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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院长在我们眼里,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的一生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6~1971年。这25年间,他吃了很多苦,是忍辱负重的25年,也是大出成绩的25年。虽然没有担任领导职务,但是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他带领着大家画画,美术工作都是他在主持,因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大约从1956~1957年起,我们开始搞大规模的美术临摹工作,到了1959年,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大庆,我们办了一个很大的展览。这个大展的临摹作品大多是段先生带领大家临摹出来的。那一批临摹品质量很高,一直到现在,举办各种展览几乎都离不开那一批临品。
另外我要说的是,段先生取得这些成就是非常不容易的。敦煌在解放前后条件非常苦,政治压力也很大。那是一种现代人简直不能想象的苦,现在的房子冬天都有暖气,夏天有空调,但在那个时候,敦煌的冬天非常非常冷,比现在冷多了,零下20多度,而且房子里是没有火炉的,办公室只有一个铁皮炉子,晚上可以烤烤火,没有煤,烧柴火。晚上大家都围在办公室里,烤烤火,呆到很晚很晚,不想回屋子,屋里太冷了,在屋子里洗过脸,或者茶杯里有点水,如果不倒,第二天就冻成冰了。饮食方面也很艰苦,1948年淮海大战的时候,国民党的经济要垮台了,教育部几个月也不给我们汇钱,或者等到钱汇来也已经贬值很多。临近解放的时候我们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况,吃的菜要么没有,有也就是白菜、萝卜、洋芋,吃时撒点盐,几乎没有油。段先生那时就是我们的主厨,他会做几个菜给我们吃,现在回想起来,他确实是多能的。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 开展美术工作了。1953年,我们在玉门办了一个展览,回来的途中,第一次去考察榆林窟,当时就是他领着我们大家,还有史先生、欧阳先生、我们夫妇俩、关友惠及他的三个同学,大概有十几个人。当时天已经冷了,我们坐卡车到安西,雇了三个老牛车,花了三天时间才从安西走到榆林窟,每天都走到半夜。第一天走到踏实乡,吃饭时都到半夜了。第二天走到蘑菇台子,那里有条河,过河时我们的衣服、袜子全湿了,晚上生火烤袜子、衣服,第三天早晨才到榆林窟。然后还要背着行李、粮食一趟趟从山下背到山上,晚上就住在睡佛殿。我们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月,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工作到深夜,没有电灯,就点着汽灯,大家围在一起画画。段先生每天早上醒得早,就敲个罄,叫大家起床一起工作。后来太冷,冻得没法画画了,水都结冰了。那时候榆林窟基本上没有人,有个郭道士偶尔去一次。那次之后经我们联系,县上就安排郭道人专门看守榆林窟。当时榆林窟还不属于敦煌研究院管理,解放初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都是我们主动管理起来的,这与段先生的努力有很大关系。1956年,院里组织了大规模团队去榆林窟临摹,这一次临摹了好些作品,第25窟整窟都临摹了,而且质量非常高。
我讲这么多工作和生活的琐事,来说明段先生是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出的成果。1970年左右,当时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夫妻被下放到郭家堡农村,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这样的环境下他还是坚持工作,孜孜以求,咬定牙关。除了生活上的困难,这一时期他还遭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是他仍然坚持美术创作,坚持敦煌学学术研究,如果对敦煌没有极深的感情,是没有力量坚持下去的。
第二个阶段是1979~1980年以后。这一时期,段先生成为领导,先是副所长,后是所长、院长。这一阶段他比较突出的成就应该就是主持创办《敦煌研究》杂志和进行的一系列对外活动。
在当时经费不充裕的情况下搞杂志、搭平台也是极为不容易的,一要投入经费,二要投入人力。30多年前的敦煌研究所经费并不宽裕,而这种学术杂志往往要赔钱,但是这个杂志办得非常成功。《敦煌研究》这个杂志使研究院从原来以美术工作为主逐渐转向学术研究,使敦煌研究院逐渐由侧重美术工作转向研究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院。
另外一个就是开展对外活动。常先生那时候也开展了一些对外活动,但最终完成是在段先生的时候。段先生开展的对外活动,大多数我都参与了。比如对日本的访问、和平山郁夫先生之间的联系等。他和平山先生的来往非常紧密,由于平山郁夫先生在日本的积极努力,以及段先生在日本开展的各项活动,最终促成了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访问敦煌,并且无偿援助了保护陈列中心。另外,他与国外的文物保护部门开展联系,逐渐与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研究所等单位建立了联系,这些都是在他任内做成的事情。当然,樊院长也为促成他做这些事情做了不少工作,当时樊院长是副院长,作为助手来说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樊院长担任院长职务后又接着把这些事情继续推向前进。可以说,他人生的后半期,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他花费很大的精力来开展对外活动。
