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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因“遵义会议”而名震中外，成为中国的革命历史名城。对于每一个到了贵州的人来说，不来遵义，将会终生遗憾。遵义这个地方，和中国革命紧密相连，与毛泽东的名字紧密相连。毛泽东出生在湖南，崛起却在遵义，湖南的湘江孕育了他，遵义的湘江河则托起了他。
一
清晨，我步出宾馆，仔细打量着晨光中的遵义城：遵义处于贵阳和重庆之间，是大西南旅游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川渝黔金三角旅游区重点景区，它北依大娄山，南临乌江，已成为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遵义分为老城和新城两部分。老城全是低矮的木板平房，上了年岁的木板已经呈深褐色。当地人告诉我，老城基本上保持1935年红军进遵义时的面貌，只是当年的黄褐色三合土街道已被黑色的柏油马路所取代。那时的遵义只有25万人，聚居于老城。至于新城，则一派现代化城市的气魄。
二
现在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占地总面积4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457平方米，展览面积6083平方米。此外，遵义会议会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李德、博古（秦邦宪）、邓小平参加会议时的住处旧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红军干部大会会场，遵义会议陈列馆，遵义红军烈士陵园等10个参观纪念场所都是由遵义会议纪念馆保护管理。
纪念馆位于老城中心红花岗区子尹路（原名琵琶桥）96号，高高的门楼，檐下悬挂着一块黑色匾额，上书六个金色大字“遵义会议会址”，一望而知是毛泽东手迹。
步入大门，那座典雅的青砖二层楼房就出现在眼前。此楼原是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宅，这幢楼方柱、拱梁，四周环廊，红漆地板，建造考究，装饰精致，就连天花板上的吊灯，也是由一只雕塑小鸟的嘴巴叼着的。
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与一局即驻在这幢楼房里。
在一楼，除了有作战室、机要室外，还设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党代表的刘少奇，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的住处，军委第一局局长彭雪枫及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的办公室兼卧室，还有工作人员、警卫人员的住室。二楼则是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卧室，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军委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的办公室兼卧室以及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和副司令员叶剑英的办公室兼卧室。
周恩来的房间在主楼西头的第一间。室内按原状布置：一张暗褐色的老式木架子床，床上铺着白色粗布床单，有一床灰色薄棉被；窗下是一张红漆九屈桌，桌上放着铜墨盒、瓷质笔筒、美孚罩子马灯、军委会信纸、信封、毛笔、铅笔等物件；室内一角置放着一挑铁皮公文挑箱；壁上挂有手枪、望远镜与竹斗笠，还挂着一帧周恩来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照片。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为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所摄，记录下了其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涯。
二楼东走道有一间原房主的小客厅，面积为29平方米，呈长方形。厅里悬挂着一盏荷叶边饰的洋吊灯，屋子的东墙有一只挂钟（原物）和两个壁柜（原物）。西墙是一排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壳色的长方桌（原物），四周围着一圈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木椅，共20张，这便是著名的遵义会议（即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场。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为当时取暖用。
当年，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还有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都曾坐在那些椅子上，形成了中国革命稳固的、正确的集体领导层。正因为这样，遵义会议是“一个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的转折点”。
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站在那些木椅旁，我仿佛听到毛泽东、张闻天及王稼祥等人对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左”教条主义错误的尖锐批判。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从这里开始的。
三
我在纪念馆里“泡”了整整两天，查阅了许多珍贵史料，对遵义会议的情况有了更多更全面的了解。
1951年，在遵义地区专员公署和中共遵义地委领导下，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由于遵义会议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秘密举行的。因此，寻找会址颇费了一番周折。根据一些同志的回忆，当年红军曾在老城杨柳街的天主教堂（现在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内）开过会（后来才弄清楚，红军确实在这里召开过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和红军干部会），筹委会即初步判定天主教堂为遵义会议会址，并挂出了“遵义会议纪念堂”牌子。
