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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切翻译工作始于译者对源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哲学诠释学中关于文本理解与解释的理论为这一过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哲学视角。根据哲学诠释学,文本理解是历史性的,理解者的合理前见构成了理解的基本条件,在对文本理解的过程中,理解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需动态地融合。翻译本质上是对源文本跨语言、跨文化的解释过程,译者不可能跨越源文本及自身的历史性,同时译者视域须与源文本及作者的视域调整并融合,译者解读源文本时产生的前见并非都是有害的,合理前见不可避免,并有助于译者对源文本的正确解读。
[关键词]哲学诠释学;历妇性;视域融合;合理前见;源文本;译者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0)02-0110-04
一、引语
诠释学始于正确解释《圣经》中上帝的话语,后来发展成为神学诠释学。到了19世纪,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ehleiermaeher,1768-1834)和狄尔泰(WiIhelm Dilthey,1833—1911)将诠释学进一步发展成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系统理论,但其理论性质仍是方法论和认识论,属于古典诠释学。现代诠释学是在把古典诠释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性质的研究转变为本体论性质的研究过程中发展而来,其肇始者为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后来,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秉承其师海德格尔的理论,将诠释学进一步发展成为系统的现代诠释学。现代诠释学试图通过研究和分析理解现象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来找出人的世界经验,在人类有限的历史性存在方式中发现人类与世界的根本关系…,这表明了现代诠释学的哲学性,实际上现代诠释学已成为当代西方哲学人文主义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哲学流派,也被称为哲学诠释学。
“理解”和“解释”是现代诠释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任何翻译工作开始之际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也是当代翻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译者的理解是一个跨语言、跨文化的过程,理解的对象就是源文本,翻译的本质就是解释,所以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的理解观,对于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理解”和“解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以现代哲学诠释学的理解观作为理论参照,来分析译者对源文本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的解读。
二、哲学诠释学的理解观
哲学诠释学的根本任务是探索人类理解得以可能的条件。哲学诠释学肯定了理解的历史性,并把它上升为诠释学原则。所谓理解的历史性,“包括理解之前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理解对象的构成和由社会实践决定的价值观”。从历史性本身而言,它是人类存在不可否定的基本事实,所以解释者与作者之间的历史间距不可避免,不同时代的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留传下来的文本,因此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间距,而是要正确地适应这一历史间距。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时间距离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对文本的解释具有多次重复性。
伽达默尔秉承海德格尔的理解即是筹划的观点,认为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是筹划自身。理解者预先筹划的东西就是其所了解、所熟悉的东西,即海德格尔的“前理解”概念,伽达默尔将其发展成为“前见”(prejudice,也有学者译做“偏见”)。在传统的理想哲学中,“前见”备受人们的指责,因为它妨碍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然而,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者本人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具有其历史性,这就决定了任何理解者在进入文本之前都具有前见。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前见都会成为理解的障碍而妨碍我们追求真理,相反,有些前见构成了理解的基础。“偏见并非必然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事实上,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包含着从词义上所说的偏见,为我们整个经验的能力构造了最初的方向性,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在这里伽达默尔充分肯定了前见对理解的意义。伽达默尔看待前见的概念看似偏激,实际上却是辩证的,他区分了合理的前见和不合理的前见,认为, “前见并不一定都是错误的判断,它既可能具有积极的价值,也可能具有消极的价值。”一方面他承认理解是筹划,是理解者带有前见的理解;另一方面,他认为只有合理的前见才能做出合适的筹划,才能促进理解的进程。可见, “偏见的作用要比判断的作用大。这是一种带有挑战性的阐述。因为我用这种阐述使一种积极的偏见概念恢复了它的合法地位。”正确把握“前见”这一概念可以同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所谓客观解释划清界限,又可以同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所谓主观解释表明分歧。