总之,艰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希望我们在段先生的基础上,把工作做得更好。常先生是第一代,段先生是第二代,现在樊院长是第三代。我们算是第一代跟他们走过来的人,我们希望看到敦煌越来越兴旺发达。 (根据录音整理)
另外我要说的是,段先生取得这些成就是非常不容易的。敦煌在解放前后条件非常苦,政治压力也很大。那是一种现代人简直不能想象的苦,现在的房子冬天都有暖气,夏天有空调,但在那个时候,敦煌的冬天非常非常冷,比现在冷多了,零下20多度,而且房子里是没有火炉的,办公室只有一个铁皮炉子,晚上可以烤烤火,没有煤,烧柴火。晚上大家都围在办公室里,烤烤火,呆到很晚很晚,不想回屋子,屋里太冷了,在屋子里洗过脸,或者茶杯里有点水,如果不倒,第二天就冻成冰了。饮食方面也很艰苦,1948年淮海大战的时候,国民党的经济要垮台了,教育部几个月也不给我们汇钱,或者等到钱汇来也已经贬值很多。临近解放的时候我们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况,吃的菜要么没有,有也就是白菜、萝卜、洋芋,吃时撒点盐,几乎没有油。段先生那时就是我们的主厨,他会做几个菜给我们吃,现在回想起来,他确实是多能的。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 开展美术工作了。1953年,我们在玉门办了一个展览,回来的途中,第一次去考察榆林窟,当时就是他领着我们大家,还有史先生、欧阳先生、我们夫妇俩、关友惠及他的三个同学,大概有十几个人。当时天已经冷了,我们坐卡车到安西,雇了三个老牛车,花了三天时间才从安西走到榆林窟,每天都走到半夜。第一天走到踏实乡,吃饭时都到半夜了。第二天走到蘑菇台子,那里有条河,过河时我们的衣服、袜子全湿了,晚上生火烤袜子、衣服,第三天早晨才到榆林窟。然后还要背着行李、粮食一趟趟从山下背到山上,晚上就住在睡佛殿。我们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月,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工作到深夜,没有电灯,就点着汽灯,大家围在一起画画。段先生每天早上醒得早,就敲个罄,叫大家起床一起工作。后来太冷,冻得没法画画了,水都结冰了。那时候榆林窟基本上没有人,有个郭道士偶尔去一次。那次之后经我们联系,县上就安排郭道人专门看守榆林窟。当时榆林窟还不属于敦煌研究院管理,解放初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都是我们主动管理起来的,这与段先生的努力有很大关系。1956年,院里组织了大规模团队去榆林窟临摹,这一次临摹了好些作品,第25窟整窟都临摹了,而且质量非常高。
我讲这么多工作和生活的琐事,来说明段先生是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出的成果。1970年左右,当时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夫妻被下放到郭家堡农村,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这样的环境下他还是坚持工作,孜孜以求,咬定牙关。除了生活上的困难,这一时期他还遭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是他仍然坚持美术创作,坚持敦煌学学术研究,如果对敦煌没有极深的感情,是没有力量坚持下去的。
第二个阶段是1979~1980年以后。这一时期,段先生成为领导,先是副所长,后是所长、院长。这一阶段他比较突出的成就应该就是主持创办《敦煌研究》杂志和进行的一系列对外活动。
在当时经费不充裕的情况下搞杂志、搭平台也是极为不容易的,一要投入经费,二要投入人力。30多年前的敦煌研究所经费并不宽裕,而这种学术杂志往往要赔钱,但是这个杂志办得非常成功。《敦煌研究》这个杂志使研究院从原来以美术工作为主逐渐转向学术研究,使敦煌研究院逐渐由侧重美术工作转向研究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院。
另外一个就是开展对外活动。常先生那时候也开展了一些对外活动,但最终完成是在段先生的时候。段先生开展的对外活动,大多数我都参与了。比如对日本的访问、和平山郁夫先生之间的联系等。他和平山先生的来往非常紧密,由于平山郁夫先生在日本的积极努力,以及段先生在日本开展的各项活动,最终促成了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访问敦煌,并且无偿援助了保护陈列中心。另外,他与国外的文物保护部门开展联系,逐渐与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研究所等单位建立了联系,这些都是在他任内做成的事情。当然,樊院长也为促成他做这些事情做了不少工作,当时樊院长是副院长,作为助手来说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樊院长担任院长职务后又接着把这些事情继续推向前进。可以说,他人生的后半期,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他花费很大的精力来开展对外活动。
总之,艰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希望我们在段先生的基础上,把工作做得更好。常先生是第一代,段先生是第二代,现在樊院长是第三代。我们算是第一代跟他们走过来的人,我们希望看到敦煌越来越兴旺发达。 (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