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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2日，是父亲曾山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父亲是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党中央曾高度评价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努力工作，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我们再次来到八宝山革命陵园祭奠我们的父亲，表达我们的思念和挚爱。凝望着苍松翠柏前父母栩栩如生的铜像，我们热泪盈眶、万分激动。回到家，我们观看了曾海生精心汇集整理的反映父母革命经历的音像资料，父亲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强敌百折不挠、坚毅的身躯，在和平建设时期俯首为民、任劳任怨的背影，再一次生动地展现在眼前，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敬爱的父亲身边。
父亲一生坚守理想信念，矢志不渝、毫不动摇
父亲出身农民家庭，他生逢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内有封建专制压迫，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早就萌生了对剥削阶级的深恶痛绝。在他大哥曾延生的引导下，他逐渐觉悟到，“受土豪压迫，要反土豪斗争”，“定要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才能成功”。为此，1926年10月，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当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第一任主席，1931年11月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走上了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奋斗终生的道路。
几十年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即使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父亲对理想信念始终矢志不渝、坚定不移。刚入党时，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和亲人的英勇牺牲，不胆怯、不动摇，只身奔赴广东参加广州起义。此后受党的指派，秘密回到江西，组织家乡农民运动，发动群众武装斗争，领导官田农民暴动，特别是组织参与了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十万工农下吉安”的9次攻打吉安的戰斗，动员苏区各方面力量支援红军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5次“围剿”，为苏维埃政府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红军长征后，他临危受命，接任李富春同志的江西省委书记的工作，面对百万敌军的“围剿”，坚定地对同志们说：“牵制敌人，让中央红军顺利北上，巩固后方，迎接胜利！生者英雄，死者光荣！共产党、红军一定会回来的！”他带领几千红军战士转战江西各地，与比自己强大数十倍的敌人进行数百次殊死斗争。1935年3月，他率部突围，在与战友胡海同志分手时，一面写着“艰苦奋斗”的红旗各执一半，相约革命胜利时再缝合起来。当时，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他所率领的红军余部被打散于新干地区。他历经艰难险阻，于1935年8月只身辗转到上海找寻党的组织，联系到了陈云同志。9月，即被党组织派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在两年的学习中，他深入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结合自己的斗争实践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和好评。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要求他回国工作，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挽留他，他毅然表示“我的岗位在中国”，坚定地与其他同志返回了延安，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去。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都有了改善，但他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论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岗位，还是在共和国部长任上，他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为捍卫真理抵制谬误，他拍案而起，毫不退缩屈服，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里，仍在孜孜不倦地研读《列宁选集》等马列著作。从保留下来的曾被父亲亲笔圈圈点点的这些书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理想信念是流淌在他身上的血液，是永驻在他心里的灵魂。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做到饱受磨难而初心不改，历经荣辱而意志弥坚，牢牢把握一个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使自己的生命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父亲一生忠诚党的事业，勇于担当、任劳任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深入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土地革命政策。特别是他坚定地支持和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和斗争策略，巩固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推动苏区开展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为红色政权的发展呕心沥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他留在中央苏区，率部坚持游击战争，为掩护中央红军转移出色完成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他深入华中、华东敌后根据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决定，积极参与创建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武装。