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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空降高管”还是“商而优则仕”，政企高层或央企系统内部之间的互动、互调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的干部培养途径。
7月1日，一直传言退休的中远集团董事长魏家福正式离职，中组部副部长王京清在中远集团干部大会上宣布魏家福因年龄卸任，现任集团总经理马泽华接替。
今年63岁的魏家福已是超龄服役。60岁之前魏家福曾是“完美船长”，最近两年中远集团一直陷入巨亏漩涡，股民甚至调侃：“魏家福，史上A股最大亏损上市央企的掌门人。”
由“完美船长”到“‘被搁浅’的船长”，魏家福的功与过对于中远来说已成为历史，舆论转而对今年已60岁的马泽华寄予厚望：“要勒紧裤腰带”扭亏中远。
无论赢亏，115家央企高管总是被关注的焦点。这个群体的变动与其背后操盘的国资委、中组部如何搭台唱“三角戏”，则是解读央企“一把手”高管的一个独特切面。
行政化任命与公开选拔
两周前，中远内部就传出消息：“中组部已经在中远内部考察干部，集团领导班子的调整程序在进行中。”为什么一家国资委管理的企业要由中组部来宣布领导的任命？
从中远集团一家央企扩大到国资委115家央企来看，央企高管人事任免分为两部分，前54家企业“一把手”多为“副部级”，也有的是“正部级”。他们一般由中组部发文任免，国资委协助考察。54家以外的央企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领导班子成员，则直接由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二局考核和任命。
央企高管由行政化任命产生，是央企的特殊体制使然，而行政化任命却未必能产生最适合企业发展的高管。国资委成立十年来，一直在推动改革，设立董事会，探索高管市场化，公开选拔央企高管。“国资委决定公开招聘，这是改革必须走的路，否则央企就可能显得比较封闭。”一位参加过全球招聘的央企高管说。
2001年以来，国资委和中组部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央企高管已开展8次，共招聘了128名央企高管和12名海外高层次人才。中国诚通集团副总经理王斌，就是最早一批“真正意义上”公开选拔的职业经理人之一。
王斌在2004年5月偶然看到了国资委公开招聘央企高管的公告，在准备报名之前他还是北京证券有限公司的副总裁。按照招考的流程，报名、审查、笔试、面试、考核，等到面试环节时，最初报名的108人中，只剩下了10个。“这比我原来参加北京证券公司的考试严格多了。”王斌回想说。
张杰和王俊也是通过公开选拔的高管，不同的是他们竞选的是正职。2005的公开招聘中，国资委首次拿出两个正职，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
王俊报考的是建研院院长职位，当时他已经是建研院副院长。经过首轮资格审查，报名时的几十人到参加笔试时剩下20余人。“央企的高管职位中，大都有着行业的特殊要求，很多人在资格审查阶段就被淘汰了。”这也是公开招聘时，有很多来自系统内部的原因之一。
历时4个月后，张杰和王俊与同批20人从1207个报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并走马上任。张杰参加这次考试时任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当时，华源因资金链趋紧已陷入整体危机面临重组，张杰在特殊时期接任华源集团总裁时才44岁。
应聘成功的王斌和张杰身上有个共同点——年富力强。那么，经过公开招聘进入央企的高管有何群体特征？
原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二局局长姜志刚对他们做了一些总结：一是都很年轻，任职时的平均年龄只有四十多岁；二是学历层次高，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占总数的70%以上；三是来源比较广泛，既有内部系统，又有来自企业外部，还有一部分来自外企或有较长的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视野开阔，市场意识较强。
政企跨界
在魏家福离开中远集团之前，同样属于船运行业“掌门人”的中船总经理谭作钧已经转任辽宁省副省长，44岁的谭作钧因此成为目前年龄最小的副省长。
跟谭作钧一样走过政企“旋转门”，从央企转任政府高位的政企跨界由来已久。早在2003年，卫留成从中海油空降海南担任省委书记；2004年，现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从中国铝业公司“直投”广西；2007年，艾宝俊由宝钢集团总经理调任上海市副市长。
记者统计现任的62位省级地方党政“一把手”履历后发现，具备企业管理经历的有10人，有经济学背景的超过20人，其中有多位是由央企高管直接转任地方政府高官，如张庆伟由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转任河北省省长，原中国华能集团董事长李小鹏现任山西省省长，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苏树林现任福建省省长。
除了调任地方外，央企高管与中央部委之间也会发生交流，国资委第二任“掌门人”王勇曾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王勇卸任后，国资委主任由中石油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蒋洁敏接替。由中投董事长转任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被媒体列为人事调整中“高管入仕”的代表人物，而近日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又调任中投董事长。
