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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五、六月和年底，都是赵彤最忙碌的时候。一方面要安排登门招工的企业和学生对接，另一方面要操心这一年两次的招生。虽然南昌女职的学生出路大都很好，但招生还是件令学校上下头疼的事情。
前不久，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现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纪宝成称：“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大家谈起来都认为很重要，现实生活中又离不开，但打心眼里却瞧不上。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
对此，赵彤深以为然。
论“层次”的中国教育
《中国扶贫》：职业教育对当今的中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赵彤：职业教育是弱势群体教育，更是大众教育。
二次大战以后，日本和德国的兴起跟职业教育是有关系的。在德国人的家里，都会有一个专门的工具房。国外研究类学校和职业类学校的比例是2：8，在中国，教育部要求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的比例是1：1，但实际上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如南昌市区大概仅为0.87：0.13。
现在大家都在说“中国梦”，我认为“中国梦”的核心是新“四化”，而实现这新“四化”的核心，就是要把农民培养成高素质、有一技之长的公民，这就离不开职业教育，尤其是中职教育。
职业教育在解决群众就业、企业招工、转移农村劳动力方面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如果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那基本上这辈子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但如果他们能学习一技之长，还有改变命运的可能，尤其是女孩子。
人最初的教育就是母亲的教育，只有把中国未来的母亲们培养好，教她们技能，让她们提高素质和文明程度，好好教育后代，中华民族才有可能实现伟大复兴，这也是我们南昌女职关注贫困女生的原因。习总书记说，“小康不小康，主要看老乡”，现在我们说，“小康不小康，主要看贫困姑娘”。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帮来自中国最贫困地区、最贫困家庭中最弱势的群体——贫困女生解决“就学难、就业难”的问题，让每个贫困女孩都有学上，让每个从南昌女职毕业的女孩进入社会后都能成才、成家、立业，成为中国未来最优秀的母亲。
《中国扶贫》：职业教育如此重要，为什么绝大部分职业学校还面临资金短缺和招不到生源的困境？
赵彤：国外的教育是只有类型没有层次，而中国的教育是只有层次没有类型。
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强调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又以考大学为成功标准。前些年经常有人说，做原子弹的赚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多。但是为什么卖茶叶蛋的就一定要比做原子弹的差呢？这就是层次论。
从政策的层面来说，中职教育在录取方式上已经被边缘化，先是重点高中，再是普通高中，挑剩下的才来中职，这就导致了只有学习困难的学生才选择中职学校的局面。另外，中职生也不能考研、考公务员、评职称，各种技能证书也只能考到中级。
可以说，从政府层面就开始歧视职业教育，这必然会带来老百姓的不认同，认为读职校没用，甚至有人觉得我们这类是“垃圾学校”，自然大多数都不会把孩子送来。
此外，相关法律规定，教育不能盈利，这使得民营资本、社会力量难以进入职业教育，完全靠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慈善家来做这个事情，有很大的局限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产业化的推行。在这之前，我们学校的生源还是比较充足的；这之后，本科院校、高职院校不断扩招，以江西为例，现在一百多分可以上大专，两百多分就能上二本了，所以高中也不断在扩招，这使得中职生源匮乏。
凝聚的“中国梦”
《中国扶贫》：职业教育的边缘化，给南昌女职的运营带来了怎样的困难？
赵彤：比如我们去学生家里招生，别人都认为你是来求他去上学的，哪怕他家庭再困难，成绩再不好，他都瞧不起我们，很多时候连对话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也会去各个地方的初中招生，但就算是我们校长亲自上门，都得看对方学校班主任的脸色。如今很多初中班主任把推荐学生当作赚钱的重要渠道，推荐一个就要收一笔钱，公办职业学校为了争生源，愿意给，他们也给得起，但我们民办学校哪有这个实力？所以我们的招生太难了，所有教职员工一起上阵，往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一年才招到千把人。
因为缺少资金，我们的硬件设施、教学条件都跟不上。校舍都是租的，一年光租金就要200万，再加上水电费、教师工资、教学设施费，不可能再有钱翻新。人家公办学校的校舍什么的很光鲜，学生两边一对比，怎么会愿意来？根本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另外，因为待遇比公办学校低太多，民办职业学校老师的流动性很大。幸好我们学校有一批不计得失、热衷职业教育、愿意和学校一起成长的老师，但也有些年轻的老师因为觉得这不是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流失了。目前，学校想要扩大规模，想建立一支更加稳定的教师队伍，但有很大的难度，希望政府能够支持。