在十分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他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与东南局、华中局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带领抗日武装力量同日寇进行了殊死战斗，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前，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带领部分领导机关党员干部提前撤离危险地区，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为新四军的重建保留了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他所主持的华东财政经济和接管城市的工作，受到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他所负责的财经和支前工作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他负责的组织干部工作，既坚持原则严格要求，又实事求是关心备至，他主管的组织部门，被广大干部亲切地称之为“干部之家”。他注重培养、使用经济建设方面的干部和专家，为新中国经济建设输送了大批中坚力量和优秀人才。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论在上海恢复经济的繁重工作中，还是在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治淮工程”建设中;不论在中央财委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工作中，还是在带领中央慰问团赶赴邢台地震灾区中，他都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宣传群众、依靠群众，不折不扣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实践中他不仅认真总结经验，更能深入查找问题，这种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在“文化大革命”复杂艰难的形势下，他带领工作组赴内蒙古等地有效处置了许多复杂问题。即使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仍然拖着病躯去坚决完成党中央交办的许多重要任务。父亲73岁高龄时，一次在圆满完成中央交付的工作后，周恩来总理关切地问父亲：“身体怎么样？”面容憔悴的父亲拍着胸脯回答：“身体很好！”俨然还是当年那位忠诚的战士，随时准备为完成党的任务再出发。可此时，离他因突发心梗辞世，仅仅只有三天时间！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从入党的那天起就把自己的生命与党的事业紧紧连在一起，对党忠诚、胸怀大局，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百折不挠地完成党所交付的各项工作，不畏艰险、勇担重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实际行动谱写了共产党人忠诚党的事业的生命赞歌。
父亲一生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淡泊名利、克己奉公
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参加革命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从未向党伸手索取什么，只是无条件地倾心工作、默默奉献。从江西苏区到华中、华东解放区，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到在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辗转劳顿、劳筋苦骨，但他始终没有因为资历深厚而居功自傲，对职务高低看得很淡。几次工作职务调整，都能以大局为重，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对组织分配的工作，无论多么困难复杂，从不推辞，勇于担当。当组织机构精简时，他甚至提出到与自己经历相仿的其他领导同志手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政府部门撤销，他向党中央提出“恳请安排回到家乡江西做些实际工作”。父亲在1934年就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而他辞世前的最后一个职务仍然是共和国的内务部部长！
父亲始终秉持正确的权力观，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解放战争时期，他负责财经和支前工作，参与接管了潍坊、济南、上海等大中城市，面对大量的物资、财产、经费，他告诫干部，“那都是党的财产，不能动用一分一厘，谁私自动用就处分谁”，“要清清白白接管城市”，并经常用《甲申三百年祭》教育干部，强调要拒腐防变，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我们的母亲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1943年，当母亲把孩子寄养后，向当时任组织部部长的父亲提出要求工作时，他说：“我们是夫妻，我没有权力给你分配工作。”父亲不论在哪个领导岗位上，从未因私向公家报销过一分钱，他始终把权力用在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上，用在解救百姓疾苦上。他这种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品格和作风，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父亲始终遵循艰苦朴素的行为准则。战争年代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初衷不改，他一生不喜烟酒，唯一的一块手表还是老战友送的。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遇到困难，他带领家人在住地开出两块菜园子，每天下班后换上粗布衣，像个老农民一样下地耕种、除草、施肥。“文化大革命”中，他辞退了公勤人员，自己动手做家务，挤公共汽车上下班。他经常对我们说：“我们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给的，我们永远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记住这点，比什么都重要。”在他去世后，母亲整理他留下的东西，只有一网兜：一条从抗日战争时期用到去世的皮带、两双补丁摞补丁的袜子、一顶抗日战争时期缴获日军的皮帽子、一件穿了十多年缝着大补丁的灰蓝褪色呢子外套、一件米黄色的领口和袖子都磨破的毛料外衣、一张父亲亲手打了二十几个补丁的草席子，还有就是一条千疮百孔的旧浴巾——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母亲还用它为父亲擦背。这就是父亲留给家人的“遗产”。望着这些陈旧的衣物，我们百感交集，这不是什么简单的旧物，这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啊！