理解具有历史性,表明了理解对象(某一文本或艺术作品)和理解主体(理解者本人)都处于某一历史情境中,伽达默尔称之为“诠释学处境”,据此他提出“视域”(horizon)的概念。简单地讲,视域就是视力所及的区域,但在哲学诠释学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首先,理解者对文本的理解就是在自己的视域范围内展开的理解,离开了视域,所谓的理解就不能进行,文本的意义也就无法显现。同时,任何文本作为历史流传物,不可避免地含有作者及其自身的视域。其次,视域并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之中不断形成的,过去的视域可能被新的视域所取代。“没有过去,现在的视域就无法形成。……理解其实总是那些现有视域的融合。”视域融合的过程就是理解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交融过程,或者说是历史视域与现在视域的融合。由于时间距离和历史情境的变化,文本(及作者)的视域和理解者的视域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对于每一个理解者来说都是无法消除的。在理解过程中,这两种视域只有不断融合,才能使理解顺利进行。视域融合的结果必然又形成了新的视域,超越了原有的文本视域和理解者视域,因此“解释的探究总是超出作者所想的东西,……正如历史事件不能被还原为参与者的希望、欲望和意向一样,意义也不能被还原为作者的意向。”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 “同一部作品,其意义的完整性是在不断变化的理解过程中得以实现的,正如同一个历史事件,其意义总是处于不断地确定之中。”
三、译者对源文本的跨语言、跨文化解读
(一)译者对源文本理解的历史性
在翻译中,译者首先扮演的是原文读者,像普通读者一样去理解文本。不同的是,译者的解读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性质。这就增加了对源文本理解的难度。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翻译只是“一种诠释学困难的极端事例”。由于源文本产生的年代与译者所处时代客观上存在着时间距离,加之译者和源文本之间在语言和文化上存在的差距,传统翻译理论要求译者设法消除其与源文本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历史的距离,消除一切成见、误读和误释。然而,从哲学诠释学的理解观来看,作为解释者的译者,其对源文本的理解是其历史性和主观性结合的再创造活动。 首先,源文本及作者出现在译者面前时,已处于历史的情境中,并且跨越了一定历史距离。而译者本人也已经形成了不同于源文本和原作者的前见意识。这样,理解就很难是或者根本不再是译者对原作者主观意图的重新构建。我们甚至可以说“不同时代的不同主体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 可见译者的理解处于历史的情境之中,它并非是译者单纯的主体行为。
其次,翻译过程中泽者理解的历史性表现为,译者以及理解对象(源文本)处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译者在理解原文时无法超越历史时空去对原文进行客观解读。这样任何一种意义都是由不同的译者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或受到历史的制约,或自身身份的局限,而赋予源文本。我们以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所译《中国经典》为例:由于其传教士身份,他对中国儒家思想的诠释带有明显的传教士价值取向。在他看来,儒学的《四书》所阐释的道德教诲无异于基督教《四大福音书》所录的教义;孔子成了“上帝的信使”和中国“宗教的祖师”。他认为, “我们理解儒学与理解《圣经》的旧约、新约的基督教义是一样的。”因此,他将“仁者”译为“virtuous man”,“德”译为“virtue”,这些都反映了基督教的美德范畴。
可见,对译者而言,源文本是一种跨文化的历史文本。所有试图摆脱源文本文化传统的束缚,消除语言和文化上的距离,跨越译者与源文本之间的历史鸿沟,刻意追求对源文本和作者的原始本意,都是徒劳的,是难以达到所谓的“客观的理解”效果的。正如勒费维尔(LefevereAndre)所言, “翻译并非在真空里进行。任何一位译者都会受到这样或那样主观或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所以根本不会有所谓绝对“忠实”的译文。”因此, “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性,而是正确地评论和适应历史性。”
译者的历史性在解读源文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不同历史情境中的译者,受自身所处时代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对源文本的解读和翻译必然存在某种差异。此外,源文本及作者同样是历史的存在。作为开放性文本的源文本,其意义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在后世不同译者的解读中,得以不断地、充分地展现。
(二)译者的前见
