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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贸易曾经历了持续的繁荣。进入 21 世纪，中国外贸出口的平均增速达 21.3%，高于世界总出口增速近四倍。从出口商品种类看，机电产品已连续16 年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2010 年出口额的9334. 3亿美元，居全球第一。
中国出口贸易的繁荣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外部经济冲击充分暴露了出口增长的脆弱性。2007 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使得出口持续衰减，2008 年总出口额增速相比2007 年下降 8.5%，其中机电产品下降10. 3%，2009 年此两项增速分别下降33. 2% 和 30. 7% 。另外，频繁遭遇的反倾销、贸易救济措施也给中国出口造成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①。经济冲击及其带来的出口波动使人们深入反思现行的外贸增长方式，也使“贸易大国”如何向“贸易强国”转变成为重要议题。这就需要明确出口增长的来源、特征和影响因素等问题。
新贸易理论为我们研究出口的微观层面特点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该理论提出二元边际概念，即一国出口的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实现的。当然，二元边际对不同国家（ 地区） 的贸易增长贡献有所不同。近年来，中国无论是多边还是双边层次，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实现的（ 钱学锋、熊平，2010） 。
Amiti 和 Fre-und（ 2008） 以 1992 ～ 2005 年中国出口为研究对象，认为集约边际在出口增长中起到重要作用。钱学锋、熊平（ 2010） 证实中国无论多边还是双边层次，出口增长主要沿着集约边际。施炳展（ 2010） 通过借鉴 Hummels 和Klenow（ 2005） 的方法进一步得出数量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大于扩展边际，价格边际的贡献最小。学者对二元边际贡献的研究之所以存在不同观点，原因在于不同的数据形式将使研究结论有差别。采用截面数据倾向于得出贸易增长取决于扩展边际的结论，而采用时序数据则会得到短期的贸易流变动取决于集约边际的结论（ Bernard et al. ，2009） 。另外，采用数据的细分程度不同也将导致不同的结论（ Hesse，2008） 。
2. 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
概括而言，主要是针对以下几个因素： 出口市场规模、贸易壁垒、可变或固定贸易成本、企业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变量等。Ruhl（ 2003） 发现永久性关税的下降将随着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而提高扩展 边 际。Amurgo-Pacheco 和Piérola （ 2008） 认为地理因素和目的地市场规模显著地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将出口更多样化的商品篮子。另外，学者们还较为重视可变和固定贸易成本的影响。就以上两个研究方向而言，国外文献无论研究内容还是角度都比较全面。研究特点可以总结为理论模型多样化、实证研究谨慎化、数据高分位化。文献的不断完善为以后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视角。国内研究尚处于早期阶段，研究基本上是借鉴国外文献中较成熟的模型，且对象集中在中国进出口的总体贸易流。可见，这一领域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价值。尽管选择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具有共性，即中国外贸易的发展是沿着集约边际实现的。但总体而言，现有文献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总体贸易流，对某一产业、产品结构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应用 Hummels 和 Klenow（ 2005） 的方法考察了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情况。中国近年来对主要贸易伙伴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主要依赖于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贡献较小。通过对集约边际的进一步分解可见出口扩张的根源是数量扩张，价格仅表现出波动性小幅增长，表明机电产品的出口目前仍然处在“以量取胜”的阶段。价格及其反映的质量虽有一定提高但尚不构成出口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验分析显示，影响二元边际的因素各有不同，说明政策的制定也应当有不同的倾向性。出口市场规模对二元边际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对于集约边际的变动有更强的解释力，表明外需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主要作用于集约边际。以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衡量的生产率是对集约边际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说明技术进步是促进出口的重要途径。多边阻力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揭示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成本上升能够给中国出口扩张带来机遇。相对于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增长更依赖于双边固定贸易成本的下降。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对二元边际均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且也是影响扩展边际最为显著的因素。FDI 的适当引入对机电产品出口增长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最后，宏观经济的变动对集约边际的冲击显著，并且主要是对出口数量的冲击，但对扩展边际的影响较弱。这可能是与二元边际对贸易伙伴国市场规模的依赖程度相关。