父亲始终重视树立良好家风。他对待子女言传身教、严格要求，从不溺爱。我们七个子女大都出生在革命战争年代，父亲常教育我们说：“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把你们养大，多么不容易！永远不要忘记你们的妈妈、祖母、伯母、叔母的抚养，特别是许多叔叔阿姨的帮忙。”他生前很少和我们谈及自己以往的工作和业绩，目的就是不让我们有高干家庭的优越感。他时常告诫子女：“我们出身劳动人民，政治上不要脱离群众，生活上不能搞特殊化。”公家配备的车子，从不让私用。那时我们包括母亲在内，上班、上学、出门办事都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带着我们一家人和周围的群众一样吃粗茶淡饭，大家都穿过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他要求我们尊敬身边的公勤人员，从小自己动手，养成劳动习惯。
我们长大后，他依然教育我们说：“学习、工作上的问题只能通过组织解决，父母不能干涉，个人的前途要靠自己去闯，不能依赖父母。”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要求女儿到离上海市区很远的一个纺织厂当工人;赞同大儿子下放到广东湛江锻炼，去扛麻袋围海造田;鼓励二儿子到化工厂当电焊工，干起了焊接活;教育三儿子安心当兵，当好基层普通干部;支持小女儿去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垦荒种地;动员小儿子参军到西北当普通一兵。父亲经常亲笔写信，教育我们要努力读马列、毛主席的书，坚定信念，艰苦朴素，克服困难，做出成绩。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儿女们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理想信念、努力工作，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一颗平常心，正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格力量，深刻影响了我们的人生，引领我们一路砥砺前行。
父亲一生眷恋江西故乡，牵挂老区、心系乡亲
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长眠着父亲一家为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四位亲人。他的父亲曾昭藻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是党的地下交通员，曾经三次被捕，在反动派面前，宁死不屈，英勇牺牲在敌人牢狱中。他的大哥曾延生1923年入党，是父亲革命的引领人，参加过南昌起义，组织领导了九江地区的革命斗争。1928年时任中共赣南特委书记，他和妻子共产党员蒋竞英同时被反动派逮捕，英勇就义。他的弟弟曾炳生1926年入党，一直在九江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八一南昌起义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3岁。亲人们为革命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更激发了父亲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坚定意志和信念，也成為他一生绵延不绝的铭记和怀念。
在这片红土地上，书写着父亲早年参加革命的苦难和辉煌。从追随革命参加共产党、组织武装斗争，到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从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根据地经济文化教育，到扩大红军、参加反“围剿”斗争;直至在红军长征后，临危受命坚守根据地，带领数千红军与敌军周旋奋战，掩护中央红军长征……1926年入党到1935年离开家乡，父亲与党组织心连心、与苏区同进退、与人民共命运，把自己顽强奋斗、浴血奋战的光荣足迹深深地烙在这片血红与火热的土地里。 在这片红土地上，镌刻着父亲对家乡人民为革命作出巨大牺牲的深情记忆。他常说：没有江西工农大众跟着共产党和红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就没有江西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创建;没有江西苏区人民大力发展经济，积极支持、拥护和踊跃参加红军，就没有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巩固和壮大;没有老区人民的奉献和英勇战斗，就没有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老区人民跟着共产党和红军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个悲壮而宏伟的乐章！特别是在创建和保卫江西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数十万家乡子弟顽强奋战、流血牺牲，红军长征后又有数十万人民惨遭反动派杀害，鲜血染红了苏区的土地……对父老乡亲为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父亲一生都感念感恩。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十分牵挂家乡老区建设，他曾说：“江西革命老区，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关心和支持老区建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他曾七次回到家乡，看望慰问老区群众，深入实地考察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与当地政府和干部共同研究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尽快使老区摆脱贫困的措施和办法，积极联络各方支援老区的基础设施建设。20世纪60年代中期，根据他多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写出专题报告，提出了加强老区建设的建议，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随之，中央制定了支援革命老区建设的专项政策和措施。父亲对革命老区对家乡的这种政治责任和赤子情怀，伴随着他走完生命的最后里程。