1954年1月，中共遵义市委接到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来函：“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当时为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市委当即将原驻在公馆内的机关搬迁，把坐落在老城子尹路的原柏公馆及周围环境保护起来，并把公馆各部建筑和周围环境拍成照片，绘制详图，报请上级进一步鉴定落实。
1954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至此，遵义会议会址才确定下来。接着，国家文化部决定成立“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开始对会址原状进行全面勘察，同时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搜集红军长征在贵州活动的文物资料。
会址确定了，但各级领导都盼望能有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亲临现场认定，这样心里才更踏实。1958年11月3日，当年参加遵义会议的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来到这座阔别20多年的楼房。
一走进会址的大门，杨尚昆就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他们仔细地看了楼内每一间屋子，抚摸着室内的陈设，讲述着当时的有关情况。在二楼走廊上，邓小平回忆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一次就在这里摆了一张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他和杨尚昆一边走一边讲述当年开会和红军两进两出遵义城的情况。经两位当事人的现场回忆，证实了遵义会议会址确定无误。 会址是确定了，可是偌大的一幢柏公馆，主楼上下各六间，还有一个跨院，会议具体是在哪一间房间里举行的呢？据红军离开遵义后，首先进入公馆的一位柏家亲戚说，在厢房楼上一间屋内，桌凳摆设的情形有开过会的模样，墙壁上还有一张大胡子外国人的像（即马克思像）；1957年3 月6日，杨尚昆再次回忆证实，他说：“开会的那间房子是在楼上，有窗子靠天井，我肯定记得不错。”这样，主楼楼上东走道原房主的小客厅，即为遵义会议会议室，也被确定下来了。
1959年10月1 日，遵义会议会址正式对外开放。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遵义会议会址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2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决定对会址进行全面大维修，在外形保持原状的原则下，采取整体脱落、原状安装、重新修复的方法以修旧如旧。
会址维修工程即将竣工时，1964年11月，毛泽东应贵州省和遵义地区领导的请求，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6个大字（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遵义会议纪念馆将毛泽东手书的字放大，用优质木料精工制成大匾。1965年上半年，会址维修工程竣工后，这块大匾即高悬在会址大门上。
在布置会议室时，按照当时省委一位负责人的意见，改变了维修前陈列的状况，在屋子正中安放一张栗壳色长方桌，四周整齐地围着一圈（共18张）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室内墙上挂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的照片，后又加上邓小平的照片。还根据调查材料，在楼下复原陈列了作战室、参谋人员住室及警卫班室。在跨院复原陈列了周恩来、朱德住室及警卫员室，同时把会址东侧原房主晒酱台旁的小楼，恢复为电台室和电台工作人员住室。后根据当年红军总部三局局长王诤参观会址时关于：“电台室不可能设在总部机关内”的意见，将电台室拆除。不久，又根据调查材料，复原为总部厨房。
遵义会议会址经维修和重新布置后，前来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会址的陈列也不断修改。变化最突出的是会议室。1966年，邓小平的照片最先被取下，接着取下的是刘少奇的照片。1967 年开始，会议室里只挂着毛泽东一人的照片，并在照片两侧增展两块毛泽东语录牌。1971年，不知何故又把这两块语录牌摘下，只挂毛泽东的照片。在此期间，跨院的朱德住室也被拆除。
1968年至1972年2月，会址内的辅助陈列也作了三次大修改，修改的指导思想是在陈列中突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突出毛泽东个人的革命活动和历史作用。不仅如此，在会址主楼临街大门上，用霓虹灯管制作了大标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并在大门楼顶正中树起了高高的铁旗杆，两旁还有10根插彩旗的旗杆。会址内外墙上、柱子上也挂满毛泽东语录牌。
1970年10月4日，省核心领导小组还决定将遵义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后为凤凰山广场）一部分房子，作为“遵义会议陈列馆”。经维修后，陈列馆于1972年1月8日半开放，年底正式对外开放。开放后，会址内的辅助陈列被拆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倾错误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开始被打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对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列宣传和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979年下半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45周年，遵义会议纪念馆着手对会址的陈列进行修改。这次修改的指导思想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歪曲的史实，实事求是地宣传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作用；并坚持革命旧址必须严格遵循“保持原状”和“存真”的原则，拆除会址内外的毛泽东语录、大标语牌及旗杆等严重影响环境和历史气氛的附加物。
