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农村留守儿童属于弱势群体。然而，在这一群体中，留守女童却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作为一个更加特殊的群体，农村留守女童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在学龄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家长往往将女孩留在家乡，选择带男孩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在大龄儿童中，情况却相反：家长会让完成义务教育的女孩尽早进城打工，以补贴家庭收入，而男孩则可以继续接受教育。
　　“今天的女童，明天的母亲”——留守女童今天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性别平等的实现状态，不仅影响今天农村家庭的和谐与农村社会的秩序，还必将影响着中国下一代国民的素质和未来社会的发展。
　　从2014年开始，笔者在中部省份一所农村寄宿制学校——草山小学蹲点收集资料，开展留守儿童研究，试图通过对一个班级——五年级（2）班的追踪剖析，描述农村留守女童的日常生活、学习、情感，考察其社会地位、生成原因，并探索关爱策略。

她们穿的吃的，都比留守男童差

　　草山小学所在的徐坊镇，有8万多人口，是农业大镇和蔬菜基地。因农业基础好，改革开放之初，该镇外出务工者寡。上世纪90年代，因周边乡镇的村民外出务工收入不错，徐坊农民外出务工，在世纪之交终成热潮。如今，当地的农田虽不似一些地方处处抛荒，但劳作队伍中鲜见45岁以下者。
　　草山小学是一所寄宿制完小，服务周边15个村庄。不论距离远近，学生从三年级起均住校，每间宿舍6张上下铺的床，男女生宿舍在一栋楼。校内尚无热水供应，学生们不论春夏秋冬均用冷水洗漱（包括洗澡）。五年级共有学生98名，其中留守儿童36人（男20名，女16名）。笔者展开调研的五年级（2）班共有47名学生，其中留守儿童23名（男11名，女12名）。
　　祖辈监护人，承担着留守儿童的日常照料责任。留守老人一般年龄偏大，且劳动负担较重，对于留守女童只能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照料。
　　因為老人的精力不足，一些留守女童也能理解并无奈地忍受着生活的艰苦。徐坊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气温低，但在2015年冬季的五年级（2）班女生寝室里，笔者发现4个床铺上没有适合过冬的被子和垫褥，而这4名女童均是留守女童。问其原因时，她们表示“反正坚持一下就放假了”“爷爷奶奶没有送，我也没有给他们打电话”。笔者在家访中发现，监护人对此表示知情，但是“她说不冷，可以跟同学挤着睡，我们就没送。家里好多事要忙”。
　　在走访中，笔者发现，有一些留守女童则因为亲戚中有年龄相仿的同伴，能得到一些亲戚淘汰下来的旧衣物，穿在身上还相对合身。还有些老人觉得自己“太穷，买不起新衣服”，因此不愿意给留守女童购置新衣物。
　　来自N村的玉娟11岁，父母离异，父亲在温州打工，她和爷爷生活在一起。2015年夏季，笔者的研究助手发现她穿的衣服都比较破，有一条裙子的两边还开了线，虽然沿着缝隙别了几枚别针，但仍露出了腰际。玉娟表示，爷爷忙着打牌和种地，并不知道自己的裙子开线了，“别针是我弄上去的。”即使提起这事，爷爷也不会给自己买新衣服，因为“他觉得新衣服太贵了”。
　　相对而言，非留守女童的衣物要更干净和得体。如父母均在家的诗蔓，11岁，不仅皮肤总是显得很白净，衣服也时尚可爱，并且扎头发的橡皮筋非常干净。
　　对于留守女童而言，在父母中的一方（尤其是母亲）或双方回来后，能够得到更加精细周到的照料。来自P村的闻琴12岁，家里只有年近八旬的奶奶照顾她。“爸爸妈妈在家的时候会给我买新衣服，奶奶就不会。奶奶年纪很大了，只给我做饭，和她在一起生活，我变得都像个男孩子了”。
　　除了父母不在家、留守老人精力不足、经济状况不济等原因，导致的留守女童衣着上低于其他人之外，在一些家庭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留守女童和留守男童在衣着上，也有着显著的不同。
　　来自D村的莲莲，11岁，父母离异，她与哥哥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2015年的整个冬天，莲莲的穿着几乎都是一样的：一件肥大的红棉袄和秋裤。用其他女孩的话来说，“那件衣服又脏又旧，一看就是老人穿的”。她穿上秋裤后露出脚踝和半截小腿，脚上穿着一双丝袜和夏季的布鞋。当笔者去家访时，莲莲依然穿着那身衣服，唯一不同的是，脚上穿着哥哥穿旧了的带泥的男式运动鞋。站在身旁的哥哥则穿着长度合适、干净整洁的运动棉袄和牛仔裤，以及较新且较干净的运动鞋。
　　莲莲偷偷地说：“爷爷奶奶对哥哥更好，会给他买衣服，但是不会给我买。”很怕奶奶的莲莲不敢跟奶奶说，因为“她会骂我”。这样的个案并非孤例，也并非仅仅表现在穿着上。
　　每周一，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从家里带菜。大部分留守儿童都会带萝卜干和雪里蕻，因为其原材料“便宜又好弄”。当他们馋了的时候，也会“求着爷爷奶奶到镇上买好吃的咸菜”。