其实南昌女职的教育教学模式非常完整，而且我们做的是大众教育，培养的不是高精尖人才，所以复制性和推广性很强，目前主要的瓶颈就是缺少生源和政策支持。 《中国扶贫》：您认为该如何解决职业学校普遍存在的这些难题？
赵彤：要改革中招制度，保障中职生源。第一，要严格按照教育部职普教育比例1：1的要求，规定普通高中应按计划招收学生，超计划招收的不发学籍，还要严肃处理相关学校。沿海一些城市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那里考高中比考大学难，而且严格按照中招纪律，超计划招收的学生无学籍，不能参加高考，校长就地免职。但是全国有几个地方能做到这样？
第二，要改革录取方式，必须引导初中毕业生理智地选择下一阶段的就读学校，中职学校不能成为最差选择，不能成为补充。
此外，要改革教育经费拨付。首先是生均培养费用。目前，公办中职学校和民办处于同一个收费标准，但公办学校有生均培养费用，民办没有，这就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平，应做到一视同仁。
其次应增加生均硬件费用。“十一五”期间，南昌市教育局给公办学校的生均硬件费用翻了5倍，而民办学校一直是零，“十二五”也还是零。
最后，应增加投入，稳定教师队伍。目前民办职业学校的教师队伍极不稳定，建议政府拨出一定的费用，将这些学校的教师也纳入统一管理之中。
《中国扶贫》：民办职业教育现状如此不乐观，您还一直坚持的原因是什么？
赵彤：我接手这个学校之后，很多人说我帮了这些贫困女生，其实不是，是南昌女职帮了我，也净化了我。我以前很功利，要名要利。但是在做教育的过程中，我看着这些女孩子的成长，感觉比我自己拿到多少证书、荣誉还要满足。一辈子能找到一件事情，你可以为之奋斗，因之而快乐，是很不容易的。
我前20年都在做企业，可以说做得也很成功。但是接触职业教育之后，我逐渐把原来的企业都放弃了，一心一意来办这个学校，这里就是我最后的归属，是我最后一份事业，也是我的“中国梦”。
《中国扶贫》：您对于自己的“中国梦”有何期许？
赵彤：目前，南昌女职的招生范围已经覆盖了江西的贫困地区。从去年开始，我们把招生半径扩大到了云贵川，主要是面对这些省份的老少边穷、民族、宗教地区，从硬骨头啃起。然后希望用3—5年的时间，逐步向中部和东部扩展。
在规模上，我们计划在相应的中心、地级城市建立分校，把学校的优势专业带过去，再结合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开设一些专业。每个校区大概是3000—5000人。
另外，我们也开始着眼国际，计划招收外国的贫困留学生，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把南昌女职打造成一所国际名校。
这是一个梦想绽放的时代，而我的“中国梦”，就和职业教育，和这些贫困孩子们的梦想连在一起。
前不久，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现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纪宝成称：“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大家谈起来都认为很重要，现实生活中又离不开，但打心眼里却瞧不上。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
对此，赵彤深以为然。
论“层次”的中国教育
《中国扶贫》：职业教育对当今的中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赵彤：职业教育是弱势群体教育，更是大众教育。
二次大战以后，日本和德国的兴起跟职业教育是有关系的。在德国人的家里，都会有一个专门的工具房。国外研究类学校和职业类学校的比例是2：8，在中国，教育部要求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的比例是1：1，但实际上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如南昌市区大概仅为0.87：0.13。
现在大家都在说“中国梦”，我认为“中国梦”的核心是新“四化”，而实现这新“四化”的核心，就是要把农民培养成高素质、有一技之长的公民，这就离不开职业教育，尤其是中职教育。
职业教育在解决群众就业、企业招工、转移农村劳动力方面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如果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那基本上这辈子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但如果他们能学习一技之长，还有改变命运的可能，尤其是女孩子。
人最初的教育就是母亲的教育，只有把中国未来的母亲们培养好，教她们技能，让她们提高素质和文明程度，好好教育后代，中华民族才有可能实现伟大复兴，这也是我们南昌女职关注贫困女生的原因。习总书记说，“小康不小康，主要看老乡”，现在我们说，“小康不小康，主要看贫困姑娘”。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帮来自中国最贫困地区、最贫困家庭中最弱势的群体——贫困女生解决“就学难、就业难”的问题，让每个贫困女孩都有学上，让每个从南昌女职毕业的女孩进入社会后都能成才、成家、立业，成为中国未来最优秀的母亲。
《中国扶贫》：职业教育如此重要，为什么绝大部分职业学校还面临资金短缺和招不到生源的困境？
赵彤：国外的教育是只有类型没有层次，而中国的教育是只有层次没有类型。
