包含着积极有益的成分,否则,就不会有今天弘扬国学,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必要了。因此,完全否定孔乙己的知识体系显然是不恰当的。
　　在一般人眼里,“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是无用的知识,炫耀这个是迂腐的表现。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孰不知这是古文字学、考据学、词典学的知识,这是钱钟书、陈寅恪、季羡林等国学大师的专业范围。今年,复旦大学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破格录取了只有高中文化38岁的三轮车夫蔡伟为博士。孔乙己有此相同爱好,何错之有?这些知识科举考试并不考,学习这些知识并不能帮助他考中秀才、举人,但孔乙己却对此兴趣浓厚,这是对知识本身的好奇,这在讲究现实功利的中国人群中是难能可贵的品质,我们可以称之为精英品质。古希腊思想家正是出于好奇和对纯精神世界的执着,才创造了远离现实生活的理论物理学、数学、哲学等学科,最终奠定了西方文明繁荣和强盛的基础。一个缺乏仰望星空之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事事都讲有什么用的民族是目光短浅的民族,是难以成长大师的民族。对于中国文化的实用品格,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人早有所察,胡适、梁漱溟都曾著文反省。可是,“五四”运动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终止了中国新文化前进的步伐,政治压倒了文化,救亡压倒了启蒙。文化反思和改造没有进行彻底,注重现实效用的功利主义传统得以延续。直到今天,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个中缘由除了政治原因外,民族文化的实用品格绝对难脱干系。
　　其实,我所看重的不是孔乙己所学的知识是否有用,而更多地是对孔乙己作为精神主体性存在而不是物质主体性存在的尊重。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需要而又最缺乏的。孔乙己的学习作为一种提高个人主体意识的精神性活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不必依赖于物质功利来佐证。从事精神性活动的阶层作为社会精英阶层本身就是光荣的。
　　孔乙己自己对这种精神生活是认同的,对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是认同的。那件标志知识分子身份的长衫尽管又脏又破却总也舍不得丢掉,即便有时连几文酒钱都付不起,却不肯改行经商,去和农民、工人抢饭碗。读书人挣钱要凭知识挣,可以当教书先生、做账房、干师爷,这叫专业对口,是知识分子的本分。否则,就是不务正业,浪费教育资源。就像今天的博士争着去做北京公厕保洁员一样,是国家之耻,是民族之悲剧。
　　孔乙己对知识、对文化的热爱相当执着。偷书,当然是对他人私有财产的侵犯,是不对的。但,在那样一个文化贫瘠的中国农村,为好学而偷书,就像文革期间,黑五类们的孩子到被封存的库房里偷《三国演义》、《青年近卫军》、《战争与和平》等禁书一样,都是可以原谅的。孔乙己偷的是什么书呢?科举考试用的书自然早已备齐,而考试以外的书大概就是孔乙己窥视的目标。非功利的读书是了解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和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重要途径。我不清楚孔乙己具体偷了些什么书,仅是读稻粱之谋以外的书就值得那些抛弃了知识价值性仅追求知识工具性的当今学子们好好学习。孔乙己帮人家抄书,看到书好,便顾头不顾尾地连同笔墨纸砚一起席卷而去,哪怕因此坏了声誉,断了财路。这种对书籍和文化用品到手为得的占有欲固然不妥,却也显示了他对精神生活的向往,实在是憨态可掬,傻得可爱。若是豆腐西施的话,席卷的恐怕绝不会是书笔墨纸砚之类的无用之物,想必是银筷子、铜盆之类必不可缺的实用之物。
　　孔乙己教授文中小伙计的热心与对小伙计无心向学的失望,显示了孔乙己对知识的重视与尊重,以及希望通过知识助人的善良愿望。孔乙己满嘴之乎者也、“君子固穷”的说辞,“多乎哉不多也”温文尔雅的拒绝,绝非什么书呆子冒傻气,倒是显得谈吐不俗,文采斐然。孔乙己专注地沉浸在读书思考中,嘴里时不时不看对象地蹦出些文言,就像久居国外的华侨回国,难免会夹几个英文单词,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因此而嘲笑孔乙己只能显示嘲笑者自己的低俗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