和普通理解者的前见一样,译者的前见(偏见)饱受传统翻译学理论的责难,译者必须千方百计排除所有对源语文化、语言、意识形态等抱有的偏见,从而实现对源文本意义的所谓真正的理解。然而,从哲学诠释学理解观来看,这样做就违背了理解的本质,也违反了翻译的规律。如前所述,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作为解释者的译者对源文本产生前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译者的前见来自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文化环境,是其被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视域。哲学诠释学认为合理的前见在理解活动中具有创造性的力量。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辜鸿铭(1857—1928)将儒家文化的本质理解为伦理文化和道德规范。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前见,在他的《论语》译文中,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君子”等概念都用“moral”一词来阐释,如“morality”, “the moral man”, “themoral law”等。
事实上,译者不可能头脑一片空白地走进源文本。在翻译中, “译者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熟悉的世界里的知识和信仰带进原文这个陌生的世界。”。也就是说,泽者总是带着某种观念、前提、假定等所构成的“前见”走进一个陌生的,异文化、异传统的源文本。这种前见包含了译者的语言、经验、记忆、动机、意向、情感、直觉,甚至潜意识等这些主体性十分强的因素。因此,我们说译者的前见构成了对源文本的理解的基础。当然,正如我们上面讨论的诠释学理解观所认为的,并非一切前见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只有那些有助于泽者进入源文本、并且在理解中起到建设性作用的前见,才具有其合理性。而那些由于人们错误的知识或认识而造成的前见,则是不合理的,是消极而盲目的。它阻碍了理解,导致译者曲解、误释源文本的意义。
在译者进行理解的过程中,不合理前见通过与源文本的对话、交流,随着译者视域与源文本视域的不断融合,往往可以被发觉并加以修正。
(三)译者视域与源文本视域的融合
译者和普通理解者一样,总是处于某种传统和文化,以及某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中,因此在解读源文本时,必须进入到原作及作者的过去传统的视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让译者抛弃自己的语言、文化、历史等因素(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把自己完全置身于源文本的视域之下,这有悖理解的自身逻辑。译者对源文本的跨文化理解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场对话,是在译者与源文本之间进行的交谈,同时译者也同自己进行交谈。通过对话,源文本和作者视域与译者本身的视域可以跨越各自界限而与对方不断融为一体,亦即达到视域融合。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视域与源文本视域可能呈现出多种融合情况,即不同的融合度,包括译者视域与源文本视域彼此不融、二者视域部分融合、完全融合等。只有当二者视域充分融合时,我们才能说译者的解读是符合其以及源文本所处的历史情境。就翻译而言,视域融合保证了作者意图、文本意义在目的语中得到再生和发展,从而得到目的语读者的共鸣。同时,视域融合理论也印证了翻译中文化过滤现象的历史根源及其存在的不可避免性,突出了译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指出了文本重译的意义。正如翻译家黄源深教授所言, “一部作品就其文本本身而言,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凝固,但是译者的审美观点、审美趣味、价值取向,以及他所把握的要传达原作思想的语言,却是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着的,因而不同时代也就非常需要有适应这种变化的不同的译本了”。
仅以《论语》的英译本为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世纪初至今已有30余个译本。译者包括新教传教士、早期汉学家、现当代中国学研究者、中西比较哲学学者,还包括大陆及香港的中国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这些译者将各自视域与原作视域进行调节、融合,在异域文化中对儒家思想做出了多元解读。
可见,视域融合理论意味着译者既要尊重原作者和源文本,但又不能绝对地从属于原作者和源文本,任何一个译本不过是源文本在某个特定历史和文化下的临时译本。
四、结语
哲学诠释学的理解观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使我们可以看出译者在解读源文本的过程中,不能超越其与源文本之间的文化与历史距离进行所谓的纯粹客观的理解;而只能带着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形成的、处于运动变化中的自我视域,和被历史、文化所决定的合理“前见”,走入源文本,接近作者,通过对话、交流,使自身视域和被解读的文本视域不断融合,继而使得跨文化理解得到完善,对原文意义的解释更加完整,更为丰富。 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哲学诠释学理解观有过于强调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理解者解释的多样性之嫌,所以在翻译学理论构建中,我们不应单纯盲目借助其他学科理论,以避免翻译理论与实践运用上的混乱。
[参考文献]
[1]洪汉鼎理解的真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4
[2]洪汉鼎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上)[J]河北学刊,2008(1):53
[3]刘习根,试论伽达默尔的理解观[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5):60
[4]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厦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5]伽达默尔跨文化解释[M]朱健平,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6]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M]London:Sheed and Ward Ltd,2004