在纪念父亲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也格外思念我们的母亲邓六金——父親的革命伴侣、亲密战友、至爱亲人。母亲是1931年就参加共产党的老党员，是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像父亲一样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母亲与父亲在延安相识，在奔赴抗日前线的途中结缘，与父亲几十年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相互鼓励、共同奋斗，他们结下了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时，母亲以“我与曾山”为题，回顾了她与父亲的革命经历。她最后说：“老了，总爱回忆过去。我经常想起年轻时，喝鸡血宣誓入党的情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永不叛党’;想起和曾山在延安、在皖南、在苏北、在山东、在上海、在北京的日子。回顾一生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尽了自己所有的努力，去实践自己的诺言，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新中国。现在我们国家比以前富强多了，但是有些地方还比较落后，一些人民群众还有不少困难，路还很长，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是无限忠诚和倾心实践党的理想信念的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后人的殷切期望。今天，我们这些儿女们都已退休，回首走过的路，我们没有辜负父辈们对我们的教育和嘱托，坚守信念，奋力工作，竭尽全力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父亲、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们眼前。今天，父亲、母亲念兹在兹并为之服务终生的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正走进强起来的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此时此刻，如果父母亲健在，看到新时代的中国日新月异的崭新风采，看到新中国70周年庆典的盛大场面和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他们该有多么欣慰、多么自豪啊！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中国人民接续奋斗的结果。”“一代又一代优秀中国共产党人，为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生动展示了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高尚情操。”当前，我们的民族正处在实现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进程，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我们仍然需要一批又一批像父亲和母亲那样为了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信仰，义无反顾英勇奋斗的共产党人！我们一定要永远高举革命先辈们的旗帜，继承和发扬先辈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使革命先辈开创的事业代代相传。
父爱如山，母爱如海，我们在这里深情回顾父亲和母亲的战斗历程和革命精神，重温父母给予我们的哺育抚养和谆谆教诲，以此来寄托对双亲的不尽思念和无比热爱，更以此告慰双亲的在天英灵——你们的子孙将永远继承你们的优秀品格和遗愿，永远做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这个新时代的好儿孙！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永远怀念你们！我们永远热爱你们！★
题图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曾山
责任编辑 / 张荣辉
父亲是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党中央曾高度评价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努力工作，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我们再次来到八宝山革命陵园祭奠我们的父亲，表达我们的思念和挚爱。凝望着苍松翠柏前父母栩栩如生的铜像，我们热泪盈眶、万分激动。回到家，我们观看了曾海生精心汇集整理的反映父母革命经历的音像资料，父亲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强敌百折不挠、坚毅的身躯，在和平建设时期俯首为民、任劳任怨的背影，再一次生动地展现在眼前，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敬爱的父亲身边。
父亲一生坚守理想信念，矢志不渝、毫不动摇
父亲出身农民家庭，他生逢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内有封建专制压迫，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早就萌生了对剥削阶级的深恶痛绝。在他大哥曾延生的引导下，他逐渐觉悟到，“受土豪压迫，要反土豪斗争”，“定要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才能成功”。为此，1926年10月，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当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第一任主席，1931年11月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走上了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奋斗终生的道路。
几十年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即使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父亲对理想信念始终矢志不渝、坚定不移。刚入党时，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和亲人的英勇牺牲，不胆怯、不动摇，只身奔赴广东参加广州起义。此后受党的指派，秘密回到江西，组织家乡农民运动，发动群众武装斗争，领导官田农民暴动，特别是组织参与了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十万工农下吉安”的9次攻打吉安的戰斗，动员苏区各方面力量支援红军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5次“围剿”，为苏维埃政府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红军长征后，他临危受命，接任李富春同志的江西省委书记的工作，面对百万敌军的“围剿”，坚定地对同志们说：“牵制敌人，让中央红军顺利北上，巩固后方，迎接胜利！生者英雄，死者光荣！共产党、红军一定会回来的！”他带领几千红军战士转战江西各地，与比自己强大数十倍的敌人进行数百次殊死斗争。1935年3月，他率部突围，在与战友胡海同志分手时，一面写着“艰苦奋斗”的红旗各执一半，相约革命胜利时再缝合起来。当时，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他所率领的红军余部被打散于新干地区。