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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50年代的援越抗法是中国第一次军事援助，采取了基本可能用到的方式，全力援助。确保了援越抗法战争的最终胜利。在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个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最终实现了国际局势在一定程度上的缓和。
关键词：周恩来；援越抗法；日内瓦会议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6-0036-03
国际关系的分析层次可以分为体系、国家和个体三个层次。其中个体层次即从微观上分析个体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人们在提及外交决策时，往往只会以國家或政府的名义来冠名，比如日本明治政府的“大陆政策”，俄国的“远东政策”，中国的“一边倒”政策等等，而实际上，外交决策是由个人或者由个人组织起来的群体做出的。因而形式上作为国家行为的外交决策，实则是领导人的个人行为。因而外交决策者个人的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它往往能成为左右一个国家做出外交决策以及领导人在外交场合做出举动的重要依据。本文即从个体层次对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解决国际争端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中国决定援越抗法
任何一个问题的形成，都有其复杂的原因，印度支那问题也不例外，这一问题的形成一方面包含了一个国家基于现实主义层面的考虑，另一方面，也与领导人个人想法有关，领导人的想法上升为国家意志，那么国家机器就会以此为宗旨行事。这一问题产生，首先是由于进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法国，其经济是外向型的，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资本输出市场，而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是，法国也是迷信坚船利炮的，他们一直以此作为其经济发展的后盾，因而把印度支那半岛纳入其殖民体系之中就成了法国的不二选择。另外，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法国自然不甘落后。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正处在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深渊的过程中，对于越南事务已经无暇顾及，这也从客观上使法国有了可乘之机。因而入侵越南主要是基于法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的决策。此外，新航路开辟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直到二战结束初期，法国政府领导人头脑中所固有的殖民主义思想也是法国入侵越南的主要原因，当法国领导人的这种思想上升为国家对外政策之后，对越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就成了法国的国家行为，这也直接导致了近代以来法国对于印度支那半岛的两次主要军事行动。
法国对越南的入侵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末，直到二战结束后，法国仍没有放弃对印度支那進行控制的想法。这也直接推动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在成立伊始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军事援助——援越抗法。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5年的8月16日，在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越共前身）的领导下，越南发生了全国性的大起义。接着起义迅速扩展到全国，最终推翻了阮朝末代皇帝保大的统治，建立了以胡志明为主席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但越南原来的宗主国法国不甘心失败，于9月出兵越南，企图恢复其在越南的殖民统治。以胡志明为首的越盟领导人民进行了坚决斗争，但人数和武器装备方面处于绝对劣势。“当时法国在越南全国重要地带部署的军队达10多万人，而越南的武装力量只有8万人；且使用的多是简陋的武器，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1]，因此形势并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胡志明开始寻求外援。当时与胡志明及其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有一定联系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共中央设在香港的支部对越南提供了一些援助[2]119-120。但由于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关键时期，所以中共提供的援助是有限的，可以说，越南此时的抗法斗争基本上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的成立大大鼓舞了越南人民，为胡志明争取大规模物资援助，甚至请中国直接出兵提供了契机。于是1950年初，胡志明秘密来华求援，中共领导人出于“唇亡齿寒”的古训认为，印度支那半岛与中国的西南边界毗邻，一旦法国占领整个印度支那半岛将对中国自身的地缘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另外，在1949年6月刘少奇秘密访苏之时，斯大林提出了革命分工的建议，于是，在自己国内仍然处在百废待兴状态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决定援助越南，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及其他物资援助，在军事援助的问题上，中国采取了一种相对折中的方案，即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培训军事干部，以及在制定战术的过程中提供建议和意见。通过这一方案的实施，确保了高平战役、奠边府战役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特别是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为后来日内瓦会议上争取谈判的主动权，提供了巨大帮助。
二、周恩来积极参与日内瓦会议相关工作
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引起了大国的关注。1953年9月28日，苏联政府已经向美英法等国政府发出照会，建议在日内瓦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五国外长会议，以便更好地解决印支问题。1954年2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召开会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建议把印度支那问题列入原本为单独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议程中，实现印度支那半岛的停战。对于这一提议，其他三国反应不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反对召开五国外长会议，但由于苏联的坚持以及英法等国对此与美国持相反的态度。希望尽快实现停战，因而柏林外长会议最终达成了在日内瓦召开新的五国外长会议的决议。
（一）会前精心准备，参与制定谈判方针
