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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少年的成长历程似乎总要强调战斗的洗礼。在反抗欺辱的过程中,瘦小者固然需要善用心力,但要迎来人生的第一场重大转折,还要仰仗成熟导师的指引:保尔·柯察金有水兵朱赫来,普京有柔道教练阿纳托利·拉赫林(见普京谈话录《第一人称》),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爱德华·萨文科,即日后的俄国国家布尔什维克党(编者注:苏联解体后成立的一个极左政治组织)党首利莫诺夫,用以改变人生的榜样是火车站的死刑犯和城乡接合部的流氓。
1943年2月22日,利莫诺夫生于高尔基州的捷尔任斯克,父亲是哈尔科夫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前身)最底层的秘密警察。挨揍之后,少年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分两类,可以揍的和不可以揍的——“不可以揍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力量更强或训练更好,而是他们不惜杀人。”他从此亲近流氓,以父亲那样的辅警为耻,以人人尊敬的下狱者为荣。
为了追求一位水性扬花的女青年,他写了诗,前往胜利电影院参赛,最终从斯大林文化馆馆长手中领取了优胜奖状。但一出影院,他就被带到流氓头子面前,后者要这位刚刚获封的诗人为他的压寨女友赋诗一首。兴高采烈之余,流氓集团挟持着小诗人连夜进城寻欢,路遇青年妇女,遂施以暴力轮奸。利莫诺夫逃离现场,敲开心上人的家门,准备不成功便杀人,却在当夜顺利失去了童贞。
有点儿让·热内式的法国色彩?不,这是个典型的俄国故事,我们往下看。
利莫诺夫在家中自杀未遂,进出精神病院,索性不再上学,一心一意做起了诗人。不久前往莫斯科,靠着自学的裁缝手艺,为首都文艺界人士缝制资产阶级的喇叭裤谋生,动辄割腕求爱,终于娶妻叶莲娜,1974年以假犹太人的身份移民西方。
在纽约,他很快离婚,彷徨不定,失去了归属感,于是决定做同性恋,毅然向一个正在沙坑睡觉的黑人毒贩示爱,主动委身,从此进入同性文化圈,并写出小说处女作《俄国诗人偏爱黑大汉》。正逢苏联的明星诗人叶夫图申科访美,酒后在马桶上读到手稿,赞不绝口。很快有出版商登门,利莫诺夫成了大西洋两岸小有名气的先锋作家。
1980年,他随新情人来到法国,活跃于巴黎文学圈,做了伯爵夫人的情夫,1987年得到法国国籍。他又出了几本书,销量平平。但写作本身从来不是他的目的,而只是成名的工具。“在巴黎待了四五年后,他感到名利是不可能来了。他可能终老一生是个二流作家。”卡雷尔写道。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天下大乱。苏联忽然不复存在。利莫诺夫激烈抨击趁乱上台的叶利钦政府,以战士和专业革命家自居——他戴眼镜,留小山羊胡子,确有几分捷尔任斯基或托洛茨基的神采——广受外省底层青年的拥戴。1994年登记成立了一个新政党。利莫诺夫本人也新娶了比他小31岁的俄国电视明星。
可这是个怎样的政党呢?它红黑两色的党旗仿照纳粹,党徒多为光头的黑衫青年。作為一党之首,理当形同乐团指挥,可利莫诺夫曾这样写道:“我恨交响乐队。我若一旦大权在握,就把所有小提琴家、大提琴家都掐死。”那想必是个典型的俄式结局。
经历了又一轮入狱、劳改、获释和离婚后,今年75岁的利莫诺夫已基本上退出了俄国的政治舞台。
埃马纽埃尔·卡雷尔在叙述中多多少少加入了自己的故事。他出身名门(母亲埃莱娜·卡雷尔·当科斯是法国的“不朽者”——法兰西学院院士和享有高誉的俄苏史学家),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几乎在所有方面与利莫诺夫截然相反。他不讨厌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也说不上喜欢他;他不蔑视他,但也不崇拜他。他曾与利莫诺夫在纽约、巴黎和俄国有过面对面的交往,这或许不足以让他解剖其人,却足以让他呈现之。他为之写的这本书不能(严格地)称做传记——因为他说自己没有去做事实核查——但你也不能把它归入小说。你不能说人生如戏。你只能说戏如人生。
