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It is mostly fiscal”是西方人常说的道理。大多数的经济问题与财税问题有关。套用中国的古话，就是成也“财税”，败也“财税”。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话更加经典:所有变化都会在财政上有所反映。这句话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财政上的“风吹草动”也会反馈到经济生活的多个领域。因此，两税并轨引起关注在所难免。
1994年，财政系统就有动议要求两税并税，但实施的时机并不恰当。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成为急需外资回归的地区，因此，这一动议一搁就是12年。直到2006年，财政部税率改革的声音渐强。2006年的年末，在中国财政工作会议上，金人庆明确提出，2007年，中国将加快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工作，测算两法合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确保改革顺利进行。从目前的动议来看，外资实际税率要从15%变成25%，内资要从33%下降到25%。因此，许多人认为，此举将打击地方政府崇洋媚外的势头。但这种判断不见得准确。姑且不论，我国的各种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林林总总都有税收优惠的措施。在之前，已有许多内资企业通过将总部和生产地分离的方式获得税收负担上的减轻，因此，两税并轨在当前中国制度软约束的环境下能否取得原来设定的目标，值得怀疑。现在能算得出来的影响估计有二:
土著资本的还原。土著取意于英文origin，这些企业的资本金本来就来自于国内，员工也全是清一色的中国人，但是注册地往往变成开曼群岛、维京群岛甚至一些“鸟不生蛋”的地方。这种扭曲企业经营行为的套利行为估计有望在两税并轨后消失。但保留外资背景是否有其他的额外收益，那就完全不在本文可考虑的范围内。其二，也是业界比较认同的，税改后对A股市场全部公司的净利润，有6%-8%的提升幅度，银行业和食品饮料业受益非常明显。据称，银行业实际所得税率在各行业中最高，因此两税合并对银行业带来的利好更为显著。有关测算表明，银行所得税每下降1个百分点，银行净利润将增加约1.5个百分点。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现在名义税率为33%，预期在税收改革中利润提升幅度将超过15%。
这只是两税并轨后可能产生的正面效应的一种猜想，但是我们从以下的数字就可以看看，税改到底带来了什么？
一般来说，税收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速基本持平。近10年来，我国税收年均增速近20%，为GDP增长的一倍多。比如，2004年GDP增长9.5%，而全国税收收入增长了25.7%；2006年GDP预计增长10%左右，而税收收入增长幅度再次超过20%。财税系统内的观点认为有三个原因造就此现状:一是各类税收对应的经济税源增幅较快。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6年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2221亿元，同比增长17.2%；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2.2%，集体企业增长13.2%，股份制企业增长18.2%，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7.8%。这些数据大大高于GDP的增长。二是加强了税收征管，防止跑冒滴漏。另外，信息化税控手段的运用，及时发现和有效弥补了征管漏洞。三是累进税率制度对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影响。我国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所得实行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这样个人所得税增幅往往会高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表面上看，政府的收入增加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仔细考究征收的成本和征收的返利于民程度就有些担心。运用信息化税控手段，政府只出零头，而终端机器的大成本是由中小企业来负担的。而且税收收入增长的同时，我国公共财政在教育、住房、医疗、公共设施等方面却普遍存在着投入不足的问题。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资金仅养老保险资金的缺口就高达数千亿元;另2005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为2.82％，仅比上年的2.79％增加了0.03个百分点，离4%的目标相距甚远。
从道理上说，政府所收的钱，所做的事都是为了民众。但是实际层面的操作国家无一能完全做到这个分上。甚至在发展中国家中，转轨经济中，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还比比皆是。
有学者为“税收高增长下的就业难题”忧虑，而在税收高增长，工商超管理的前提下，弱势阶层的问题更加突显。沉重的税负和不厌其烦的工商税收管理，使小型创业就业群体烦不胜烦，难以招架。