柏林会议之后，1954年2月17日和3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中国政府分别提交了有关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以及邀请中国政府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材料，3月4日，中国政府复电表示接受邀请派全权代表参加会议。而在此之前，周恩来就开始了参加日内瓦会议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2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的干部会议[3]356，强调了中国要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一重大问题上发挥作用。另外，他个人还为开好日内瓦会议做了积极准备，阅读了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的大量资料，并为会议的准备工作和中国代表团人选以及谈判方针等问题，和外交部的同志进行商谈。 同日，周恩来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由他亲自起草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意见》，指出召开日内瓦会议有新中国参加这件事本身，就“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3]356，美国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预言它将得不到任何结果。但美、英、法三国在朝鲜和印支问题上“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它们的困难也很多”[3]356。周恩来强调：“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4]356他的这一声明，明确了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任务。确定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时的基调，便于更好地在国际舞台上开展工作。
通过以上的准备工作，可以看出，新中国已经为在国际舞台上的首次亮相做足了功课，而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对此事的重视，事必躬亲的负责任态度即是推动准备工作顺利进行的保障。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外交家的严谨认真态度，为日后积极发挥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作用开了个好头。
（二）会中努力奔走，促使协议达成
准备工作做好之后，中国代表团于1954年4月20日启程，24日抵达日内瓦。在日内瓦机场，周恩来发表了简短讲话，再次重申了中国代表团此行的目的，即积极促成两大问题的解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大大鼓舞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信心。
随后，周恩来即以此为宗旨，开始了他在会议中间的一系列旨在促成印支问题解决的外交活动。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处于冷战初期，美苏两大阵营剑拔弩张，因而参加讨论印支问题的各国同样主要分成两大阵营，中苏越为一方，美英法为一方。而且谈判方针都是各自商定好的，因此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也往往针锋相对。当然，周恩来作为中国的代表，在很多问题上也同样与美英法代表有分歧。但同时又不乏灵活反应的一面。
1954年5月10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范文同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阐述了关于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基本立场，即“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平即结束战争状态，实现印度支那半岛的和平，统一即实现越南南北方的统一，独立即实现越南民族独立，民主即进行普选，建立由越南人民主导的民主政权。并提议高棉和寮国代表参加会议。周恩来在随后的发言中也表示支持范文同关于恢复印支和平的意见，以及寮国、高棉两国代表参加会议的提议。这一提议很显然是合理的，但美国代表出于对其法国盟友的支持，对此合理请求置之不理。会议由此陷入僵局。最后大会主席、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宣布“争执问题留给会外协商解决”[4]119-120。虽然经过苏联与西方国家协商，没能同意高棉和寮国代表直接参加参与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讨论的提议，但还是有一定成效的，两国最终派出了代表，在会外进行工作[4]119-120。
对于越南的合理要求，周恩来给予了坚决支持，但并不是越南所有的要求，周恩来都给予支持。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和平，必要的妥协也是必不可少的。印度支那问题解决的关键点主要有两个，即印支三国的问题是否应该分开解决以及停火问题。关于印支三国问题是否应该分开解决的问题，越方认为，由于在之前反抗侵略的斗争中，三国的武装力量是统一行动的，而且越军是反抗殖民侵略，争取印度支那民族解放的主力军，所以在战后和谈的时候，三国问题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解决。周恩来经过和高棉、寮国代表接触后指出，三国的国情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周恩来这么考虑是有其道理的，如果三國问题放在一起解决，那就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越南划线停战，那么寮国、高棉就也应该划线。但实际上这两国的问题远没有越南问题复杂，所以划线是没必要的。如果按照一个整体的问题来处理会很烦琐。也容易引发争议，让西方国家认为越南想在印度支那建立联邦，这样会进一步刺激西方国家联合其他的东南亚国家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甚至会导致美国直接出兵。因而三国问题分开解决有利于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随后周恩来与苏、越代表协商之后，就这一问题达成了一致。为后来停火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停火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即就全面停火问题达成一致以及划分停火线。中苏越一方认为，应当在印支半岛全境实现全面停火，而西方国家则认为，寮国和高棉的战火是由于北越军队的存在而导致的。所以要想实现停火，只需要北越军队撤军即可。对此中苏越一方表示坚决反对，表示北越并没有军队进入两国。双方围绕这一问题唇枪舌剑，僵持不下。会后，在中苏越的磋商中，周恩来指出：为了避免谈判破裂，可以先承认越军过去在两国有部队，只是没来得及撤出。等达成协议后，可以按照外国军队从两国撤军来办理。在随后的会议上，周恩来明确表示，中苏越愿意就此问题同西方国家达成妥协。可以看出，在达成全面停火这一点上，周恩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避免了会议的破裂，使之得以顺利进行。