他历经艰难险阻，于1935年8月只身辗转到上海找寻党的组织，联系到了陈云同志。9月，即被党组织派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在两年的学习中，他深入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结合自己的斗争实践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和好评。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要求他回国工作，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挽留他，他毅然表示“我的岗位在中国”，坚定地与其他同志返回了延安，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去。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都有了改善，但他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论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岗位，还是在共和国部长任上，他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为捍卫真理抵制谬误，他拍案而起，毫不退缩屈服，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里，仍在孜孜不倦地研读《列宁选集》等马列著作。从保留下来的曾被父亲亲笔圈圈点点的这些书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理想信念是流淌在他身上的血液，是永驻在他心里的灵魂。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做到饱受磨难而初心不改，历经荣辱而意志弥坚，牢牢把握一个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使自己的生命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父亲一生忠诚党的事业，勇于担当、任劳任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深入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土地革命政策。特别是他坚定地支持和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和斗争策略，巩固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推动苏区开展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为红色政权的发展呕心沥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他留在中央苏区，率部坚持游击战争，为掩护中央红军转移出色完成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他深入华中、华东敌后根据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决定，积极参与创建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武装。在十分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他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与东南局、华中局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带领抗日武装力量同日寇进行了殊死战斗，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前，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带领部分领导机关党员干部提前撤离危险地区，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为新四军的重建保留了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他所主持的华东财政经济和接管城市的工作，受到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他所负责的财经和支前工作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他负责的组织干部工作，既坚持原则严格要求，又实事求是关心备至，他主管的组织部门，被广大干部亲切地称之为“干部之家”。他注重培养、使用经济建设方面的干部和专家，为新中国经济建设输送了大批中坚力量和优秀人才。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论在上海恢复经济的繁重工作中，还是在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治淮工程”建设中;不论在中央财委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工作中，还是在带领中央慰问团赶赴邢台地震灾区中，他都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宣传群众、依靠群众，不折不扣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实践中他不仅认真总结经验，更能深入查找问题，这种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在“文化大革命”复杂艰难的形势下，他带领工作组赴内蒙古等地有效处置了许多复杂问题。即使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仍然拖着病躯去坚决完成党中央交办的许多重要任务。父亲73岁高龄时，一次在圆满完成中央交付的工作后，周恩来总理关切地问父亲：“身体怎么样？”面容憔悴的父亲拍着胸脯回答：“身体很好！”俨然还是当年那位忠诚的战士，随时准备为完成党的任务再出发。可此时，离他因突发心梗辞世，仅仅只有三天时间！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从入党的那天起就把自己的生命与党的事业紧紧连在一起，对党忠诚、胸怀大局，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百折不挠地完成党所交付的各项工作，不畏艰险、勇担重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实际行动谱写了共产党人忠诚党的事业的生命赞歌。
父亲一生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淡泊名利、克己奉公