然而，复原工作却被人斥责为“砍旗”而遭到反对。这时，新华社两位记者到馆采访纪念遵义会议召开45周年的准备工作，当得知这个情况后，他们明确表示支持纪念馆业务人员的意见，并写出《发生在遵义纪念馆里的一场激烈争论》一文发表在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上，旗帜鲜明地赞扬馆里业务人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1980年1月8日，在上级党委和新华社记者的支持下，纪念馆第一次较准确地在会议室南墙上挂出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 陈云、刘少奇、朱德等8人的历史照片。会议桌及周围的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由于15年来的陈列宣传，已在人们印象中留下深刻印象，就未恢复到会议室陈列初期的原状，只是增加了两把靠背椅。在会议室走廊墙上，挂出了出席遵义会议20个成员的名单及其当时担任党内外职务的说明牌。同时，还第一次在新城毛泽东住处的楼内复原陈列了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做出杰出贡献的张闻天和王稼祥的住室。
1983年，根据多年的调查研究材料，在会址主楼里陆续复原陈列了刘伯承、杨尚昆、彭德怀、刘少奇、李卓然、彭雪枫及参谋人员住室，使原来空荡荡的大楼，基本上恢复了原貌，前来参观的观众也有物可看了。
1984年，修复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并在旧址内辟出“遵义会议辅助陈列室”，将原“遵义会议陈列馆”拆除。同时，把会议室毛泽东等8人的照片在辅助陈列室中展出。11月，邓小平题写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几个大字。次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旧址、遵义会议辅助陈列室对外开放。
1988年，会址南侧的跨院，复原了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机要科旧址，于8月1日对外开放。至此，遵义会议会址整个复原陈列工作便大体完成。
四
从纪念馆出来大约步行10来分钟，便可到达遵义新城秀灵路西一里幸福巷一幢与纪念馆相似的房子。这幢房子原为黔军旅长（同属川南边防军建制）易少全的私人官邸。它背倚遵义胜迹桃源山，屹立于鳞次栉比的楼房群中，遵义会议期间，这里便是毛泽东的住处。
此楼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其格局与遵义会议会址大体相仿。楼房上下四周有走廊环绕，窗子为上下对开的鸳鸯窗，全用三角形的彩色玻璃镶嵌。走廊顶壁有各种花饰。站在二楼的走廊上，可以眺望繁华的丁字口大街以及葱翠的红花岗山岭。
当年，在遵义会议期间，经毛泽东提议，他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住在易宅。他们3人在长征开始之后，意见日趋一致。来到遵义，同住一楼（1935年1月9日——1月19日），朝夕交换意见，终于在遵义会议上发动强大攻势，战胜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扭转了大局。如今，易宅仍保持毛泽东住在楼上左前间，张闻天住在楼下左前间，王稼祥住在楼上右前间的格局。
……
在遵义，我曾经走访了原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也访问过老红军李小侠，他们的生动回忆把我带到那段流逝的岁月中，使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段历史，更深刻地了解那次会议的意义。（责任编辑：吴玫）
一
清晨，我步出宾馆，仔细打量着晨光中的遵义城：遵义处于贵阳和重庆之间，是大西南旅游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川渝黔金三角旅游区重点景区，它北依大娄山，南临乌江，已成为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遵义分为老城和新城两部分。老城全是低矮的木板平房，上了年岁的木板已经呈深褐色。当地人告诉我，老城基本上保持1935年红军进遵义时的面貌，只是当年的黄褐色三合土街道已被黑色的柏油马路所取代。那时的遵义只有25万人，聚居于老城。至于新城，则一派现代化城市的气魄。
二
现在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占地总面积4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457平方米，展览面积6083平方米。此外，遵义会议会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李德、博古（秦邦宪）、邓小平参加会议时的住处旧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红军干部大会会场，遵义会议陈列馆，遵义红军烈士陵园等10个参观纪念场所都是由遵义会议纪念馆保护管理。
纪念馆位于老城中心红花岗区子尹路（原名琵琶桥）96号，高高的门楼，檐下悬挂着一块黑色匾额，上书六个金色大字“遵义会议会址”，一望而知是毛泽东手迹。
步入大门，那座典雅的青砖二层楼房就出现在眼前。此楼原是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宅，这幢楼方柱、拱梁，四周环廊，红漆地板，建造考究，装饰精致，就连天花板上的吊灯，也是由一只雕塑小鸟的嘴巴叼着的。
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与一局即驻在这幢楼房里。
在一楼，除了有作战室、机要室外，还设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党代表的刘少奇，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的住处，军委第一局局长彭雪枫及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的办公室兼卧室，还有工作人员、警卫人员的住室。二楼则是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卧室，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军委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的办公室兼卧室以及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和副司令员叶剑英的办公室兼卧室。