停火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划分停火线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强调，“应当准备像朝鲜那样划定一条停火线，使自己能够保有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进而实行普选，完成统一。”[3]358但越南方面对此有异议，他们认为自己的很多军队和根据地都在南方，一旦划线，军队就不得不北撤，南方的根据地也将失去。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再加上奠边府战役中所取得的优势，使得他们产生了一鼓作气南下，统一全国的想法。周恩来认为北越军队虽然取得暂时的优势，但战线拉得太长，部队过于疲劳，不利于连续作战，因此应当划线谈判，中国代表团采取这一方针主要基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考虑，国内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国内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国际上主要考虑到美国直接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和苏联新领导人上台之后外交政策趋于同西方缓和，由此，在日内瓦会议谈判策略上，苏联建议中国要采取比较现实的选择。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中方建议越方也采取相应的策略，以求得和平。越方一开始对此表示同意，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使越南党内的一些人相信他们能够掌握谈判的主动权，于是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中方认为这是不成熟的，应当趁战场形势有利于我方，迫使对方与我方尽快达成协议，实现和平，但越方代表范文同一开始对此持怀疑态度。后来在周恩来的耐心劝说下，范文同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各方最终达成了以北緯17度线，9号公路为停火线，印支三国全境实现全面停火。
随着以上两大问题的解决，印度支那停战协定也在随后签订。这份协议以三国问题分开解决为宗旨，包括了在越南、寮国、高棉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具体内容包括外国军队从印度支那半岛撤军以及在印度支那全境进行普选等。从此法国殖民者退出印度支那半岛，印支人民希望和平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的整个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亲自主持参加了多次准备日内瓦会议的中央会议，并阅读大量相关材料，做到知己知彼。办事之细致严谨这一点在他身上体现无疑。而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周恩来一方面遵循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奉行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坚定地与苏联、北越站在一起，支持越南的正义要求，另一方面又在各方分歧一时难以化解，谈判面临破裂的情况下，主动提出应变之法，积极同双方代表进行沟通，最终使双方分歧得到调和，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并最终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这体现了周恩来作为一个外交家所具备的长远眼光、灵活头脑以及雄辩之才。可以说，印度支那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一部分要归功于中央领导人乃至中苏越一方谈判策略的得当，这是整体布局，而另一部分则有赖于周恩来根据具体情况而采取的具体实施策略上。双管齐下，终使印度支那问题得到解决，大大缓和了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
参考文献：
[1]李家忠.援越抗法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J].东南亚纵横，2004（6）.
[2]Jian Che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M].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关键词：周恩来；援越抗法；日内瓦会议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6-0036-03
国际关系的分析层次可以分为体系、国家和个体三个层次。其中个体层次即从微观上分析个体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人们在提及外交决策时，往往只会以國家或政府的名义来冠名，比如日本明治政府的“大陆政策”，俄国的“远东政策”，中国的“一边倒”政策等等，而实际上，外交决策是由个人或者由个人组织起来的群体做出的。因而形式上作为国家行为的外交决策，实则是领导人的个人行为。因而外交决策者个人的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它往往能成为左右一个国家做出外交决策以及领导人在外交场合做出举动的重要依据。本文即从个体层次对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解决国际争端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中国决定援越抗法
任何一个问题的形成，都有其复杂的原因，印度支那问题也不例外，这一问题的形成一方面包含了一个国家基于现实主义层面的考虑，另一方面，也与领导人个人想法有关，领导人的想法上升为国家意志，那么国家机器就会以此为宗旨行事。这一问题产生，首先是由于进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法国，其经济是外向型的，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资本输出市场，而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是，法国也是迷信坚船利炮的，他们一直以此作为其经济发展的后盾，因而把印度支那半岛纳入其殖民体系之中就成了法国的不二选择。另外，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法国自然不甘落后。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正处在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深渊的过程中，对于越南事务已经无暇顾及，这也从客观上使法国有了可乘之机。因而入侵越南主要是基于法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的决策。此外，新航路开辟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直到二战结束初期，法国政府领导人头脑中所固有的殖民主义思想也是法国入侵越南的主要原因，当法国领导人的这种思想上升为国家对外政策之后，对越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就成了法国的国家行为，这也直接导致了近代以来法国对于印度支那半岛的两次主要军事行动。