1943年2月22日,利莫诺夫生于高尔基州的捷尔任斯克,父亲是哈尔科夫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前身)最底层的秘密警察。挨揍之后,少年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分两类,可以揍的和不可以揍的——“不可以揍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力量更强或训练更好,而是他们不惜杀人。”他从此亲近流氓,以父亲那样的辅警为耻,以人人尊敬的下狱者为荣。
为了追求一位水性扬花的女青年,他写了诗,前往胜利电影院参赛,最终从斯大林文化馆馆长手中领取了优胜奖状。但一出影院,他就被带到流氓头子面前,后者要这位刚刚获封的诗人为他的压寨女友赋诗一首。兴高采烈之余,流氓集团挟持着小诗人连夜进城寻欢,路遇青年妇女,遂施以暴力轮奸。利莫诺夫逃离现场,敲开心上人的家门,准备不成功便杀人,却在当夜顺利失去了童贞。
有点儿让·热内式的法国色彩?不,这是个典型的俄国故事,我们往下看。
利莫诺夫在家中自杀未遂,进出精神病院,索性不再上学,一心一意做起了诗人。不久前往莫斯科,靠着自学的裁缝手艺,为首都文艺界人士缝制资产阶级的喇叭裤谋生,动辄割腕求爱,终于娶妻叶莲娜,1974年以假犹太人的身份移民西方。
在纽约,他很快离婚,彷徨不定,失去了归属感,于是决定做同性恋,毅然向一个正在沙坑睡觉的黑人毒贩示爱,主动委身,从此进入同性文化圈,并写出小说处女作《俄国诗人偏爱黑大汉》。正逢苏联的明星诗人叶夫图申科访美,酒后在马桶上读到手稿,赞不绝口。很快有出版商登门,利莫诺夫成了大西洋两岸小有名气的先锋作家。
1980年,他随新情人来到法国,活跃于巴黎文学圈,做了伯爵夫人的情夫,1987年得到法国国籍。他又出了几本书,销量平平。但写作本身从来不是他的目的,而只是成名的工具。“在巴黎待了四五年后,他感到名利是不可能来了。他可能终老一生是个二流作家。”卡雷尔写道。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天下大乱。苏联忽然不复存在。利莫诺夫激烈抨击趁乱上台的叶利钦政府,以战士和专业革命家自居——他戴眼镜,留小山羊胡子,确有几分捷尔任斯基或托洛茨基的神采——广受外省底层青年的拥戴。1994年登记成立了一个新政党。利莫诺夫本人也新娶了比他小31岁的俄国电视明星。
可这是个怎样的政党呢?它红黑两色的党旗仿照纳粹,党徒多为光头的黑衫青年。作為一党之首,理当形同乐团指挥,可利莫诺夫曾这样写道:“我恨交响乐队。我若一旦大权在握,就把所有小提琴家、大提琴家都掐死。”那想必是个典型的俄式结局。
经历了又一轮入狱、劳改、获释和离婚后,今年75岁的利莫诺夫已基本上退出了俄国的政治舞台。
埃马纽埃尔·卡雷尔在叙述中多多少少加入了自己的故事。他出身名门(母亲埃莱娜·卡雷尔·当科斯是法国的“不朽者”——法兰西学院院士和享有高誉的俄苏史学家),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几乎在所有方面与利莫诺夫截然相反。他不讨厌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也说不上喜欢他;他不蔑视他,但也不崇拜他。他曾与利莫诺夫在纽约、巴黎和俄国有过面对面的交往,这或许不足以让他解剖其人,却足以让他呈现之。他为之写的这本书不能(严格地)称做传记——因为他说自己没有去做事实核查——但你也不能把它归入小说。你不能说人生如戏。你只能说戏如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