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院长在我们眼里，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的一生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6～1971年。这25年间，他吃了很多苦，是忍辱负重的25年，也是大出成绩的25年。虽然没有担任领导职务，但是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他带领着大家画画，美术工作都是他在主持，因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大约从1956～1957年起，我们开始搞大规模的美术临摹工作，到了1959年，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大庆，我们办了一个很大的展览。这个大展的临摹作品大多是段先生带领大家临摹出来的。那一批临摹品质量很高，一直到现在，举办各种展览几乎都离不开那一批临品。
　　另外我要说的是，段先生取得这些成就是非常不容易的。敦煌在解放前后条件非常苦，政治压力也很大。那是一种现代人简直不能想象的苦，现在的房子冬天都有暖气，夏天有空调，但在那个时候，敦煌的冬天非常非常冷，比现在冷多了，零下20多度，而且房子里是没有火炉的，办公室只有一个铁皮炉子，晚上可以烤烤火，没有煤，烧柴火。晚上大家都围在办公室里，烤烤火，呆到很晚很晚，不想回屋子，屋里太冷了，在屋子里洗过脸，或者茶杯里有点水，如果不倒，第二天就冻成冰了。饮食方面也很艰苦，1948年淮海大战的时候，国民党的经济要垮台了，教育部几个月也不给我们汇钱，或者等到钱汇来也已经贬值很多。临近解放的时候我们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况，吃的菜要么没有，有也就是白菜、萝卜、洋芋，吃时撒点盐，几乎没有油。段先生那时就是我们的主厨，他会做几个菜给我们吃，现在回想起来，他确实是多能的。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 开展美术工作了。1953年，我们在玉门办了一个展览，回来的途中，第一次去考察榆林窟，当时就是他领着我们大家，还有史先生、欧阳先生、我们夫妇俩、关友惠及他的三个同学，大概有十几个人。当时天已经冷了，我们坐卡车到安西，雇了三个老牛车，花了三天时间才从安西走到榆林窟，每天都走到半夜。第一天走到踏实乡，吃饭时都到半夜了。第二天走到蘑菇台子，那里有条河，过河时我们的衣服、袜子全湿了，晚上生火烤袜子、衣服，第三天早晨才到榆林窟。然后还要背着行李、粮食一趟趟从山下背到山上，晚上就住在睡佛殿。我们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月，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工作到深夜，没有电灯，就点着汽灯，大家围在一起画画。段先生每天早上醒得早，就敲个罄，叫大家起床一起工作。后来太冷，冻得没法画画了，水都结冰了。那时候榆林窟基本上没有人，有个郭道士偶尔去一次。那次之后经我们联系，县上就安排郭道人专门看守榆林窟。当时榆林窟还不属于敦煌研究院管理，解放初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都是我们主动管理起来的，这与段先生的努力有很大关系。1956年，院里组织了大规模团队去榆林窟临摹，这一次临摹了好些作品，第25窟整窟都临摹了，而且质量非常高。
　　我讲这么多工作和生活的琐事，来说明段先生是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出的成果。1970年左右，当时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夫妻被下放到郭家堡农村，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这样的环境下他还是坚持工作，孜孜以求，咬定牙关。除了生活上的困难，这一时期他还遭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是他仍然坚持美术创作，坚持敦煌学学术研究，如果对敦煌没有极深的感情，是没有力量坚持下去的。
　　第二个阶段是1979～1980年以后。这一时期，段先生成为领导，先是副所长，后是所长、院长。这一阶段他比较突出的成就应该就是主持创办《敦煌研究》杂志和进行的一系列对外活动。
　　在当时经费不充裕的情况下搞杂志、搭平台也是极为不容易的，一要投入经费，二要投入人力。30多年前的敦煌研究所经费并不宽裕，而这种学术杂志往往要赔钱，但是这个杂志办得非常成功。《敦煌研究》这个杂志使研究院从原来以美术工作为主逐渐转向学术研究，使敦煌研究院逐渐由侧重美术工作转向研究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院。
　　另外一个就是开展对外活动。常先生那时候也开展了一些对外活动，但最终完成是在段先生的时候。段先生开展的对外活动，大多数我都参与了。比如对日本的访问、和平山郁夫先生之间的联系等。他和平山先生的来往非常紧密，由于平山郁夫先生在日本的积极努力，以及段先生在日本开展的各项活动，最终促成了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访问敦煌，并且无偿援助了保护陈列中心。另外，他与国外的文物保护部门开展联系，逐渐与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研究所等单位建立了联系，这些都是在他任内做成的事情。当然，樊院长也为促成他做这些事情做了不少工作，当时樊院长是副院长，作为助手来说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樊院长担任院长职务后又接着把这些事情继续推向前进。可以说，他人生的后半期，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他花费很大的精力来开展对外活动。
　　总之，艰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希望我们在段先生的基础上，把工作做得更好。常先生是第一代，段先生是第二代，现在樊院长是第三代。我们算是第一代跟他们走过来的人，我们希望看到敦煌越来越兴旺发达。 （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