法国对越南的入侵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末，直到二战结束后，法国仍没有放弃对印度支那進行控制的想法。这也直接推动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在成立伊始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军事援助——援越抗法。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5年的8月16日，在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越共前身）的领导下，越南发生了全国性的大起义。接着起义迅速扩展到全国，最终推翻了阮朝末代皇帝保大的统治，建立了以胡志明为主席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但越南原来的宗主国法国不甘心失败，于9月出兵越南，企图恢复其在越南的殖民统治。以胡志明为首的越盟领导人民进行了坚决斗争，但人数和武器装备方面处于绝对劣势。“当时法国在越南全国重要地带部署的军队达10多万人，而越南的武装力量只有8万人；且使用的多是简陋的武器，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1]，因此形势并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胡志明开始寻求外援。当时与胡志明及其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有一定联系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共中央设在香港的支部对越南提供了一些援助[2]119-120。但由于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关键时期，所以中共提供的援助是有限的，可以说，越南此时的抗法斗争基本上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的成立大大鼓舞了越南人民，为胡志明争取大规模物资援助，甚至请中国直接出兵提供了契机。于是1950年初，胡志明秘密来华求援，中共领导人出于“唇亡齿寒”的古训认为，印度支那半岛与中国的西南边界毗邻，一旦法国占领整个印度支那半岛将对中国自身的地缘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另外，在1949年6月刘少奇秘密访苏之时，斯大林提出了革命分工的建议，于是，在自己国内仍然处在百废待兴状态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决定援助越南，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及其他物资援助，在军事援助的问题上，中国采取了一种相对折中的方案，即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培训军事干部，以及在制定战术的过程中提供建议和意见。通过这一方案的实施，确保了高平战役、奠边府战役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特别是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为后来日内瓦会议上争取谈判的主动权，提供了巨大帮助。
二、周恩来积极参与日内瓦会议相关工作
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引起了大国的关注。1953年9月28日，苏联政府已经向美英法等国政府发出照会，建议在日内瓦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五国外长会议，以便更好地解决印支问题。1954年2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召开会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建议把印度支那问题列入原本为单独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议程中，实现印度支那半岛的停战。对于这一提议，其他三国反应不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反对召开五国外长会议，但由于苏联的坚持以及英法等国对此与美国持相反的态度。希望尽快实现停战，因而柏林外长会议最终达成了在日内瓦召开新的五国外长会议的决议。
（一）会前精心准备，参与制定谈判方针
柏林会议之后，1954年2月17日和3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中国政府分别提交了有关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以及邀请中国政府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材料，3月4日，中国政府复电表示接受邀请派全权代表参加会议。而在此之前，周恩来就开始了参加日内瓦会议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2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的干部会议[3]356，强调了中国要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一重大问题上发挥作用。另外，他个人还为开好日内瓦会议做了积极准备，阅读了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的大量资料，并为会议的准备工作和中国代表团人选以及谈判方针等问题，和外交部的同志进行商谈。 同日，周恩来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由他亲自起草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意见》，指出召开日内瓦会议有新中国参加这件事本身，就“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3]356，美国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预言它将得不到任何结果。但美、英、法三国在朝鲜和印支问题上“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它们的困难也很多”[3]356。周恩来强调：“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4]356他的这一声明，明确了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任务。确定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时的基调，便于更好地在国际舞台上开展工作。
通过以上的准备工作，可以看出，新中国已经为在国际舞台上的首次亮相做足了功课，而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对此事的重视，事必躬亲的负责任态度即是推动准备工作顺利进行的保障。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外交家的严谨认真态度，为日后积极发挥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作用开了个好头。
（二）会中努力奔走，促使协议达成
准备工作做好之后，中国代表团于1954年4月20日启程，24日抵达日内瓦。在日内瓦机场，周恩来发表了简短讲话，再次重申了中国代表团此行的目的，即积极促成两大问题的解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大大鼓舞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信心。
随后，周恩来即以此为宗旨，开始了他在会议中间的一系列旨在促成印支问题解决的外交活动。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处于冷战初期，美苏两大阵营剑拔弩张，因而参加讨论印支问题的各国同样主要分成两大阵营，中苏越为一方，美英法为一方。而且谈判方针都是各自商定好的，因此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也往往针锋相对。当然，周恩来作为中国的代表，在很多问题上也同样与美英法代表有分歧。但同时又不乏灵活反应的一面。