周恩来的房间在主楼西头的第一间。室内按原状布置：一张暗褐色的老式木架子床，床上铺着白色粗布床单，有一床灰色薄棉被；窗下是一张红漆九屈桌，桌上放着铜墨盒、瓷质笔筒、美孚罩子马灯、军委会信纸、信封、毛笔、铅笔等物件；室内一角置放着一挑铁皮公文挑箱；壁上挂有手枪、望远镜与竹斗笠，还挂着一帧周恩来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照片。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为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所摄，记录下了其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涯。
二楼东走道有一间原房主的小客厅，面积为29平方米，呈长方形。厅里悬挂着一盏荷叶边饰的洋吊灯，屋子的东墙有一只挂钟（原物）和两个壁柜（原物）。西墙是一排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壳色的长方桌（原物），四周围着一圈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木椅，共20张，这便是著名的遵义会议（即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场。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为当时取暖用。
当年，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还有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都曾坐在那些椅子上，形成了中国革命稳固的、正确的集体领导层。正因为这样，遵义会议是“一个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的转折点”。
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站在那些木椅旁，我仿佛听到毛泽东、张闻天及王稼祥等人对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左”教条主义错误的尖锐批判。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从这里开始的。
三
我在纪念馆里“泡”了整整两天，查阅了许多珍贵史料，对遵义会议的情况有了更多更全面的了解。
1951年，在遵义地区专员公署和中共遵义地委领导下，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由于遵义会议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秘密举行的。因此，寻找会址颇费了一番周折。根据一些同志的回忆，当年红军曾在老城杨柳街的天主教堂（现在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内）开过会（后来才弄清楚，红军确实在这里召开过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和红军干部会），筹委会即初步判定天主教堂为遵义会议会址，并挂出了“遵义会议纪念堂”牌子。
1954年1月，中共遵义市委接到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来函：“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当时为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市委当即将原驻在公馆内的机关搬迁，把坐落在老城子尹路的原柏公馆及周围环境保护起来，并把公馆各部建筑和周围环境拍成照片，绘制详图，报请上级进一步鉴定落实。
1954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至此，遵义会议会址才确定下来。接着，国家文化部决定成立“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开始对会址原状进行全面勘察，同时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搜集红军长征在贵州活动的文物资料。
会址确定了，但各级领导都盼望能有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亲临现场认定，这样心里才更踏实。1958年11月3日，当年参加遵义会议的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来到这座阔别20多年的楼房。
一走进会址的大门，杨尚昆就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他们仔细地看了楼内每一间屋子，抚摸着室内的陈设，讲述着当时的有关情况。在二楼走廊上，邓小平回忆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一次就在这里摆了一张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他和杨尚昆一边走一边讲述当年开会和红军两进两出遵义城的情况。经两位当事人的现场回忆，证实了遵义会议会址确定无误。 会址是确定了，可是偌大的一幢柏公馆，主楼上下各六间，还有一个跨院，会议具体是在哪一间房间里举行的呢？据红军离开遵义后，首先进入公馆的一位柏家亲戚说，在厢房楼上一间屋内，桌凳摆设的情形有开过会的模样，墙壁上还有一张大胡子外国人的像（即马克思像）；1957年3 月6日，杨尚昆再次回忆证实，他说：“开会的那间房子是在楼上，有窗子靠天井，我肯定记得不错。”这样，主楼楼上东走道原房主的小客厅，即为遵义会议会议室，也被确定下来了。
1959年10月1 日，遵义会议会址正式对外开放。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遵义会议会址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2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决定对会址进行全面大维修，在外形保持原状的原则下，采取整体脱落、原状安装、重新修复的方法以修旧如旧。
会址维修工程即将竣工时，1964年11月，毛泽东应贵州省和遵义地区领导的请求，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6个大字（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遵义会议纪念馆将毛泽东手书的字放大，用优质木料精工制成大匾。1965年上半年，会址维修工程竣工后，这块大匾即高悬在会址大门上。