跨界的另一类则是由“高官”转任“高管”。如原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调任鞍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原湖南省副省长贺同新任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原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任中国移动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等，他们都是所谓的“空降高管”。此外，中储粮董事长包克辛，中国铝业总经理熊维平，武钢党委书记王振有等，都是由政府高官转任企业高管。
不难看出，政企高层跨界任职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的许保利介绍说，事实上，企业是没有行政级别的，只是“一把手”多由中组部发文任免，因此才被惯称为“副部级”，还有的是由于这些企业最初成立时的“一把手”曾是“副部级”领导担任，于是便由此顺延下来。
因为央企高管具备与政府官员同样的晋升级别，不论是“空降高管”还是“商而优则仕”，政企高层之间的互动、互调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的干部培养途径。在2006年8月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已明确规定：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 北京大学教授白智立认为，强化专业能力是官员任命中的趋势，在当前金融市场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对官员把握经济能力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央企高管转任地方大员则是途径之一。
诚然，政企互动有利于干部综合能力的提升，地方经济的发展正需要一批懂企业懂经济的“科班生”，并将企业的管理观念灵活运用于政府机关，从而优化领导班子。但反对的声音则对高管从政潮可能产生的“政府行为企业化”表示担忧。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曾撰文称，国企高管尤其是央企负责人本身拥有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在各地方政府热衷与央企对接、上大项目的背景下，地方欢迎央企高管空降，确实能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像卫留成为海南带去了中海油的大项目、郭声琨为广西带去了中铝的大项目；但高管从政也应避免企业经营惯性思维，防范政府行为企业化而与民争利。
多职兼任与“土生土长”
记者对115家央企“一把手”高管进行梳理时发现，人事权存在多职兼任与交叉分设情况。一般有四种情况：董事长、党组书记、总经理“一肩挑”，如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的唐登杰；董事长兼任党组书记，总经理兼任副董事长（董事）或副书记；党组书记兼任副总经理，总经理兼任党组副书记；董事长、党组书记和总经理三权独立分开。其中，第二、三种情况较为常见。
为什么会有多种治理结构并存？缘由是央企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中，将党组书记与总经理分设，以及设立董事会，即将“一把手”权利分设。
“一把手”由兼任走向分设的改革过程，可从五大发电央企的治理结构变化中看出脉络。2008年6月，华能集团、华电集团、国电集团三大发电央企同时调整了主要负责人，首次打破了发电央企党组书记、总经理由一位主要领导“一肩挑”的传统，华能集团、华电集团、国电集团均实现了党组书记、总经理分设。
据说这是当时五大发电央企成立以来，调整力度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次人事变动。目前五大发电央企中，只有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仍然延续传统，陆启洲兼任集团党组书记与总经理，而大唐和国电已经启用董事会制度，大唐集团董事长陈进行兼任党组书记，总经理王野平兼任副董事长、党组副书记；国电董事长乔保平兼任党组书记，总经理陈飞虎兼任董事、党组成员。
“‘一把手负责制’的规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副职对‘一把手’负责。这种模式有利有弊，可能产生弊端的地方是，企业内部没有产生制衡机制，存在一定的决策风险。”在一次行业内部会议上，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谈及国有独资公司的“一把手负责制”时说。
一位专家认为，“一把手负责制”对于中小企业没有问题，但对于发电央企这样的大型企业，则隐藏着一定的风险。一方面，大型企业决策时要考虑诸多因素，决策难度较大，也容易滋生腐败问题；另一方面，企业的发展状况往往取决于“一把手”的工作状态，企业可能会因此出现起伏。
除去多职兼任的特点外，央企高管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多来自企业基层，是“土生土长”的干部，他们经过几十年的历练后再成为掌门人，熟悉所在的企业及从事的行业。如船长出身的魏家福在中远任职36年，他1998年开始执掌中远。