1954年5月10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范文同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阐述了关于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基本立场，即“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平即结束战争状态，实现印度支那半岛的和平，统一即实现越南南北方的统一，独立即实现越南民族独立，民主即进行普选，建立由越南人民主导的民主政权。并提议高棉和寮国代表参加会议。周恩来在随后的发言中也表示支持范文同关于恢复印支和平的意见，以及寮国、高棉两国代表参加会议的提议。这一提议很显然是合理的，但美国代表出于对其法国盟友的支持，对此合理请求置之不理。会议由此陷入僵局。最后大会主席、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宣布“争执问题留给会外协商解决”[4]119-120。虽然经过苏联与西方国家协商，没能同意高棉和寮国代表直接参加参与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讨论的提议，但还是有一定成效的，两国最终派出了代表，在会外进行工作[4]119-120。
对于越南的合理要求，周恩来给予了坚决支持，但并不是越南所有的要求，周恩来都给予支持。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和平，必要的妥协也是必不可少的。印度支那问题解决的关键点主要有两个，即印支三国的问题是否应该分开解决以及停火问题。关于印支三国问题是否应该分开解决的问题，越方认为，由于在之前反抗侵略的斗争中，三国的武装力量是统一行动的，而且越军是反抗殖民侵略，争取印度支那民族解放的主力军，所以在战后和谈的时候，三国问题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解决。周恩来经过和高棉、寮国代表接触后指出，三国的国情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周恩来这么考虑是有其道理的，如果三國问题放在一起解决，那就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越南划线停战，那么寮国、高棉就也应该划线。但实际上这两国的问题远没有越南问题复杂，所以划线是没必要的。如果按照一个整体的问题来处理会很烦琐。也容易引发争议，让西方国家认为越南想在印度支那建立联邦，这样会进一步刺激西方国家联合其他的东南亚国家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甚至会导致美国直接出兵。因而三国问题分开解决有利于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随后周恩来与苏、越代表协商之后，就这一问题达成了一致。为后来停火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停火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即就全面停火问题达成一致以及划分停火线。中苏越一方认为，应当在印支半岛全境实现全面停火，而西方国家则认为，寮国和高棉的战火是由于北越军队的存在而导致的。所以要想实现停火，只需要北越军队撤军即可。对此中苏越一方表示坚决反对，表示北越并没有军队进入两国。双方围绕这一问题唇枪舌剑，僵持不下。会后，在中苏越的磋商中，周恩来指出：为了避免谈判破裂，可以先承认越军过去在两国有部队，只是没来得及撤出。等达成协议后，可以按照外国军队从两国撤军来办理。在随后的会议上，周恩来明确表示，中苏越愿意就此问题同西方国家达成妥协。可以看出，在达成全面停火这一点上，周恩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避免了会议的破裂，使之得以顺利进行。
停火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划分停火线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强调，“应当准备像朝鲜那样划定一条停火线，使自己能够保有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进而实行普选，完成统一。”[3]358但越南方面对此有异议，他们认为自己的很多军队和根据地都在南方，一旦划线，军队就不得不北撤，南方的根据地也将失去。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再加上奠边府战役中所取得的优势，使得他们产生了一鼓作气南下，统一全国的想法。周恩来认为北越军队虽然取得暂时的优势，但战线拉得太长，部队过于疲劳，不利于连续作战，因此应当划线谈判，中国代表团采取这一方针主要基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考虑，国内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国内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国际上主要考虑到美国直接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和苏联新领导人上台之后外交政策趋于同西方缓和，由此，在日内瓦会议谈判策略上，苏联建议中国要采取比较现实的选择。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中方建议越方也采取相应的策略，以求得和平。越方一开始对此表示同意，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使越南党内的一些人相信他们能够掌握谈判的主动权，于是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中方认为这是不成熟的，应当趁战场形势有利于我方，迫使对方与我方尽快达成协议，实现和平，但越方代表范文同一开始对此持怀疑态度。后来在周恩来的耐心劝说下，范文同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各方最终达成了以北緯17度线，9号公路为停火线，印支三国全境实现全面停火。
随着以上两大问题的解决，印度支那停战协定也在随后签订。这份协议以三国问题分开解决为宗旨，包括了在越南、寮国、高棉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具体内容包括外国军队从印度支那半岛撤军以及在印度支那全境进行普选等。从此法国殖民者退出印度支那半岛，印支人民希望和平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的整个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亲自主持参加了多次准备日内瓦会议的中央会议，并阅读大量相关材料，做到知己知彼。办事之细致严谨这一点在他身上体现无疑。而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周恩来一方面遵循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奉行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坚定地与苏联、北越站在一起，支持越南的正义要求，另一方面又在各方分歧一时难以化解，谈判面临破裂的情况下，主动提出应变之法，积极同双方代表进行沟通，最终使双方分歧得到调和，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并最终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这体现了周恩来作为一个外交家所具备的长远眼光、灵活头脑以及雄辩之才。可以说，印度支那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一部分要归功于中央领导人乃至中苏越一方谈判策略的得当，这是整体布局，而另一部分则有赖于周恩来根据具体情况而采取的具体实施策略上。双管齐下，终使印度支那问题得到解决，大大缓和了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
参考文献：
[1]李家忠.援越抗法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J].东南亚纵横，2004（6）.
[2]Jian Che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M].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