经济观察家仲大军撰文认为，“近期国家税务局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两税合一换证手续，简直又是一场劳民伤财，浪费的财力物力不计其数。前几年，国家税务局在发票的形式上刚进行了一场改变，最近又在变更形式，这些做法对于大企业来说，有能力应付，而对于那些微型企业而言，简直是时间和工本费的浪费。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国家税务部门将防贼防骗的安全成本最终转移到小企业头上。不管企业的大小，经营额的高低，都要装备机器以用来打印发票，或使用印刷成本高昂的小额票面发票。”“对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税收范围不断扩大，且不说传统的营业税、所得税、教育附加税、城建税、印花税、个人工资所得税、车船税，连小企业用自家的房屋办公都要交税，光这一项的税种就有两个: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最近又加上了一个残疾人保障金，不管有无收入都要交纳。”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表明，1999年时，我国个体工商户为3160万户，2004年时，下降为2350万户，减少了77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28万户。1998年时，我国企业法人为262.8万家，2004年为325万家，关闭与新增相抵，6年间只增加了62.2万家。
新加坡的税收结构最近也有一些新变化，引起国内媒体多次的讨论。当年还是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显龙在向政府提交2004年预算案时就说，从2005年始，拟将新加坡公司所得税税率削减2个百分点，降到20%，同时已降低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将保持不变。为了促进私人投资，预算案提出对所有居民个人从境外汇回的全部所得豁免税收。对新加坡个人来源于新加坡的投资所得，从2005年起也豁免税收。为了鼓励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新成立的公司前10万新元应税收入在2005年至2007年三个纳税年度中，可以在任何一年获得免税待遇。非常滑稽的是，公司所得税下调波澜不惊，但2006年拟议消费税将调高2个百分点至7%却掀起轩然大波。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出来表述认为，虽然新加坡的消费税是全世界最低之一，但调高消费税仍会对新加坡人的消费能力起着负面的影响。中华总商会在2006年9月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7%的受访企业表示，营业成本在过去的一年里增加了,即使是那些有盈利的企业，在高营业成本的压力下，它们的盈利率也下滑到“非常不舒服的水平”。消费税的增加会让新加坡的零售业者在与区域零售业者竞争时，失去吸引力。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新加坡人到较便宜的国外市场消费，直接影响本地零售业的生意。
一位新加坡当地媒体人引用日本学者大前研一“M型”社会来预测税改后新加坡的态势。“M型”社会由高收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者组成，一边是高收入者、一边是低收入者，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远，就像一个“M”字，而他们中间隔着的就是夹心的中等收入阶层。这个说法原来用来形容日本当时的社会。但是，我们看看，中国在做大企业、做强国家实力的同时，整个的社会是否也是越来越“M”。
1994年，财政系统就有动议要求两税并税，但实施的时机并不恰当。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成为急需外资回归的地区，因此，这一动议一搁就是12年。直到2006年，财政部税率改革的声音渐强。2006年的年末，在中国财政工作会议上，金人庆明确提出，2007年，中国将加快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工作，测算两法合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确保改革顺利进行。从目前的动议来看，外资实际税率要从15%变成25%，内资要从33%下降到25%。因此，许多人认为，此举将打击地方政府崇洋媚外的势头。但这种判断不见得准确。姑且不论，我国的各种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林林总总都有税收优惠的措施。在之前，已有许多内资企业通过将总部和生产地分离的方式获得税收负担上的减轻，因此，两税并轨在当前中国制度软约束的环境下能否取得原来设定的目标，值得怀疑。现在能算得出来的影响估计有二:
土著资本的还原。土著取意于英文origin，这些企业的资本金本来就来自于国内，员工也全是清一色的中国人，但是注册地往往变成开曼群岛、维京群岛甚至一些“鸟不生蛋”的地方。这种扭曲企业经营行为的套利行为估计有望在两税并轨后消失。但保留外资背景是否有其他的额外收益，那就完全不在本文可考虑的范围内。其二，也是业界比较认同的，税改后对A股市场全部公司的净利润，有6%-8%的提升幅度，银行业和食品饮料业受益非常明显。据称，银行业实际所得税率在各行业中最高，因此两税合并对银行业带来的利好更为显著。有关测算表明，银行所得税每下降1个百分点，银行净利润将增加约1.5个百分点。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现在名义税率为33%，预期在税收改革中利润提升幅度将超过15%。
这只是两税并轨后可能产生的正面效应的一种猜想，但是我们从以下的数字就可以看看，税改到底带来了什么？