[7]张进,高红霞新历史主义与解释学[11],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69,
[8]洪汉鼎,诠释学一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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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许钧翻译主体问性与视界融合[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4):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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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黄源深简·爱[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514,
[关键词]哲学诠释学;历妇性;视域融合;合理前见;源文本;译者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0)02-0110-04
一、引语
诠释学始于正确解释《圣经》中上帝的话语,后来发展成为神学诠释学。到了19世纪,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ehleiermaeher,1768-1834)和狄尔泰(WiIhelm Dilthey,1833—1911)将诠释学进一步发展成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系统理论,但其理论性质仍是方法论和认识论,属于古典诠释学。现代诠释学是在把古典诠释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性质的研究转变为本体论性质的研究过程中发展而来,其肇始者为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后来,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秉承其师海德格尔的理论,将诠释学进一步发展成为系统的现代诠释学。现代诠释学试图通过研究和分析理解现象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来找出人的世界经验,在人类有限的历史性存在方式中发现人类与世界的根本关系…,这表明了现代诠释学的哲学性,实际上现代诠释学已成为当代西方哲学人文主义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哲学流派,也被称为哲学诠释学。
“理解”和“解释”是现代诠释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任何翻译工作开始之际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也是当代翻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译者的理解是一个跨语言、跨文化的过程,理解的对象就是源文本,翻译的本质就是解释,所以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的理解观,对于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理解”和“解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以现代哲学诠释学的理解观作为理论参照,来分析译者对源文本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的解读。
二、哲学诠释学的理解观
哲学诠释学的根本任务是探索人类理解得以可能的条件。哲学诠释学肯定了理解的历史性,并把它上升为诠释学原则。所谓理解的历史性,“包括理解之前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理解对象的构成和由社会实践决定的价值观”。从历史性本身而言,它是人类存在不可否定的基本事实,所以解释者与作者之间的历史间距不可避免,不同时代的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留传下来的文本,因此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间距,而是要正确地适应这一历史间距。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时间距离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对文本的解释具有多次重复性。
伽达默尔秉承海德格尔的理解即是筹划的观点,认为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是筹划自身。理解者预先筹划的东西就是其所了解、所熟悉的东西,即海德格尔的“前理解”概念,伽达默尔将其发展成为“前见”(prejudice,也有学者译做“偏见”)。在传统的理想哲学中,“前见”备受人们的指责,因为它妨碍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然而,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者本人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具有其历史性,这就决定了任何理解者在进入文本之前都具有前见。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前见都会成为理解的障碍而妨碍我们追求真理,相反,有些前见构成了理解的基础。“偏见并非必然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事实上,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包含着从词义上所说的偏见,为我们整个经验的能力构造了最初的方向性,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在这里伽达默尔充分肯定了前见对理解的意义。伽达默尔看待前见的概念看似偏激,实际上却是辩证的,他区分了合理的前见和不合理的前见,认为, “前见并不一定都是错误的判断,它既可能具有积极的价值,也可能具有消极的价值。”一方面他承认理解是筹划,是理解者带有前见的理解;另一方面,他认为只有合理的前见才能做出合适的筹划,才能促进理解的进程。可见, “偏见的作用要比判断的作用大。这是一种带有挑战性的阐述。因为我用这种阐述使一种积极的偏见概念恢复了它的合法地位。”正确把握“前见”这一概念可以同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所谓客观解释划清界限,又可以同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所谓主观解释表明分歧。