　　在大多数祖辈监护人看来，“能吃饱”就已经是他们为留守儿童提供的最好的照料，也“不会对不起孩子的爸爸妈妈”。 　　“吃什么”，除了家庭经济的原因，也可以发现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安排。就女童而言，不乏有性别的因素。每个星期，莲莲的奶奶都会给哥哥做几个煎鸡蛋，莲莲则没有份。寄居在外婆家的羽希也抱怨外婆“每次分吃东西的时候，表哥的都比我多”。
　　饮食中的性别不平等，在佳芸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12岁的佳芸和11岁的佳明是堂姐弟，他们跟着70多岁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一天晚上，他俩在学校食堂一起吃饭。佳芸捧着一碗白米饭，上面铺着一点萝卜干；佳明的碗里则盛着一份土豆丝，还有几片腊肠——这是佳明爸爸让爷爷去徐坊买的。在草山小学的学生心里，从镇上买东西带回来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后来，笔者发现佳芸每周带来的都是萝卜干，佳明有时候会带来炒瘦肉、腊肠等。佳明表示：爷爷奶奶对自己更好。奶奶经常带自己去买新的衣服和鞋子，不给佳芸买。奶奶还会买了零食偷偷地给他吃。
　　这种差别对待，佳芸并不生气。“这是应该的呀。女孩子长大了总要嫁人，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我妈妈说传宗接代还得靠男人，所以对我弟弟好一点。”佳明也非常清楚其中的原因：农村重男轻女吧。女的读书读得再好也是别人家的，大人们天天都这样说。
　　不同的食物象征着儿童在家庭中的不同地位，而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竟然只是因为性别不同。而这除了导致心理方面的压抑和不公，更带来身体健康和成长发育方面的直接不公。