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强调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又以考大学为成功标准。前些年经常有人说，做原子弹的赚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多。但是为什么卖茶叶蛋的就一定要比做原子弹的差呢？这就是层次论。
从政策的层面来说，中职教育在录取方式上已经被边缘化，先是重点高中，再是普通高中，挑剩下的才来中职，这就导致了只有学习困难的学生才选择中职学校的局面。另外，中职生也不能考研、考公务员、评职称，各种技能证书也只能考到中级。
可以说，从政府层面就开始歧视职业教育，这必然会带来老百姓的不认同，认为读职校没用，甚至有人觉得我们这类是“垃圾学校”，自然大多数都不会把孩子送来。
此外，相关法律规定，教育不能盈利，这使得民营资本、社会力量难以进入职业教育，完全靠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慈善家来做这个事情，有很大的局限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产业化的推行。在这之前，我们学校的生源还是比较充足的；这之后，本科院校、高职院校不断扩招，以江西为例，现在一百多分可以上大专，两百多分就能上二本了，所以高中也不断在扩招，这使得中职生源匮乏。
凝聚的“中国梦”
《中国扶贫》：职业教育的边缘化，给南昌女职的运营带来了怎样的困难？
赵彤：比如我们去学生家里招生，别人都认为你是来求他去上学的，哪怕他家庭再困难，成绩再不好，他都瞧不起我们，很多时候连对话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也会去各个地方的初中招生，但就算是我们校长亲自上门，都得看对方学校班主任的脸色。如今很多初中班主任把推荐学生当作赚钱的重要渠道，推荐一个就要收一笔钱，公办职业学校为了争生源，愿意给，他们也给得起，但我们民办学校哪有这个实力？所以我们的招生太难了，所有教职员工一起上阵，往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一年才招到千把人。
因为缺少资金，我们的硬件设施、教学条件都跟不上。校舍都是租的，一年光租金就要200万，再加上水电费、教师工资、教学设施费，不可能再有钱翻新。人家公办学校的校舍什么的很光鲜，学生两边一对比，怎么会愿意来？根本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另外，因为待遇比公办学校低太多，民办职业学校老师的流动性很大。幸好我们学校有一批不计得失、热衷职业教育、愿意和学校一起成长的老师，但也有些年轻的老师因为觉得这不是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流失了。目前，学校想要扩大规模，想建立一支更加稳定的教师队伍，但有很大的难度，希望政府能够支持。
其实南昌女职的教育教学模式非常完整，而且我们做的是大众教育，培养的不是高精尖人才，所以复制性和推广性很强，目前主要的瓶颈就是缺少生源和政策支持。 《中国扶贫》：您认为该如何解决职业学校普遍存在的这些难题？
赵彤：要改革中招制度，保障中职生源。第一，要严格按照教育部职普教育比例1：1的要求，规定普通高中应按计划招收学生，超计划招收的不发学籍，还要严肃处理相关学校。沿海一些城市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那里考高中比考大学难，而且严格按照中招纪律，超计划招收的学生无学籍，不能参加高考，校长就地免职。但是全国有几个地方能做到这样？
第二，要改革录取方式，必须引导初中毕业生理智地选择下一阶段的就读学校，中职学校不能成为最差选择，不能成为补充。
此外，要改革教育经费拨付。首先是生均培养费用。目前，公办中职学校和民办处于同一个收费标准，但公办学校有生均培养费用，民办没有，这就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平，应做到一视同仁。
其次应增加生均硬件费用。“十一五”期间，南昌市教育局给公办学校的生均硬件费用翻了5倍，而民办学校一直是零，“十二五”也还是零。
最后，应增加投入，稳定教师队伍。目前民办职业学校的教师队伍极不稳定，建议政府拨出一定的费用，将这些学校的教师也纳入统一管理之中。
《中国扶贫》：民办职业教育现状如此不乐观，您还一直坚持的原因是什么？
赵彤：我接手这个学校之后，很多人说我帮了这些贫困女生，其实不是，是南昌女职帮了我，也净化了我。我以前很功利，要名要利。但是在做教育的过程中，我看着这些女孩子的成长，感觉比我自己拿到多少证书、荣誉还要满足。一辈子能找到一件事情，你可以为之奋斗，因之而快乐，是很不容易的。
我前20年都在做企业，可以说做得也很成功。但是接触职业教育之后，我逐渐把原来的企业都放弃了，一心一意来办这个学校，这里就是我最后的归属，是我最后一份事业，也是我的“中国梦”。
《中国扶贫》：您对于自己的“中国梦”有何期许？
赵彤：目前，南昌女职的招生范围已经覆盖了江西的贫困地区。从去年开始，我们把招生半径扩大到了云贵川，主要是面对这些省份的老少边穷、民族、宗教地区，从硬骨头啃起。然后希望用3—5年的时间，逐步向中部和东部扩展。
在规模上，我们计划在相应的中心、地级城市建立分校，把学校的优势专业带过去，再结合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开设一些专业。每个校区大概是3000—5000人。
另外，我们也开始着眼国际，计划招收外国的贫困留学生，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把南昌女职打造成一所国际名校。
这是一个梦想绽放的时代，而我的“中国梦”，就和职业教育，和这些贫困孩子们的梦想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