理解具有历史性,表明了理解对象(某一文本或艺术作品)和理解主体(理解者本人)都处于某一历史情境中,伽达默尔称之为“诠释学处境”,据此他提出“视域”(horizon)的概念。简单地讲,视域就是视力所及的区域,但在哲学诠释学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首先,理解者对文本的理解就是在自己的视域范围内展开的理解,离开了视域,所谓的理解就不能进行,文本的意义也就无法显现。同时,任何文本作为历史流传物,不可避免地含有作者及其自身的视域。其次,视域并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之中不断形成的,过去的视域可能被新的视域所取代。“没有过去,现在的视域就无法形成。……理解其实总是那些现有视域的融合。”视域融合的过程就是理解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交融过程,或者说是历史视域与现在视域的融合。由于时间距离和历史情境的变化,文本(及作者)的视域和理解者的视域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对于每一个理解者来说都是无法消除的。在理解过程中,这两种视域只有不断融合,才能使理解顺利进行。视域融合的结果必然又形成了新的视域,超越了原有的文本视域和理解者视域,因此“解释的探究总是超出作者所想的东西,……正如历史事件不能被还原为参与者的希望、欲望和意向一样,意义也不能被还原为作者的意向。”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 “同一部作品,其意义的完整性是在不断变化的理解过程中得以实现的,正如同一个历史事件,其意义总是处于不断地确定之中。”
三、译者对源文本的跨语言、跨文化解读
(一)译者对源文本理解的历史性
在翻译中,译者首先扮演的是原文读者,像普通读者一样去理解文本。不同的是,译者的解读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性质。这就增加了对源文本理解的难度。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翻译只是“一种诠释学困难的极端事例”。由于源文本产生的年代与译者所处时代客观上存在着时间距离,加之译者和源文本之间在语言和文化上存在的差距,传统翻译理论要求译者设法消除其与源文本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历史的距离,消除一切成见、误读和误释。然而,从哲学诠释学的理解观来看,作为解释者的译者,其对源文本的理解是其历史性和主观性结合的再创造活动。 首先,源文本及作者出现在译者面前时,已处于历史的情境中,并且跨越了一定历史距离。而译者本人也已经形成了不同于源文本和原作者的前见意识。这样,理解就很难是或者根本不再是译者对原作者主观意图的重新构建。我们甚至可以说“不同时代的不同主体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 可见译者的理解处于历史的情境之中,它并非是译者单纯的主体行为。
其次,翻译过程中泽者理解的历史性表现为,译者以及理解对象(源文本)处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译者在理解原文时无法超越历史时空去对原文进行客观解读。这样任何一种意义都是由不同的译者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或受到历史的制约,或自身身份的局限,而赋予源文本。我们以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所译《中国经典》为例:由于其传教士身份,他对中国儒家思想的诠释带有明显的传教士价值取向。在他看来,儒学的《四书》所阐释的道德教诲无异于基督教《四大福音书》所录的教义;孔子成了“上帝的信使”和中国“宗教的祖师”。他认为, “我们理解儒学与理解《圣经》的旧约、新约的基督教义是一样的。”因此,他将“仁者”译为“virtuous man”,“德”译为“virtue”,这些都反映了基督教的美德范畴。
可见,对译者而言,源文本是一种跨文化的历史文本。所有试图摆脱源文本文化传统的束缚,消除语言和文化上的距离,跨越译者与源文本之间的历史鸿沟,刻意追求对源文本和作者的原始本意,都是徒劳的,是难以达到所谓的“客观的理解”效果的。正如勒费维尔(LefevereAndre)所言, “翻译并非在真空里进行。任何一位译者都会受到这样或那样主观或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所以根本不会有所谓绝对“忠实”的译文。”因此, “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性,而是正确地评论和适应历史性。”
译者的历史性在解读源文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不同历史情境中的译者,受自身所处时代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对源文本的解读和翻译必然存在某种差异。此外,源文本及作者同样是历史的存在。作为开放性文本的源文本,其意义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在后世不同译者的解读中,得以不断地、充分地展现。
(二)译者的前见