对于央企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高管才适合央企？国务院国资委职业经理研究中心主任温亚震说：“央企最需要政治素质好、职业化、专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综合型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7月1日，一直传言退休的中远集团董事长魏家福正式离职，中组部副部长王京清在中远集团干部大会上宣布魏家福因年龄卸任，现任集团总经理马泽华接替。
今年63岁的魏家福已是超龄服役。60岁之前魏家福曾是“完美船长”，最近两年中远集团一直陷入巨亏漩涡，股民甚至调侃：“魏家福，史上A股最大亏损上市央企的掌门人。”
由“完美船长”到“‘被搁浅’的船长”，魏家福的功与过对于中远来说已成为历史，舆论转而对今年已60岁的马泽华寄予厚望：“要勒紧裤腰带”扭亏中远。
无论赢亏，115家央企高管总是被关注的焦点。这个群体的变动与其背后操盘的国资委、中组部如何搭台唱“三角戏”，则是解读央企“一把手”高管的一个独特切面。
行政化任命与公开选拔
两周前，中远内部就传出消息：“中组部已经在中远内部考察干部，集团领导班子的调整程序在进行中。”为什么一家国资委管理的企业要由中组部来宣布领导的任命？
从中远集团一家央企扩大到国资委115家央企来看，央企高管人事任免分为两部分，前54家企业“一把手”多为“副部级”，也有的是“正部级”。他们一般由中组部发文任免，国资委协助考察。54家以外的央企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领导班子成员，则直接由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二局考核和任命。
央企高管由行政化任命产生，是央企的特殊体制使然，而行政化任命却未必能产生最适合企业发展的高管。国资委成立十年来，一直在推动改革，设立董事会，探索高管市场化，公开选拔央企高管。“国资委决定公开招聘，这是改革必须走的路，否则央企就可能显得比较封闭。”一位参加过全球招聘的央企高管说。
2001年以来，国资委和中组部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央企高管已开展8次，共招聘了128名央企高管和12名海外高层次人才。中国诚通集团副总经理王斌，就是最早一批“真正意义上”公开选拔的职业经理人之一。
王斌在2004年5月偶然看到了国资委公开招聘央企高管的公告，在准备报名之前他还是北京证券有限公司的副总裁。按照招考的流程，报名、审查、笔试、面试、考核，等到面试环节时，最初报名的108人中，只剩下了10个。“这比我原来参加北京证券公司的考试严格多了。”王斌回想说。
张杰和王俊也是通过公开选拔的高管，不同的是他们竞选的是正职。2005的公开招聘中，国资委首次拿出两个正职，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
王俊报考的是建研院院长职位，当时他已经是建研院副院长。经过首轮资格审查，报名时的几十人到参加笔试时剩下20余人。“央企的高管职位中，大都有着行业的特殊要求，很多人在资格审查阶段就被淘汰了。”这也是公开招聘时，有很多来自系统内部的原因之一。
历时4个月后，张杰和王俊与同批20人从1207个报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并走马上任。张杰参加这次考试时任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当时，华源因资金链趋紧已陷入整体危机面临重组，张杰在特殊时期接任华源集团总裁时才44岁。
应聘成功的王斌和张杰身上有个共同点——年富力强。那么，经过公开招聘进入央企的高管有何群体特征？
原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二局局长姜志刚对他们做了一些总结：一是都很年轻，任职时的平均年龄只有四十多岁；二是学历层次高，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占总数的70%以上；三是来源比较广泛，既有内部系统，又有来自企业外部，还有一部分来自外企或有较长的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视野开阔，市场意识较强。
政企跨界
在魏家福离开中远集团之前，同样属于船运行业“掌门人”的中船总经理谭作钧已经转任辽宁省副省长，44岁的谭作钧因此成为目前年龄最小的副省长。
跟谭作钧一样走过政企“旋转门”，从央企转任政府高位的政企跨界由来已久。早在2003年，卫留成从中海油空降海南担任省委书记；2004年，现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从中国铝业公司“直投”广西；2007年，艾宝俊由宝钢集团总经理调任上海市副市长。
记者统计现任的62位省级地方党政“一把手”履历后发现，具备企业管理经历的有10人，有经济学背景的超过20人，其中有多位是由央企高管直接转任地方政府高官，如张庆伟由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转任河北省省长，原中国华能集团董事长李小鹏现任山西省省长，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苏树林现任福建省省长。
除了调任地方外，央企高管与中央部委之间也会发生交流，国资委第二任“掌门人”王勇曾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王勇卸任后，国资委主任由中石油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蒋洁敏接替。由中投董事长转任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被媒体列为人事调整中“高管入仕”的代表人物，而近日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又调任中投董事长。