在布置会议室时，按照当时省委一位负责人的意见，改变了维修前陈列的状况，在屋子正中安放一张栗壳色长方桌，四周整齐地围着一圈（共18张）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室内墙上挂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的照片，后又加上邓小平的照片。还根据调查材料，在楼下复原陈列了作战室、参谋人员住室及警卫班室。在跨院复原陈列了周恩来、朱德住室及警卫员室，同时把会址东侧原房主晒酱台旁的小楼，恢复为电台室和电台工作人员住室。后根据当年红军总部三局局长王诤参观会址时关于：“电台室不可能设在总部机关内”的意见，将电台室拆除。不久，又根据调查材料，复原为总部厨房。
遵义会议会址经维修和重新布置后，前来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会址的陈列也不断修改。变化最突出的是会议室。1966年，邓小平的照片最先被取下，接着取下的是刘少奇的照片。1967 年开始，会议室里只挂着毛泽东一人的照片，并在照片两侧增展两块毛泽东语录牌。1971年，不知何故又把这两块语录牌摘下，只挂毛泽东的照片。在此期间，跨院的朱德住室也被拆除。
1968年至1972年2月，会址内的辅助陈列也作了三次大修改，修改的指导思想是在陈列中突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突出毛泽东个人的革命活动和历史作用。不仅如此，在会址主楼临街大门上，用霓虹灯管制作了大标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并在大门楼顶正中树起了高高的铁旗杆，两旁还有10根插彩旗的旗杆。会址内外墙上、柱子上也挂满毛泽东语录牌。
1970年10月4日，省核心领导小组还决定将遵义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后为凤凰山广场）一部分房子，作为“遵义会议陈列馆”。经维修后，陈列馆于1972年1月8日半开放，年底正式对外开放。开放后，会址内的辅助陈列被拆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倾错误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开始被打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对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列宣传和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979年下半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45周年，遵义会议纪念馆着手对会址的陈列进行修改。这次修改的指导思想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歪曲的史实，实事求是地宣传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作用；并坚持革命旧址必须严格遵循“保持原状”和“存真”的原则，拆除会址内外的毛泽东语录、大标语牌及旗杆等严重影响环境和历史气氛的附加物。
然而，复原工作却被人斥责为“砍旗”而遭到反对。这时，新华社两位记者到馆采访纪念遵义会议召开45周年的准备工作，当得知这个情况后，他们明确表示支持纪念馆业务人员的意见，并写出《发生在遵义纪念馆里的一场激烈争论》一文发表在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上，旗帜鲜明地赞扬馆里业务人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1980年1月8日，在上级党委和新华社记者的支持下，纪念馆第一次较准确地在会议室南墙上挂出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 陈云、刘少奇、朱德等8人的历史照片。会议桌及周围的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由于15年来的陈列宣传，已在人们印象中留下深刻印象，就未恢复到会议室陈列初期的原状，只是增加了两把靠背椅。在会议室走廊墙上，挂出了出席遵义会议20个成员的名单及其当时担任党内外职务的说明牌。同时，还第一次在新城毛泽东住处的楼内复原陈列了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做出杰出贡献的张闻天和王稼祥的住室。
1983年，根据多年的调查研究材料，在会址主楼里陆续复原陈列了刘伯承、杨尚昆、彭德怀、刘少奇、李卓然、彭雪枫及参谋人员住室，使原来空荡荡的大楼，基本上恢复了原貌，前来参观的观众也有物可看了。
1984年，修复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并在旧址内辟出“遵义会议辅助陈列室”，将原“遵义会议陈列馆”拆除。同时，把会议室毛泽东等8人的照片在辅助陈列室中展出。11月，邓小平题写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几个大字。次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旧址、遵义会议辅助陈列室对外开放。
1988年，会址南侧的跨院，复原了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机要科旧址，于8月1日对外开放。至此，遵义会议会址整个复原陈列工作便大体完成。
四
从纪念馆出来大约步行10来分钟，便可到达遵义新城秀灵路西一里幸福巷一幢与纪念馆相似的房子。这幢房子原为黔军旅长（同属川南边防军建制）易少全的私人官邸。它背倚遵义胜迹桃源山，屹立于鳞次栉比的楼房群中，遵义会议期间，这里便是毛泽东的住处。
此楼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其格局与遵义会议会址大体相仿。楼房上下四周有走廊环绕，窗子为上下对开的鸳鸯窗，全用三角形的彩色玻璃镶嵌。走廊顶壁有各种花饰。站在二楼的走廊上，可以眺望繁华的丁字口大街以及葱翠的红花岗山岭。
当年，在遵义会议期间，经毛泽东提议，他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住在易宅。他们3人在长征开始之后，意见日趋一致。来到遵义，同住一楼（1935年1月9日——1月19日），朝夕交换意见，终于在遵义会议上发动强大攻势，战胜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扭转了大局。如今，易宅仍保持毛泽东住在楼上左前间，张闻天住在楼下左前间，王稼祥住在楼上右前间的格局。
……
在遵义，我曾经走访了原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也访问过老红军李小侠，他们的生动回忆把我带到那段流逝的岁月中，使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段历史，更深刻地了解那次会议的意义。（责任编辑：吴玫）