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参加革命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从未向党伸手索取什么，只是无条件地倾心工作、默默奉献。从江西苏区到华中、华东解放区，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到在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辗转劳顿、劳筋苦骨，但他始终没有因为资历深厚而居功自傲，对职务高低看得很淡。几次工作职务调整，都能以大局为重，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对组织分配的工作，无论多么困难复杂，从不推辞，勇于担当。当组织机构精简时，他甚至提出到与自己经历相仿的其他领导同志手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政府部门撤销，他向党中央提出“恳请安排回到家乡江西做些实际工作”。父亲在1934年就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而他辞世前的最后一个职务仍然是共和国的内务部部长！
父亲始终秉持正确的权力观，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解放战争时期，他负责财经和支前工作，参与接管了潍坊、济南、上海等大中城市，面对大量的物资、财产、经费，他告诫干部，“那都是党的财产，不能动用一分一厘，谁私自动用就处分谁”，“要清清白白接管城市”，并经常用《甲申三百年祭》教育干部，强调要拒腐防变，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我们的母亲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1943年，当母亲把孩子寄养后，向当时任组织部部长的父亲提出要求工作时，他说：“我们是夫妻，我没有权力给你分配工作。”父亲不论在哪个领导岗位上，从未因私向公家报销过一分钱，他始终把权力用在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上，用在解救百姓疾苦上。他这种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品格和作风，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父亲始终遵循艰苦朴素的行为准则。战争年代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初衷不改，他一生不喜烟酒，唯一的一块手表还是老战友送的。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遇到困难，他带领家人在住地开出两块菜园子，每天下班后换上粗布衣，像个老农民一样下地耕种、除草、施肥。“文化大革命”中，他辞退了公勤人员，自己动手做家务，挤公共汽车上下班。他经常对我们说：“我们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给的，我们永远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记住这点，比什么都重要。”在他去世后，母亲整理他留下的东西，只有一网兜：一条从抗日战争时期用到去世的皮带、两双补丁摞补丁的袜子、一顶抗日战争时期缴获日军的皮帽子、一件穿了十多年缝着大补丁的灰蓝褪色呢子外套、一件米黄色的领口和袖子都磨破的毛料外衣、一张父亲亲手打了二十几个补丁的草席子，还有就是一条千疮百孔的旧浴巾——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母亲还用它为父亲擦背。这就是父亲留给家人的“遗产”。望着这些陈旧的衣物，我们百感交集，这不是什么简单的旧物，这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啊！
父亲始终重视树立良好家风。他对待子女言传身教、严格要求，从不溺爱。我们七个子女大都出生在革命战争年代，父亲常教育我们说：“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把你们养大，多么不容易！永远不要忘记你们的妈妈、祖母、伯母、叔母的抚养，特别是许多叔叔阿姨的帮忙。”他生前很少和我们谈及自己以往的工作和业绩，目的就是不让我们有高干家庭的优越感。他时常告诫子女：“我们出身劳动人民，政治上不要脱离群众，生活上不能搞特殊化。”公家配备的车子，从不让私用。那时我们包括母亲在内，上班、上学、出门办事都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带着我们一家人和周围的群众一样吃粗茶淡饭，大家都穿过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他要求我们尊敬身边的公勤人员，从小自己动手，养成劳动习惯。
我们长大后，他依然教育我们说：“学习、工作上的问题只能通过组织解决，父母不能干涉，个人的前途要靠自己去闯，不能依赖父母。”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要求女儿到离上海市区很远的一个纺织厂当工人;赞同大儿子下放到广东湛江锻炼，去扛麻袋围海造田;鼓励二儿子到化工厂当电焊工，干起了焊接活;教育三儿子安心当兵，当好基层普通干部;支持小女儿去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垦荒种地;动员小儿子参军到西北当普通一兵。父亲经常亲笔写信，教育我们要努力读马列、毛主席的书，坚定信念，艰苦朴素，克服困难，做出成绩。
这就是我们的父亲！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儿女们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理想信念、努力工作，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一颗平常心，正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格力量，深刻影响了我们的人生，引领我们一路砥砺前行。
父亲一生眷恋江西故乡，牵挂老区、心系乡亲
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长眠着父亲一家为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四位亲人。他的父亲曾昭藻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是党的地下交通员，曾经三次被捕，在反动派面前，宁死不屈，英勇牺牲在敌人牢狱中。他的大哥曾延生1923年入党，是父亲革命的引领人，参加过南昌起义，组织领导了九江地区的革命斗争。1928年时任中共赣南特委书记，他和妻子共产党员蒋竞英同时被反动派逮捕，英勇就义。他的弟弟曾炳生1926年入党，一直在九江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八一南昌起义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3岁。亲人们为革命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更激发了父亲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坚定意志和信念，也成為他一生绵延不绝的铭记和怀念。