跨界的另一类则是由“高官”转任“高管”。如原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调任鞍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原湖南省副省长贺同新任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原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任中国移动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等，他们都是所谓的“空降高管”。此外，中储粮董事长包克辛，中国铝业总经理熊维平，武钢党委书记王振有等，都是由政府高官转任企业高管。
不难看出，政企高层跨界任职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的许保利介绍说，事实上，企业是没有行政级别的，只是“一把手”多由中组部发文任免，因此才被惯称为“副部级”，还有的是由于这些企业最初成立时的“一把手”曾是“副部级”领导担任，于是便由此顺延下来。
因为央企高管具备与政府官员同样的晋升级别，不论是“空降高管”还是“商而优则仕”，政企高层之间的互动、互调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的干部培养途径。在2006年8月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已明确规定：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 北京大学教授白智立认为，强化专业能力是官员任命中的趋势，在当前金融市场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对官员把握经济能力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央企高管转任地方大员则是途径之一。
诚然，政企互动有利于干部综合能力的提升，地方经济的发展正需要一批懂企业懂经济的“科班生”，并将企业的管理观念灵活运用于政府机关，从而优化领导班子。但反对的声音则对高管从政潮可能产生的“政府行为企业化”表示担忧。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曾撰文称，国企高管尤其是央企负责人本身拥有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在各地方政府热衷与央企对接、上大项目的背景下，地方欢迎央企高管空降，确实能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像卫留成为海南带去了中海油的大项目、郭声琨为广西带去了中铝的大项目；但高管从政也应避免企业经营惯性思维，防范政府行为企业化而与民争利。
多职兼任与“土生土长”
记者对115家央企“一把手”高管进行梳理时发现，人事权存在多职兼任与交叉分设情况。一般有四种情况：董事长、党组书记、总经理“一肩挑”，如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的唐登杰；董事长兼任党组书记，总经理兼任副董事长（董事）或副书记；党组书记兼任副总经理，总经理兼任党组副书记；董事长、党组书记和总经理三权独立分开。其中，第二、三种情况较为常见。
为什么会有多种治理结构并存？缘由是央企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中，将党组书记与总经理分设，以及设立董事会，即将“一把手”权利分设。
“一把手”由兼任走向分设的改革过程，可从五大发电央企的治理结构变化中看出脉络。2008年6月，华能集团、华电集团、国电集团三大发电央企同时调整了主要负责人，首次打破了发电央企党组书记、总经理由一位主要领导“一肩挑”的传统，华能集团、华电集团、国电集团均实现了党组书记、总经理分设。
据说这是当时五大发电央企成立以来，调整力度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次人事变动。目前五大发电央企中，只有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仍然延续传统，陆启洲兼任集团党组书记与总经理，而大唐和国电已经启用董事会制度，大唐集团董事长陈进行兼任党组书记，总经理王野平兼任副董事长、党组副书记；国电董事长乔保平兼任党组书记，总经理陈飞虎兼任董事、党组成员。
“‘一把手负责制’的规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副职对‘一把手’负责。这种模式有利有弊，可能产生弊端的地方是，企业内部没有产生制衡机制，存在一定的决策风险。”在一次行业内部会议上，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谈及国有独资公司的“一把手负责制”时说。
一位专家认为，“一把手负责制”对于中小企业没有问题，但对于发电央企这样的大型企业，则隐藏着一定的风险。一方面，大型企业决策时要考虑诸多因素，决策难度较大，也容易滋生腐败问题；另一方面，企业的发展状况往往取决于“一把手”的工作状态，企业可能会因此出现起伏。
除去多职兼任的特点外，央企高管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多来自企业基层，是“土生土长”的干部，他们经过几十年的历练后再成为掌门人，熟悉所在的企业及从事的行业。如船长出身的魏家福在中远任职36年，他1998年开始执掌中远。
对于央企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高管才适合央企？国务院国资委职业经理研究中心主任温亚震说：“央企最需要政治素质好、职业化、专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综合型企业经营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