一般来说，税收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速基本持平。近10年来，我国税收年均增速近20%，为GDP增长的一倍多。比如，2004年GDP增长9.5%，而全国税收收入增长了25.7%；2006年GDP预计增长10%左右，而税收收入增长幅度再次超过20%。财税系统内的观点认为有三个原因造就此现状:一是各类税收对应的经济税源增幅较快。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6年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2221亿元，同比增长17.2%；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2.2%，集体企业增长13.2%，股份制企业增长18.2%，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7.8%。这些数据大大高于GDP的增长。二是加强了税收征管，防止跑冒滴漏。另外，信息化税控手段的运用，及时发现和有效弥补了征管漏洞。三是累进税率制度对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影响。我国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所得实行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这样个人所得税增幅往往会高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表面上看，政府的收入增加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仔细考究征收的成本和征收的返利于民程度就有些担心。运用信息化税控手段，政府只出零头，而终端机器的大成本是由中小企业来负担的。而且税收收入增长的同时，我国公共财政在教育、住房、医疗、公共设施等方面却普遍存在着投入不足的问题。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资金仅养老保险资金的缺口就高达数千亿元;另2005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为2.82％，仅比上年的2.79％增加了0.03个百分点，离4%的目标相距甚远。
从道理上说，政府所收的钱，所做的事都是为了民众。但是实际层面的操作国家无一能完全做到这个分上。甚至在发展中国家中，转轨经济中，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还比比皆是。
有学者为“税收高增长下的就业难题”忧虑，而在税收高增长，工商超管理的前提下，弱势阶层的问题更加突显。沉重的税负和不厌其烦的工商税收管理，使小型创业就业群体烦不胜烦，难以招架。
经济观察家仲大军撰文认为，“近期国家税务局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两税合一换证手续，简直又是一场劳民伤财，浪费的财力物力不计其数。前几年，国家税务局在发票的形式上刚进行了一场改变，最近又在变更形式，这些做法对于大企业来说，有能力应付，而对于那些微型企业而言，简直是时间和工本费的浪费。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国家税务部门将防贼防骗的安全成本最终转移到小企业头上。不管企业的大小，经营额的高低，都要装备机器以用来打印发票，或使用印刷成本高昂的小额票面发票。”“对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税收范围不断扩大，且不说传统的营业税、所得税、教育附加税、城建税、印花税、个人工资所得税、车船税，连小企业用自家的房屋办公都要交税，光这一项的税种就有两个: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最近又加上了一个残疾人保障金，不管有无收入都要交纳。”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表明，1999年时，我国个体工商户为3160万户，2004年时，下降为2350万户，减少了77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28万户。1998年时，我国企业法人为262.8万家，2004年为325万家，关闭与新增相抵，6年间只增加了62.2万家。
新加坡的税收结构最近也有一些新变化，引起国内媒体多次的讨论。当年还是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显龙在向政府提交2004年预算案时就说，从2005年始，拟将新加坡公司所得税税率削减2个百分点，降到20%，同时已降低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将保持不变。为了促进私人投资，预算案提出对所有居民个人从境外汇回的全部所得豁免税收。对新加坡个人来源于新加坡的投资所得，从2005年起也豁免税收。为了鼓励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新成立的公司前10万新元应税收入在2005年至2007年三个纳税年度中，可以在任何一年获得免税待遇。非常滑稽的是，公司所得税下调波澜不惊，但2006年拟议消费税将调高2个百分点至7%却掀起轩然大波。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出来表述认为，虽然新加坡的消费税是全世界最低之一，但调高消费税仍会对新加坡人的消费能力起着负面的影响。中华总商会在2006年9月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7%的受访企业表示，营业成本在过去的一年里增加了,即使是那些有盈利的企业，在高营业成本的压力下，它们的盈利率也下滑到“非常不舒服的水平”。消费税的增加会让新加坡的零售业者在与区域零售业者竞争时，失去吸引力。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新加坡人到较便宜的国外市场消费，直接影响本地零售业的生意。
一位新加坡当地媒体人引用日本学者大前研一“M型”社会来预测税改后新加坡的态势。“M型”社会由高收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者组成，一边是高收入者、一边是低收入者，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远，就像一个“M”字，而他们中间隔着的就是夹心的中等收入阶层。这个说法原来用来形容日本当时的社会。但是，我们看看，中国在做大企业、做强国家实力的同时，整个的社会是否也是越来越“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