中国出口贸易的繁荣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外部经济冲击充分暴露了出口增长的脆弱性。2007 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使得出口持续衰减，2008 年总出口额增速相比2007 年下降 8.5%，其中机电产品下降10. 3%，2009 年此两项增速分别下降33. 2% 和 30. 7% 。另外，频繁遭遇的反倾销、贸易救济措施也给中国出口造成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①。经济冲击及其带来的出口波动使人们深入反思现行的外贸增长方式，也使“贸易大国”如何向“贸易强国”转变成为重要议题。这就需要明确出口增长的来源、特征和影响因素等问题。
新贸易理论为我们研究出口的微观层面特点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该理论提出二元边际概念，即一国出口的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实现的。当然，二元边际对不同国家（ 地区） 的贸易增长贡献有所不同。近年来，中国无论是多边还是双边层次，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实现的（ 钱学锋、熊平，2010） 。
Amiti 和 Fre-und（ 2008） 以 1992 ～ 2005 年中国出口为研究对象，认为集约边际在出口增长中起到重要作用。钱学锋、熊平（ 2010） 证实中国无论多边还是双边层次，出口增长主要沿着集约边际。施炳展（ 2010） 通过借鉴 Hummels 和Klenow（ 2005） 的方法进一步得出数量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大于扩展边际，价格边际的贡献最小。学者对二元边际贡献的研究之所以存在不同观点，原因在于不同的数据形式将使研究结论有差别。采用截面数据倾向于得出贸易增长取决于扩展边际的结论，而采用时序数据则会得到短期的贸易流变动取决于集约边际的结论（ Bernard et al. ，2009） 。另外，采用数据的细分程度不同也将导致不同的结论（ Hesse，2008） 。
2. 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
概括而言，主要是针对以下几个因素： 出口市场规模、贸易壁垒、可变或固定贸易成本、企业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变量等。Ruhl（ 2003） 发现永久性关税的下降将随着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而提高扩展 边 际。Amurgo-Pacheco 和Piérola （ 2008） 认为地理因素和目的地市场规模显著地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将出口更多样化的商品篮子。另外，学者们还较为重视可变和固定贸易成本的影响。就以上两个研究方向而言，国外文献无论研究内容还是角度都比较全面。研究特点可以总结为理论模型多样化、实证研究谨慎化、数据高分位化。文献的不断完善为以后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视角。国内研究尚处于早期阶段，研究基本上是借鉴国外文献中较成熟的模型，且对象集中在中国进出口的总体贸易流。可见，这一领域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价值。尽管选择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具有共性，即中国外贸易的发展是沿着集约边际实现的。但总体而言，现有文献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总体贸易流，对某一产业、产品结构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应用 Hummels 和 Klenow（ 2005） 的方法考察了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情况。中国近年来对主要贸易伙伴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主要依赖于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贡献较小。通过对集约边际的进一步分解可见出口扩张的根源是数量扩张，价格仅表现出波动性小幅增长，表明机电产品的出口目前仍然处在“以量取胜”的阶段。价格及其反映的质量虽有一定提高但尚不构成出口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验分析显示，影响二元边际的因素各有不同，说明政策的制定也应当有不同的倾向性。出口市场规模对二元边际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对于集约边际的变动有更强的解释力，表明外需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主要作用于集约边际。以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衡量的生产率是对集约边际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说明技术进步是促进出口的重要途径。多边阻力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揭示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成本上升能够给中国出口扩张带来机遇。相对于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增长更依赖于双边固定贸易成本的下降。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对二元边际均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且也是影响扩展边际最为显著的因素。FDI 的适当引入对机电产品出口增长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最后，宏观经济的变动对集约边际的冲击显著，并且主要是对出口数量的冲击，但对扩展边际的影响较弱。这可能是与二元边际对贸易伙伴国市场规模的依赖程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