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祥从包里掏出两根黑白相间、长约二十公分的硬刺。 “刺是豪猪身上的，这是我今天下乡的收获。”李永祥说。
　　李永祥是重庆市江津区绿丰农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下称“绿丰担保公司”）总经理，4月12日，他下乡突击检查了一家豪猪养殖场。
　　“我们给这些企业在银行做贷款担保，贷款发下去后，就得及时掌握企业的经营情况。”李永祥说。
　　李永祥说的担保源于，2011年重庆推行的“三权”抵押融资改革。为确保农民能够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居民房屋和林权从银行贷到资金，重庆市成立了一批国有融资担保公司，绿丰是其中一家。
　　“农村有很多资源，但不能变成资产。‘三权’抵押就是要盘活这些沉睡的资产，让资金流动起来。”江津区金融办综合科科长廖章言说。作为重庆的农村金融服务改革创新示范区，江津区又在“三权”基础上增加了农村塘库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2013年初，银监会明确表示支持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农房等抵（质）押贷款业务。“在江津，类似的试验已进行了近两年。”廖章言说。

“三权”抵押

　　从豪猪养殖场回来，李永祥直奔下班前的最后一站——江津区五举酱菜有限公司（下称“五举公司”）。在总经理杨培国的办公室，李永祥一边聊，一边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不停地记着。
　　五举公司成立于1998年。2002年开始，产品出口到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虽然发展势头迅猛，但一年要收上万吨蔬菜原料，缺少流动资金成了公司的短板。
　　没有流动资金，杨培国游说1万多家蔬菜种植户把菜“赊”给他，为此不仅提高了收购价格，还要支付赊欠期间的菜价利息。
　　“由于是农村厂房和土地，银行不认，所以贷不出钱来”。杨培国说，有时候要找朋友东挪西借，还找过高利贷。
　　2009年，杨培国将资产抵押给重庆市农业担保有限公司和绿丰，利用它们的担保从银行贷出数百万。2011年“三权”抵押融资推开后，杨培国的酱菜存货、厂房和土地承包经营权都成为抵押资本，贷款数额逐年增加。
　　今年，五举公司在绿丰抵押了部分酱菜存货和近千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是绿丰为它作的担保，一举从重庆银行拿到贷款450万。
　　“其实这些抵押物评估下来至少值1200多万，但是为了减少风险，只贷了不到一半的数额。”李永祥说。
　　江津区金融办的廖章言解释说，抵押物价值大、贷款额度小是“三权”抵押融资中的常规做法，“这样可以减少银行和担保公司的风险，还能增加贷款成功率”。
　　其实，五举公司2011年首次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贷款时并不顺利。从七八月开始申贷，到资金全部到手，历经四个多月，差点错过收购时间。“那时刚推广‘三权’抵押，银行不理解。厂房在他们眼里都是‘看得见摸不着’，更别说土地承包经营权了。”杨培国说。
　　绿丰的加入让贷款顺利了许多，通过实地考察生产经营状况，组织农业专家进行专业评审，并依次向董事会、主管副区长报批，绿丰决定为五举提供全权担保。如果五举还不上钱，绿丰将承担100%的连带责任。
　　作为江津区农委的下属公司，绿丰的担保，让银行放下了心，当年底，货款发到了杨培国手上。
　　据江津区金融办统计，截至2013年3月底，江津累计发放“三权”抵押融资贷款1936笔，总金额超过11亿元。

资金互助社

　　“三权”抵押的试点同时，江津区还尝试利用农村资金互助社为社员个人和微型农业企业发放小额贷款。白沙镇的明星农村资金互助社（下称“明星互助社”）便是一例。
　　50岁的杨永科是明星互助社的发起人和理事长。16年前，他靠着从农商行贷出的5万块钱起家，进行房地产投资。
　　农民出身的杨永科深知小额贷款对农民创业的重要性。2010年12月31日，杨永科开创明星互助社，注册资金300万。
　　两月之后，黑石村椿桃农家乐的周万平，成了互助社的第一个客户。
　　与杨培国一样，经营农家乐的周万平也借过高利贷。在交纳了100元的入股资金后，周万平很快通过互助社的调查审核，用住宅面积128平米的农房进行抵押，一周内就拿到了10万块的贷款。如今，周万平已连续贷了3年。
　　“我们的放贷速度比银行快，一般5万以下的，只要1～3天，10万以上的也就一个星期。但是我们的手续和银行一样，非常齐全。”杨永科说。