在这片红土地上，书写着父亲早年参加革命的苦难和辉煌。从追随革命参加共产党、组织武装斗争，到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从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根据地经济文化教育，到扩大红军、参加反“围剿”斗争;直至在红军长征后，临危受命坚守根据地，带领数千红军与敌军周旋奋战，掩护中央红军长征……1926年入党到1935年离开家乡，父亲与党组织心连心、与苏区同进退、与人民共命运，把自己顽强奋斗、浴血奋战的光荣足迹深深地烙在这片血红与火热的土地里。 在这片红土地上，镌刻着父亲对家乡人民为革命作出巨大牺牲的深情记忆。他常说：没有江西工农大众跟着共产党和红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就没有江西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创建;没有江西苏区人民大力发展经济，积极支持、拥护和踊跃参加红军，就没有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巩固和壮大;没有老区人民的奉献和英勇战斗，就没有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老区人民跟着共产党和红军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个悲壮而宏伟的乐章！特别是在创建和保卫江西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数十万家乡子弟顽强奋战、流血牺牲，红军长征后又有数十万人民惨遭反动派杀害，鲜血染红了苏区的土地……对父老乡亲为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父亲一生都感念感恩。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十分牵挂家乡老区建设，他曾说：“江西革命老区，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关心和支持老区建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他曾七次回到家乡，看望慰问老区群众，深入实地考察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与当地政府和干部共同研究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尽快使老区摆脱贫困的措施和办法，积极联络各方支援老区的基础设施建设。20世纪60年代中期，根据他多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写出专题报告，提出了加强老区建设的建议，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随之，中央制定了支援革命老区建设的专项政策和措施。父亲对革命老区对家乡的这种政治责任和赤子情怀，伴随着他走完生命的最后里程。
在纪念父亲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也格外思念我们的母亲邓六金——父親的革命伴侣、亲密战友、至爱亲人。母亲是1931年就参加共产党的老党员，是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像父亲一样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母亲与父亲在延安相识，在奔赴抗日前线的途中结缘，与父亲几十年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相互鼓励、共同奋斗，他们结下了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时，母亲以“我与曾山”为题，回顾了她与父亲的革命经历。她最后说：“老了，总爱回忆过去。我经常想起年轻时，喝鸡血宣誓入党的情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永不叛党’;想起和曾山在延安、在皖南、在苏北、在山东、在上海、在北京的日子。回顾一生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尽了自己所有的努力，去实践自己的诺言，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新中国。现在我们国家比以前富强多了，但是有些地方还比较落后，一些人民群众还有不少困难，路还很长，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是无限忠诚和倾心实践党的理想信念的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后人的殷切期望。今天，我们这些儿女们都已退休，回首走过的路，我们没有辜负父辈们对我们的教育和嘱托，坚守信念，奋力工作，竭尽全力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父亲、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们眼前。今天，父亲、母亲念兹在兹并为之服务终生的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正走进强起来的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此时此刻，如果父母亲健在，看到新时代的中国日新月异的崭新风采，看到新中国70周年庆典的盛大场面和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他们该有多么欣慰、多么自豪啊！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中国人民接续奋斗的结果。”“一代又一代优秀中国共产党人，为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生动展示了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高尚情操。”当前，我们的民族正处在实现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进程，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我们仍然需要一批又一批像父亲和母亲那样为了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信仰，义无反顾英勇奋斗的共产党人！我们一定要永远高举革命先辈们的旗帜，继承和发扬先辈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使革命先辈开创的事业代代相传。
父爱如山，母爱如海，我们在这里深情回顾父亲和母亲的战斗历程和革命精神，重温父母给予我们的哺育抚养和谆谆教诲，以此来寄托对双亲的不尽思念和无比热爱，更以此告慰双亲的在天英灵——你们的子孙将永远继承你们的优秀品格和遗愿，永远做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这个新时代的好儿孙！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永远怀念你们！我们永远热爱你们！★
题图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曾山
责任编辑 /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