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少年的成长历程似乎总要强调战斗的洗礼。在反抗欺辱的过程中，瘦小者固然需要善用心力，但要迎来人生的第一场重大转折，还要仰仗成熟导师的指引：保尔·柯察金有水兵朱赫来，普京有柔道教练阿纳托利·拉赫林（见普京谈话录《第一人称》），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爱德华·萨文科，即日后的俄国国家布尔什维克党（编者注：苏联解体后成立的一个极左政治组织）党首利莫诺夫，用以改变人生的榜样是火车站的死刑犯和城乡接合部的流氓。
　　1943年2月22日，利莫诺夫生于高尔基州的捷尔任斯克，父亲是哈尔科夫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前身）最底层的秘密警察。挨揍之后，少年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分两类，可以揍的和不可以揍的——“不可以揍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力量更强或训练更好，而是他们不惜杀人。”他从此亲近流氓，以父亲那样的辅警为耻，以人人尊敬的下狱者为荣。
　　为了追求一位水性扬花的女青年，他写了诗，前往胜利电影院参赛，最终从斯大林文化馆馆长手中领取了优胜奖状。但一出影院，他就被带到流氓头子面前，后者要这位刚刚获封的诗人为他的压寨女友赋诗一首。兴高采烈之余，流氓集团挟持着小诗人连夜进城寻欢，路遇青年妇女，遂施以暴力轮奸。利莫诺夫逃离现场，敲开心上人的家门，准备不成功便杀人，却在当夜顺利失去了童贞。
　　有点儿让·热内式的法国色彩？不，这是个典型的俄国故事，我们往下看。
　　利莫诺夫在家中自杀未遂，进出精神病院，索性不再上学，一心一意做起了诗人。不久前往莫斯科，靠着自学的裁缝手艺，为首都文艺界人士缝制资产阶级的喇叭裤谋生，动辄割腕求爱，终于娶妻叶莲娜，1974年以假犹太人的身份移民西方。
　　在纽约，他很快离婚，彷徨不定，失去了归属感，于是决定做同性恋，毅然向一个正在沙坑睡觉的黑人毒贩示爱，主动委身，从此进入同性文化圈，并写出小说处女作《俄国诗人偏爱黑大汉》。正逢苏联的明星诗人叶夫图申科访美，酒后在马桶上读到手稿，赞不绝口。很快有出版商登门，利莫诺夫成了大西洋两岸小有名气的先锋作家。
　　1980年，他随新情人来到法国，活跃于巴黎文学圈，做了伯爵夫人的情夫，1987年得到法国国籍。他又出了几本书，销量平平。但写作本身从来不是他的目的，而只是成名的工具。“在巴黎待了四五年后，他感到名利是不可能来了。他可能终老一生是个二流作家。”卡雷尔写道。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天下大乱。苏联忽然不复存在。利莫诺夫激烈抨击趁乱上台的叶利钦政府，以战士和专业革命家自居——他戴眼镜，留小山羊胡子，确有几分捷尔任斯基或托洛茨基的神采——广受外省底层青年的拥戴。1994年登记成立了一个新政党。利莫诺夫本人也新娶了比他小31岁的俄国电视明星。
　　可这是个怎样的政党呢？它红黑两色的党旗仿照纳粹，党徒多为光头的黑衫青年。作為一党之首，理当形同乐团指挥，可利莫诺夫曾这样写道：“我恨交响乐队。我若一旦大权在握，就把所有小提琴家、大提琴家都掐死。”那想必是个典型的俄式结局。
　　经历了又一轮入狱、劳改、获释和离婚后，今年75岁的利莫诺夫已基本上退出了俄国的政治舞台。
　　埃马纽埃尔·卡雷尔在叙述中多多少少加入了自己的故事。他出身名门（母亲埃莱娜·卡雷尔·当科斯是法国的“不朽者”——法兰西学院院士和享有高誉的俄苏史学家），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几乎在所有方面与利莫诺夫截然相反。他不讨厌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也说不上喜欢他；他不蔑视他，但也不崇拜他。他曾与利莫诺夫在纽约、巴黎和俄国有过面对面的交往，这或许不足以让他解剖其人，却足以让他呈现之。他为之写的这本书不能（严格地）称做传记——因为他说自己没有去做事实核查——但你也不能把它归入小说。你不能说人生如戏。你只能说戏如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