　　放贷前，互助社要对借款人进行调研，借款人所在的村社、家族也要出具意见。
　　“其实，村民入股时交了多少钱和能从互助社贷出多少钱没关系。能贷多少钱，主要看家庭实力和贷款用途，用我们农村的话说就是看这笔钱能不能鸡生蛋、蛋生鸡。”杨永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互助社是一个封闭的金融机构，只对入股社员提供贷款。由于社员彼此熟悉，本金又是大家共同出资，所以哪个借款户家里有点风吹草动，互助社馬上就能听到风声。社员崔先敏曾从互助社借出2万块钱养猪，没多久便转变经营方向把猪全部卖光。当天晚上，崔先敏的担保人、村支书一个电话打到互助社汇报情况，第二天互助社便与崔先敏取得联系，提醒她还款。
　　截至目前，互助社放出的贷款尚未出现一笔不良记录，没有担保人真正承担过担保责任。“因为有利息，农民自己就会控制贷款数额，”廖章言说，“而且农村的思想并不十分开放，一些人仍然守着‘借钱就是没本事’的老观念。”
　　由于带有内部互助性质，互助社的贷款用途五花八门，囊括了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开展种植、养殖、手工业等经营活动贷款自是当仁不让，而结婚、生子、盖房子也都可以借钱。按照用途不同，贷款利率各不相同，读书、治病年利率最低，只有6%；买车等奢侈性消费年利率最高，达18%。 　　贷款额度小、用途各异，加快了互助社的资金流动。黑石村一位社员贷款3万，只用7天就全部还清。
　　由于大部分是小额贷款，互助社成了银行的补充，那些寻求大额贷款的客户直接被推荐给银行。杨永科介绍，截至目前，互助社共有社员1530户，累计为240户农民放贷1905.64万。其中涉及“三权”抵押的171户，贷款1488.8万。

风险隐忧

　　有了两年实践，杨培国对“三权”抵押融资的贷款套路开始驾轻就熟。每年重新申贷前的两个月，便着手准备各种文件，保证12月蔬菜收购期开始前资金到位。
　　事实上，2005年底挂牌的绿丰，早在成立之初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纳入担保业务范围。当时的做法是，将土地租金和管理费投入算作抵押资本。但在同一年，当一家公司试图以这样的资本到工商部门注册成立公司时，却遭到拒绝。后经政府协调，方才成功。
　　2011年3月，重庆高院下发《关于为推进农村金融服务改革创新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其中规定：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居民房屋、林权抵押纠纷案件，当事人按照“三权”抵押登记时是细则设定的抵押权，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尽管有了司法上的肯定，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设定抵押，在实践中仍有法律瑕疵。李永祥介绍，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银行贷款，基本都须进行抵押担保。“但是土地都是集体的，理论上说，你在抵押的时候就要征得每一个农户的同意。”李永祥说，“这样的操作非常麻烦，实践中根本做不了，是一个空白地带。担保公司只能被动接受贷款户的承诺，但法律上没法确认。”
　　与此同时，一旦借款人无法还款，如何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抵押物变现，也成为“三权”抵押融资的瓶颈。廖章言坦承，这是他眼中最大的发展障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江津从去年起开始筹建农村产权综合交易平台。作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一个窗口，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在内的多种权利，将在此平台流转。贷款风险发生时，那些抵押给担保公司的经营权，将被重新包装，寻找下家。而权利流转换来的资金，将被用于填补担保公司的资金损失。
　　互助社下一步的发展也让杨永科有些担忧。“现在全镇200多平方公里，只有一个工作点。很多农民要跑很远才能找到我们。虽然市里、区里对我们都非常支持，但中央不发文，我们在金融机构中始终是个‘另类’，拿不到支农再贷款，放贷资金就可能不够。”杨永科说，仅2011年、2012年两年，互助社的资金缺口就达到了3000多万。
　　为了控制风险，银监会对农村资金互助社设立了“对前十大户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的规定。杨永科現在相当后悔当年没有吃透这些规定，“否则我的注册资金肯定上千万”，而现在想要增资就变得非常困难。
　　“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江津的抵押融资还说不上有多大成功，但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金融行业的‘嫌贫爱富’，”廖章言说，“我们依然在不断尝试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