体现在家庭劳动方面的性别差异

　　家庭劳动分日常的家务劳动和农活儿两类，而农活儿又分为日常时节与农忙时节。父母外出必然带来家庭劳动力的减少，但农活儿负担并不会相应减少。
　　除了极少数留守老人年龄太大、身体吃不消或者田地太少而选择不种地，田间劳动大多数由留守在家的成年人早出晚归承担着。几乎所有的男女留守儿童，均表示除了在农忙的时候帮一点忙，平时在家不用做农活儿。
　　监护人的这一安排，有的出于心疼孙辈的考虑，有的出于对孩子能力的不信任考虑，有的担心家务劳动分散孩子读书的精力。
　　当地的水稻收割有两季，那时不管是留守男童还是留守女童，都会或多或少地参与到农忙中来。
　　留守女童农忙时，农活儿负担的轻重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是否寻求外力帮助；二是外出家庭成员是否会返乡承担农活儿负担；三是留守女童本人的年龄和体格。总体而言，留守女童承担的农活儿较少且较轻。但也有参与过农忙劳动的留守女童表示“很累”，“在田里要从早忙到晚，没时间做作业”。
　　不论是留守女童还是非留守女童，都要承担平时的家务劳动，不同的是，非留守女童们“只需要扫扫地，洗洗碗”。父母的外出务工，自然地就增加了留守女童的家务劳动量。如果监护人不能尽到家庭照料的责任时，家务活儿便几乎全部落到留守女童身上。
　　在一些隔代家庭中，留守儿童的家务劳动负担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以佳芸姐弟为例。每当放假时，爷爷奶奶去田里干活儿，佳芸几乎包干了所有家务活儿：把家里的鸡赶出去，把牛牵到山上去吃草，放牛回来后扫地、打水。如果爺爷奶奶中午回来晚了，佳芸还得负责烧饭，“爷爷奶奶不会让弟弟们做家务”。
　　莲莲的哥哥比她大4岁，已经读初中了，但莲莲的家务劳动量远比哥哥多。每个星期天都是莲莲最忙的日子，因为星期天她和哥哥都要洗澡换衣服，奶奶让莲莲去洗兄妹二人换下来的衣服。每次，莲莲要把井水摇上来，洗上一两个小时的衣服，哥哥则在一旁舒舒服服地躺着看电视。
　　不论是家长还是监护人，大都认为留守女童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事。在他们眼里，这非但不是性别歧视，反而是“为她们的将来好”“女孩子不勤快传出去丑，会被人笑”“不会做事以后嫁都嫁不出去”。
　　留守女童大多意识到了自己在家庭劳动分工中的压抑地位，对此心态各异。少部分认为理所当然——在当地农村，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女性操持家务”。大部分则对此表示一种感恩回馈式的理解。另有一小部分留守女童虽然感觉到非常不公平，但无可奈何地必须接受。

在家庭亲情方面，留守女童的地位同样是“弱中之弱”

　　留守家庭的远距离联系方式，主要是电话，写信、发短信等交流方式比例很低。电话交流的频率为一周一两次，少数家长给孩子打电话的频率，低到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才打一次。
　　留守女童们很少主动给父母打电话，主要原因有“打电话太贵”“不知道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想打，但不知道说什么”等。父母打电话回来聊得最多的是学习，其余的很少说，而且主要集中在叮嘱 “要注意身体，生病了会影响学习”“听爷爷奶奶的话”；至于别的，如饮食、衣着和心理，则不多过问，问多了可能伤和气。

　　有些留守女童在与父母电话交流时，显得早熟懂事，“爷爷奶奶让我多说些开心的事情，少说不开心的事情”。尤其是她们认识到父母工作的辛劳时，更是选择报喜不报忧，将不愉快和委屈埋藏在心。另一些留守女童，没有向父母倾吐情感则出于顾虑，“爷爷奶奶冤枉了我，我就想告诉爸爸妈妈”，但害怕爷爷奶奶批评指责，“这样就对我更不好了。”
　　多数留守女童接到父母打来的电话时非常开心，表现得很乐意交流。但也有例外，一个周末笔者来到亚丽家时，刚好她的妈妈打来电话，整个过程持续五六分钟，亚丽自始至终并没有喊一声“妈妈”，偶尔挤出“嗯”“好”的字眼，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说。通话结束时，也是直接挂掉电话，没有说“再见”。
　　也有的留守女童表示，爸爸妈妈打电话回来，并非完全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一位留守女童的弟弟和爸爸妈妈在深圳工作、生活的时候，爸爸妈妈不怎么给她打电话，“一年最多一两次”，每次返乡也从来不给她带礼物或玩具之类的。直到弟弟回来上学后，“他们才每个星期都给我打电话，也是弟弟接电话接得多。即使是我先接的电话，没说上几句他们就要跟弟弟说话。”
　　女童们只能无奈地接受父母的离开。闻琴在一篇作文中写下想对父母说的话：“每当您们带着弟弟走时，我也好想去。记得那次我看着您们出发时，我追上来了，您却远远地把我甩开了，我只能伤心地走了。我边走边哭……”
　　总之，农村留守女童的社会地位堪称“弱中之弱”，在衣着、饮食、家务劳动、亲子沟通方面，幸福感都低于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留守男童。这种平淡无奇、习以为常的压抑的日常生活状态，其实是家庭对于农村留守女童的地位安排，持续不断地被灌输的“重男轻女”思想，甚至让留守女童内化于心并外化于行。
　　（文中的地名、校名、人名均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