和普通理解者的前见一样,译者的前见(偏见)饱受传统翻译学理论的责难,译者必须千方百计排除所有对源语文化、语言、意识形态等抱有的偏见,从而实现对源文本意义的所谓真正的理解。然而,从哲学诠释学理解观来看,这样做就违背了理解的本质,也违反了翻译的规律。如前所述,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作为解释者的译者对源文本产生前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译者的前见来自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文化环境,是其被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视域。哲学诠释学认为合理的前见在理解活动中具有创造性的力量。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辜鸿铭(1857—1928)将儒家文化的本质理解为伦理文化和道德规范。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前见,在他的《论语》译文中,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君子”等概念都用“moral”一词来阐释,如“morality”, “the moral man”, “themoral law”等。
事实上,译者不可能头脑一片空白地走进源文本。在翻译中, “译者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熟悉的世界里的知识和信仰带进原文这个陌生的世界。”。也就是说,泽者总是带着某种观念、前提、假定等所构成的“前见”走进一个陌生的,异文化、异传统的源文本。这种前见包含了译者的语言、经验、记忆、动机、意向、情感、直觉,甚至潜意识等这些主体性十分强的因素。因此,我们说译者的前见构成了对源文本的理解的基础。当然,正如我们上面讨论的诠释学理解观所认为的,并非一切前见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只有那些有助于泽者进入源文本、并且在理解中起到建设性作用的前见,才具有其合理性。而那些由于人们错误的知识或认识而造成的前见,则是不合理的,是消极而盲目的。它阻碍了理解,导致译者曲解、误释源文本的意义。
在译者进行理解的过程中,不合理前见通过与源文本的对话、交流,随着译者视域与源文本视域的不断融合,往往可以被发觉并加以修正。
(三)译者视域与源文本视域的融合
译者和普通理解者一样,总是处于某种传统和文化,以及某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中,因此在解读源文本时,必须进入到原作及作者的过去传统的视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让译者抛弃自己的语言、文化、历史等因素(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把自己完全置身于源文本的视域之下,这有悖理解的自身逻辑。译者对源文本的跨文化理解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场对话,是在译者与源文本之间进行的交谈,同时译者也同自己进行交谈。通过对话,源文本和作者视域与译者本身的视域可以跨越各自界限而与对方不断融为一体,亦即达到视域融合。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视域与源文本视域可能呈现出多种融合情况,即不同的融合度,包括译者视域与源文本视域彼此不融、二者视域部分融合、完全融合等。只有当二者视域充分融合时,我们才能说译者的解读是符合其以及源文本所处的历史情境。就翻译而言,视域融合保证了作者意图、文本意义在目的语中得到再生和发展,从而得到目的语读者的共鸣。同时,视域融合理论也印证了翻译中文化过滤现象的历史根源及其存在的不可避免性,突出了译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指出了文本重译的意义。正如翻译家黄源深教授所言, “一部作品就其文本本身而言,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凝固,但是译者的审美观点、审美趣味、价值取向,以及他所把握的要传达原作思想的语言,却是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着的,因而不同时代也就非常需要有适应这种变化的不同的译本了”。
仅以《论语》的英译本为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世纪初至今已有30余个译本。译者包括新教传教士、早期汉学家、现当代中国学研究者、中西比较哲学学者,还包括大陆及香港的中国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这些译者将各自视域与原作视域进行调节、融合,在异域文化中对儒家思想做出了多元解读。
可见,视域融合理论意味着译者既要尊重原作者和源文本,但又不能绝对地从属于原作者和源文本,任何一个译本不过是源文本在某个特定历史和文化下的临时译本。
四、结语
哲学诠释学的理解观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使我们可以看出译者在解读源文本的过程中,不能超越其与源文本之间的文化与历史距离进行所谓的纯粹客观的理解;而只能带着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形成的、处于运动变化中的自我视域,和被历史、文化所决定的合理“前见”,走入源文本,接近作者,通过对话、交流,使自身视域和被解读的文本视域不断融合,继而使得跨文化理解得到完善,对原文意义的解释更加完整,更为丰富。 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哲学诠释学理解观有过于强调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理解者解释的多样性之嫌,所以在翻译学理论构建中,我们不应单纯盲目借助其他学科理论,以避免翻译理论与实践运用上的混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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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厦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5]伽达默尔跨文化解释[M]朱健平,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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